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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最后15年-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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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信读书法三要事：“一、作隶宜勤学古，始能免俗。疏处可容走马，密处不使通风；二、作书作画，俱宜疏密相间；三、初学书者，须使粗笔有骨而不臃肿，细笔有肉而不轻，然后笔笔有字而小成矣。笔画托长宜严戒，犹之长枪大戟，非大力者不能使用也。”陈独秀出狱后到武汉认识的教授郑学稼曾来信问他做官之事，他回信说：“谋生救国皆不一定要做官，人各有所长所短，若用所短，于谋生救国均不适宜。”郑学稼当时是复旦大学教授，被何之瑜称为专门用托派理论进行反共的“国民党蓝衣社理论家”，与陈独秀书信来往密切。
１９３９ 年１０月中旬，陈独秀刚过了６０大寿，但流落异乡，加之国难日深，众亲朋好友也未能前来祝寿。一天，陈松年来看父亲，由于收人太少，他实在没有余力帮助自己的父亲，只能经常去探望他老人家，给他一点精神上的安慰。从江津九中到鹤山坪，先要过江北上，再步行１０公里。虽是深秋，陈松年走了一身汗，陈松年送来一封川康绥靖公署杨鹏升寄自成都西顺城街的信，里面有某先生托杨鹏升寄来的钱。多日不知道好友的消息，忽得鸿雁传书，陈独秀大喜过望。陈松年吃过午饭就回去了，陈独秀写了短函，叫陈松年带到江津寄发。因为有了钱，潘兰珍也喜滋滋的，但他们都不知道某先生是谁。
入冬后，陈独秀耳鸣症状稍减，但血压仍然很高。这时，杨鹏升来信邀请他去成都住一个时期。潘兰珍听说住在成都顺城街的杨鹏升家距离商场很近，非常羡慕地说：“好久没有逛商场了。”
陈独秀说：“听说成都海拔高，去了怕对血压不利。再说，万一遇上飞机，炸死倒痛快，炸残废了就麻烦了。”
１２月３０日，陈独秀给杨鹏升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不日将去重庆看病，并将其本月内的近作 《告少年》诗寄出。因为当时国际上发生了一连串事件， １９３９年８月和１１月，苏联先后与德国与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１１月底，苏芬战争爆发，苏联发动军事进攻，击败了芬兰军队，加上去年莫斯科审判托洛茨基布哈林集团，被告布哈林、李可夫等２１人中，有１８人被处死。所以陈独秀在 《告少年》一诗中，大骂斯大林如古代传说中的大厉疫鬼“伯强”、“旁行越郡国，势若吞舟鲸。高踞万民上，万民齐屏营。有口不得言，伏地传其声”。“云雨翻覆手，信义鸿毛轻，食人及其类，勋旧一朝烹。‘自诩’哲人间世出，吐词律以诚。忤从非所忌，坎坷终其生。”然后，他嘱望后生少年“毋轻涓涓水，积水江河盈，亦有星星火，燎原势意成。作歌告少年，努力与天争。”
１９４０年１月４日，陈独秀夫妇由鹤山坪到江津县城，章士钊来信说，为陈独秀看病的医生去歌乐山，要陈独秀推迟几天再去重庆。陈独秀在江津县城住了一个多月，国画家阎松圃来看陈独秀，读到治病要花不少 医药费的事，陈独秀说：“尚有编译局约购一稿（指 《小学识字教本》一书——引者注）可以支用，我不想累及别人。”阎松圃说：“你是政治上软禁，经济上很穷，生活上靠朋友。”陈独秀笑笑说：“幸亏有朋友帮忙，有的人连面也没有见过，就寄钱来了。”
同年２月６日，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何之瑜陪陈独秀、潘兰珍到了重庆。章士钊帮忙联系，住进了仁和医院。当时章士钊已从重庆国府政乐庐搬到中山三路聚兴村５号住。章士钊特来医院请陈独秀夫妇去他家过春节。陈独秀摇摇头说：“乱哄哄的时候，饭都吃不好，还过什么春节。”不过他答应出院后，到章士钊家住一阵子，两人谈到在成都的杨鹏升时，章士钊说：“杨先生给我刻的印章样本，我已收到了，你替我谢谢他。”陈独秀很有感慨地说：“杨先生真是热心人，三番五次支持我，我现在欠债太多。”
在仁和医院，陈独秀住在２号病房，这时何之瑜领着医生进来，叫他们说话轻些。医生替陈独秀量了血压，并对心脏和肠胃全部认真检查了一遍。然后对陈独秀说：“你的病，不在药好药孬，根治在静养。”出门后，何之瑜对医生说：“陈先生是个名人，望医生一定要尽力。”医生点点头说：“听陈先生自己说，他是坐牢时把身体坐坏的，陈先生这个病与精神不稳有关，回去一定要安静休养，不要再过问政治。”何之瑜点点头，又问医生：“陈先生的病是否很严重？”医生低声说：“你是他学生，可以告诉你，陈先生可能活不了三年，他的心脏不能再扩大半指。”何之瑜大吃一惊，嘱咐医生千万不要告诉陈先生和陈太太。这个春节，陈独秀就这样在医院里度过了。
农历正月里的一天，包惠僧来看陈独秀。陈独秀躺在病床上劝他说：“不要再认死理，找找人，搞个一官半职。现在物价这么高，守在那里总不是事。”包惠僧应了一声，然后说：“先生来重庆一趟不容易，出院后，我来接你去我家住几天。”当时包惠僧家住在重庆陈家桥。陈独秀“年老多病，行动不便，还是不去了，本来打算到行严家住几天，也不想去了。”潘兰珍接着说：“重庆太吵，先生烦得很，天天吵着要回去。”
