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锅饭":农村公共食堂始末-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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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化带来的“共产风”（1）
人民公社化之后的公共食堂几乎是在一窝蜂的情况下办起来的。北戴河会议后一个多月，全国就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也同时基本实现了食堂化。各地公共食堂创办之时，无场地、无锅、无灶、无生活必需品，是真正的一无所有，白手起家，但这并没有影响公共食堂的遍地开花。那么，办公共食堂所需的各种物品从何而来？既非购买，亦非上级拨给，而是通过刮“共产风”从社员手中刮来的。
　　“共产风”一词，是毛泽东在1959年2月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首次使用的。他说：“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贫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该归社的，如大部分的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这是毛泽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半年后对“共产风”的概括，他准确地抓住了“共产风”的本质特征。
　　“共产风”之所以发生，就在于人民公社实行的是“一大二公”的体制。全国的人民公社平均是由28个农业社合并而成的，原来的农业社一般成了公社下辖的大队。公社是工、农、商、学、兵样样俱全，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小社会。在全公社范围内，统一生产，统一分配，农民过着名则集体、实则平均的生活。这样，原来农业社与农业社之间的贫富被拉平，社员与社员之间的收入差别也被消除，成了穷队“共”富队的“产”，社、队“共”社员的“产”，贫穷的社员“共”较富裕的社员的“产”。
　　湖南长沙县高塘人民公社成立后，有人写了这样一张大字报：“人民公社好，可惜搞大了。富社与穷社，分别很不少，我社粮食产得多，他社粮食产得少，要想提高生产力，粮食不可平均吃。”可见，人民公社一成立，广大群众对这种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就表示了不满。
　　办人民公社要实现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要彻底消灭私有制，同时也要使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公社成立之时，不但要将农业社的全部公有财产，包括土地、牲畜、林木、农具、地里的庄稼、已经收获尚未分配的农产品、农业积累的资金，甚至劳动力的使用和调拨，全部转为公社所有，而且还将社员的部分生活资料由公社统一使用。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规定：“各个农业社合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在已经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公有，但可以留下小量的家畜和家禽。”
　　《河南省人民公社试行章程》规定：农业社转并为人民公社时，一切公有财产全部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在转社时，社员私有的牲畜、林木、果园和大中型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折价归公社所有。社员原有的自留地、荒闲地、苇地、房基宅地应交公社所有。公社化后社员的小家畜家禽，可留为社员所有。社员占有的多余的房屋，公社有统一调配权，不得再收房租。社员的家庭生活用具，包括桌、椅、板凳、床铺、箱、柜等等，一律归社员所有，公社如有需要，在取得社员本人同意后，可暂时借用。
　　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公社化后社员的生产资料毫无例外地全都要交给公社，部分生活资料名义上可以留给个人，但公社也可以用各种名义占有。这就为各地刮“共产风”开了方便之门。
　　公共食堂与刮“共产风”是联系在一起的。办食堂之初，公社除了掌握一定的粮食外，可谓一无所有。食堂办起来后，一方面，所需的锅碗瓢盆、蔬菜食油等等，食堂并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供使用。不少公社是一夜之间办起的，食堂也是如此，所需之物全部取之于社员个人。但农民毕竟是小生产者，一方面有浓厚的平均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又或多或少地有自私自利的思想，普遍存在可“共”别人的“产”而不可“共”自己的“产”的心理。食堂办起来之后，他们并不会自愿地将家里的东西交给食堂，那时的办法是，趁社员出工之际，由社、队干部到社员家搜查，将发现的粮、油等物品全数收去交给食堂。社员稍有不满，轻则批判辩论，重则开展批判斗争、不给饭吃，并扣上破坏公共食堂、破坏人民公社的帽子。在一些地方，为了强迫社员到食堂吃饭，强行将社员的锅砸烂，把碗、盆拿走。公社化高潮时，正值大炼钢铁的高潮，为了炼铁炼钢，不少地方将社员家里的铁锅、铁铲等铁金属全数拿去，化作铁疙瘩，以完成钢铁指标，理由是留这些东西也没有用，反正在食堂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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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化带来的“共产风”（2）
