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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的阶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33部书-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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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卦传》还把“神”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提了出来。认为所谓神，就是使万物神妙地变化生成。在这里，神已不是《易经》中所讲的有意志的人格神，而是世界万物微妙变化的别名。这种解释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事物变化认识的深化，“神”成为后来中国哲学史的一个重要范畴。
那么，事物变化的动力源泉在哪里？是在事物自身的内部，还是在外部？
《系辞传》认为，变化的发生，是由于阴阳、刚柔、动静两种相反的势力相推相摩的必然结果。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天地、日月、四时、昼夜、寒暑、男女、吉凶、祸福、大小、远近、内外、出入、进退、往来、上下、得失、存亡、生死等等相对立的现象，都是阴阳、刚柔、动静的矛盾运动的产物。
这两种对立的势力不在事物的外部，而普遍包含在事物的内部，其道理犹如只有人类中的男女两性交媾才能诞育子女，产生新的人类一样。阳、刚、动和阴、柔、静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只有对立着的两个方面在一起时才构成一对矛盾，若“二女同居”，即同样性质的两个方面在一起，则不是矛盾。
《易传》还进一步认为，矛盾的两个方面，有主次之分，其中一个方面居于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一般情况是刚健的乾、阳、动处于主要地位，而柔顺的坤、阴、静处于次要地位。但同时矛盾的两个方面既互相渗透，又互相转化，一切事物都要走向它的反面，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易经》的六十四卦，由上一卦到下一卦，常常是由正到反，或由反到正，《易传》系统地发挥了这个正反转化的思想。它说，通顺的泰卦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要转化到它的对立面变成不通顺的否卦，静止的艮卦和前进的渐卦也是这样。而且物极必反的转化发展过程是无止境的。六十四卦的最末两卦是既济卦和未济卦，前者表示已经完成，后者表示没有完成。其所以把没有完成的未济卦放在最后，《序卦传》解释说，个别事物的发展有其终极，但天道的变化循环不已，人事的变化无穷无尽，未济卦正是表明天地万物的发展是没有终极的。《易传》的上述学说，集中代表了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精华。
但必须指出，《易传》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是束缚在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中的。
它虽然提出了卦象是对客观事物的摹写、画像，但进一步又把卦象的作用说得神秘化了。认为，六十四卦不仅能说明世界的变化，而且一切器物和精神文化，也都是圣人根据六十四卦的卦象制造出来的。如伏羲结绳作网用来打猎捕鱼，是取法于离卦的卦象；神农氏作耒耜用来耕地种田，是取法于益卦的卦象；黄帝尧舜作舟楫，也是取法于涣卦的卦象，等等。这些结论颠倒了人们的认识过程，把本来是第二性的卦象看成是人认识事物、改造自然的来源和依据，显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观点。
