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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锅饭":农村公共食堂始末-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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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接着说：“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
公共食堂办起来后，社员原来家里的锅铲、坛坛罐罐不是被食堂收去，就是在大炼钢铁时被当做废铁送进了土高炉里。社员集体吃饭，集体住宿，原有的房屋，有的被食堂占用，有的则被拆掉用去肥田。所以食堂解散后，这些问题不解决，仍然会影响群众生活。对此，刘少奇表示：“食堂一散，有些社员有困难，没有锅子、铲子、坛坛罐罐，回家做饭怎么办？要赶快生产这些东西。大队、公社、县、省、中央，组织生产这些东西，组织铁匠打铲子，组织木匠、篾匠生产炊具，生产一批解决一批，分给生产队。”
刘少奇还说：“食堂解散以后，马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房子。一个屋场住那么多户，没地方打灶。房子不确定，社员的很多事情不能定，自留地不能定，养猪喂鸡也难办，厕所也不好定，生产就不放心。有一些是公家占用的房子，如银行、供销社、学校、公社和大队的办公室、工厂、猪场，都要挤一下，把多占的房子都退出来给社员住。”
5月9日，刘少奇离开炭子冲，在途经宁乡县城时，他召开了有主管农业、手工业和财贸等工作的县领导参加的会议。会上，他开门见山地说：办了几年的食堂，没有优越性，群众意见很大，纷纷要求解散。可是食堂一解散，又出现了新问题，社员缺少煮小锅饭必需的炊具。这个问题我也没想得那么严重，今天我请大家出出主意，想想办法，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件事办好。你们是工业、农业的后勤部，不是天天讲为人民服务吗，我看尽快把这件事办好，就是为人民服务。将这些事一一落实后，他才放心地离开了宁乡。随后，他又将近期在湖南调查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要是迟来两年，你也得饿肚子”（1）
就在刘少奇回湖南调查之际，周恩来于1961年4月底5月初到了河北邯郸，重点对武安县的伯延公社进行调查。
武安是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武安人民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武安，周恩来走访了几十户贫下中农家庭。在社员家里，周恩来看到，群众的生活困难比他想像的还要严重。他在1961年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除了树叶、野菜以外，就没有东西了，硬是没有粮食。”
有一天，周恩来和县、社的干部在伯延的公路上边走边谈，他无意中发现路旁的树只见树干和树枝，不见树叶。按理，此时应是树叶茂盛的时候。周恩来便问树叶哪去了，陪同的干部随口说被羊吃掉了，不巧正好被一个在路旁放羊的女孩子听到了，以为是干部说她没有看管好羊，吃了树叶，就反驳说：“羊能上树吗？”干部们明知树叶被人吃了，但担心挨批评不敢讲实话。周恩来没有批评伯延的干部，但心情却很沉重。
为了了解真实情况，周恩来在伯延公社的三个食堂吃了饭。
第一个是公社食堂。因为中共中央有规定，在经济形势没有好转之前，领导人带头不吃肉、蛋、禽，公社干部不敢破这个规定，但又觉得堂堂总理来吃顿饭，不能太差了，于是给周恩来准备了馒头、红薯和面条，另外炒了四个素菜。周恩来感到公社食堂不能反映整个食堂的情况，决定第二天去一个大队的食堂吃饭。由于公社干部事先打了招呼，等到周恩来去时，社员已经提前打饭走了，结果在大队吃的与公社食堂的没有两样。第三天，周恩来提出要换个食堂吃，干部们没有准备，只得领他到了先锋街大队的第六食堂。到食堂时，社员们已经吃过饭了，在同食堂炊事员聊天的过程中，周恩来掀开锅盖一看，里面只有一点吃剩的玉米面糊糊，于是就着咸菜吃了起来。这顿饭，使他了解到了食堂的真实情形。
