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锅饭":农村公共食堂始末-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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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由于供给部分过大，社员多劳而不能多得，少劳者有的甚至还多得。社员张文卿一家五口人，两个整劳动力，两个半劳动力，全年共挣得工分4800分，得工资59元，享受伙食供给185元，两者共计224元。如果按劳分配，应得289元，少得45元。女社员李爱香一家四口人，其丈夫外流，家里只有一个劳动力，一年挣得工分1790分，得工资23元，享受伙食供给126元，共计149元。如果按劳分配，只能得126元，多得了31元。由于供给与工资的比例不合理，导致社员生产情绪低落，出勤率低，劳动质量差，劳动力外流，超龄学生上学。东大路张生产队实行伙食供给制后，就有七个超龄学生重新上学。其中有一个人已经20岁了，早就不念书了，1960年却又背起了书包去读小学。
　　调查组对东大路张生产队调查的结果是，全队47户中，有40户赞成只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其余的全部按劳分配。他们的理由是实行这种办法能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能挖掘劳动潜力，鼓励外流劳力返乡，也便于生产管理。而主张实行粮食半供给制的有5户，其中劳力少人口多的4户，无劳力的1户。这些人的理由是劳力少、人口多，挣工分不够吃。另有两户两种分配办法都表示赞成，这两户一户人口虽多，但家中有劳力，外边还有工人挣钱，另一户是6口人3个劳力，觉得无论实行哪种分配办法都不算吃亏。可见，这个生产队绝大多数社员赞成取消供给制实行按劳分配。
　　据河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对衡水县任家坑公社呼家村大队的调查，供给制带来了严重的平均主义。主要表现在：
　　（一）人口多而又有外援的户，白吃饭不给钱。这个大队1960年全年的收入中，供给部分占了20％。社员刘某一家6口人，1个女劳力，她爱人每月寄回50元钱，生活本来比较富裕，参加劳动很少。如果全部按工分分配，只能分得64元，享受供给制后，连同工资共分了102元，多得了38元。这种不该享受供给制的户全大队就有16户。大队长说，这些户劳动时有“四不做”。即：天热了不做，天冷了不做，突击活不做，派的活不合心不做。
　　（二）助长了投机取巧，不管老人。这个大队二小队队长姚某，夫妻两个都是整劳力，却把母亲分出来，吃了一年的“五保户”，享受“五保户”费用58元。这种儿子不养娘的人，全大队一年下来共出了13户。
　　（三）真正困难的户，并不能保障最低的生活需要。社员刘玉仓全家6口人，半个劳动力，全年吃粮、吃菜、烧柴共要180元，1960年只分了130元，超支50元。这样的农户全村共有3户。
　　（四）劳动力多、人口少的户，感到吃亏。社员呼良忠，一家两口人，两个整劳动力，实行供给制，比按劳分配要少33元，相当于减少了10％以上的收入。
　　当时看好供给制，除了它的“共产主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认为它有利于照顾贫下中农。可事与愿违，受到照顾的不是贫下中农，却多是地主、富农等。邓小平、彭真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现在实行的三七开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它不仅使劳动力多、劳动好的人吃亏，也不能适当解决五保户和困难户的问题。许多典型材料证明，这种供给制，不但不一定对贫雇农和下中农有利，甚至是对地富和上中农更有利。因为贫雇农和下中农一般结婚比较迟，子女少，劳动比较好，在他们中间占这种供给制便宜的人，比例较小；而地主、富农一般抚养人口比较多，劳动比较差，又有使子女上学的习惯，在他们中间占便宜的人，比例较大。因此，在这次辩论中，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这种供给制，而主张只对五保户生活和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
　　

供给制出懒汉（3）
邓子恢在龙岩的调查中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他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供给制使“地、富、反、坏、二流子得到好处（据我工作组在龙溪地区了解，这类人人口多，劳力少，劳力弱，劳动又不积极，但对他们的供给却占到40％左右），贫雇农反而吃亏（特别是雇农，很多人土改后才成家，现在顶多三四口人，劳力强，他们所得供给只占25％左右）。由于供给制对地富反坏一视同仁，他们占了便宜，基本群众不满意。他们说：‘1929年分地主（按：龙岩是革命老区，1929年闽西暴动后即进行了土地革命），1958年养地主。’”
　　历史给人们开了一个苦涩的玩笑。
　　对这次各级干部开展的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毛泽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为了克服严重的困难，毛泽东了解农村真实情况的心情也格外的迫切。1961年5月6日，他致信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和正在四川简阳做调查研究的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说：
　　陈正人同志5月1日给我的信收到，很高兴。再去简阳做一星期，最好是两星期的调查，极为有益。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4月25日通知你们的。5月4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按：指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推迟到5月20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夫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内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毛泽东的要求，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纷纷深入农村进行调查，了解到了此前在机关大院见不到的真实情况，对困难的严重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也从中深切地感受到解散还是维持公共食堂关系到民心的向背，各种各样的调查报告汇集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手中，从而坚定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解散公共食堂的决心。
　　