《易传》又进而把卦象脱离客观世界而绝对化，把它看成独立的精神实体，称它为“易理”或“道”，而把有形体的万事万物称作“器”。认为“器”是由“道”派生出来，并受道支配主宰的，“道”还可以为天下之民谋福利，成就天下一切事业。这样，全智全能的精神性的道，实际上就变成了哲学化的“上帝”。《易传》把道和器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提出来，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哲学家。宋明以后，道与器的关系问题成了各派思想家长期争论的重要问题。
《易传》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同时又阉割了它本来具有的辩证法思想。
原本是反映客观变化之道的卦爻，在《易传》的解释下变成了神秘主义的先天格式，成了客观事物变化的根据。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被说成是由卦象类推、演绎出来的。这样，《易经》卦爻就被看成了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体系，易理已经包括尽了天下所有的道理，再不会有任何真理在它之外了。《易传》又进一步把普遍变化的规律归结为循环论，认为自然界是寒来暑往，暑往寒来，社会历史也是循环往复，一切都像一个封闭的圆环一样，从起点转到终点，再从终点转到起点，没有飞跃，没有质变，最后便归结为一切都不变。用这种变中不变的易理来说明社会现象，《易传》引申出了天尊地卑，是乾坤确定的规则，动静刚柔，是固定不变的常法，最终得出贵贱尊卑都是事先确定不移、任何人为力量难以改变的宿命论结论。
总之，《易传》的学说瑕瑜互见，良莠并存，在整个体系上可以说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但其中又含有许多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法思想，这就为以后各派哲学家以解释《易传》为形式、阐发驰骋自己的思想留下了极其广阔的天地，同时也是《易传》对中国思想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原因所在。
4 仁爱修身定乾坤——《论语》
公元前479 年，73岁的孔子在弟子们的悲痛声中离开了人间。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祖先原是宋国贵族，因政治变乱逃到鲁国。孔子幼年丧父，家境贫困，青年时做过管理牛羊和仓库的小吏。中年以后，聚徒讲学。50岁以后，做过几年鲁国大夫。
下野后，率领门徒周游列国，寻找政治出路，历时十余年，但处处碰壁，始终没有得到任用。晚年回到鲁国，以整理古代典籍、教授门徒了却余生。孔子一生教育的弟子据说有三千人，其中精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者有72人。弟子们平时在学舍听孔子讲论，周游列国时，师生同行，随时问难，有的学成后担任了邑宰家臣之类的官职，仍不断向孔子问学请教。《论语》一书就是由孔子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纂辑而成的，大约成书在战国初年。
《论语》共20篇，篇名取篇首的两三个字为题，并无具体意义，如第一篇第一句话是“学而时习之”，所以该篇就叫《学而》。一段话为一章，全书共492章，13000 余字。据《汉书。艺文志》说，“论”是论纂、编排的意思，“语”是谈话记录，“论语”就是语录汇编。里面主要记载了孔子及其部分门徒如曾子、子夏等人的言论，还记载了一些孔子的行为。《乡党》篇就有不少关于孔子日常生活和参加政治活动的情节、做法，如穿什么衣服，有什么饮食习惯，平时家居的神情举止，怎样乘车外出，甚至怎样睡觉等等。
全书内容涉及政治、经济、伦理、教育、哲学、历史、文学、艺术、道德修养等各方面，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是研究孔子思想的最直接的材料，又由于《论语》是“四书”之首，因而在我国文化史上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无美不备的仁《论语》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仁”这个词在孔子以前已广泛使用，但作为哲学范畴的提出，是从孔子开始的。仁在孔子思想中是最高、最根本的理想和准则。所以《论语》说孔子很少谈功利、天命，最推崇、最赞许的是仁。
