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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的阶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33部书-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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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什么？《老子》说有一个混然一体的东西，它先于天地而存在，是天下万物的根本，不知道它的名字，把它叫做“道”，勉强再给它起个名叫作“大”。“道”是无限广大的，它运行到辽远的地方，似乎消逝了，但它又从遥远处回到原来的地方，所以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也大。宇宙间有四大，而人居其一。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道以它自己的样子为法则。“道”是那样的深远暗昧，看不见它，听不到它，摸不着它。它上面并不显得光明，它下面也不显得阴暗，渺茫得难以形容，是没有形状的形状，不见形体的形象。迎着它看不到它的前头，跟着它看不见它的背后，所以又叫“惚恍”。
“道”从一个方面看就是“无”，“无”是指“无名”、“无形”，而不是一无所有的“零”。凡是有固定形象的东西都是有限的、具体的，有名的东西只能生出具体的有名的东西，如马只能生马，豆只能生豆，它们不能产生万物。天下万物生于看得见的具体事物（有），而具体事物（有）则是由看不见的“无”产生的，“无”比“有”更根本。譬如有了车毂中间的空间，方有车的作用；有了器皿中间的空虚之处，才有器皿的作用；有了门窗四壁间的空隙，才有房屋的作用。这些空虚部分看似空无一物，但它是使车子、器皿、房子发挥具体作用的关键，没有它就不成其为车子、器皿、房子。
“道”虽然无声无形，完全是人的感官不能感触到的虚无飘渺的东西，但它是无处不在的。它像泛滥的河水一样周流在左右。它最根本、最原始，是宇宙万物的宗主，没有别的产生它的东西了。它自己就是老祖宗，其他东西包括天、地、人，甚至上帝都是从“道”产生出来的。“道”产生万物的过程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道”产生统一的事物，统一的事物分裂为对立的两个方面，对立的两个方面产生新生的第三者，新生的第三者产生千差万别的东西）。“道”又是无时不在的，是超时空的绝对。
它不停地循环进行，却又独立而永远不会改变。一切具体的事物包括天地都不是永久的，都会消灭，只有“道”永恒存在，静止不变。
这个神秘的“道”是构成宇宙世界的最原始的材料，它比上帝更有权威，因而突破了上帝创造万物的传统宗教观念，它又避免了以往唯物主义者用具体的某一种元素（如水、火、木、金、土）解释普遍存在的局限，因而标志着我国春秋时期人们认识世界的抽象思维能力的进一步提高。但由于《老子》过分强调“道”
不同于日常生活中任何具体事物的特点，把“道”和具体事物割裂、对立起来，“道”的涵义又虚无飘渺，玄乎含混，对它既可给予唯物主义的解释，也有以唯心主义解释的可能，这就形成了后来《老子》哲学朝相反的两个方面发展的契机。
从战国时开始对“道”的理解，就有唯物、唯心两大支派，前者包括韩非、《淮南子》、荀子以及东汉王充等，后者以庄子、三国时期王弼等为代表。《老子》提出的“道”遂成了我国古代唯物、唯心两大哲学阵营或分野的焦点。
柔弱之道人们对《老子》最津津乐道的是它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在《老子》那里，“道”是浑然一体的，不包含任何差别和矛盾，但“道”所派生的万物却无一例外地包含着差别和矛盾。《老子》第一次从世界观的高度揭示出矛盾的对立统一。如美丑、难易、长短、高下、前后、有无、损益、刚柔、强弱、祸福、荣辱、智愚、巧拙、大小、生死、胜败、攻守、进退、静躁、轻重等等，都是相互依存的，一方不存在，对方也就不存在。而且事物都朝着它相反的方向转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常的随时可变为反常，善良的随时可变为妖孽。向相反的方向变化，这就是“道”的运动规律。老聃从这一原则出发，决定了他认识世界、对待生活的态度是：主张柔弱，反对刚强。
