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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最后15年-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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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光远，《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０８…３０９页。
当时，远在国外避难的托洛茨基，对于中国托派组织的问题十分关注，遥控和指挥了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他对陈独秀倾向、加入中国托派，在态度上经历了起初带有疑惑的审慎欢迎，到后来的异乎寻常的热烈欢迎。最初，托洛茨基主要从刘仁静和“我们的话”派那里，了解到陈独秀的一些情况，听信了他们的一面之词，因而对陈独秀并不怎么感兴趣。但是，自从“无产者”社给他寄去陈的《告全党同志书》后，托洛茨基的态度发生了１８０度的大转变，甚至要求中国的托派都要向陈独秀学习。
１９３０年８月２２日，托洛茨基分别致函刘仁静和“我们的话”派，称赞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是一篇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赞扬“陈独秀有很多的政治经验，这些经验是大多数中国反对派同志们所未有的”，要求“反对派中许多年轻人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并严厉批评了“我们的话”派拒绝陈独秀派加入中国托派的做法。最后，他要求各派能摒弃成见，加速实现统一。９月１日，托洛茨基又分别写信给陈独秀和刘仁静，明确表示“陈独秀同志对于所有根本问题之立场完全与我们一般的立场相同”。这实际上是把陈独秀提高到中国托派领袖的地位上来了，为互不服气的中国托派组织，扫清了领导人的障碍问题。
与此同时，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国际托派“临时国际”书记局，发表 《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并寄到中国，催促中国托派小组织尽快实现统一。
托洛茨基的一再来信，迫使中国四个托派小组织转变老死不相往来的态度，分别派出代表，组成“协议委员会”，进行协商，并委托王文元起草中国托派纲领。但是，各派本来就是被迫坐在一起来谈统一问题，因而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彼此之间心怀鬼胎，各施诡计，争吵不断，最终无功而返。
看到四派迟迟未能实现统一，托洛茨基于是在１９３１年１月８日，又写来一封长信，力图调解各派之间的尖锐矛盾。他认为，现在进行统一的各派之间已完全没有原则的分歧，统一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大声呼“亲爱的朋友，你们的组织和报纸，今天就确定地合并起来吧！”
托洛茨基的来信，又使得四个托派组织不得不再次坐到谈判桌上，协商统一问题。一向对那些青年托派分子没有好感的彭述之，自恃有托洛茨基对“无产者”社的铁杆支持，态度又变得强硬起来了。在统一问题上，他极力主张以“无产者”社为中心，遭到其他三派的激烈反对。于是他就指使参加协议委员会的另两个代表马玉夫、吴季严，想方设法阻止统一，致使协议委员会的工作受到阻碍，而他们向陈独秀汇报时，又口口声声说其他三派缺乏诚意。陈独秀一度听信了彭述之等人的话，对托派统一的前途，也感到心灰意冷了。
恰在此时，尹宽通过其他托派，了解到是彭述之操纵马玉夫、吴季严在阻挠各派统一协商的真相后，立即报告了陈独秀。陈独秀对彭述之等人的两面派做法十分气愤，遂决定亲自出马找其他三派负责人谈话，做工作，言辞恳切地宣讲中国托派团结和统一的迫切性与重要性。同时，陈独秀对内部领导人员进行调整，召集“无产者”社全体会议，通过 《接受国际委员会来信之共同意见》，谴责彭述之等人的行径，召回参加协议委员会的马玉夫和吴季严，由自己亲自挂帅，与尹宽一起担任“无产者”社代表。陈独秀如此这般不计个人得失、大刀阔斧的行动，深深打动了各派代表，终于使协商工作进展顺利。由此可见，中国托派组织的最终统一，完全得益于陈独秀前后全力以赴的大力推动。