“仁”字在《论语》中出现百次以上，但是，对于仁的确切含义，《论语》中并没有纯定义式的界说，常常是根据提问人的不同情况而随问作答，每次讲解并不完全一致。如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合于礼，这就是仁。一旦克制自己而使言行都合于礼，天下的人就会称许你是仁人。具体做法是不合于礼的东西不看，不合于礼的话不听，不合于礼的话不说，不合于礼的事不做。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子贡问：“如果有人能广泛地把好处给人民而且能够周济大众，这个人怎么样？
可能算是仁人吗？“孔子说：”何止是仁人！一定是圣人了！尧舜大概还做不到哩！仁人要做到：自己想树立的也帮助别人树立，自己想达到的也帮助别人达到。凡事能够推己及人，可以说是实行仁的方法了。“这表明，孔子所讲的仁，有对己、对人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对己就是”克己复礼“，即克制自己，使视听言动都合乎礼，一旦做到了这点，天下人都会称许你是个仁者。”克己“不仅是消极意义的自我克制，还包含积极意义的自觉实行。
君子不会有吃一顿饭的时间离开仁，即使在匆忙紧迫、颠沛流离的情况下，也一定要实行仁。只有立志实行仁，才会无过恶。对人的方面也有积极和消极两层含义，即“忠”和“恕”。“忠”就是积极地为别人着想，要爱人，对人有同情心，有关心他人的真实感情，自己想通达也使别人通达，无论何时何地都设身处地考虑别人的利益，时刻反省，“为人谋而不忠乎？”替人家办事有没有不尽心竭力？“恕”就是消极意义的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说，他的思想学说有一个“一贯之道”，他的学生曾参解释说，这个一贯之道就是忠恕，忠恕是仁的合体，所以一贯之道就是仁。只有有仁德的人，才能以正确的态度爱人，才能以正确的态度恨人。
仁有时还指一种理想的行为规范和高尚的品德。樊迟几次问孔子怎样才算仁，孔子有时说：“有仁德的人对艰难的工作抢先去做，对获功论赏的事则退居人后。”
即吃苦在前，荣誉在后。有时说：“在家态度恭敬，办事严肃认真，对人忠心诚实，即使到了夷狄地区，这三种品德也不可背弃。”另一个学生子张问怎样做才是仁，孔子说：“能在天下实行五种美德，就是仁了。”即庄重、宽厚、诚信、勤敏、慈惠。“庄重就不会招致侮辱，宽厚就能得到众人拥护，诚信就能得到别人的信用，勤敏就能取得成功，慈惠就能很好地使唤人。”所以孔子又说：“刚强、果断、质朴、言语谨慎，有这四种品德的人便接近于仁。”花言巧语，伪装和善，这种人则很少有仁。
“仁”作为哲学范畴，常指人的主观的自觉精神。《论语》上说：“仁离我们很远吗？只要我想达到仁，仁就可以达到。”“实行仁德在于自己，难道在于别人吗？”这就是说一个人要达到仁，实现仁的理想，只有靠自觉的意识才能做到，即使暂时达不到，但坚持下去，终有一天能达到。靠外力的强制是做不到仁的，仁完全是一种主观化的内在要求。这一思想，对后世的主观唯心主义有很大影响。
《论语》讲仁，还常表述为一种积极的斗争精神。“志士仁人，不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只有牺牲自己而成全仁。”“士不可不心胸宽广意志刚强，因为他们任重而道远。他们把实现仁作为自己的任务，难道还不重大吗？他们奋斗到死才停止，难道还不遥远吗？”这种为实现仁而努力奋斗、积极进取、不惜牺牲、舍我其谁的精神，这种理性的历史责任感，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曾感染、教育、熏陶了无数仁人志士，所起的作用主要是进步、积极的。
但《论语》又一再指出，“仁”的境界是很难达到的，除了少数几个古代圣人外，当代没有人能够真正做到仁，如果有圣明的君主出来，也一定要经过30年之后才能实现仁。在三千弟子中，孔子认为只有颜渊能在三个月里时时想着仁，这已是很难能可贵了，其余的只是暂时偶然达到而已，没有能保持长久的。所以孔子对仁的实现也缺乏信心，说：“我没有见过爱好仁德的人，也没有见过憎恶不仁的人，有谁能在一天用他的力量去实现仁吗？我没有见过力量不够的，大概这种人是有的，只是我没有见过。”
《论语》在我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仁”这一范畴作为调整社会矛盾的原则，标志着人类在社会关系中逐步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但是孔子不免夸大了“仁”的作用，不适当地抬高了仁的地位，把仁看作指导生括、处理事务的普遍原则，认为是可以终身行之的普遍真理，这显然太绝对了。
德治主义的政治哲学
