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锅饭":农村公共食堂始末-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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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食堂办起来之后，粮食问题如何解决是一个大问题，沁阳在这个问题上有五种处理办法：
　　第一种是按个人定量标准发给每人粮票，吃多少，买多少，交多少粮票，钱算钱，粮食算粮食。第二种是不发给个人粮食，只宣布各家的标准，实行饭票制度，以饭票代替粮票，吃多吃少不限量，但每天或几天核算一次，公布各户超支或节约的情况，使各户自行掌握标准。第三种是按人口多少、年龄大小给以定量。第四种是按人头给粮食，吃多少给多少。第五种是没有限制，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最后一种办法浪费很大，有些食堂最多的每天吃到了人均2斤粮。这五种办法出现后，沁阳县委认为还是第一、二种办法好，要求全县大力推广。
　　到这年7月上旬，河南淅川县也基本实现了食堂化，全县共建立农村食堂3986个，并且全部为常年食堂，加入食堂的农户89136户，占全县总农户数的。淅川县委将公共食堂的“优越性”总结为六个方面：一是挖掘了占人口一半的农村妇女劳动力投入大生产运动，建立食堂后全县每天可节约24568个劳动日；二是大大增强了社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提高了集体主义觉悟，在饭堂里就可以进行总路线的宣传，而且男女老少都能受到教育；三是节约粮食和柴、油的开支，仅烧柴一项，全县每月可节约柴20万担，全年则可节约240万担，以每担一元计算，折款240万元，可买112辆解放牌汽车；四是便于计划用粮，控制粮食浪费户，减少农业社粮食分配的手续；五是由于食堂食物集中管理，炊事人员专业，便于提高技术讲卫生；六是增强了家庭和睦，社员因家庭生活琐事发生吵嘴、打架、闹分家的现象大大减少。到7月上旬，河南修武县16个乡的245个农业社中，有13个乡的128个社办起了不同形式的公共食堂212个，参加食堂的有11809户，29241人，占全县总户数的，总人数的，每个食堂平均户，人。修武县委在一份关于农业社办食堂的专题总结报告中说，由于食堂的建立，全县共腾出了9779个劳力参加生产，周庄乡的四个农业社原有195人根本不参加劳动，成立食堂后出勤率达到了100％。修武县委认为，农业社办食堂有十大好处，如能使妇女从繁杂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能提高出勤率和劳动时间；社员上下工一致，能做到生产休息两不误；可以减少生产费用，提高社员的生活；可以节约粮食；一些原来借口没人做饭不参加劳动的人没有借口了；能够增加社员间的团结友爱，养成社员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道德品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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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共产主义的一个革命”（2）
至7月22日，河南林县共建立常年食堂3496个，吃饭组（居住分散的社员合伙做饭）27个，参加农户93514户，占全县116402户的。全县43个乡都建立了公共食堂，其中食堂化的乡37个，占总乡数的86％；全县523个农业社中，建立了公共食堂的有502个，占农业社总数的96％，其中的426个社实现了食堂化。
　　从这年5月起，河南遂平县一些农业社就开始建立农忙食堂。到8月中旬，已建立各种食堂2139个，参加食堂的户数达73231户，占总户数有，在食堂吃饭的人数达326105人，占全县总人数的。遂平县公共食堂吃粮标准的掌握和处理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粮食统一由食堂扣除，食堂按人定量发给各户粮票和餐票，由各户自己掌握，买多少饭交多少粮票，定期结账，各户节余超支均归自己，但节余的粮食需交食堂，由食堂折价给社员，全县有这样的食堂529个；第二种是按人定量发给社员餐票，吃一顿饭给一次票，这类食堂全县有1550个；第三种是吃粮不加限制，随便吃，这类食堂总数不多，共有60个。
　　虽然公共食堂一出现，就上升到了“共产主义幼芽”的高度，但干部、群众的顾虑还是颇多的。以河南修武县为例，对于公共食堂这一新生事物，“尽管有很多人拥护，并积极投入这一运动，但是，它仍然受着一种习惯势力的阻碍，因而有一些人反对，有一些人顾虑重重”。具体来说，群众的顾虑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认为入了食堂不方便，大家吃啥自己也得吃啥，以后吃不上小锅饭。二是担心入食堂后“吃马虎”，算不清账，自己吃亏。三是觉得大家在一起吃饭合不来，有的社员说：“一家人吃饭还吵嘴咬舌呢，这样多的人怎能搞好呢？”四是怕今后来了客人不好照顾。而沁阳群众的担心是：怕不自由，怕吃不好，余粮户怕吃亏，会过日子的社员担心浪费，还担心年老体弱者、小孩、产妇、病人不合口味，家里来了客人怎么办。沁阳的干部则主要是担心食堂办不起来，办起来也不好巩固。
　　的确，众口难调，做好一家人的饭菜都不容易，何况几十家农户合并到一起吃饭。但是，“大跃进”发动之后，各级干部中相当多的人脑子发热，公共食堂一出现就对其赞赏有加，没有充分认识到它的负面作用。
　　当时人们有一种片面的认识，认为大家一起吃饭，一起劳动，过集体生活，就能克服家庭私有观念和个人主义思想。此时宣传舆论正在对个人主义大加批判，提出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并且认为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重要表现，公共食堂则是克服个人主义的一种好形式。
