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的黑洞-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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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留毛。难道说那9个广东人会突然在北京消逝得无影无踪。民警不信这邪。查找工作立即展开。　
　　当天晚上，在市公安局特行科的大力协助下，对全市所有宾馆、饭店、招待所、火车站、机场实施查控，架构起了一张无形的法网。　
　　凌晨3时，厂桥派出所接到特行科电话，在西直门附近的机械电业招待所住有9名广东人，与罪犯交代的相似。民警们闻讯立即出动，包围了电力招待所。夜深人静，正是鸟归巢人回窝的时候。那9名广东人其中就有白天去中兴珠宝行买戒指的朱光检。　
　　9名广东人全都请到了厂桥派出所。搜查行李，发现了四枚戒指，其中就有白天从中兴珠宝行骗来的那3枚宝石戒指。那么这第四枚戒指又是从何而来呢？假币又藏于何处？审问就从这第四枚戒指开始。　
　　在铁的事实面前，朱光检等人再也不敢狡辩，只得老实交代。　
　　这11个广东人都是来自广东佛港县迳头乡，而且都还沾亲带故。在几年前，他们就曾合计要来北京旅游，但一直苦于盘缠而作罢。这几年，广东人趁改革开放的春风，生活水平有大幅度提高，但并不是广东的每一片土地都富了起来。佛港县迳头乡就是那块还没有富起来的地方。一些广东人可以自费周游世界的时候，而迳头乡的农民却连去北京游览的路费也凑不足。在1993年的秋天，一个遇然的机会使这群广东农民终于如愿以偿。这次旅游的牵头人就是朱光检。这次旅游的路费大部分也是由朱光检、郑育林、朱玉提筹措的。　
　　还是在1993年5月的时候，朱光检来到广州做生意时，结识了一个假币贩子。从此，朱光检干上了倒卖假币的勾当。先是倒卖台湾版的假人民币，因为本小，赚的也就不大。后来听说往内地倒假币，来钱快又容易。于是朱光检就改做这种买卖。一个月时间，朱光检往长沙、南昌等地跑了一趟，果然轻而易举地赚进了万把元钱。手中有了钱，朱光检胆子就更大了，终于琢磨起到北京去倒假外币的念头来。他把这一想法告诉给表弟郑育林等人。听说这种买卖好做，大家就当场一致叫好。这样，合计了几年的旅游计划终于实现了。　
　　到北京的当天晚上，朱光检等人就在一集贸市场用三张5O0元面值的假港币，从一个体户的摊上购买到一件皮夹克。那个体户不仅丝毫没有怀疑手中收进的港币，还笑容满面地赠送给朱光检一瓶高级夹克油。　
　　第二天，朱光检等人来到大华商行，又是用假港币顺顺当当地购买了3件金银首饰，那就是中兴珠宝行租赁的那个柜台。不料，“多行不义必自毙”。正当朱光检等人沾沾自喜的时候，却跌进了自掘的泥坑中。　
　　据罪犯朱光检交代：骗来的金银首饰和带来的假港币，都寄存在西直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寄存处。　
　　不一会儿，民警取来了罪犯寄存的包裹，打开检查，里面除有3枚金银首饰外，还有假港币6O多万元。那第四枚戒指还是罪犯朱光检在来京的48次列车上，用500元假港币从一东北汉子手中骗来的。至于假港币的来源，朱光检交代，都是从广洲一农贸市场，找一个外号叫“老七”的人买来的。目前，西城分局正组织力量深挖此案。　
　　这里暂且不论案情的性质，单表罪犯是如何携带假币穿州过府而屡屡得手的。首先是群众防伪意识的薄弱，给伪钞造成了广阔市场。朱光检等罪犯所持用的假港币作工极其拙劣。利用作废的秘鲁和乌拉圭等国的货币，在其上面盖上了“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等汉字字样以及“500”、“100”、等阿拉伯数字。对秘鲁、乌拉圭等国的货币未作任何的改动，就是这样粗糙的东西居然也能骗钱，真是匪夷所思。　
　　案后，问中兴珠宝行的营业员小吴：“你见过真港币吗？”　
　　“没有。只听说过这种票子值钱。”　
　　“你听说过有人用假币吗？”　
　　“听人说过，但没有亲眼见过。”　
　　对于这样的营业员，还能说什么呢？对人民币还难辨真伪，更不要说花花绿绿的外币了。营业员小吴一见票子上有“渣打银行”的字样就确信无疑。其实，只要稍有常识，就能真伪立判。首先票面上的外文不是英文，而是西班文；汉字和阿拉伯数字字体不一，且都是用的大陆通用的简体字；油墨单一旦凸出票面。　
　　本不应该发生的骗局，却居然被一个半文盲的农民导演而成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假港币何以更易骗大陆人　
　　近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壮大，金融、商业从业人员数量从几何数增长。这其中，绝大多数从业人员末经过岗前的必要业务培训就上岗，防伪意识薄弱，使伪钞在这些部门公然登堂入室。绝大部分的个体摊点，没有装备防伪仪器，又使伪钞躲过了“克星”。一些基层商业单位管理混乱，领导官僚主义严重，在误进伪钞后不是积极向有关部门报案，而是从个人利益考虑一再隐而不报，无形助长了犯罪气焰。综上所述，正是朱光检一伙利用假币作案屡试不爽的主要原因。　