在伯延公社，周恩来找了公社、大队、小队的干部和社员谈话。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个叫张二廷的社员直率地对他说：“你幸亏来得早，要是迟来两年，你也得饿肚子。”张二廷解释说：“地里收不上来，就是地里收个斗儿八升的，也轮不到你，我们就在地里生着吃了，你又不在地里守着。国库里的粮食两年吃不完，三年扫扫尾，到那时还有啥吃的。”对张二廷的话，开始时周恩来还有点不高兴，听他这么一讲，觉得这个农民讲的很有道理。周恩来在5月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句话对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动。当时在场的地委干部听了以后，说这个人是个落后分子，我跟他们解释说：这样不对，这个社员说的是真理，一个农民能把我们看做他自己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的。”
在调查中，周恩来发现，不少社员对公共食堂很不满。于是他提出找一个食堂进行一下试点，宣布自愿加入食堂，不愿入的可以把粮食领回去。当时估计会有20％的社员留在食堂。结果，试点的胜利街大队第一小队宣布这个决定后，除了炊事员外，其余的社员全都退出了食堂。
5月7日，周恩来将调查了解到的情况用电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在电话中说：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吃饭；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社员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记工评分的办法。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意见极为重视，当即将电话记录批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考。
因为公务繁忙，在邯郸调查期间，周恩来两次回到北京处理国际事务和接见外宾。5月11日至13日，周恩来在邯郸市交际处听取农村工作汇报，参加汇报的有已先在这里进行调查的中央调查组组长谢富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河北省长刘子厚。还有河北部分地、市、县的领导。
汇报中，谢富治说，成安县小堤村的党支部副书记两口子都互不敢说出不愿办食堂的真实思想。周恩来说：“看闹得多紧张呀！我原来也在食堂吃饭，后因吃饭时间老赶不上。政治局的一些同志也没有在食堂吃饭，这能说是非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分子？所以，不要把食堂和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
“要是迟来两年，你也得饿肚子”（2）
王维纲说，涉县沿头公社群众要求退出食堂。周恩来插话说：“我看了一个大食堂，一天需要20担水，800斤煤，4口大锅，一套大笼，800多人吃饭，真乱！他们还盖了一个新房子，还想盖楼，真浪费。”王维纲又说，社员对解散食堂很高兴，说他们现在不吃冷饭了，不两头冒烟了，亲戚也可以来往了。谢富治插话说，越搞得死，革命就越彻底。周恩来不赞同这种说法，认为这是原始社会的办法，我们要进入高级共产主义，而不是退回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刘子厚汇报说，干部对解散食堂有顾虑，现在解散食堂关键是要解放思想。周恩来针对这一问题，讲了一段很长的话：