书中多次指出，植物的幼苗虽然柔弱，但它能从柔弱中壮大；相反，等到壮大了，反而离死亡也不远了。人活着的时候身体是柔弱的，死后身体却变得僵硬；草木活着的时候枝干柔软，死后却变得枯槁；军队强大了就会破灭；树木强大了就会摧折；强暴的人往往不得好死。因此坚强的人总是处于劣势，而柔弱的人总是处于优势；对待敌人就应创造条件，将它推上极端，促使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如将要削弱它，必先暂时增强它；将要废毁它，必须暂时让它兴起；将要夺取它，必先暂时给予它。这是克敌制胜的一个微妙策略。《老子》说，水是最柔弱的，但它可以冲决一切比它坚硬的东西，这就是柔弱必定能战胜刚强的道理。
所以在生活中，人们都应学习水的柔弱品质，并且为保全自己要甘心安于现状，防止其向相反的方面转化。如收藏的多，丢失的也必多；为了避免损失，最好不要多藏。强大了会带来死亡，为了避免死亡，最好不要强大。刚强会带来挫折，最好一直安于柔弱。抢先会落到后面，最好始终居后。争荣誉会招致屈辱，最好不要荣誉。委曲反能求全，屈枉反能伸直，卑下反能充盈，破旧反能新奇。圣人没有私心，反而成全了他的私心，这是因为他从不与人争，所以天下无人能争得过他。灾祸没有过于贪得无厌的，所以知道满足，就不会遭到困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遇到危险。退守才算勇敢，收缩才能伸展，不出头抢先，才能走在最前面。这就是说，不但不要过分地暴露了自己的才能、力量和优势，要善于隐藏自己的优势或强大，而且不要去竞赛或争夺那种强大，要“守雌”、“贵柔”、“知足”，这样就能保持住自己，就能持久而有韧性，就能战胜对方而不会被转化掉。
在老聃以前，中国哲学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哲学家能像他那样广泛而深刻地接触到矛盾双方运动变化的规律。《老子》中的一些辩证法警句长期流传在社会上，如“柔弱胜刚强”，“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祸福相倚”、“大智若愚”等，几千年来已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老子》的辩证法用于军事，成为以弱胜强、避实击虚的指导原则。中国的导引术、太极拳也都直接间接地发挥着《老子》的贵柔精神，并收到实效。《老子》推崇柔弱、反对进取、主张退守与知足、安于现状、号召不争等观念，在总结世事经验、开启人生智慧上也起过作用，后世各个层次的统治者、政治家，甚至普通人都从这里学到了不少处世的学问。从“韬晦”、“装蒜”到“以退为进”、
“以守为攻”；从“不为天下先”，“先让一步然后还手”，到“哀兵必胜”、“宁受胯下之辱”、“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形成了一整套的政治策略和生活艺术。
“无为”之道“无为”是“道”的一个基本特征。《老子》说，所谓“无为”就是没有意志，没有目的，没有作为，甚至不要意识到自己的存在。“道”构成了万物的基础。因此，“道”是无所不为的，但“道”又不是有意志有目的地派生世界万物，所以它又是无所作为的。无所不为以无所作为为条件，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道”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在一切方面顺乎自然，让万物自己生长发展，而从不发号施令，因此，“道”才有了化生万物的巨大力量。
“无为”的道理运用于社会政治，就是统治者放弃任何管理，什么也不做。