同年２月２０日上午，陈独秀从医院启程直接回江津，他受不了重庆的嘈杂，决定不到朋友家去住了。下午３点，船到江津，延年医院离江岸不远，邓燮康家就住在江边，依山傍水，风景宜人。邓家的后面有一个小庭院，到鹤山坪的小路也从他家门前而过，来往重庆的小轮船也在他家附近停靠。陈独秀很喜欢这地方，有一次，陈独秀半开玩笑地对邓燮康说，死后能葬于此，就是死得其所。这次从重庆回江津，陈独秀就在邓家住了下来。邓燮康说：“住了两个星期医院，看上去精神好多了。”陈独秀也很满意地说：“今天坐了８个小时船，我当心病情要加重，看来还好。”隔日，章士钊从重庆寄来一封信，内有杨鹏升寄来的300元汇票，因杨鹏升没有想到陈独秀会提前离开重庆。陈独秀连声说：“这怎么好，又要人家破费。”邓燮康劝道：“能赠你钱物的人，也不是一般之人，想他生活比你要好。”陈独秀说：３００元不是一笔小数，想必要他一个月薪金。这事真叫我为难，收下惭愧却之不能。”２ 月２６日，陈独秀特意给杨鹏升写了一封信，告“顷接行严兄由渝转来１６日手书并汇票三百元一张，不胜惶恐之至，此次弟留渝只二星期，所费有限，自备差足，先生此时想亦不甚宽裕，赐我之数，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是恶乎可……”①
①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５２０页
初春，身体稍好的陈独秀在江津城郊散步，吟诗《郊行》： 蹑屣郊行信步迟，冻桐天气雨如丝，淡香何以江南路，拂面春风杨柳枝。”
１９４０年月５上旬，天气渐渐转暖，陈独秀想长期住在邓家也不是办法，于是叫了一顶轿子，与潘兰珍一起颤悠悠地回到了鹤山坪。走前，陈独秀将自己的自传手稿送给台静农，因台静农在帮助陈独秀油印《小学识字教本》上，出了不少力。住在江津上游４０里地油溪镇的大姐原打算与陈独秀夫妇一起到鹤山坪小住，临行又犹豫了，想不到这次就是陈独秀和大姐的永别。６月，大姐因脑溢血突然去世，陈独秀悲痛之余，给沈尹默写了一首和诗，托台静农转寄，其诗云：
哀乐渐平诗兴减，西来病骨日支离。
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
６
陈独秀入川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又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在国内，武汉、广州相继失陷，国民党军队大溃退。南京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凭借巴蜀天险，进行抗战，同时国共两党摩擦不断，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国际上，苏联为粉碎德、意、日法西斯制造的东西方“慕尼黑阴谋”，在１９３９年８月和１１月先后与德国、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由于芬兰反动派的挑衅，又爆发了苏芬战争。 １９４０年９月，德意日三国结成军事同盟。１９４１年６月，希特勒德国发动侵苏战争，苏德战争爆发，１２月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全面艰苦的时期。
身处江津的陈独秀，虽然消息闭塞，但仍密切注视着国内外政局的发展和中国托派的动向，继续不断地撰写文章和书信，发表自己的政见，从而提出了许多至今仍难以评判的一系列特殊见解，在当时也引起颇多争议。这就是后来被他的学生何之瑜收集在 《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中的“最后见解”，这些见解主要集中在民主与专政、战争与革命，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与世界前途问题上，具体内容是：
（一）认为民主主义是“超时代”、“超阶级”的。“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 。①未来世界，民主主义最终将战胜各种专制独裁制度，实现 “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二）认为斯大林肃反扩大的错误，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决定的。“斯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 （无产阶级——引者注）独裁制之逻辑的发展”，“在十月（十月革命 ——引者注）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②所以他称莫斯科、柏林、罗马为“三大反动堡垒”，“布尔什维克与法西斯是孪生儿”；“目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联系起来，才有意义。”③
（三）认为反对斯大林政权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是对立的。“政治上民主主义与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成而相反的东西”，“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绝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④“至如现在的苏俄，不但它的生产力不能胜任领导国，它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 ⑤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苏联早已不是社会主义。“若要硬说它是社会主义，便未免糟蹋了社会主义”。⑥
① 《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３６，３７页。
②均见 《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
③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④ 《陈独秀的事论文和书信》，第 ３５页。
