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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锅饭":农村公共食堂始末-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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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时，毛泽东注意到坐一旁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却情绪低落，一言未发，便问道：“渭清同志，他们都讲办公共食堂好，唯独你不讲话，这是什么道理？”
江渭清答：“我不好发言。”
毛泽东听出了江渭清的弦外之音，便鼓励说，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江渭清见此，便放开胆子讲起食堂的不好来。江说：“食堂耗粮特别大。本来，一家一户过日子，再穷也有个‘糠菜半年粮’。您老人家也讲过，要‘平时吃稀，农忙吃干，老弱干轻活的吃稀，青壮年干重活的吃干’。大办食堂后，不分老少，不管轻活重活，都在一个大锅里吃，一年吃了两年的粮，全年口粮几个月就吃光了，吃不起。”江渭清接着又说：“农民一家一户过日子，每户挖点野菜，剩汤剩饭什么的能养一头猪，全国一亿多农户，就是一亿多头猪。现在办公共食堂，不许养鸡、养鸭、养猪、养羊，结果没有蛋吃，没有肉吃。”
毛泽东见江渭清讲得有道理，便鼓励他继续讲下去。于是，江又讲起了不能办食堂的第三条理由：吃食堂浪费大得不得了！各家各户烧饭时对锅灶碗盆十分爱护。办了食堂，锅灶经常坏，碗筷随手丢。许多食堂要经常买锅添碗置灶具。还有，干部和他们的亲属借机搞特殊化，多吃多占，严重影响干群关系。现在办食堂缺烧柴，到处砍树，农村的树木都砍得差不多了。江渭清说，公共食堂所谓的“四菜一汤”，他在江苏没有见过，要是继续办下去，恐怕连“一汤”也喝不上了。《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6页。这大概是毛泽东第一次听地方大员讲食堂的不好，虽然他对此还有些半信半疑，但毕竟听到了关于食堂的不同意见，而以往他看到的、听到的都是食堂如何好之类的话。
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4）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田家英率领的调查组来到浙江的嘉善。调查组选择了一个办得好的生产队和一个办得差的生产队进行调查。当年参与调查的逄先知回忆说：“经过反右倾运动，大家的思想被束缚得紧紧的，真是不敢越雷池一步，一些问题明知不对也不敢说，也有一些则把错误的误认为是正确的。”调查组选定的两个点，一个点由于没有深入下去，受框框束缚，得出结论是应该如何把食堂办好；另一个点由于真正了解到群众对食堂的强烈不满情绪，认为食堂难以为继，应该解散。田家英参加了后一个点的调查，也赞同解散食堂。然而，食堂在当时仍是一个敏感问题。年前中共中央的“十二条”中，还明确规定公共食堂的制度应该坚持，“反右倾”运动中有人因食堂问题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许多人对此仍然记忆犹新。但是，田家英还是如实地向毛泽东反映了真实情况，并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听了江渭清和田家英等的汇报，毛泽东对公共食堂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毛泽东表示，对公共食堂，按群众的要求办事，可以多种多样。单身汉、劳力强没有人做饭的，要求办常年食堂，多数人要求办农忙食堂，少数人要求自己做饭。这个问题要调查研究一下，使食堂符合群众的需要。30户中有5户要求办常年食堂的，那就要办。养猪的要求在家里做饭，是可以的。总之，要符合群众的要求，否则总是要垮台的。
在杭州去长沙的火车上，在听取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刘俊秀等人的汇报中，毛泽东插话说：办公共食堂要满足三种人的要求。没有结婚的单身汉与结了婚没有孩子的，他们愿意常年吃食堂；有一部分愿意农忙时在食堂吃，农闲时在家里吃，那就满足他，可以不在食堂吃。办食堂这一条是肯定的，但是要多样性，一定要满足群众的要求，群众反对的事就不要干。
随后，毛泽东到了长沙。2月11日和12日，他在专列上听取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和中央调查组负责人胡乔木的汇报。在谈完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后，张和胡又谈到公共食堂问题。这时，毛泽东提醒说，吃食堂不能勉强，并问湖南是不是还勉强？胡乔木根据其调查，认为食堂这个制度现在还不算勉强。汇报说：“我们原来很留神研究这个问题。长沙县的情况很特别，非常明了，食堂根本不可能散了，它把好多人家连到一起去了，一个食堂就是一个屋场，所谓屋场就是一个小队。”
湖南农村农民居住一向是分散的，听到这种情况，毛泽东有些不解地问：“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
胡乔木说：“这是因为拆房子拆得多，搬房子搬得多，已经搞到这一步，再返回去就没有必要了，群众现在习惯了，他觉得这样有好处。我们问了一些贫农、下中农，他们对食堂都还是满意的。他主要是觉得痛快、干脆，不管那么多的闲事了，这个群众还是高兴的。”
毛泽东又问：“这是并了的，没有并了的呢？要走那么远的路去吃饭，谁会来吃呀？”
张平化回答说：“有这个问题。这次我专门回家看了一趟，在大山区里头。他们那个生产队原来有五个食堂，后来并成三个。这一次整社，群众要求再分成五个，还有个别较远的单家独户，允许他单独开伙。”
毛泽东又问：“你们有没有农忙食堂？”
张平化答：“没有。我们有个规定，冬天的时候，晚上可以回家做一顿，因为要烤火。”
烧柴是公共食堂的一个大问题。张平化说：“食堂办得好不好，柴火关系很大。”
听张平化这么一说，毛泽东立即想起了在浙江时也听到了这样的汇报，就说：“浙江同志讲，食堂实际上是一个造饭工厂，它不做菜的，社员把饭打回去吃，回去凉了，又要热一顿，结果柴火两头分散，家庭要烧柴火，食堂又要烧柴火。”
张平化说：“我们也有这种情况，因为居住分散，回家他还得煮一次。”