湖南省湘潭县石潭公社古云大队刮“共产风”的情况，便足以说明“共产风”的厉害。古云的“共产风”早在“大跃进”启动之初就已开始刮了。1957年12月至1958年3月，古云先是开展大规模的投资运动，当时的口号是“死钱变活钱”，要社员把家里藏的银元拿出来，作为向社里的投资，办法是先由几个干部摸底，认定是有钱的户，就送去一张条子，写明什么时候要向社里交出多少钱来，如果不交，就辩论、斗争，并且打人。古云高级社（当时分社还没有建立）就有近20户收到了要钱的条子，被打的有10个人，其中5个是中农，5个是富农。这样一逼一打，弄得人人紧张，有的吓得把钱都拿了出来。如此一来，古云高级社一共搞出了7000块钱。没钱的户，有的被逼出卖被帐、棉纱，有的被抢走了生猪。
　　紧接着，古云又大搞积肥运动，提出“家家落锁，户户关门”、“路无闲人”的口号。所谓“户户关门”、“路无闲人”，就是屋里的人都出去积肥，过路的人一律要积15担至20担爱国肥，路人随带的礼物常被抢吃一空。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来石潭籴米，社员毛某叫他积肥，老头说：“我是驾船的，你为何管我船上的事？”毛说：“共产党什么都管。”便上前扭住老头，老头抵抗，毛就将其按倒在地上。更可笑的是，有个叫王赞成的社员，眼睛有些近视，他的儿媳妇从娘家回来，手里拿了点娘家给的礼物，王在路边车水，没有看清是自己的儿媳，就跳下水车去抢。儿媳一看，是自己的家爹，连忙说：“爹，不要抢，这些东西提回去就是送给你吃的。”由此可见当时刮“共产风”的程度。
　　公社化后“共产风”有增无减。这年8月15日，石潭公社为了开煤矿，要调大批的劳力，调人的办法是站队点名，点上名的就走，多数男劳力被调去。接着是全民大炼钢铁，这个大队的劳动力集中到了石潭镇，没有炉子，就拆屋取砖；没有燃料，就砍树拆楼板烧；炼不出铁，就打烂社员家的锅做“引铁”，甚至提出“一天不出铁是大事，三年不出谷是小事”。
　　炼完钢铁，又去修运河。这时的口号是“逢山过山，逢水过水”，“山上要过船，底上15尺，两边跑汽车，中间过洋船”。古云大队一下子被调去了几百人，每个食堂只剩下一二个男劳动力，还是病人。前后去了40天，这段时间，不准请假，凡是回了家的，都得押送回工地。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各地没有不刮“共产风”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部给省委的一份报告中说：“从各地建社的情况看，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又是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大革命，它进一步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社员自愿地将自留地、自养牲畜、成片树木、生产工具等交公社所有；有的将零星树木、猪、羊等也交公社所有；有455个公社的社员自动将房屋交公社所有。”社员们曾形象地说，加入公社后，除了一双筷子是自己的，其他都是公社的。
　　据对河南温县、密县、嵩县、南阳、内乡五个县七个人民公社的统计，在公社化运动中，社员共“献出”钢、铁、铜等原料224600斤，陈粮193万斤，金子78两，银子57斤，银元58元，银货1783两，现金41862元。
　　河南省西华县在公社化时，社员“自觉投入公社”的耕畜有806头，生猪43757头，陈粮1131728斤，农具141566件，缝纫机144部，架子车927辆，青砖13万多块，钢铁230多万斤，现款153万元，钢洋16926元，棉花1046斤，元宝60个，“其他如银子、金子、玛瑙等很多”。
　　社员“自愿交出”也好，“献出”和“自觉投入”也罢，都是无代价地将社员私有财产充了公，“共”了“产”。
　　一些地方还大搞生活集体化，不但集体吃饭，而且还集体住宿。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第六基层社第一大队，就别出心裁地搞起了一个所谓的“三院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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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化带来的“共产风”（3）
“三院”是指儿童学院、青壮年红专学院、老年幸福院，“二所”是招待所、托儿所。这个大队共有585户2689人，规定社员按不同年龄进入不同的“院”，集体住宿。所需的房屋则是将社员私有的房屋宣布为公社所有，由公社负责管理维修，由大队规划使用。其具体规定是：
　　儿童学院：凡是4岁至6岁的儿童，全部参加儿童学院。该大队共建有4个儿童学院，入院儿童217人。每院设院长一人，教养员2人，建立儿童食堂一座。将儿童分班分组，每天集体上课、睡觉、吃饭。
　　青壮年红专学院：这个大队共建立了4处，住进红专学院的有563人，下设技术研究、试验、学习、验收4个股，并设食堂一座。学员实行军事化管理，集体吃饭、劳动、学习。在住宿问题上，凡是夫妇两口者，住单房间，一门一窗；未婚的青壮年，男女分住，二至三人一个房间，实行集体住宿。
　　老年幸福院：凡是年老体弱，不能参加生产劳动的老年人，组织到幸福院，集体住宿、吃饭，并根据其劳动力情况，分配给一定的轻体力劳动，如养鸡、鸭、兔、猪等。生活上实行饭菜多样化，吃饭时有专人照管。
　　招待所是为社员来客设立的，内有食堂，客人可在此吃饭。托儿所则收一岁至三岁的儿童。
　　该大队实行“三院二所”后，其上级第六基层社党委会曾总结出了五大好处：