⑤《陈独秀先生晚年致郑学稼教育函墨迹》，台湾 《传记学》，第 ３０ 卷第 ５期。
⑥黄永盛、王亚非，《陈独秀在江津的最后岁月》， 《革命史资料》第６ 期。
（四）大战中不能引发革命，殖民地不能获得解放独立，最好的前途是做英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此次大战结果之前，甚至战后短时期中，大众的民主革命无实现之可能。”①“若希望在此次大战中，转帝国主义战争为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战争，那便是全然不靠近事实的幻想了。”②“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美国胜利了，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③
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原先是反对斯大林不反对托洛茨基，更不反对列宁和马克思，不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托洛茨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被否定了，于是他就逻辑地放弃了这个信仰，抛弃一切主义。陈独秀在思想上、理论上发生如此重大变化，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
实际上，早在１９３４年１２月，由于苏联基洛夫被刺事件引起的对于“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盟”的莫斯科审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 哈林、李可夫等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对此，陈独秀在与濮德治等人争论时认为：“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的吗？此无他，贱视民主之过也。”④
① 《保卫马克思主义》卷 １。
② 《第四国际》（美）， １９４２年７，８月合刊，第 ２４１页。
③国民党军委新检局档案，新指字第 ８４５２号公函。
④李心清，《斥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理论》，《解放日报》 １９４２年５月８日。
但是，在１９４０年以前，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及所有托派一样，只仅对“斯大林的官僚主义集团”，并不反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相反，当蒋介石、日本、希特勒等反苏时，他们还一直站在保卫苏联这个“工人国家”的立场上，就是说，他们还是把斯大林的个人问题和苏联的政治制
度分开的 ——反对斯大林、拥护苏联。所以，陈独秀直到１９３８年３月发表的《抗战中应有的纲领》还有“联合苏联及全世界的工农民众 （日本的工农民众也在内）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内容。但是长达３年之久的莫斯科审判，终于在 １９３８年３月结束，主要被告全部被枪决（托洛茨基本人也于１９４０年８月在墨西哥被暗杀）。而所有托派一开始就不认为这并不是因为被告真犯有什么苏联宣布的什么“暗杀叛国罪”，而是斯大林消灭异己的结果。再加上 １９３９年的苏德协定和苏军进攻芬兰这两件事的刺激，陈独秀的思想受到极大震动，于是他重新审视了过去自己信仰的革命理论和观念，得出了一系列新的“意见”。如他在１９４０年９月给西流 （濮德治——引者注）的信中所说：“我根据苏俄２０年的经验，深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即上述四个方面的“最后见解”。
① 《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３５页。
② 《陈独秀先生晚年致郑学稼教授函墨迹》，台湾 《传记文学》，第３０卷第 ５期
特别要指出的是，陈独秀这些“最后见解”，起先，他在把托洛茨基理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托派分子面前还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反对斯大林，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并不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但是，在要他“跳出马克思主义圈子”的反共政客孙洪伊、胡秋原、郑学稼面前，他就一点也不用遮掩了。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３日，他在给郑学稼的一封信中说：“列 （宁）托 （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 （老托也在内），在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我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弟评论他们乃用科学的态度，并非依任何教派的观点，更不屑以布尔什维克正统自居也。……弟久拟写一册 《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 由此可见，他不仅明确表示反对托洛茨基理论，而且把马克思主义也彻底抛弃了，“十月革命”也被否定了。于是他就高兴地接受了胡适赠送给他的“终生反对派”的桂冠。当时他曾对邓仲纯说：