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5）
毛泽东听后说：“那何必呢？”
接着，胡乔木汇报了他们调查到的情况：“我在一个小队里面，住了五六天的样子，他们那个大队食堂搞得好，食堂都有桌子，一桌一桌地坐，我们在那里和大伙一起吃饭。吃饭还是有保证，粮食、菜、油、盐这些都有保证，所以社员对这一点还是满意的。”张平化也补充说：“食堂办得好，它是受社员欢迎的。办得好的食堂，把各家各户的特点都照顾到了。”
关于公共食堂问题，江渭清和田家英认为不能再办下去了，而张平化和胡乔木则认为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这四个人中，有两个省委第一书记，两个是他派来的调查组负责人，可对公共食堂却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意见，这使毛泽东一时还难以下解散食堂的决心。但也正因为有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使得毛泽东对食堂问题比以往更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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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六十条”（1）
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十二条下发后，农村形势出现了好转的迹象。当时，党内有人认为，有了这十二条，政策调整也差不多了，农村的问题就可以大体解决了。然而还在杭州的时候，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时讲到了这样一个情况：人民公社建立以来，一直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章程，使得下面无章可循，是“五风”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为此，田家英建议中共中央搞一个人民公社的条例。毛泽东在找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林乎加和田家英等人商量后，认为搞这样一个条例很重要，于是采纳了这个建议。1961年2月下旬，毛泽东到了广州，主持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3月10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中南、华东、西南三个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三南”会议。与此同时，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的主持下，“三北”（华北、东北、西北）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两个会议都是为了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农村工作。
在“三南”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主要是讲反对两个平均主义（即人与人、队与队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的问题，认为对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不可能充分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同一天，他致信刘少奇说，希望对这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在“三北”会议上进行讨论，以便参加会议的人回去之后指导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对此进行认真切实的调查。
会上，毛泽东还谈到了食堂问题，认为参加食堂也是要农民愿意。如果不愿意就搞农忙食堂，不愿意吃食堂的也可以允许他在家里吃。但他同时又强调：“我们办食堂这个制度是肯定了的。”参加会议的一些省委负责人也认为食堂不办不行，不办食堂妇女就不能参加劳动，而且还有一部分贫农确实要吃食堂。但也有人讲到农村中有一部分中农确实不愿意吃食堂，因为不如在家里吃得好。对此，毛泽东表示：“农村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吃食堂就行了。”有人反映，河南一些食堂为了解决烧柴问题，用了许多劳动力去拾柴，还有的拆房子烧，有的拆桥烧，有的甚至把修好了的水闸拆了当柴烧。毛泽东听后说：“那就非得改变不可！”
过了几天，毛泽东在会上又讲到了食堂问题。他说，广东有个大队党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讲的都是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个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内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十年也还得散伙。现在河南有些食堂难以为继，非停办不可。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的问题。
3月14日，“三南”、“三北”两个会议合并在广州继续举行。
第二天，刘少奇在中南、华北地区小组会上插话说，对五保户实行供给制，实际上是社会保险，农民是赞同的，但其余要统统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多劳多吃。活劳动转化为死劳动，劳动力就是钱，就是物质。所谓工作越做越细，就是节约劳动时间，提高劳动效率，所以加班加点一定要给钱。刘少奇的这段话，表明他对供给制的弊端有了深刻的认识，对这种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已持否定态度。