1958年时有物质，放开肚皮大吃，吃多了，食堂没有底了，把理想当成现实了。1959年，河北提出少办一些食堂，主席说可以自愿参加，办的不好可以散。庐山会议的时候，河南提出，食堂非办不可，还提出大搞食堂的优越展览。我当时就怀疑，怀疑的不是粮食，而是烧煤问题，他们说可以用柴烧，我说还是不要展览好。他们说物质丰富，条件都有了，可以这样搞。后来主席说，河南是假的，是骗人的。看气人不？庐山会议和北戴河会议，一再强调食堂要办好，甚至自留地也不叫群众要，收回来。伯延社员问“自留地还收不收”？中国有句古话“民无信不立”。我们搞了四十年的革命，就是讲的“信”，如果变动大就失信了，就食堂这一点讲，就失掉信用了。因此，做事情要讲信用。
现在是多数食堂散了，有人说，可能留30％～40％，我看留下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还是对的，再多就有问题了。本来办食堂是好事，现在成了怨声载道。在伯延搞了个私办公助，但现在看还不行。这样搞，多数人会不同意，他们要说你们不公平，否则，就会都进来。现在只用了四个字“给予便利”，这比较好。还有一个主观和客观的问题。有人说，单身汉一定愿意办食堂。反过来，也不是凡是单身汉都愿办食堂，或都不愿办食堂，什么事都不能绝对化。伯延有个单身汉，比我大一岁，生产很好，就是一直不在食堂。有人说妇女愿办食堂，我们说办食堂解放了妇女，但我在伯延问了三个妇女，都不愿办食堂。有人说，劳动力少，儿女多，无人做饭愿办食堂，可是伯延张二廷就是不愿在食堂，干部说这人思想落后，我看不是。还有人说，孤寡户愿意留在食堂。我们过去对以上四种人愿意办食堂的说法认为有道理，看来并不如此。所以说，什么事情都不能绝对化，不能主观片面。如何克服，就是调查研究。
我这次是来试点的，在伯延揭开了盖子，大家都要求在麦收前散完食堂，这个趋势已定。问题是不要一哄而散，特别是县委的同志，要帮助社队不愿散的同志卸下包袱，要防止简单化。过去搞食堂是为了生产前进，现在散食堂也是为了生产前进，因为食堂已影响了前进，散食堂依然是前进，而不是后退，现在思想已经解放了，省、地已下了决心，要求县委的同志要慎重散好。
为了有步骤地解散食堂，周恩来要求各级干部做好九项工作：（1）房屋问题；（2）炉具问题；（3）粮食加工问题；（4）菜地问题；（5）油盐问题；（6）拉煤问题；（7）老弱孤寡挑水问题；（8）农村工作人员吃饭问题；（9）算账问题。在汇报会期间，周恩来还专程派人去武安了解解散食堂的情况，并在会上作了通报，他还就解散食堂后社员节约用粮、生产积极性的调动等一一举例说明，以证明解散食堂是符合现实和群众愿望的。
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其他领导人对公共食堂的问题也很关注。广州会议后，朱德前往四川、陕西、河南、河北四省视察。回到北京后，他于1961年5月9日致信毛泽东说：
“就我们在农村看到的情况说来，那里（按：指四川）的社员吃饭也是‘两道烟’，即在食堂做一道，社员打回家再加工一道，对人力物力浪费不少。一到西安，陕西省委对食堂的反映就十分强烈了。据他们汇报，多数群众愿意回家自己做饭，少数群众愿意留在食堂吃饭。群众说食堂有五不好：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动力；浪费时间；下雨天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
“要是迟来两年，你也得饿肚子”（3）
朱德在信中还说，干部反映食堂有十一“砸”（即整苦了之意）：（1）把眼熬砸了；（2）把会开砸了；（3）批评挨砸了；（4）把脸伤砸了；（5）把上级哄砸了；（6）把群众整砸了；（7）把劳动力费砸了；（8）把树砍砸了；（9）牲口草烧砸了；（10）把锅打砸了；（11）炊事人员把鬼日砸了。
朱德在信中还告诉毛泽东：河南荥阳县贾峪公社大滩生产队食堂是一个模范食堂，得到过县委的锦旗，可是全队36户中，除两户五保户和两户单身汉愿在食堂吃外，其余32户都要求回家吃饭。禹县干部反映，在食堂问题上，费了不少力，受了不少气；挨了不少骂，作了不少难；食堂办不好，生产受影响；领导还叫干，群众有意见。据豫东地区调查，允许群众回家吃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浮肿即下降了40％～50％。