　　对于合作化后的广大农民来说，经过多年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宣传，相当多的人的思想意识里，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政府是十分信赖的，他们认为，凡是上级提倡的，就应该无条件去执行。
　　农民产生这种认识也不奇怪，土地改革使他们获得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真正翻身做了主人。在随后的合作化运动中，虽然也有少数富裕中农不很情愿，但当时农村在土地改革后已经出现的土地买卖和两极分化，使不少农民感到长期的单干生活是不稳定的，加之舆论对两极分化的危险性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美好前景作了广泛的宣传，使他们很快就完成了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全过程，完成了从个体农业到农业集体化的历史性转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广大农民从自身的感受和对社会变革所产生的新气象的观察中，从各种宣传舆论的熏陶中，对党和政府产生了巨大的信任。因此，当各级组织大肆宣传公共食堂优越性时，他们中的多数人对这种“优越性”并没有多少怀疑，这也是公共食堂很快能兴办起来的重要原因。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各家各户分散做饭与合作社的集体劳动的确有不协调的一面。合作社的规模一般都比较大，1955年底，全国组织了190多万个农业社，入社农户达7000多万户，平均每社有户。到了高级社时期，每个高级社农户的数目则比初级社有了更大的增加。1956年春，全国出现了小社并大社的高潮，据1956年3月底的统计，全国农业社的数量减少了个，但入社农户增加了3122万户，平均每社户数增加到了98户，其中初级社平均50户，高级社平均达到了250户。高级社一般按照生产经营的范围、生产上分工作业的需要及社员的居住情况等，划分为若干生产队，作为农业社劳动组织的基本生产单位，生产队的规模一般是几十户。生产队的生产劳动都是集体性质，而各家各户分散做饭，吃饭的时间难以一致，这也就使得出工常常不齐，要等齐社员才出工，势必要耽误时间。办公共食堂集体吃饭后，解决了社员因吃饭时间不一致而出工不齐的问题，这也是各级组织极倡导兴办公共食堂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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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要提倡”（1）
到1958年7月，河南新乡地区的公共食堂有了很大的发展，所辖的林县、沁阳参加食堂吃饭的人数都占总人数的90％以上，实现了食堂普及化，博爱、修武等县也实现了乡乡社社有食堂。但是，食堂开办之初，还是有不少社员对这种事实上的大锅饭心存疑虑。
　　1958年7月21日，河南省妇联新乡专区办事处党组在一份《关于农村举办全民食堂向地委的报告》中说，在办食堂开始之时，较普遍地存在如下几种思想：贫农、下中农和青年人积极拥护；富裕中农则是试试看，如果不好就散摊，他们怕降低生活水平，怕不自由；老年人怕人多事多不好办，担心婚丧嫁娶、人来客往怎么办，怕天阴下雨刮风吃饭不方便；妇女担心食堂办不长，怕垮台；劳力多的怕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不能多劳多得按劳取酬，担心平时不好好劳动的懒汉一嘴插到大锅里一样吃；较懒的人有吃大堆的思想，总说“吃着，说着，总不会叫饿着”；勤俭持家的农户怕入食堂后把粮食拿出来，食堂办不好把粮食也搭上了；有的干部怕办食堂粮食超过指标，并且觉得办食堂麻烦。
　　这份报告反映出来的农村干部群众对开办公共食堂的顾虑，并不只是新乡一地的个别现象。公共食堂的出现也并不完全是新生事物，在互助组、初级社时期就在农村出现过，但那时都是农忙食堂，极少有常年食堂，而且参不参加食堂，群众完全是自愿的，而全民食堂的开办，社员不但要全家去食堂吃饭，而且常年吃大锅饭，这必将给群众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群众所担心的，集中起来，一是生活不习惯；二是老弱、产妇、病人不能照顾；三是搞平均主义。虽说公共食堂一出现，各级组织就将其作为“共产主义的幼芽”来大力推广，宣传种种优越性，但群众的顾虑却是有事实根据的。
　　任何一个地方公共食堂的开办，群众对此不外乎是这几种态度：一是积极拥护，二是表示反对，三是观望。1958年的《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4期发表了一篇关于京郊四季青蔬菜生产合作社公共食堂的调查报告。据调查报告介绍：
　　积极拥护赞成办食堂的是贫农、下中农、单身汉、小孩多而劳动力少者，还有妇女，特别是青壮年妇女，以及口粮标准低的缺粮户。这些人迫切要求摆脱许多家务劳动，以便积极参加生产，同时也好改善生活。
　　表示反对的，首先是富裕中农，以及有额外收入的家庭。他们在家里伙食吃得好，怕参加公共食堂后，降低了原有的生活水平。有的人甚至先在家里杀鸡买肉，大吃几餐后，才参加公共食堂。其次是懒汉，他们怕办公共食堂后被动员出来干活。
　　另有30％左右的人对办食堂持观望态度，他们在等待，盘算着在哪里吃饭省钱，如果在公共食堂吃饭比在家里省钱的话，就愿意加入，否则不加入。