3月22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草案）。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一封信》，要求各地将条例一字不漏地讲给或读给全体党员和全体社员听，认真进行讨论，切实解决人民公社存在的许多问题。
“农业六十条”草案对人民公社原有的体制作了一些调整，比较重要的有：
“农业六十条”（2）
缩小社、队规模。大是人民公社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公社化之初小社并大社的过程中，曾对人民公社的“大”和“公”大唱赞歌，片面地认为公社的规模越大越好，不顾不同农业社经济条件和贫富的差异，硬加合并组成公社。至1958年11月，全国除台湾、西藏外，全国共组成了26572个“又大又公”的人民公社，平均个农业社组成一个公社，每个公社平均达4777户，其中大的公社有上万户，更有一个县只有几个甚至一个公社的。公社在全社范围内实行统负盈亏、统一分配，实际上是穷队“共”富队的“产”，还美其名曰实现共同富裕。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后，对人民公社进行了一次整顿，公社的数量有所增加，规模有所缩小。但随着庐山会议后全党“反右倾”的开展，尤其是1960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用8年时间完成人民公社由基本队（即生产大队）所有制到基本社（即公社）所有制的过渡后，公社的规模再度扩张。到1960年底，据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共有公社25206个，如辽宁每社平均6500户，每个大队平均345户，有一个生产大队竟有250个生产小队。社、大队规模过大，社员对自己的劳动成果看不到边、摸不到底，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和社员之间在分配上又实行平均主义。社员见劳动付出和劳动所得并不直接挂钩，当然也就对集体生产和集体经济漠不关心，出工不出力现象普遍存在。同时，社、队规模过大，也不利于生产管理，容易滋长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
针对这一情况，“农业六十条”草案明确规定：“人民公社各级的规模，都应该利于生产，利于经营管理，利于组织生活，利于团结，不宜过大。特别是生产大队的规模不宜过大，避免在分配上把经济水平相差过大的生产队拉平，避免队和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并且认为公社和大队的规模，一般应与原来的乡和高级农业社的规模相当。到1961年8月，据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共有公社55682个（包括已经调整和预定秋收后调整的规划数），比调整前增加30478个；生产大队为万个，增加万个。
恢复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在人民公社成立时，社员的自留地、私有宅基地、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全部转为公社所有，个人只能保留少量的家禽家畜。由于“共产风”的影响，使社员在公社化之初即将自养的家禽家畜宰杀，大吃几顿后再加入公共食堂。这样，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基本上不存在了。
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对此曾有所纠正，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规定：“社员可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在不妨碍参加集体劳动的条件下，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1959年5月和6月，中共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和《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允许社员饲养家禽家畜，规定属于自有私养的，完全归社员个人所有；属于私有公养的，给予社员合理的报酬。但是，庐山会议“反右倾”后，这些政策出现了反复，有些地方将社员的家庭副业作为“逆流”、“资本主义尾巴”对待。随后刮第二次“共产风”，社员的自留地被收走，自养的猪、羊、鸡、鸭被刮进了所谓“万猪场”、“万鸡场”，使社员从事家庭副业的积极性受到重大打击。河北省吴桥县桑元大队大观李生产队7户社员，1959年在自留地里种谷子，共收了719斤，吃了100多斤。到了这年冬天，生产队因为口粮紧张，向社员开展所谓挖潜力运动，队干部硬说这7户社员的谷子是偷的，谁不交出就“熬鹰”（即不让睡觉）、“辩论”，翻箱倒柜，结果这几户社员挨了四、五个晚上的冻，只得把粮食全交了出来。提起这件事，社员都说：“谁种自留地谁倒霉，今年给也不种了。”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吴桥县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情况》，1960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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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六十条”（3）