１９３１年５月１日至３日，中国四个托派小组织，“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十月”社和“战斗”社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最终达成统一意见，在上海提篮桥舟山路租了一幢房子召开统一大会。“无产者”社负责布置会场，该社秘书长何资深具体执行。由于经费没有解决，最后由李仲山典当了一件猞猁皮大衣得了２００多元，才使得会议能够开下去。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何资深对会议进行了很严密的保护措施。他让王茨槐带着妻子和女儿一家子住进了房子，除陈独秀外，其他所有代表吃住都在会场内，不得随意出去，直到会议结束后方才离开。
参加会议的代表，是根据各派协商的每２０人出席１人的原则，由各派指定人员参加。“我们的话”派规模最大，有梁干乔、陈亦谋、宋敬修、张九等７人参加；“无产者”社其次，有陈独秀、郑超麟、江常师、蒋振东、王茨槐５人，第二天又补上彭述之，实际与会的有６人；“十月”社再次，有王文元、罗汉、宋逢春、濮德治（清泉）4 人；“战斗”社最少，仅赵济、来燕堂２人。
陈独秀任大会主席团主席。他首先提议为中国革命牺牲的同志默哀３分钟，然后，作由他亲自起草的政治纲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完全是根据托洛茨基 １９２９年夏为中国托派写的“政纲”修改而成的。全文五个部分，第一，过渡时期中反对派之总任务；第二，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第三，过渡时期与我们的策略；第四、中国革命的前途；第五、共产主义的分派及反对派目前的任务。
陈独秀在报告中，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他认为现在是世界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时期，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世界革命是将来的事。他指出，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封建势力只是残余的残余。国民党对内高压，对外投降，目前国内没有革命形势，将来要用十月革命的方式来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他提出在纲领上只能写“人民政权”，不能写无产阶级专政，当前的中心口号是为国民会议而斗争，并提出一些民主要求，如８小时工作制等。
陈独秀的报告在会上引起了争论，王文元不同意“人民政权”的提法，濮德治则反对提 “国民会议”的口号。最后，大会还是通过了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以及尹宽起草的《职工运动问题提纲》、梁干乔起草的 《组织问题决议案》和王文元起草的《国民会议问题提纲》等四个文件。但陈独秀起草的另一个文件 《土地问题决议案》，因为提到红军是“土匪”，遭到青年托派的有意阻挠，未能通过，交特别委员会继续讨论。
会议决定了统一后中国托派的正式名称，仍采用“无产者”社的原名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叫“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最后，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会，由陈独秀、郑超麟、陈亦谋、王文元、宋逢春、罗汉、张九、彭述之、濮德治等人组成，其中陈独秀为总书记、郑超麟为宣传委员、陈亦谋为组织委员、王文元担任中央机关报主编、宋逢春任秘书长，组成中央常委会。并决定出版机关刊物 《火花》。
在大会闭幕式上，陈独秀致闭幕词，他踌躇满志地说道：“中国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一天也不能忘记，他们在期待我们，我们应担当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会后，他又要罗汉专门给托洛茨基拍了一份电报，兴冲冲地告诉托，他的中国同志正在完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就将飘扬在全国。