仁属于主观道德情操，它必须体现在行为中才能发生作用和影响，而行为的表现一定要有一个形式程序，《论语》指出这个形式程序就是礼。礼的意义极为广泛，包括礼节仪式，也包括政治制度。《论语》认为礼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仁，人若不仁，能讲礼吗？人若不仁，能讲乐吗？伦理范畴的“仁”和政治范畴的“礼”密切结合在一起，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把仁的准则贯彻于政治制度（礼、乐）之中，就是实行仁德之政。孔子说：“国君用仁德之政治理国家，就会像北极星一样处于一定的方位而群星环绕着它，受到人民的爱戴。”
爱护百姓、以民为本是德政的主要内容。《颜渊》篇记载了孔子与学生子贡的一段对话。子贡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人民信任政府。”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一定要去掉一项，在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
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问：“如果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呢？”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都会死，失去人民的信任，国家就站不住脚了。”因为老百姓对于仁德的需要，比对于水火的需要更迫切。
要让百姓忠心，统治者必须慈爱百姓，把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孝悌之道推广到政治活动中，博施于民。对政事要慎重处理，发号施令要讲信用，节约费用，役使百姓要不违农时，叫百姓做对他们有利的事。因而孔子对郑国贤相子产十分欣赏，说他具有君子的四种美德：行为庄重，恭敬君主，抚育百姓有恩惠，役使人民合乎道理。社会财富不患贫而患不均，如果百姓手中有足够的钱粮，国君怎会没有？如果百姓不够用，国君怎会够用？孔子反对统治者不顾百姓死活，过分聚敛，过分贪婪。所以当孔子得知自己的学生冉求给鲁国大夫季孙氏当家臣、帮助季孙氏搜刮钱财时，非常愤怒地对弟子们说：“冉求不再是我的学生了，你们可以大张旗鼓地攻击他啊！”
《论语》特别强调道德教化而贬低行政命令和刑罚的作用，指出：用行政命令来治理百姓，用刑法来制约百姓，老百姓只是勉强克制自己避免犯罪而不知道犯罪是耻辱的事情；用德来治理百姓，用礼来约束百姓，老百姓就知道做坏事可耻而且能自己纠正错误。
与爱民相联系，统治者要得到百姓拥护还必须加强自身修养和自我约束。《论语》说，政就是正的意思，统治者带头走正路，谁还敢不正呢？如果统治者不贪求太多的财货，即使他奖励偷盗，也没有人去偷盗。统治者的行为正派，就是不发命令老百姓也会执行。统治者的行为不正派，就是三令五申百姓也不听从。
如果不能端正自己，又怎么能端正别人呢？
《论语》倡导的德治主义，被孟子仁政学说继承发展，在后来许多进步思想家、政治家的新解释下，对于缓和阶级矛盾，减轻人民负担，产生过深远的积极作用。
品德修养的教科书儒家特别重视人的品德修养，把它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先决和根本。关于怎样培养品德和培养什么样的品德，《论语》中谈了很多，称得上是一部完整、系统的道德修养教科书。
《论语》认为对于做人与做学问二者来说，做人是第一位的。孔子说：“少年弟子回到家里要孝顺父母，外出要敬爱兄长，做事谨慎小心，说话讲究信用。要广泛爱护大众而亲近有仁德的人。这样做了之后还有多余的精力，就用来学习文化知识。“在孔子教育学生的文、行、忠、信（即文化知识、社会实践、忠心耿耿、坚守信约）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中，孔子认为道德品质教育是首要的，文化知识学习是从属的，只有先接受了道德品质教育，然后学习的文化知识才有用处。什么样的道德标准才是最崇高的呢？孔子认为是”中庸“。中就是折中，无过无不及。庸就是常，守常不变。即一切言行都要不偏不倚，守常不变。但孔子认为人们缺乏这种道德已经很久了。
人首先要有志气，志气是一个人的统帅和灵魂。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三军统帅可以被人抓去，一个人的志气不能被人强迫改变。应该立什么志呢？