“农业六十条”草案中专门列了一章讲家庭副业问题，并且强调“人民公社社员的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部分。它附属于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是它们的助手”。以条例的形式将此肯定下来，经过宣传和动员，终于消除了社员的顾虑，调动了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积极性，对于他们开展生产自救、救荒渡灾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条例还规定，公社占用生产大队的劳动力，一般不得超过大队劳动力总数的2％；生产大队占用生产队的劳动力，一般不能超过生产队劳动力总数的3％。为了巩固大队所有制和发展大队经济，在今后几年内，公社一般应少提或不提生产大队的公积金；如果要提，提取的比例要经县人民委员会批准。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必须认真执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超产指标要留有余地，超产的大部或全部应奖给生产队。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说老实话，如实反映情况；严禁干部打人骂人和变相体罚，严禁用“不准打饭”、“不发口粮”和乱扣工分的办法处罚社员。人民公社的各级党组织，既要加强对公社各级和各部门的领导，又不应包办代替各级管理委员会的工作，社、队的日常业务工作，应该由管理委员会处理。
“农业六十条”草案虽然对人民公社的原有体制有了一定的突破，但是，它对于广大农民最关心的供给制和公共食堂问题，却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
草案仍然肯定了供给制，并要求供给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对于公共食堂，草案规定：“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真正做到便利群众，便利生产。公共食堂必须严密制度，杜绝贪污；必须实行民主管理，定期选举工作人员和公布账目。”尽管草案中也规定公共食堂必须实行自愿参加的原则，既可以办常年食堂，也可办农忙食堂，对于一些居住分散和燃料不足的地方可以不办食堂，但有“积极办好”这个大前提的存在，各地依然不敢解散食堂。
“农业六十条”草案虽然没有解决供给制和公共食堂的问题，但它毕竟是大兴调查研究后取得的一个成果，表明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已经开始解放思想。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时候，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了一封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的信，并附上毛泽东的《调查工作》一文，要求从即时起，“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计划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做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空气”。“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了的判断和决定。中央相信，只要全党坚持这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就一定能够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我们的各方面工作就一定能够得到迅速的进步。”
3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5月中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利用会议召开前的这一段时间，就食堂、粮食、供给制、山林分级管理等农村工作中的若干关键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的苦工夫，切实了解情况，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开好中央工作会议。
于是，广州会议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基层进行扎实的调查研究。
“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1）
广州会议之后，毛泽东在广州停留了几天的时间，在这里等待听取陶铸和陈伯达在番禺大石公社贯彻“农业六十条”草案的情况汇报。随后，他离开广州，先到了湖南，再次听取湖南省委和中央调查组的汇报。期间，他去了趟武汉接见外国客人，然后又回到长沙，继续听取湖南省委和中央调查组关于农村干部群众对 “六十条” 反映的汇报。
在4月9日的汇报中，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讲食堂好的，讲得很多；讲食堂坏的，也讲得很多。我听了以后，觉得原来自己对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好像不喜欢食堂的就是那些富裕中农。”毛泽东深有同感地说：“才不是哩！”张平化又说：“现在看来不见得。”毛泽东用肯定的语气说道：“不是。愿意参加食堂的是少数人。食堂的确存在这几个问题，所说用工太多，浪费劳动力嘛！浪费柴火，破坏森林嘛！还有浪费粮食，再一个就是社员不能养猪。得两头搞，一头是搞食堂，一头是家里开伙。”
在此之前，胡乔木率领的中央调查组来到了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公社，和社员共同讨论“农业六十条”草案。
自公共食堂办起来之后，韶山公社党委也曾隐约地察觉到了食堂中的问题，并且绞过脑汁，费过心思，对公共食堂进行过一系列的整顿巩固工作。原来食堂规模过大，他们采取缩小的办法，将公社化初期的30个食堂，变为210多个食堂，平均每个食堂只有10户左右。公共食堂存在平均主义现象，韶山就实行军、干、工家属按规定交生活费的制度。一部分没有柴山的食堂没有柴烧，公社借支了1万多元煤款，调运生活用煤。但是，这些办法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农业六十条”草案下发之前，韶山公社的多数食堂，有的是半停半办，有的是明办暗停。据调查组对石忠等5个大队69个食堂的摸底，集体吃饭的占36％，公饭私菜的占％，停办了的占％。韶山大队虎形生产队的食堂在年前就停办，省委书记处书记周礼1960年6月去了解情况，社员们就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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