陈独秀高兴得太早了。四个中国托派小组织暂时搁置前嫌，实现了统一，但面和心不齐，虚有其表。统一会议刚一结束，各派之间就因本来固有的矛盾加上新的纷争，各展权谋，互施诡计，闹得不可开交，乌烟瘴气。陈独秀旧恨才去，又添新烦，只得拖着老迈的身体，不断在各派之间进行调解，以维持表面上的繁荣景象。
中国托派组织统一大会的召开，不仅标志着从中国共产党内部分裂出来的一批人形成了统一的反对中共的同盟，而且也标志着陈独秀最终完成了他一生当中的又一次重大转变。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至五届中央总书记，仅仅十年时间，就变成了中国共产党反对派的总书记，陈独秀的历史归属就此基本定格。或许，有人会唏嘘感慨，甚至扼腕叹息陈独秀曲曲折折的人生之路。但是，正如一首歌曲所唱的，不是我们跟不上这个时代，而是这个世界变得太快。这句歌词用在陈独秀身上倒有几分相像。
３
就在陈独秀积极促成中国托派统一的过程中，他又遇到了晚年陪伴其度过余生的生活伴侣 ——潘兰珍。
在此，我们不妨简要叙述一下陈独秀的爱情婚姻生活。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风云一时的人物，陈独秀一生与三位女人结下姻缘。
陈独秀的结发元配是高晓岚，小名大众，１８７６年３月４日生于安徽统领副将高登科之家。１８９７年陈独秀与年长他３岁的高晓岚结婚，这是陈独秀一生中惟一一次明媒正娶。一个是刚中秀才的青年才俊，一位是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从一开始就预示着这段婚姻的不平常。果不其然，短暂的蜜月一过，两人就无话可说。以后，陈独秀长期在外奔波革命，高晓岚则独守空房，在家抚育子女。高晓岚与陈独秀一共育有三子一女，即延年、乔年、松年和筱秀。１９３０年７月，高晓岚经受不住一年之内两子一女（延年、乔年、筱秀）相继去世的沉痛打击，在安庆老家孤独地含悲死去。一直到１９３２年陈独秀关押在南京监狱时，小儿子陈松年来探望时，陈独秀才得知高晓岚已经去世。刚一听到此消息时，陈独秀猛地一怔，脸上露出痛苦之状，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高晓岚为自己生下三子一女。因此，陈独秀特地叮嘱儿子回去后，替他买几刀纸钱，在高晓岚坟前烧一烧，聊表内心的愧疚之情。
与陈独秀结合在一起并伴随他度过辉煌中年时期的第二个女人是高君曼。她是陈独秀的原配高晓岚的同父异母妹妹，小名小众，１８８６年出生于安庆。早年就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见多识广，接受了许多新思想。
１９１０年，陈独秀与高君曼自由恋爱，为亲友乡邻所不容，被迫离开安庆，双双出走杭州。在杭州，这对才子佳人经常漫步西子湖边，与友人诗酒自娱，一起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安然自得而美好的岁月。以后，高君曼积极支持陈独秀的革命活动，奔走各地，尝遍了流离之苦。后由于一些生活琐事，两人矛盾加剧，感情逐渐生疏。１９３０年６月，高君曼偕女儿子美、儿子鹤年离开上海，独自凄凉地居住在二次革命后陈独秀在南京东厂街买下的几间破草房子里，每月仅靠亚东图书馆从陈独秀的版税中支付的３０元艰苦度日。１９３１年冬，高君曼因肺结核在南京病逝，终年４６岁。高君曼死后，无钱安葬，幸亏好友潘赞化 （著名女画家潘玉良的丈夫）的帮助，才得以入土为安。
高君曼出走南京后，陈独秀搬到了熙华德路 （今长治路）一座石库门房子的前楼居住，恰巧此时潘兰珍住在后楼。两人同住一幢楼，隔窗相望，一来二往，便渐渐地产生了感情，接着两人就同居在一起了。当时，陈独秀５１岁，而潘兰珍才２３岁，相差近３０岁。
潘兰珍，又名潘若仙、运仙，１９０７年生，江苏南通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是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工人。４岁时，潘兰珍随父母逃荒到上海，其父起初在外滩码头给上下轮船的旅客挑行李，后经人介绍，进入英美烟草公司仓库当装卸工，母亲拾煤渣。潘自幼到一纺织厂当童工，后进入英美烟草公司当工人。由于受到一流氓的欺骗，与其同居后生下一小孩，但未能养活。孩子死后，潘兰珍不堪忍受折磨，逃出虎口，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刺激，孤苦伶仃地独居在这幢楼房。不久，陈独秀搬来这里后，认识了潘兰珍，随后同居在一起。从此以后，这对老夫少妻携手走过了陈独秀的终生。