　　（一）解放了生产力，干活行动迅速，指挥统一。妇女摆脱了家务琐事，使出勤率由原来的不到70％上升到100％。
　　（二）便于集中教育社员，提高广大社员的政治觉悟。
　　（三）便于学习文化，提高社员的文化、技术水平。
　　（四）充分发挥了半劳力和辅助劳力的作用，做到了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大大发展了集体经济，达到了家禽满院。
　　（五）吃住在一起，有问题及时得到解决，干部关心社员，社员爱护干部，干群关系更加密切。
　　这样的“三院二所”虽然有如此多的“好处”，但这种人为地拆散家庭的做法，必定会给群众的生活造成诸多不便，实际上是不能长久的。
　　公社化后，许多地方都实行社员集体生活、集体居住。山东滕县就曾发生一件因误传上级精神，造成一个公社的社员大搬家的荒唐事件。
　　1958年11月3日，滕县界河红旗人民公社的一位党委副书记，在济宁地委开会分组讨论时，听到了滕县辛庄山顶有几户社员从山上搬到山下居住的事。这位副书记在开会时大概是心不在焉，把这件事同会议的主要精神混在一起，当做地委布置的任务回来后进行传达，并讲到了小村并大村进行大兵团生产的好处。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本来头脑就发热，听了这位副书记的汇报后，以为上级已经加快了“乡村城市化”的工作，匆忙决定全公社并村搬家。
　　第二天，界河红旗公社在驻地召开全公社党员、干部大会。由那位副书记“传达”地委会议精神，对并村作了具体布置，办法是将全社的176个村合并为28个大村，实行按性别、年龄分别居住，男女青年各住一村，男女老人也各住一村。不论青壮年和老年，凡是有配偶的一律过星期六制度。按照军事化的要求，全社人口编排成团、营、连、班。同时规定，在并村搬家时，小家畜家禽集中喂养，取消私有制，只准带生产工具、衣服被褥等，其他一律不带，粮食更不能带走。会上还提出了“苦战一昼夜完成任务，向公社党委报捷”的口号。虽有不少党员、干部对此想不通，有意见，但不敢提。他们认为并村搬家既然是上级布置的，就是一项全国性工作，同时也由于当时流行“拔白旗、插红旗”，怕提了意见被当做“白旗”受批斗。
　　11月5日，全社开始搬家。社员对搬家普遍反对，怨声载道，哭骂声不绝，都不愿离开自己的家。有些胆大泼辣的社员大骂干部，华家林村五个妇女坐在街上连骂带哭了一天。个别干部家属因不堪辱骂走上绝路。不少社员以毁破农具、大吃大喝来发泄不满。搬家时，社员觉得房子、家具、其他物件都将不属自己了，就将锅、盆扔在路上或砸掉，将家具、木床当做柴烧，把农具弄断、弄坏当做废铁卖掉。社员更是杀鸡宰羊，喝酒吸烟，赵辛街耕作区（介于公社与大队间的组织，一般相当于原来乡的范围）宰羊200余头，杀鸡3000只。在搬家过程中，干部带着民兵到社员家翻粮，司堂耕作区的龙山店共有500户，被翻的有432户，共翻出社员收藏的粮食20011斤、花生305斤、地瓜300斤。社员为了藏住粮食，有的将粮食埋在粪堆里，有的埋在河滩上。11月6日，滕县县委得知界河的大搬家后，立即打电话指示停止搬家，这一闹剧才停演。
　　

食堂化带来的“共产风”（4）
湖北省当阳县跑马公社刮“共产风”时，更是发生了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1958年10月中旬的一天，跑马公社党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带队到外地炼钢铁）在大会上宣布：11月7日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时，11月8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大会一结束，人们就到街上商店去拿东西，去得早的多拿一点，去得晚的少拿一点，最后去的是一位教师，只拿了两筒蜡纸。商店的东西拿完后，就去拿社员家的东西。别人家的鸡，可以随便抓来吃；这个队种的菜，别的队可随便来挖，甚至连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因为马上就共产主义了，子女也就成了大家的。这个公社只剩下一条还没有“共产”：老婆还是自己的。不过这一条这位公社党委第二书记也拿不准是不是可以“共产”，说还得请示上级。这种事，今天看来好像是天方夜谭，可这却是1959年3月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给中共中央的一个报告中讲到的。
　　“共产风”的出现，除了因为当时的基层干部水平低，把共产主义理解为就是“共产”外，根本原因在于人民公社的体制。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既是基层政权组织又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共产”都可用行政命令的方法下达，作为下级组织的管理区、大队和生产队都只能无条件地服从。加之办起了公共食堂，社员的吃饭权也就是最根本的生存权，实际上掌握在食堂，也就是公社手中。如果社队干部心术不正，社员稍有不满，就会被剥夺其本人甚至全家的吃饭权，社员除了挨饿之外别无出路。这也是社员对“共产风”不能抵制、反抗的原因，从而也导致公社化后“共产风”泛滥成灾，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公共食堂前途无量”（1）