广州会议后，邓子恢到家乡福建漳州和龙岩作了一个多月的调查。1961年5月13日，他在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中说：公共食堂“是包括城乡全体人民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我一回到龙岩边境就有许多群众反映这个问题。当时龙岩县委已宣传了‘六十条’，并允许某些老年人、病人、小孩多的户回家自炊，但绝大多数农民还要在食堂吃饭。群众基本口粮从4月1日起，也比以前增加了一二两到三四两大米。但食堂实际上仍是干饭加工厂。群众从食堂领回干饭后，不仅要在家煮菜，还要自己加煮一点粮食（如大麦、地瓜之类）；有的还要把从食堂领回来的干饭和菜混在一起煮虚饭来吃。因此，群众认为办食堂害多利少，甚至是有害无利”。
报告中，邓子恢列举了公共食堂“有害无利”的五点理由：
第一，办了食堂并未节约燃料，反而增加浪费。
第二，浪费劳力，一般100人的食堂要有六七个全半劳力为其服务，而每日三餐每户还要一个人负责做饭炒菜，并要到食堂去领取干饭，一天来回六趟，走了许多冤枉路。人数多的食堂则更不方便。
第三，增加了社员负担。一般食堂工作人员都由小队计工分，影响到本队劳动工分值降低，食堂煤炭也由社员分担；食堂种菜劳力也是从小队抽出的，种的菜并不好。
第四，食堂工作人员和大小队干部普遍多吃多占。经过他们多吃多占，社员口粮普遍比定量要减少10％以上。社员说：“大官大贪，小官小贪。”这是最为群众所不满意的。食堂工作人员之所以克扣社员口粮，一是每个人的口粮标准都很低，多吃多占一点，在所难免；二是食堂工作人员怕粮食损耗，要扣留一点，以免亏垫。可是，所扣粮食在月底有剩余的，并未分给社员，而是由干部私分，或作了夜餐。
第五，食堂不仅克扣社员口粮，而且克扣其他副食品和日用品，如油、酱、盐、鱼、海带、糖、火柴等。这些东西原由分销店供应，社员凭证凭票购买。办了食堂之后，取消了分销店，改由食堂供应。商业部门把这些物品按人口发给食堂，社员参加食堂者由食堂供应，实际上克扣了很多。不在食堂吃饭的则完全不供应，群众对此意见更多。
在调查中邓子恢发现，办食堂已成了妨碍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最大障碍，群众纷纷要求解散食堂，大小队干部也赞成停办食堂，但干部又不敢做主将食堂解散，主要的顾虑是怕犯右倾错误。干部们说，郑州会议后，各地的食堂曾经停办过一段时间，但1959年冬的“反右倾”又把食堂恢复起来了。这次“农业六十条”草案虽然提出了“自愿参加”的原则，但其中有一句“积极办好”，如果现在停办，将来上级会抓住这句话来责备。也有的干部说，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制度，如果不办好，岂不是反社会主义吗”？
鉴于此，邓子恢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建议：“在目前口粮紧、副食品缺少的地方，食堂应该全部停办。当然大忙季节要办农忙食堂，群众也有此要求，但也应采用由各户自己拿米到食堂蒸煮的办法。至于单身汉和孤寡老人，平时也要办部分人食堂，但要重新改组，不能将现有食堂这批人马原封不动地留下，菜地也应该转归小队所有，作为商品菜地。食堂账目应该清算公布。”
不约而同的结论（1）
中共中央派往各地的调查组，也在他们的调查报告中如实反映了公共食堂的缺点和弊端。
由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率领的中央河南长葛调查组发现：公共食堂是“目前农村群众最关心的一个问题”。调查组到来之前，该县和尚桥公社的食堂已大部分散了伙，整个全县已有70％的食堂相继停办，余下来仍在勉强维持的，群众都在等待观望，只要干部一松口，也会马上停办。一些干部曾担心食堂解散后会影响社员出勤，调查组发现事实正好相反，社员利用早晚时间推磨并没有占用干活的时间，有辅助劳力的，连在家做饭的时间都不占，而且让社员在自己家里做饭，还可以把30％左右的劳力从食堂中节省下来，全部投入农业生产。食堂停办后社员自己吃粮精打细算，再加些野菜，比过去吃得好，吃得稠。调查组所到的3个大队，自从食堂解散后，浮肿病人显著减少。宗寨大队在食堂解散前，有浮肿病人145人，此时只剩下27人，小孩子的面色也好看了许多，大人干活也有劲了。过去在强调办食堂的重要性时，一些干部总是说贫雇农、下中农拥护食堂，中农、上中农不赞成办食堂。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樊楼大队的第五生产队共有49户，调查组除了3户地富外逐户进行了调查，结果是不论贫农、中农，男女老少都不赞成再办食堂，只有几户五保户和单身汉愿意在农忙时办小型食堂。