孔子认为应该“志于道”，即立追求真理之志，早晨听到了真理，当天晚上死掉都可以。《论语》中就有好几处记述了孔子与学生们畅谈志向的场景。一次，颜渊子路侍立在孔子身旁，孔子说：“你们何不各人谈谈自己的志向？”子路说：“我愿意拿出自己的车马、衣服、皮袄与朋友共同使用，用坏了也不抱怨。”颜渊说：“我愿意不夸耀自己的长处，不表白自己的功劳。”子路对孔子说：“希望听到您的志向。”孔子说：“我愿意使老年人得到安逸，使朋友们得到信任，使少年人得到关怀。”
《论语》说，做人要讲信用，一个人不讲信用，不知他如何立身处世。
曾子就说：“我每天再三反省自己：替人家办事没有尽心竭力吗？与朋友交往不讲信用吗？……”做人更重要的是乐于助人，自己想通达也要使别人通达，只依照个人利益去做，必然招来很多怨恨。同时，还要诚实直率，有什么就说什么，花言巧语，过分卑恭，内心隐藏着对人的怨恨，表面上却装出友好的样子，这是可耻的行径。鲁国有个叫微生高的人，素以直爽著称，但据说有一次某人来他家讨点醋，他家没有醋，微生高却不明说，而向邻居讨了醋来转送给那人，于是孔子说微生高实际上并不直爽。做官也要做个正直的人。孔子说，卫国大夫史鱼是多么正直啊！国家政治清明他像箭一样直，国家政治黑暗他也像箭一样直。
一个人能够生存在世界上是由于正直，不正直的人有时也能生存在世界上，那是由于他侥幸地避免了祸害。但是，正直的人也不妨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采取灵活的处世方法。譬如，如果国家政治清明，可以说话正直，行为正直；如果国家政治黑暗，可以行为正直，说话随和谨慎，或者干脆装痴卖傻，隐居起来，仍不失为好样的君子。这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后人就此总结出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
对待名利，《论语》认为，做人应担心自己没有才能，不应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别人不了解你，你也不抱怨，不正是有修养的君子吗？一个有道德的人，要安贫而乐道，不应计较生活条件如何，饮食不必求饱足，居住不必求安逸，贫穷仍然乐观，富裕而好礼乐。金钱和地位，这是人人所向往的，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它，君子是不享受它的；贫穷和低贱，这是人人所厌恶的，不用正当的方法摆脱它，君子就不去摆脱。孔子说：“吃粗粮，饮白水，弯着胳膊作枕头，乐趣也就在这里面了。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对于我就像浮云一样。读书人有志于追求真理；而以穿破衣服、吃粗劣食物为耻辱，这种人是不值得与他谈论真理的。”所以孔子非常欣赏颜回，说：“多么有修养啊！一筐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别人受不了这种困苦，颜回却不变他的快乐。多么有修养啊，颜回！”并认为越是环境恶劣，越能培养高尚的情操。但孔子并不反对求利，认为只要求利方法正当，完全可以为利奋斗，他甚至对弟子们说：“学习，禄位就在其中了。”这简直是以物质利益引诱弟子好好学道。儒家学说中的利与义的关系，是从孟子开始完全对立起来的。
《论语》认为要培养良好品德，必须虚心向有道之士学习。看见贤人就希望向贤人看齐，看见不贤的人就应该在内心反省自己有没有和不贤者一样的毛病；看到好的行为，就像怕赶不上一样地努力追求；看见不好的行为，就像把手伸到开水里一样赶快避开。要慎于交友，同正直的人交朋友，同诚实的人交朋友，同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这是有益的；同逢迎谄媚的人交朋友，同当面恭维背后毁谤的人交朋友，同惯于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这是有害的。有益有害的快乐观也各有三种，以得到礼乐的调节为快乐，以宣扬别人的长处为快乐，以多交贤良的朋友为快乐，这是有益的；以尊贵骄傲为快乐，以游荡忘返为快乐，以大吃大喝为快乐，这是有害的。修身还要警惕三件事：年少时血气没有稳定，要警惕贪恋女色；到了壮年，血气正当旺盛，要警惕争强好斗；到了老年，血气已经衰退，要警惕贪得无厌。
博大精深的教育学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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