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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的阶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33部书-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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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不论贫者富者，不论统治者被统治者，大家不分彼此地同在一片“苦海”中，就应该不分彼此地互相怜悯，互相同情，不分彼此地互相“亲爱”。
康有为阐扬了孔子的“泛爱众”思想，又借用了佛家的“慈悲”主义思想，论证了人类生活去苦求乐的正义性和合理性，无情地揭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性和残忍性。《大同书》通篇散发着浓郁的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思想。
不仅这样，康有为还引用了资产阶级的博爱主义，认为实现大同世界的根本途径，在于靠人类的“不忍人之心”。他宣称，人类所以有各种各样的界限和痛苦，归根到底是由于人们不能相爱，人人都把自己的“仁爱”之心发扬光大，大同世界也就实现了。
康有为把这种人本主义的思想表述为人道，提炼升华为“仁”。《大同书》全篇充满“仁”的思想，成为它感动人心的哲理性思想灵魂。“仁道主义”就是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表达的人道主义。到了康有为的《大同书》，这种“仁道主义”既有天赋人权等西方资产阶级理论色彩，也具有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特有的人本主义思想。他把人和“仁”二者糅合为一体，指出“人之所以为人者，仁也”。
他从自然“天性”和“元”的本体结合的轨迹上，推导出“仁”的基本范畴，提出“仁”是爱的本质，人与人之间唯有爱才是高尚的，即孟轲的所谓“不忍人之心”。他吁请人们不能独与本国人亲，也要与全地球人亲，还要与将来无量世之人亲。
这种人道主义的哲学思辩，是从反对程朱理学的角度提出命题的。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把“人”摆在“天理”之上，有力地肯定了人的价值。他争辩说“水齐、木难、水晶之珍，人犹宝之”，人是“天地之精英”，是世上最可宝贵的东西，社会有什么理由抑人才、夺人权呢？他主张，一切要以人为转移，以人为中心，以是否对人类有益来评判是非功过。在封建社会视人民群众若牛马虫沙的时代，《大同书》却大声疾呼，肯定了人的崇高价值，提出世间一切活动都应从为人民谋福利出发，让世界充满爱。这种人道主义精神是很难能可贵的。
《大同书》中所表现的人道主义还具体表现在对妇女的重视上。妇女问题是人权平等运动中的具体问题之一。康有为全面地把它提了出来。《大同书》以大篇幅为妇女权利呼吁。作为封建家庭一大特点的男女不平等，成了《大同书》猛烈抨击的对象。作者对封建社会中的妇女被压榨的悲惨境地，作了详尽透彻的叙述和慷慨激昂的反对。他指出男女不平等完全违反了天赋人权的公理，对认为妇女在生理上、才智上均不及男子的荒谬说法予以斥责。
作者历数妇女被奴役压迫和她们的政治文化等权利的被剥夺，指出妇女“婚姻不自由”，“不得自主”、“为囚”、“为刑”（如缠足等）、“为奴”、“为私”、“为玩具”，并被迫“不得仕宦”、“不得科举”、“不得预公事”等等。作者大声疾呼：欲为“无量数女子呼弥天之冤”，欲为“女子拯沉溺之苦”，而大倡男女平等之说。康有为在那个以“三从四德”、“夫为妻纲”为社会规约和统治思想的社会里，在那个广大妇女被压榨在最低层的时代里，能够产生和提出这样的思想主张，显示出这位思想家头脑的清晰和勇敢。恩格斯曾以高度的热情称赞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关于解放妇女的思想主张，我们对于自己国家的优秀启蒙思想家的这种思想主张，也应予以足够的估价。
17 运筹帷幄安国兴邦——《建国方略》
1925年3 月12日9 时25分，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与世长辞。临终前，他殷殷告诫“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并给革命同志留下了遗嘱，希望他的革命主张能坚持下去，革命理想得到实现。他在《遗嘱》中这样写道：“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遗嘱把《建国方略》放在首要位置，足见他对这部著作的高度重视。
那么，这是一部怎样的著作呢？
痛心疾首发愤著书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
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为袁世凯窃取，孙中山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此时，他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失败，而是想以在野之身，从事实业建设，使祖国臻于富强。就在他辞职的同一天，在南京同盟会员为他举行的饯别会上发表演说时，他明确表示：他的“解职不是不办事”，而是致力于“比政治要紧的”“民生主义”事业，并提出了今后准备全力以赴的奋斗目标。他认为经过辛亥革命以后，民族、民权两主义已“因清廷退位而付之实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当前的要务是“社会革命”——实现民生主义。为此，孙中山在离开总统职后第三天，就兴致勃勃地开始周游各省，进行有关民生主义的宣传活动。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遍及城乡，进行调查访问和参观。他每到一处，都反复宣传他的民生主义和“社会革命”主张，以及建设国家的设想，阐述“平均地权”和兴办实业、发展铁路等政策问题，并提出一些在中国实现经济大发展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具体主张，希望中国能够富强起来，赶上和超过欧美国家。有人统计，他在1912至1913年作的58次演说中，专讲民生主义或涉及这个问题的就有33次之多。正如孙中山同年7 月中、下旬接见纽约《独立杂志》特约代表时所表示的那样，他当时正集中思想与精力，从社会、实业与商务几个方面重建我们的国家，希望看到人民大众的生活状况获得改善。