要做到“无为”有两个原则，一是无私，统治者没有自己固定的意志，以百姓的意志作为他的意志。二是“无执”，即完全听任自然的安排。最好的统治者，人们仅仅晓得有他这么一个人存在着，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他是那样悠闲，从来不发号施令，事情却样样都办妥了，百姓最满意，都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
因此，治大国须像煎小鱼那样，不要经常拨动它。凡是符合“无为”的行为，就符合了“道”的原则，也就无往而不胜。相反，若有所变革，奋发作为，那肯定会把天下搞坏，甚至丧失天下。因为统治者的有为大多是自私的，他们居住在豪华的宫殿里，穿着绚丽的衣服，佩戴宝剑，大嚼精美食物，占有多余财富，是十足的强盗头子；但农田却荒芜了，百姓铤而走险了。人民之所以陷于饥荒，是由于统治者吞食的租税太多；人民之所以难以统治，是由于统治者喜欢有为；人民之所以敢于用生命去冒险，是由于统治者只顾保养自己的生命，不管百姓死活。
天下禁令越多，人民越陷于贫穷。民间的武器越多，国家越陷于混乱；人们的技术越巧，奇怪的物品越多；法令越严明，盗贼反而更盛行。因此，治国者无所事事，政治看起来好像昏暗不振，但人民因为安定自由，民风反而日趋淳厚；治国者大有作为，看起来似乎政绩斐然，但人民反而浇薄诈伪。人民并不怕死，为什么用死去吓唬他们？为了避免工作失败，最好不工作；为了避免损失，最好什么也不占有。最好的统治者应当是在人民之上统治而人民不感到有负担；在人民之前领导，而人民不认为有妨碍。只要做到我无为，人民自然顺化；我好静，人民自然端正；我无事，人民自然富足；我无欲，人民自然淳朴。真正贯彻了“无为”的原则，天下自然太平。
《老子》的“无为”之道具有消极和积极的两重性。一方面，它完全抹煞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人在自然界和社会面前丝毫无能为力，结果导向了消极的宿命论。以后的庄子在这一方面进一步有所发展，使人们墨守陈规，固步自封，走向颓废消沉，衍化成消极避世的观点。另一方面，它号召遵循自然，揭露统治者的自私自利、为政苛暴，是导致百姓困苦、天下混乱的根源，主张减轻对人民的压迫剥削，则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西汉初年实行黄老之道，轻徭薄赋，清静无为，使社会经济得以休养生息，恢复发展，就为文景之治、武帝富强奠定了基础。
婴儿状态的天真“道”既是万物的本源，又是事物运动的规律，认识它、获得它是非常重要的。怎样才能获得对“道”的认识呢？《老子》认为，认识一般事物可以通过学习日积月累、增加知识，但如果认识最高原理的道，则必须从耳闻目见的感觉经验中解脱出来，不通过感觉器官，直接用心去观。得道不必通过感官，塞住知识的穴窍，关闭知识的门户，把耳目口鼻都塞住，就可以终身不病。
反之，如果打开这些知识的穴窍，用感官去观“道”，那就终身不可救药了。得“道”不必通过实践，不出门就能知天下大事，不望窗外就能认识天道，真正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在《老子》那里，求“道”与求学问走的是截然相反的两条路，求学问，知识会一天比一天增加，求“道”却使知识一天比一天减少，直至少到一无所有，才能达到最高境界，才算获得了“道”。这种境界只有浑浑噩噩、不会说不会笑的初生婴儿才具备，人们要想真正得道，就必须抛弃智慧和学问，摒除杂念的干扰，不从事任何活动，使心灵一尘不染，回到无知无欲的浑沌状态，像婴儿那样天真无邪而又愚昧无知。《老子》的这种“无知”之道明显地陷入了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反理性的蒙昧主义的泥坑。
从这种认识论出发，《老子》认为天下要得“道”，就必须对百姓实行愚民政策。善于为“道”的人，不是用“道”来教人民聪明，而是教他们愚昧。人民所以难统治，是由于他们知识太多，用智慧治国是国家的灾害，根绝智慧抛弃知识，才是国家之福。必须不推重有才干的人，免得人民竞争；不重视稀有之货，免得人民偷盗；不让人民看见容易唤起欲望的东西，免得他们的心思骚动。即简化人民的头脑，填饱人民的肚子，削弱人民的志气，强壮人民的筋骨，永远使他们没有知识，没有欲望，使自作聪明的人永远不敢妄作主张，天下从此太平。《老子》这些思想与孔子倡导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完全一致，历代剥削阶级的统治者对这一主张基本是照着办的。