　　这份调查中提及的社员对开办公共食堂的态度，大体反映出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社员对办公共食堂出现的这种认识上的差异，本来是很正常的，但在当时却被上升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把办食堂看成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愿加入食堂则被视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并就此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所谓农村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早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高潮时就开始了，当时的主要锋芒是指向农村出现的退社风潮，集中批判的是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农村的地主、富农阶级均已被消灭，进入合作化后，富裕中农就被看成是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此时，对公共食堂持怀疑或反对态度的，相当多的农户是富裕中农，所以将入不入公共食堂作为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似乎也是情理中的事了。
　　自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四大”出现之后，鸣放辩论的背后，并不是说什么言论、什么思想都可以放出来，都可以平等讨论或自由辩论。所谓大辩论，实际上是大批判。鸣放的目的，其实也是要把各种错误（姑且这样认为）的思想和议论引出，供随后的批判之用，颇有点“引蛇出洞”，以便“聚而歼之”的味道。所以，围绕公共食堂展开的“四大”，目的也就在于解除办公共食堂的思想阻力，一旦将吃饭方式这样的生活问题也上升到了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高度，这种大辩论的结果实际在辩论之初就已经确定。走资本主义道路本身就是一顶沉重的政治帽子，在对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进行广泛宣传之后，广大农民也深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怕。这种可怕其实并不是来自于他们对资本主义有什么切实的感受，而是一旦沾上资本主义的边，就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压力，并由此招来批判和斗争，1952年“五反”运动之后，资本主义在中国已是一个很臭的名称。如此一来，即使有社员对公共食堂有疑虑，有担心，不愿加入，也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公共食堂的大潮之中。
　　

“这件事要提倡”（2）
公共食堂开办之初，还没有做到“放开肚皮吃饭”，多数食堂有定量限制，食堂比较普及的河南新乡地区，食堂吃饭有这几种办法：第一种是按国家粮食供应标准，以人定量发给本人，每10天或15天预支一次，由社员自己掌握，全家可以相互调剂。第二种是按照国家粮食供应标准，拿出大部分以人定量，分别计算出每户每天应得的馍和汤，其余少部分按每月劳动日平均分配。第三种是按各户的人数以人定量，采取中间不动，肚大肚小的加以调剂，调整后平均分配，不够的可以多买。第四种是不定量，在食堂尽管吃，但不准带走。第四种只有极个别的食堂在执行，实际上开了“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的先河。新乡地区办食堂以来，一般吃饭标准是每人每天1斤2两至1斤半，最少的14两，有的食堂在农忙时吃到了每天2斤。伙食标准一般是每月5~7元。全地区绝大部分食堂实行饭票制，票额有1分、2分、5分、7分、1角，由社、队统一印发给各户，凭票在食堂吃饭。
　　在人民公社化之前，全国不少地方相继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公共食堂，报刊上也对此有过零星的介绍。1958年6月2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南京步兵学校曹尊标的《“十月”农业社的食堂》一文，这是中央大报最早一篇关于公共食堂的报道，尽管此前《人民日报》在报道中也提到过农村食堂，但没有详细的内容。这篇报道不仅介绍了南京郊区十月农业社食堂的开办经过，而且以访谈的形式介绍了食堂的好处。不过，这个食堂与后来人民公社时期的食堂是有区别的。首先是吃饭多少有限制，食堂按每人的计划量发给社员粮票，如果吃超支了，要在工分中扣除，除了应得的基本口粮外，社员还有工分粮票。社员休假、生病，或者不想在食堂吃，可以拿粮票把粮食换回去，所以社员吃不吃食堂还是自由的。其次是食堂吃菜要钱，菜价从一分到五分不等，食堂有一张“饭菜一览表”，社员想吃什么，就把自己的姓名牌挂在菜单下的木板上，由食堂去做，到时用饭票、菜票去买，社员自留地的菜也可以作价卖给食堂。这实际上有些类似于机关和厂矿企业的职工食堂。
　　1958年7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农业社办食堂一箭双雕》的报道，内称，最近湖南邵阳、桃源县，湖北公安县和福建安溪县部分地区的农业社，在农业生产大跃进，劳动力比较紧张的情况下，社员根据自愿参加的原则，经过试点举办公共食堂，受到群众欢迎。这篇几百字的报道，用了一半的篇幅介绍了福建安溪县委合作部总结的公共食堂的八大好处，如吃饭时间一致了，社员出工、开会和学习都不再互相等待了，可以节省出许多劳力用于生产；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解决了单身汉无人做饭的困难；计划用粮，不吃过头粮；改善了卫生状况等等。这是《人民日报》首次将食堂的优越性见诸报端。作为全国最权威的报刊对公共食堂的推介，对各地公共食堂的开办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这则报道配发的短评，更是倾向明显。短评说：