孙中山的这些活动，反映了他为祖国富强而斗争的强烈愿望，为此他殚精竭虑，全力以赴。但是，由于政权掌握在大买办、大地主的政治代表袁世凯手中，严酷的阶级斗争局势使孙中山“舍政事、而只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的想法，只能是善良的愿望而已。
袁世凯靠阴谋手段骗取了孙中山的信任，当上了大总统，但不久就原形毕露。
1913年2 月，袁世凯授意刺杀宋教仁，充分暴露了袁世凯假共和、真专制的反动面目。为挽救辛亥革命成果，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失败后又组织了中华革命党，“再举革命”。1915年12月，袁世凯公然宣布恢复君主制度，自称皇帝。
在孙中山的号召下，由中华革命党发动了护国运动，推翻了袁世凯。但此后中国又陷入了军阀混战局面。为反对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1917年夏，孙中山发起了护法运动。由于没有提出新的政治纲领，未能动员群众、依靠群众，护法运动失败了。
孙中山为革命奋斗几十年，其结果却如他所说的：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他一心追求的是救国真理，要使中国永远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但是，要实现这个理想，应该怎么办呢？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呢？孙中山感到苦闷，也感到孤独。他一筹莫展，深感自己没有一点实力之苦，因而只想专心著书，希望以此来“启发国民”、“唤醒社会”。1918年到1919年，孙中山在上海莫利爱路住所深居简出，发愤闭门著书。他以“痛心疾首”的心情，把“奔走国事三十余年”的经验，从理论上作了总结，写成了《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两本书。这两本书和他1917年在上海写成的《民权初步》，合起来就构成《建国方略》。
《民权初步》与社会建设《民权初步》，最早名称叫《会议通则》。这是一部关于民主政治的书。
首冠“序”，书后附“结论”及“章程并规则之模范”。孙中山撰写此书的目的在于“教吾国人行民权第一步之方法”。他认为中国人民的“一盘散沙”
状态并非“天生而然”，乃是专制制度造成的。至于袁世凯的复辟，根本原因就是“民权未张”。显然，这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抨击。孙中山指出：“今后民国前途之安危若何，则全视民权之发达如何耳。……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
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倘此第一步能行，行之能稳，则逐步前进，民权之发达，必有登峰造极之一日。“”苟人人熟习此书，则人心自结，民力自固。“书中详尽地论述了有关集会的”原则“、”条理“、”习惯“和”经验“，希望由此促进中国民权的发达以及民主政治的建设。可以说，孙中山的阐述虽未抓住民主政治的关键，但是对于长期饱受封建专制之苦而不知民主为何物的中国人来说，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在当时军阀官僚们把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因素剥夺殆尽的情势下，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孙文学说》与心理建设《孙文学说》这本书，集中反映了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在这部书中，孙中山热情地宣传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并以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为依据，较为详细地论述了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其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他的知行统一的理论。
孙中山认为：要想中国进步，不但对于政治主张革命，就是对于学问也主张革命，要把全国人民几千年走错了的路都来改正，所以主张学问和思想都要经过一番革命。孙中山之所以这样认为，是由于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必须从事革命理论的建设，改变革命队伍中缺乏革命理想以及“知识太低”的状况。
孙中山把这些状况归之为受传统的“知易行难”的思想影响。所以他提出必须在承认“行”的前提下重视革命理论的能动作用，即“知难行易”。
孙中山所说的“知难”中的“知”，是指“真知”。“真知”是来自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和政治经验的认识。而他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建设规划，正是他几十年革命经验的总结。可是一些革命党人，却把他的主张视为“理想太高”，甚至攻击之为空言而见拒。所以他要立论破除人们的“心理大敌”。
如果人们能够提高理性主义，树立“真知”，则从事革命建设，将“如反掌折枝”。从而也使人们不再认为他的使中国走向富强的宏伟计划是“理想空谈”，就有可能加速“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他强调只有掌握革命理论，实行起来才比较容易，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基于此，孙中山批判了古代传统的“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观点，又批判了“离行而谈知”的“良知”学说，以十事为例，论证了知难行易的道理：行在先而知在后，知是从行中得来的，所以行易知难。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但却割裂了知与行的辩证关系，最终难免过分强调“心之为用”。不过在当时革命屡遭挫折、处于低潮之时，孙中山号召革命党人积极参加革命实践，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