陈独秀是国民党悬赏３００００大洋通缉的共产党要犯，在上海的这些年都一直使用化名，即便与潘兰珍生活在一起后，也始终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只说是南京人，姓李。潘兰珍对此深信不疑，因为南京与安徽的口音非常相近。陈独秀有空就教潘兰珍识字，虽然生活拮据，两人倒也自得其乐，十分融洽。
１９３１年的一天，潘兰珍偶尔听到楼下的一个邻居说，楼上住着一个“老西”（上海话，指共产党）。她对陈独秀说了之后，立即引起陈的警觉，当即决定搬家。在郑超麟的帮助下，陈独秀搬到了周家嘴路一条弄堂里，后来又搬到岳州路永兴里１１号的一幢楼上。陈独秀的警惕性很高，每次搬家都要求住楼上，以防不测。潘兰珍还一直以为是陈独秀害怕旁人说他们老夫少妻的闲话，才反反复复搬家的。单纯的她始终没有料到，与自己共同生活了两年的老头子，竟然是一个隐藏着巨大秘密的国民党通缉要犯，中国共产党的前中央总书记——陈独秀。
１９３２年９月，也就是陈独秀被捕的前一个月，潘兰珍与陈独秀为了一件生活小事发生争吵，潘一气之下，跑到了浦东的娘家住起来。潘兰珍走后，陈独秀将她的羊皮袍和驼绒被拿到当铺典当了，并把当票和潘兰珍值钱的一点东西用一个小布包装好，放在一个抽屉里面。他想，等潘兰珍一时之气消，她还会回来的。殊不料，仅仅一个月之后，陈独秀便被捕了。
这段充满苦涩而甜蜜的黄昏之恋，让晚年的陈独秀备受感动，患难中得到的情侣，也使更加不忍心再去伤害潘兰珍，往年豪情冲天、英雄气概的陈独秀也添加了一丝丝的儿女情长。
４
托派组织象征性地统一起来后，陈独秀满心希望它像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一样，会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然而，其他三派本来就是屈服于托洛茨基的压力，不得已才与陈独秀派联合的。那些青年托派分子自恃留学苏联，得到了托洛茨基的真传，因而往往自命不凡，根本不把陈独秀放在眼里，多次制造难题让陈难堪。再加上彭述之等人在内部搞小团体，更使得陈独秀举步维艰，以至于陈独秀也想甩手不干，但他又太想把这个几百人的中国托派组织发展成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反对派，即使是蚍蜉撼树，他也要去尽最大的努力去做。
当时，陈独秀面临着内外部巨大压力和种种矛盾。在外部，中国托派要听命于国际托派的遥控和指挥，托洛茨基动辄来信，虽然对陈独秀的工作大力支持，但也引起其他青年托派的不满。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经常揭露和批评托派的错误理论，大批革命群众在认清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后纷纷脱离托派，使得托派组织的地盘和影响力日渐式微。而且，当政的国民党也似乎不领情，仍然把托派视作共产党的一部分，加以打击和镇压。在内部，让陈独秀伤心的是，青年托派分子们只顾个人利益得失，彼此纷争，大搞阴谋诡计，闹得鸡犬不宁。
首先是陈独秀的得力干将尹宽，带头搞分裂。由于尹宽协同陈独秀反对彭述之等人阻挠各托派的统一，深受陈独秀的器重，招致彭述之等人的忌恨和排斥，因而未能选上“无产者”社出席托派组织统一成立大会的代表，更未进入托派中央。尹宽对此十分不满，于是纠集一班人，控制了几个托派的支部，不听号令，并从事反托派中央的活动。
其次是另一位陈独秀派的骨干马玉夫，叛逃国民党。马玉夫曾经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长期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有较深的工人群众基础。还在江苏省委工作时，就与彭述之、汪泽楷、蔡振德等人组成所谓的“陈独秀派”，反对中央。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５日，与上述三人一起被江苏省委开除党籍，随后他便把上海的几个工人党支部，全部拉到托派中去了。当四个托派组织组成协议委员会商讨统一问题时，马玉夫、吴季严成为“无产者”社的代表参加该委员会工作，但受彭述之的指使，极力阻挠各派的统一，被陈独秀撤除代表身份，改由陈本人和尹宽参加。马玉夫对此耿耿于怀，于是退出了“无产者”社中央。