绝望无奈的理想《老子》认为，天之“道”就像开弓射箭一样，高了就压低一点，低了就抬高一点，过满了就减少一些，不够满就补足一些，它减少有余的用来补给不足，它最公平。但现实生活中的人之“道”正相反，偏要减少不足的，用来供给有余的人，这是多么不合理。《老子》似乎在满怀恐惧和慨叹地总结着历史上的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长治久安”的氏族社会的远古传统正在迅速崩毁，许多邦国在剧烈争夺，有的在争夺中变得强大，然后又很快地失败而覆亡了。金玉满堂，莫之能守，怎么办？《老子》认为，“人道”应向“天道”学习，最理想的社会是“小国寡民”。在这个社会里，国家小，人民少，一切任其自然，人像动物式的生存和生活，浑浑噩噩，无知无欲，没有任何追求和向往。
人民吃得很香甜，穿得很漂亮，住得很安适，大家都生活得很习惯，用不着冒生命危险迁到别的地方去；国与国挨得很近，鸡鸣犬吠之声都可互相听见，可是人们直到老死也不相往来。这个社会里，虽有各种各样的器物，但不使用它。从不迁徙，所以虽有舟车，无人乘坐；从不打仗，所以虽有刀枪，无处施展。生活也简单朴素，没有使用文字的必要，用古代结绳记事的办法就足够了。这么一个早已不存在的闭塞、落后、愚昧的社会，《老子》却认为是无限美妙的天堂乐土。它把这样一种社会当理想，当然谈不上先进；但我们不应将这种描绘看死了，说成是纯粹的复古反动，而应当看到美化上古，是为了菲薄今世，是老聃出于对现实社会的不合理的愤懑、绝望而又找不到出路的一种无可奈何的狂想。
春秋末期是新旧制度交替、社会急剧变动的时代，奴隶主贵族日趋没落，新兴地主阶级像旭日东升，逐步取得统治地位，正在革旧鼎新，开创新的政治格局。
老聃所讲的一些道理与当时历史前进的方向、现实政治的需要相悖离，因而人们不理睬他。他自己颇有怀才不遇、曲高和寡的苦闷，抱怨说：我的话很容易了解，很容易实行，但天下竟没有人能了解，更没有人能实行。
我穿破衣烂衫，怀里揣着美玉，孤独地呆在暗淡的角落。这时的老聃也许做梦也想不到他本人及其著作会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经历离奇的遭际。他本是慨叹于林泉的隐君子，后来却被拉出来充当了唐朝皇帝的玄元圣祖；他本是以哲学思想反对宗教的第一人，后来却成了道教的开山始祖太上老君。《老子》这部书也在全世界和我国历史上的各个阶级中，在哲学、政治、军事、伦理、文学等各个领域里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老子》的思想经过地主阶级的改造和阐释，看起来虽不像孔孟学说那么正统，老聃的声名也不及孔孟显赫，但它所受到的重视却远远超出了先秦其他各学派之上，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成为唯一可以与孔孟之道相抗衡的最大思想流派。有人把它视作兵书，更有人将它直接衍化为政治统治的权术谋略。魏晋时期的玄学、文学也都受过《老子》的影响，如陶渊明及其田园诗，不但颇有道家情调，且身体力行实践着道家的教训，所以朱熹说：“渊明文辞甚高，其旨出于庄老。”
至于盛唐田园山水诗所表现的闲适的心绪、恬淡的胸怀、隐逸的情操、高雅的意境，也可以说是《老子》的流风遗韵。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曾打着原始道教的旗帜，借用《老子》书中的某些词句来反对封建剥削。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交迫，国运衰颓，危在旦夕之际，魏源等人又把《老子》奉为救世书。历代关于《老子》的注解之多仅次于孔子的《论语》，在国外也有多种语言的译本流传着，成为全人类珍视的优秀文化遗产。
《老子》仿佛一眼深邃的古井，放下桶去，谁都可以从中汲出一掬适合自己需要的甘泉。
7 浑沌齐物逍遥游——《庄子》