“冯玉祥倒过袁世凯，杀过吴佩孚的回马枪，囚禁过曹锟，驱逐过傅作义，反过蒋介石，人称倒戈将军。我和这位将军有些类似，一生就会做反对派，从反满清一直到反蒋介石。” 陈独秀以“反对派”为荣，但他却不会总结哪些反对了，哪些反错了。
陈独秀逐渐形成的“最后见解”，首先遭到了上海托派临委的强烈反对。１９４０年６月和次年１月，托派临委对陈独秀问题先后做出了两个决议：《 临委对Ｄ．Ｓ来信的决议》和 《关于Ｄ．Ｓ对民主和独裁等问题的意见的决议》。在第一个决议中，在批判了陈独秀致西流 （濮德治）三封信中的思想观点之后，还表示“我们最后希望独秀同志对此加以慎重考虑，我们准备继续与独秀同志讨论。但在考虑和讨论时，我们希望独秀同志不要将自己的意见公开向外发表，以免引起我们中间的严重纠纷” ② 。而在第二个决议中，则猛烈抨击陈独秀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歌颂资产阶级民主、否认在这次大战中有发生任何革命运动可能的观点。并宣布“独秀对于战争与革命的意见，对于民主与专政及苏联等问题的意见，现在已经发展到了顶点，发展到了完全离开第四国际的立场，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离开了无产阶级立场而站到最庸俗的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的立场上去了，现在的问题是：不是独秀完全放弃他的荒谬的意见，就是他离开第四国际，离开革命，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③
①黄永盛、王亚非，《陈独秀在江津的最后岁月》，《革命史资料》第６期。
② 《保卫马克思主义》卷１。
③《第四国际》（美），１９４２年 ７，８月合刊，第２４１页。
对于托派临委的批判，陈独秀是自然不会接受的，而且他不怕孤立，绝不沉默。他或者直接给临委去信，或者请人代转，讥讽他们把列宁在第一次大战中的原则搬到今天，在战争中引发革命是“做梦”，是“抄袭陈文的八股家”，是“对实际的历史事实发展闭起眼睛，一味玩弄抽象公式”，“只能有助于日本”，“只能有助于希特勒”云云。就这样，双方又进行了一场大混战。不过，在这场论战中，陈独秀始终处于一个人的少数。正如李福仁后来在 《第四国际》杂志上所提供的“证言”，“一方面在四 乡村中的陈独秀，另一方面在上海的中央委员会，用书面进行争论，结果陈独秀居于单独一人的少数”。“陈独秀的政治思想在中国组织内找不到一个拥护者”。陈独秀早年曾写过一首 《感遇诗》，赞颂“夸父追日”和“精卫填海”的精神，他的一生也有这种显著的“孤军奋战”的精神，为了他认定的“真理”，即使剩下他一个人，也要奋斗到底。这种精神，确曾使他取得过辉煌的业绩，而显赫一时；但另一方面，当他认定的“真理”其实并非真理时，这种精神就使他在错误的泥沼中越陷越深，而难以自拔了。
中国托派一开始就以中共反对派的身份出现，一开始就内部矛盾重重，派系纷争，经常闹无原则的纠纷，且互不买账，都以托洛茨基在中国的正统自居，而喜欢上纲上线地批判他人。这一次，也不例外。只不过，原来陈独秀还有一些坚定的支持者，而现在只能是单枪匹马地同其他托派分子去斗争了。陈独秀以往是很不屑与别人打笔墨官司的，但自从与托派分子绞合在一起后，他就自己也深陷持续不断的争论中去了。
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当时主要表现在他与几个托派头目及郑学稼等人的通信中，没有多少人知晓。只有 《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登载在１９４２年３月２１日的重庆 《大公报》上，他首先分析了战争的形势，提出“此次大战不外三种结果：一是英、美和德、日不分胜负而议和；二是胜利属于英、美；三是胜利属于德、日”。最后，他说：“美国胜利了，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胜利属于德、意、日，我们必然沦为殖民地，连南京的傀儡政府不久都会滚蛋！”由于该文散布了悲观论调，并攻击苏联的内外政策。因此，该文一发表，立即引起各方强烈反响。国民党政府认为其有碍“对苏外交”，在得知成都 《新新新闻》也想刊登此文时，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主任潘某署名拟文，指责陈文“内容乖谬，违反抗建国策”，指令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处检扣”。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答应照办，并“通令各省市图书杂志审查处一体注意检扣”。② 《大公报》本来还要刊登陈文的续篇 《再论世界大势》也被禁止了。
①国民党军委新检局档案，新指字第８４５２号公函。
②李心清，《斥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理论》，《解放日报》，１９４２ 年５月８日
陈独秀文章被禁的消息流传开来后，江津县国民党县党部立即对陈独秀组织围攻。同年３月１９日，江津县特地举行了一个市民大会，由县长罗宗文主持，从外省请来了一个辛亥革命的元老、双目失明的凌铁庵老人。凌是安徽定远人，辛亥革命后，任第５师师长。１９１３年任讨袁护国军淮南司令。凌铁庵老人在女儿的搀扶下，走到前台，指责陈文散布悲观情绪，破坏抗战，大骂陈独秀是“反革命”。对此，陈独秀十分气恼。
对于陈独秀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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