马玉夫一向自视在上海的工人群众中威望高，自认为托派中搞工人运动第一人，平日里总喜欢自称为“工人代表”。当他在托派统一大会上连托派中央都未能进入时，他更加恼怒，一气之下，就跑到龙华上海警备司令部告密，又发表自首文章，宣称社会主义在中国“绝无存在的余地”。１９３１年５月２３日，由于马玉夫的告密，国民党将托派中央机关破获，除陈独秀、彭述之、罗汉３人外，将托派中央委员几乎一网打尽，郑超麟、王文元、陈亦谋、宋逢春、濮德治、何资深、江师常、楼国华、刘静贞（郑超麟妻）、张以森（何资深妻）等人全部予以逮捕。区芳躲藏，５名常委中４人被捕，致使托派中央机关陷入瘫痪，名存实亡。对于马玉夫的叛变，陈独秀深感震惊和痛苦，连声哀叹道：“我不识人，马玉夫是工人，哪里想到他会如此下流。”懊悔之情，溢于言表。
再次，原“我们的话”派头目梁干乔、陆一渊等四人公开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给托派组织予以又一沉重打击。梁干乔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后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因同情托洛茨基，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７日组织中国留学生参加红场游行，年底被驱逐回国。１９２８年１２月，梁干乔与区芳、史唐等人一起建立总干会，负责华南区工作。他自认为，在中国托派中，只有自己和刘仁静受到过托洛茨基的接见，而且他本人在苏联加入托派时比刘仁静见到托洛茨基还要早，只有他才是中国托派的正统，理所当然是中国托派的领袖，大有舍我其谁的味道。因此，梁干乔十分害怕比他资历更老的陈独秀加入托派，对其地位构成威胁，于是极力反对托派组织的合并。当中国托派组织召开统一成立大会时，作为总干会负责人的梁干乔虽然参加了会议，但未能进入托派中央，因而对托派中央由“无产者”社把持的状况更是恨之入骨。于是，梁干乔携陆一渊等四人一起跑到南京，投靠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成为其手下的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梁干乔投靠国民党后，公开发表声明，声称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对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感到“怀疑”和“失望”。后因企图在军统内部发展个人势力，遭到戴笠的忌恨，梁干乔又跑到了西安，投靠胡宗南，任政治部主任，是长期专门从事反共和破坏革命的反革命先锋。此是后话。
本来就人心涣散的托派组织遭到这一系列的打击后，更是摇摇欲坠，朝不保夕。陈独秀对于托派组织的四分五裂深感失望，心急如焚，他决心重整旗鼓，进一步充实力量，于是他调尹宽、宋敬修、蒋振东等人进入托派中央，重组中央机关。但是，仅仅两个月后，托派中央组织便再次遭到毁灭性打击，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祸不单行。
１９３１年８月，尹宽受陈独秀的委托，召集新的托派中央委员宋敬修、蒋振东、金鸿图、孙玉杰等人，在上海英租界振华旅馆开会，组织部长宋敬修代陈独秀主持会议。当晚，由于叛徒告密，与会者全部被捕，托派组织再遭重创，元气大伤。自此以后，托派中央常委就一直只有陈独秀和彭述之两三个人在苦苦支撑着，陈独秀企图重整旗鼓的愿望随之落空。即便如此，陈独秀与长期的铁杆支持者彭述之也闹翻了脸。
彭述之，湖南益阳人，早年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大革命时期，他忠实地执行陈独秀的路线，颇受陈独秀的赏识。１９２５年１月，在中共四大被当选为宣传部长，与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一起成为中央常委。他处处挟陈自重，“老先生的意见同我一般”是他的口头禅。在中央常委会议上，几乎每次陈独秀发言后，他都要站起来做注解，不厌其烦地为陈的意见找根据，引起其他中央领导人的不满。中共五大会上，受到与会代表的猛烈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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