农村公共食堂历史的终结（1）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1961年3月广州会议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和修改广州会议制定的“农业六十条”草案，同时制定措施精简城市人口、压缩粮食销量，对几年来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
　　会上，党的领导人对几年来出现的失误和错误作了认真的分析。毛泽东说，这个社会主义谁也没干过，未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现在要总结经验。刘少奇更是明确指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和错误呢？……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讲：从全国范围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和错误是主要原因……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7页。他还说：“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也不能这样继续搞下去了。”
　　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对“农业六十条”草案中关于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的内容作了重大修改，最后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第三十六条规定：
　　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凡是要办食堂的，都办社员的合伙食堂，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这些食堂，都要单独核算，同生产队的财务分开。
　　生产队对于社员办的食堂，应该给予可能的支持与帮助，但在经济上不应该有特殊的待遇。对于参加和不参加食堂的社员，生产队都应该同样看待，不能有任何的歧视。
　　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口粮分配到户的办法，可以在收获后一次发，也可以分期发。
　　对于供给制问题，“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取消了原草案中关于社员分配中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的规定，改为社员一切收入都“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
　　会议结束前，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都要详细研究这个修正草案，抓紧利用农闲时间，把修正草案读给和讲给人民公社全体党员和社员听，深入地展开讨论，并且在群众同意的基础上，领导群众逐步实行。指示还明确宣布，中共中央以前的规定，“例如供给制问题和食堂问题等，同这个修正草案，规定得不一致的地方，应该以修正草案为准”。这些重要修改，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和各级领导干部，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的，表明中共中央在农村政策上有了重大突破，它对于扭转农村困难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各地对“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作了广泛的宣传贯彻。这是一个顺民心、得民意的文件，自然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尤其是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员自愿这一条，最受农民欢迎。“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公布之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调查组对石龙县的三里、象州、寺村、罗秀等公社就“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宣传后的反映做了一次调查。调查组给自治区党委的报告中说：
　　食堂确实是一个大盖子，只要一揭，如沸汤漫溢，不可遏止。对干部来说，又确实是一个大框框，有许多迷信，破除不了，但只要交给社员讨论，又如疾风卷浮云，很快会吹得天气晴朗。盖子是我们上边盖的，框子是我们上边做的。有了盖子和大框框，基层干部才又套上许多小框框。大框是社会主义阵地，小框框是一些清规戒律。大框框一拆除，小框框也随之开放。当把六十条和十七条（按：指广西区党委关于“六十条”的十七条补充规定）向社员做了宣传，并且由领导明确表明态度之后，社员立即沸腾起来，成为一时舆论的中心。
　　

农村公共食堂历史的终结（2）
开始之时，石龙县对于散不散食堂还有一些争论。主要是个别干部对解散食堂有意见或疑问。有干部说：“散了食堂会影响出工。”社员马上反驳说：“高级社没有食堂，为什么出工比现在还齐整？”又有干部说：“分米回家，会有人吃过头粮。”社员又反驳说：“农民有两件本事，一会种田，二会过日子。”个别干部还说：“食堂东西不好分。”社员反驳说：“怎么不好分，上至房子，下至锅碗瓢勺，哪一件不是拿自社员。各人拿回去不就得了。”调查组在三里公社一个大队调查时，原本想做一下试验，让一个食堂先散，结果，全大队的食堂都要求散。原以为即使散也要经过一段准备时间，但社员早已等不及了，他们说：“哑巴弹琴，越快越爽神。”有的食堂只经过一夜的时间，社员就把食堂家具的分配办法、集体猪的养法、五保户的安置法、可能吃过头粮户的控制办法等都讨论到了，可见社员对解散食堂积极性之高。原来少数大队干部还想办三、六、九的农忙食堂，但群众谁也不同意，干部只好不再提起。
　　在讨论食堂问题时，社员最关心的是口粮是否发放到户和一次发多长的时间。办食堂时，也讲粮食分配到户，但分到户的只是指标，而粮食实际上还是分到食堂，所以尽管也说参不参加食堂由社员自愿，实际上是食堂和干部控制了社员的吃饭权，不得不去食堂吃饭。在解散食堂的同时，石龙县决定暂时一次发一个月，秋收后再改为一年发两次。决定公布后，社员高兴极了，分粮食时社员兴高采烈。有的社员对上面来的干部说：“同志，秋后再来，保你吃上鸡肉。”还有的社员说：“公社化以来，从未有这么多的粮食挑回家，开心得很。”
　　“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中明确取消供给制也深为社员所拥护。根据广西石龙县的调查，由于办食堂而扩大的供给部分，一般要占社员分配部分的三分之一左右；由此所降低的工分值，也占应有工分值的三分之一左右。供给制这种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严重地影响了社员的积极性。据老农反映，实行供给制后，起码有20％的人劳动态度变坏了。有的社员，把实行供给制看做是给共产党打长工，工作做得很坏。石龙县象州公社有一对兄弟，在地里做活，老兄便对老弟讲：“算算，够买口粮工分了没有。”不够，继续做；够了，就马上停工回家。宣布取消供给制后，石龙县的社员说：“说一百次，也教育不了懒人，这一下，从根本上把问题解决了。”
　　“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通过后，湖北省食堂的数目和参加食堂的农户都大为减少。据湖北省统计局6月底的统计：全省原有食堂237062个，此时只剩下74979个，而且即使仍在办的食堂近70％也是农忙食堂，12％是劳力食堂或半日食堂，常年食堂不到18％。食堂解散后，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大增，许多群众说：“毛主席的政策又到我们心头了！”“要是这样办，我们保证进一步把生产搞好。”
　　“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在宣传贯彻过程中，全国各地的公共食堂相继解散，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大增。食堂解散之后，农民对自己分得的粮食精打细算，真正做到计划用粮。随着各家各户回家重新起火大锅饭 做饭，社员可以利用碎米、糠皮、潲水等喂猪、养鸡鸭，再加上“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对社员的自留地作了明确的规定，并且允许社员开垦零星荒地，承认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社员可以通过在自留地种菜，在零星荒地种粮，搞家庭副业等来弥补粮食的不足。这对于克服严重的困难，渡过难关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从1961年下半年起，我国农村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加上天灾而凋零的经济开始复苏，随着各家各户的炉灶冒出炊烟，形势也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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