　　公共食堂的好处很多，归纳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增加了生产劳动者和生产劳动时间。大量的妇女可以从繁琐的柴米油盐中解放出来，投入生产劳动。单身汉的生产劳动时间，也因为有了食堂而可以增加。一般劳动者吃饭时间一致了，就可以省得在生产时你等我，我等你，耽误时间。另一方面，是对改善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家庭内部成员间的关系，大有好处。从前在做饭和吃饭问题上发生的争吵将大大减少，人们的团结将日益加强。人们的智慧从个体生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就必须向集体事业和文化、政治方面发展。这对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也必能产生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公共食堂也纷纷创办起来。至1958年6月中旬，湖北省荆州地区参加食堂的有107万户，占全区农户的％。广西石龙县至7月2日，全县建立集体食堂26655个，实现了村村食堂化。7月初，北京市郊区以生产队为单位，已办食堂1849个。公社化前，湖南全省的农业社普遍办起了公共食堂，洞庭湖滨的常德专区有9103个农业社，办起了8万多个公共食堂。武冈、邵阳、新宁、桂东四个县，加入食堂的农户达85909户。另据1958年8月19日新华社报道，河南省已建立公共食堂31万多个，参加食堂的群众占全省总人口的71％；辽宁已办农村公共食堂18000多个；青海省农业区24万多农户，全部参加了公共食堂。
　　

“人民公社好”（1）
1958年的“大跃进”，的确激发了中国农民前所未有的生产热情。以农田水利建设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的出现，各种“大办”的遍地开花，带来了劳动力的普遍紧张。使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到生产中去的要求，客观上刺激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等集体福利事业的产生。一些农村还兴办了“农业大学”或“红专大学”，甚至组织农民吟诗作画学哲学。在1958年这个充满激情的年代，一向寂静的中国乡村此时显得格外沸腾，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大跃进”启动后，从中央到地方都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这些高指标又导致了浮夸风的盛行。从1958年春开始，农业生产的浮夸风开始露头，到了夏秋间，各种虚报浮夸就美其名曰“放卫星”。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人既为“大跃进”取得的一个个“成绩”所鼓舞，同时又认为，中国农村的生产力已经空前地发展起来，于是情不自禁地开始描绘中国未来的美好蓝图。
　　1958年4月下旬，刘少奇去广州向毛泽东汇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准备情况。据他后来在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讲：在火车上，他与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等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吹公社，吹乌托邦，还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要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要使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准备条件，我们搞革命就是这样的，开始搞前一步的时候，就想下一步，为下一步创造条件。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此外，还吹空想社会主义，吹托儿所，生活集体化，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半工半读等等。车到郑州时，刘少奇还对河南省长吴芝圃说：我们有这样一个设想，你们可以试验一下。
　　1958年3月20日，中共河南省封丘县委给毛泽东写报告说，该县应举农业社依靠合作社集体的力量，战胜了自然灾害，改变了落后面貌。看了应举社的事迹，毛泽东十分振奋，于这年4月间亲笔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文章一开头就说：“‘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
　　这里所说的“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指的是“大跃进”发动之初确定的超英赶美的时间。当时的时间表，是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超过英国，然后再用一定的时间赶上和超过美国。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中国农村面貌即将发生巨大变化是充满信心的。实际上，他此时已在思考我国农村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的问题。
　　在广州，毛泽东向刘少奇等人谈了他对于农村发展的设想。1958年5月19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陆定一在发言中，将这些设想透露出来了。陆在发言稿中说：“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有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