如果说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公共食堂，还带有群众的自发性，且人们在主观上认为办食堂能提高农村生产力，能推进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话，那么，庐山会议后再次大办公共食堂，则带有很大的赌气性质。因为“右倾机会主义者”攻击公共食堂，解散公共食堂，所以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大办公共食堂。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周小舟都讲到过公共食堂、供给制的问题。彭于1959年7月4日在西北小组会上的发言中说：“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六十条的‘一切经过试验’。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周小舟也对彭说：“现在吃大锅饭（公共食堂），就要大锅大灶，烧柴火也不节省，劳力也不省；小锅小灶，妇女、弱劳力都可以做饭，现在非强劳力不可。搞了公共食堂，家庭用水也不方便，群众对公共食堂有意见。”《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8页。张闻天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供给制、公共食堂不同于社会主义，取消供给制不等于退步，退出公共食堂不等于不是社会主义，这完全是两回事，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既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此不赞同甚至反对公共食堂，那么，在“反右倾”时，坚持公共食堂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1959年9月20日，《人民日报》转发了《中国妇女》杂志的专论《办得对，办得好，办得适时》，其中说：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　，“食堂遍及各个农村，入食堂农户达到90％以上。其他各种生活福利事业都有很大发展。请问右倾机会主义者，像这样几亿人民的群众运动，如果没有客观需要，不是群众要求，哪一个人能够下一个命令就办起来了呢？哪一个人能够一阵风吹起来呢？恰恰相反，这种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潮流，合乎需要的东西，你们要想吹垮也是不可能的。”“集体生活福利事业所以垮不了，正说明它是合乎历史要求，合乎群众需要。不是办早了，办快了，办多了，而是办得适时，办得对，办得好，今后还要努力更加办好。”
　　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公共食堂前途无量》的社论。社论一开头就如是说：1958年中国出了许多新鲜事情，公共食堂在广大农村普遍建立就是其中的一桩。在人民公社化前后，涌现了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公共食堂，受到几亿农民的热烈赞扬。可是新生事物总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农村公共食堂也不例外。当多数农民积极支持公共食堂的时候，不但远在天边的帝国主义者为此而大吵大闹，就是近在眼前的一些死抱住习惯势力不放的人们，也借口某些食堂局部的暂时的缺点，指手画脚地议论起来。事实是公共食堂解放了大量的劳动力，他们却硬说多占用了劳动力；事实是公共食堂大大有利于生产，他们却硬说公共食堂妨碍生产；事实是公共食堂改善了农民生活，方便了多数社员，他们却硬说公共食堂降低了农民生活，对群众很不方便。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在少数地区，有些农村工作人员甚至下令解散公共食堂。可是，群众坚决不散，或者过后很快又把公共食堂办起来。就这样，围绕着公共食堂，展开了一场斗争。
　　社论又说，解放前，吃饭问题对农民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初步的提高，但是，一家一户的分散生产，力量还非常薄弱，特别是经不起自然灾害的袭击，农民要经常吃饱吃好还相当困难。土地改革后，劳动互助运动兴起，为了适应集体生产的需要，就有一些农民实行“合伙做饭”，集体吃饭，这是公共食堂的萌芽。农业合作化后，集体化的规模扩大了，集体生产和分散吃饭的矛盾更加尖锐，于是出现了公共食堂。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适当范围的集体生产成为广大群众的普遍要求，公共食堂这种新兴的生活福利组织，在很短时间内在全国广大农村普遍地建立起来。各地公共食堂经过整顿，在总结过去经验，因时因地制宜的基础上，贯彻了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原则，大多数巩固下来了。社论在列举了河南、四川、上海郊区、北京郊区的公共食堂数目后说，广大群众不仅办起了公共食堂，而且办得很好，将来还会办得更好，一些被解散的食堂又由群众恢复起来了，“办不得”论在各种客观事实面前，只有破产一条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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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食堂前途无量”（2）
接着，社论论证了公共食堂的若干“优越性”。如节省了劳动力，称河南全省仅办食堂就节省了600万个劳动力；公共食堂改善了生活；给许多农民家庭节省了粮食、燃料和其他物资。这些“优点”，若在一年前，可能还有人相信，经过一年的实践后，实际上已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了。当然，社论在论证公共食堂的“好处”时，还特地讲到它在解放妇女中的作用，说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大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