那是列国争雄、百家争鸣的战国后期。当诸子或者交通王侯，或者聚众授徒，为兜售自己的学说东奔西走、摇旗呐喊、忙忙碌碌、出尽风头的时候，在宋国的蒙（今河南商丘）地，却有一个人，一面靠编草鞋维持生计，一面安静闲适地讲学、著书。他的门徒不多，屈指可数的朋友中，只有惠施算是个名人，经常找到他进行辩论。他身穿满是补丁的粗布衣服，脚穿草鞋。有时家中揭不开锅，只好跑去向管河道的小官借点米，饿得脖颈细瘦，面色灰黄。日子过得不能再苦了，但他却悠然自得，坚决不去做官。他后来在自己的书中编了一个故事，表达了对功名利禄的高度轻蔑：他在濮水边钓鱼，楚威王派了两个大夫对他说“希望把国内的政务委托给先生”。他收拾起鱼竿头也不回，边走边说：“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了，国王把它盛在竹盒里用布巾包着，藏在庙堂上。请问，这只神龟愿意死了留下一把骨头让人尊敬呢，还是愿意活着拖着尾巴在泥里爬？”两位大夫说：“宁愿拖着尾巴在泥里爬。”他说：“那么二位请回吧！”这个拖着尾巴在泥里爬了一生的人就是庄周，记载这则故事的书就是《庄子》。
我们今天看到的《庄子》共有33篇，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其中有的是庄周本人写的，有的是经弟子整理的他的讲话记录，有的是庄周后学的作品。
它和先秦其他诸子书一样，是庄周学派的著作总集。全书内容从语言形式上说可以分为“寓言”、“卮言”、“重言”三部分。凡是出自虚构、别有寄托的语言，无论禽言兽语、离奇故事，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人物海阔天空的对话，都是属于“寓言”之列，它是文章的基本形式。“卮言”就是支离、诡诞、不顾真理、强违世俗、耸人听闻的语言，它是《庄子》思想学说的具体内容。凡是援引摘录前贤古人的谈话言论，都属于“重言”之类，它是借以申明思想学说的往古佐证。这三种形式在书中相辅而行，浑然一体，纵横恣肆、仪态万千地谱出了一曲哲学、政治、历史、社会、伦理、人生观的交响乐。
自然无为的宇宙《庄子》也和《老子》一样把“道”作为它思想体系的基本概念。它说，“道”真实而有信验，没有作为也没有形迹，可以心传而不可以口授，可以心得而不可以目见，它自为本、自为根，没有天地之前，从古以来它就存在。
它产生了鬼神和上帝，产生了天和地；它在太极之上却不算高，在六极之下却不算深，先天地存在却不算久，长于上古却不算老。“道”的作用是无穷的。
狶韦氏得到它，用来整顿天地；伏羲氏得到它，用来调合元气；北斗星得到它，永远不会改变方位；日月得到它，永远运行不息；堪坏（一种山神）得到它，可以掌管昆仑；冯夷（河神）得到它，可以游于大川；肩吾（山神）得到它，可以主持泰山；黄帝得到它，可以登上云天；颛顼得到它，可以居住玄宫；禺强（北海神，人面鸟形）得到它，可以立于北极；西王母得到它，可以安居少广山上；彭祖得到它，可以上及有虞之时，下及王伯之际；傅说得到它，可以做武丁的宰相，执掌天下，死后成为天上的星宿，驾着东维星和箕尾星，与众星并列。总之，“道”是宇宙的本体，万物的根源，是超时间空间的绝对，无所不能，主宰一切。“道”还是无处不在的，它可在蝼蚁之身，可在稊稗（一种含米的小草）之中，可在瓦甓之间，甚至可在屎尿里面。
即“道”是不离物的。“道”使物有盈虚而自身没有盈虚，道使物有衰亡而自身没有衰亡，道使物有始终而自身没有始终，道使物有聚散而自身没有聚散。
《庄子》又编造了一段孔子与老聃的对话，进一步说明“道”的性质。
孔子对老聃说：“今天较清闲，请问什么是最高的道？”老聃说：“道是深奥难说的呀！我为你说个大概吧。那显明的东西是从冥暗中生出来的，有形的东西是从无形中生出来的，精神是从大道中生出来的，形质是从精气中生出来的，而万物都是依各种的类型互相产生的。道的来临没有痕迹，离去没有界限，没有门径，没有归宿，四面宏达皇皇大通。顺着这个道，四肢强健，思想通达，耳目聪敏，他的用心不劳苦，他的应物不拘执。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运行，万物不得不昌盛。这就是道呀！”不难看出，《庄子》阐释的这个神秘的“道”就是一种绝对的精神力量。它瞧不见摸不着，既不能用感性感知它，也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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