能节省劳动力曾是公共食堂的一大“优越性”，实际情况是食堂不但不能节约劳力，反而占用了大量的劳力。和尚桥公社宗砦大队第四生产队食堂有316人吃饭，炊管人员就有28人，占全队整劳力的24％，其中磨面的16人，炊事员9人，事务长1人，会计1人，监灶1人。而该大队全部7个食堂共有劳动力452个，炊管人员竟有186人，占总劳动力的415％。社员们说：“食堂把干部、劳力占去一半，下地干活的净是些老婆娃娃，一天干不了半天活，三个劳力不顶一个用，照这样弄法，再过一年吃啥？”
这年5月初，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率一个中央调查组到四川简阳平泉公社的石子大队，就公共食堂问题作了一次专题调查。这个大队共有7个全民、全日、全年的“三全”食堂。由于过去总是讲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调查组刚来时，社、队干部和社员在食堂问题上仍顾虑重重，干部怕自己说错了话再来一个“反右倾”，社员们则怕说食堂不好挨“辩论”，所以都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调查组5月2日进村后，有意采取“放”的方针，号召干部群众敞开思想，畅所欲言，说出自己的真心话。“放”的结果是全大队的7个生产队中，第二生产队有92％的社员主张办食堂，第三生产队有50％的社员主张办院坝食堂，其余五个生产队的绝大多数干部社员都要求退出食堂。全大队除第二生产队外共有237户，表示参加食堂的有16户，占总户数的。
调查组没想到有这么多的社员不赞成办食堂，认为群众要求退出食堂，可能是干群关系不好造成的，乃从5月6日起向群众反复说明食堂是社员集体的公共福利组织，食堂应该实行民主管理，要求干部改进工作作风，号召群众向干部提意见。于是，干部们纷纷表示要把食堂办好，自己带头吃食堂。这样一来，除了第二生产队坚持办食堂，第一和第七两个生产队坚持解散食堂的态度没有变外，原来多数人要求解散食堂的第三、四、五、六这4个生产队，多数人又表示要参加食堂。据5月8日的统计，除第二生产队外的237户中，表示参加食堂的有131户，占总户数的。
为了弄清楚干部社员对办食堂的真实想法，调查组通过个别访问、干部座谈等方式，对社员办食堂的态度进行了逐户的分析，了解到5月6日后表示参加食堂的社员，其实真正出于自愿的并不多。调查组对其中的100户作了分析，发现自愿参加的只有45户，其中包括6户干部，其余是单身汉和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孤寡老弱户，也有少数因家庭不和愿在食堂吃饭的。表示暂时参加的有47户。这些户之所以参加食堂，是因为他们现在回家做饭还有困难，如果粮食和副产品分到户，划定了私人的柴坡，分配给一定的菜地，他们就退出食堂。另外8户则是在干部的影响下勉强参加食堂的。
不约而同的结论（2）
通过深入的调查分析，调查组认为，这个大队坚决参加食堂的人占10％~20％，如果除去其中的干部，这些人中半数是因为独立生活有困难而离不开食堂的。自愿退出食堂的占50％；本意要求退出食堂，但在目前条件下勉强参加的占30％。如果口粮、柴坡和菜地等问题得到解决，将有80％左右的社员退出食堂。
在调查过程中，调查组召开了几次社员大会，由社员谈自己对食堂的看法，一部分愿意参加食堂的社员谈到了食堂的好处，但调查组听到更多的是谈食堂的缺点。社员丁祖昆说：“过去不敢讲食堂的坏话，怕挨斗，现在趁早散伙，可少死人。”女社员苏秀贞说：“这几年硬是吃的受气饭，再不退伙，肚皮都要气爆了。”办食堂社员埋怨干部多吃多占，利用职权扣饭减粮，可干部们也有一肚子的委曲。第五生产队队长丁继祥说：“办食堂就像捏个麻雀，捏紧了怕它死，捏松了怕它飞。”
经过此次调查，调查组认为：“目前形式的大多数食堂，如果继续坚持办下去，即使增加一些‘小自由’和采取改进食堂的一些措施，一般地可以肯定是弊多利少。反之，如果让绝大多数的社员回家做饭，对少数困难户根据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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