《实业计划》与物质建设《实业计划》绘出了中国现代化并将中国改变成工业化社会的宏伟蓝图，详细地阐述了开发中国实业的途径、原则和计划。孙中山深感中国要富强起来，必须改变当时落后的经济状况，因此就要花很大的力气开发中国的富源，发展中国的实业。他把这个问题视为“中国存亡之关键”。在他的这个周详而庞大的计划中，以经济地理学原理列举了四大原则、六大计划和十大目标。简列如下：（一）四大原则1。必选最有利之途，以吸外资。
2。必应国民之所最需要。
3。必期抵抗之至少。
4。必择地位之适宜。
（二）六大计划1。筑北方大港，建铁路起于此而迄中国之西北极端，向蒙古、新疆殖民，开浚运河以联络中国北部、中部通渠及北方大港，开发山西煤铁矿源，兴建钢铁厂。
2。筑东方大港，整治扬子江水系，改良扬子江水路及运河，建设内河商埠，创大士敏土厂。
3。改良广州为南方大港，改良珠江水系，建设西南铁路系统，建设沿海商埠及渔业港，创立造船厂。
4。扩建全国铁路系统，包括中央地区、东南地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高原地区，并创立机关车、客货车制造厂。
5。发展各种轻工业，包括粮食、衣服、居室、行动、印刷等部门的工业。
6。发展各种重工业，包括铁矿、煤矿、油矿、铜矿及特种矿之开采，设立冶矿机厂。
（三）十大目标1。发展交通。2。开发矿业。
3。移民实边。4。振兴工业。
5。增进农业。6。扩展灌溉。
7。推广林业。8。开发水力。
9。开辟商港。10。 兴建都市。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相当宏大。如何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呢？孙中山认为中国必须依靠外国资本和设备，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人才。他说：国家经营的建设事业，“应由……专门练达之外人任经营监督之责。”但是中国和外国的合作必须建立在双方互利的基础之上，外国资本流入中国，要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
他认为外国应为中国的进步做出贡献，因为中国富有天然资源、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如果西方大量投资于中国，中国将“成为世界中无尽藏之市场”，“以经济的眼光视之，何啻新辟一世界？”中国的工业将为国内和国外的消费而生产，“而参与此开发之役者，亦必获超越寻常之利益，可无疑也。”可以说，孙中山提出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要通过国际间的平等合作为途径的设想是有独创性的。但是，这与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外政策背道而驰。西方列强到中国来无非是取得租借地、势力范围和经济特权，进而控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这说明了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反映了他的阶级局限性。
孙中山不仅倡导国际间的平等合作，他还认为中国应实现阶级之间的合作。
他反对“阶级战争”，中国应尽力避免工人与资本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二者应当携手合作，共建国家，以至“大同之世”的到来。他认为中国可以实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共存。他强调说：“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发展工业、修建全面的铁路网、开凿运河、建设港口等经济活动，应由国家担负。但农业、商业和服务行业，是属于私营之列，对这些私营企业，国家不仅要保它们，而且应由开明宽宏的法律加以鼓励。
孙中山制订的这个宏伟计划，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界和实业界许多人的愿望。
对中国的经济来说，那是一个繁荣时期。民族资本有较大的发展，中国的资本家正进入他们的“黄金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似乎很快就会实现工业革命和社会进步。与此同时，一些实业界人士本身也有缓和劳资间冲突的倾向，对于公平的国际合作抱有很大希望，而且在新文化运动中还出现了一种私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思想。
这些都反映在《实业计划》中。然而，中国的“经济奇迹”为时并不久。一战结束后，危机又来临。旧的帝国主义政策又复活了，中国的政府机构几乎完全消亡。在那时，对孙中山和那些开明的思想家和实业界领袖来说，情况已变得很明朗，在中国的政治重建之前，中国的开发是不可能进行的。
总起来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试图从理论上总结几十年革命的经验教训，并进而写出自己所设想的建设祖国的宏伟蓝图、远景规划，提出了一整套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表现出了他不断追求真理的革命实践精神和对中国实现民主、富强、文明的强烈愿望。但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的一系列宏伟设想都破灭了，他的强国梦只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才变成了现实。不过，他的理论主张在今天仍有意义。
18 亮煌煌开创新纪元——《新民主主义论》
没有哪一种思想，能如毛泽东思想在近现代中国留下如此深重的影响，它从根本上影响了历史的整个进程。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性文献。
何为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1940年1 月9 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当时抗日战争正处在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军事上加紧反共和向我军进攻，在思想战线上则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企图取消中国共产党，取消中国革命。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运用马列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结合中国革命的特点和经验，全面而透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和纲领，区别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粉碎了反动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荒谬理论。
文章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进一步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所谓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了。那么，什么是新民主主义？它和旧民主主义区别在哪里？新民主主义的“新”表现在：一是革命阵线不同。中国的民主革命在十月革命以后，起了一个变化，它已不再是旧的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二是领导阶级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三是前途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国家为目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其前途是社会主义。总起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其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
进程和规律该书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指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是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批判了“一次革命论”、“资产阶级专政论”，驳斥了顽固派。
所谓“一次革命论”或“毕其功于一役”，意思是说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放在一起完成。这种论调是错误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的任务，首先是反帝反封建，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
如果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完成的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革命中去完成，这就混淆了革命的步骤，降低了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是很有害的。
当然，国民党顽固派鼓吹“一次革命论”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他们以
此证明什么都包括在三民主义里面了，共产主义没有存在的理由，也没有必要搞其他革命。所以毛泽东指出：“‘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又说：他们“用这种‘理论’，起劲地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其目的，是想根本消灭任何革命”。毛泽东在驳斥顽固派关于“把共产主义收起”的狂妄叫嚣时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整个思想体系，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是我们将来要实现的目标。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则是指导我们整个中国革命运动的。就是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一个革命阶段。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用说社会主义革命了。所以，毛泽东说，共产主义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顽固派叫嚣“收起”共产主义，其根本在于，他们反对革命，他们要的是资产阶级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
混淆两个革命阶段，“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是错误的，把两个革命阶段断然分开，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论调也是错误的。毛泽东指出，在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走不通。为什么？这是因为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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