　　去年，香港“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和大陆的中国银行联合发行了新版港币。香港的一些不法之徒趁此机会，利用大陆内地居民对新港币不熟悉，用一些南美国家已宣布作废的货币，伪造香港“汇丰”“渣打”银行的名号假冒港币，鱼目混珠使用。广州有一位海员在他的工资袋中，就曾有过这样一张假港币。他一直以为这是香港新发行的新钞票，直到投入使用被发觉时才顿悟。　
　　这是一张南美洲乌拉圭国家的真钞票，面额5OO元，约折人民币不到1元钱。它与香港银行发行的5OO元钞票长度相同，高度略短1厘米。犯罪分子在这张乌拉圭钞票的底面上印有一些英文符号字样，并加印上“香港渣打银行”及1993D与伍佰圆字样。一些对英文不太熟悉的大陆居民最容易被蒙骗上当。　
　　由此可见，造伪犯罪更加变本加厉，反伪斗争还异常严酷。　
　　外币出现在中国公民的腰包里已不再是新闻。美元、日元、港币、马克、英镑等花花绿绿的钞票中国人见得多了，也不再感到神秘。而今，仅北京市已有部分的家庭都有外币存单。据《人民日报》报道：截止1995年3月27日，中国银行北京分行个人外币储蓄存款余额突破2O亿美元，占全市个人外币储蓄存款的70％。从1988年以来，这家银行个人外币存款以每年55．9％的速度递增。在1994年，我国实现汇率并轨后，吸引了大批银行家携带巨资来中国投资设厂。外币的流通量正在我国逐年增加。随着我国加入国际经济循环圈，外币已大举进入国门。在人民币还未进入国际货币流通体系的时候，外币仍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支付手段。外币在我国的增多和流通速度的加剧，难免会有假钞的混入。我国法律对世界主要的货币给予了严格的保护，一切敢于伪造外币的行径，也同样将受到中国法律的严厉打击。　
　　◎打落的牙齿往肚里吞　
　　●反伪斗争成果为何难以扩大　
　　3月19日，中央电视台第80期的《综艺大观》的文艺节目中曾上演过一则小品，至今记忆犹新。小品的名字就叫《一张伪币》。剧情大致是这样的：　
　　一老鞋匠辛辛苦苦在街头修鞋，好不容易赚足了一百元钱。修鞋匠为了方便储蓄的营业员，专门把林林总总的角票，找一位上门修鞋的小姐换成一张百元面值的钞票。这天，修鞋匠揣着百元钱，乐颠颠地来到修鞋摊前的储蓄所存款。营业员小姐检查钞票，发现这张百元人民币没有水印，断定是一张伪钞，马上扣留了这张钞票。　
　　修鞋匠明白自己起早贪黑挣了几天的钞票却是一张一钱不值的伪钞时，感到如雷轰顶。他怎么也不理解，当初与他换零钱的那位漂亮小姐会是一个假币贩子。真是人心难测，世风日下。修鞋匠自责自己，为什么要把零钱兑换成大票？多此一举，才被骗上当。修鞋匠怔在柜台前，发了好一阵呆，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眼见着几天的辛苦就要化作乌有时，修鞋匠只得苦苦哀求营业员小姐还给他伪币留作纪念；或稍作一些补偿，退一点钱。这两项要求立马被营业员小姐断然拒绝，还口口声称：银行内部有规定，一旦发现伪币，就地没收。　
　　修鞋匠不愿就此罢休，一直等到营业员小姐下班后，还千方百计地套近乎。说尽了千言万语，得到的仍是营业员小姐冷冰冰的一句呵斥。终于，修鞋匠感到回天乏力，也无可奈何。　
　　在此，对小品的编导艺术，演技水平暂且不作评论，单提这小品的内容确有新意。它新就新在，这是第一次用艺术的形式向世人昭示了伪钞犯罪的事实。它第一次冲破了多年来对伪钞犯罪的宣传禁区，向世人展现了伪钞的罪恶以及我国政府对伪钞犯罪的一贯原则。以小见大，警钟常鸣。　
　　联系实际，伪钞的犯罪早已令世人深恶痛绝。我国政府对伪钞犯罪一直是严惩严办。“打击”的一手始终是坚强的，但是因为种种局限，反伪的部门却忽视了最最有力的“一手”，这就是发动群众。实际上，我国的法律对群众手中已误进的假币，没有明确的规定。公安机关在办案中只能采取“没收”的办法，导致了群众的不满；银行部门也只能按内部规定，一味采取“没收”的做法，造成了群众对反伪斗争的反感。自然，以上做法很不利于群众参与到反伪、防伪斗争中去。缺少群众的支持参与，只能使专门机关反伪斗争陷入盲目、被动的险境，这恐怕也是近几年反伪斗争成果难以扩大的根源所在吧。　
　　●荒唐官司不荒唐　
　　1991年9月，天津市大港区人民法院接到一份自诉书。自诉方是当地居民孙大，被告方是储蓄所。也是一起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官司。自诉的理由大致是这么一回事：　
　　孙大到当地储蓄所去存钱。女营业员发觉，在孙大的50O元现款中，有2张1OO元面值的假币，立即告诉孙大予以扣留。2OO元钱正是孙大卖冰棍大半月的收入。孙大赚钱是为了养老。一听说那2OO元是假钱，孙大心中顿时升腾起一股无名怒火，但又不知朝谁发泄．心中暗暗咒骂那于刀万剐的假币骗子。　
　　孙大不甘心眼睁睁地看着2OO元钱被没收，嚷着要拿回去好找那些假币骗子。女营业员当然不会答应。两人就你一句我一句地理论起来。女营业员有些得理不让人，出言尖酸刻薄，还有些热嘲冷讽，孙大也是肝火两旺，毫不示弱。一时间，招来数百围观群众。争吵步步升级，幸亏派出所民警及时赶到，方才避免了一场拳脚相加的闹剧发生。　
　　孙大回到家中，心中越想越觉得窝火。靠小本买卖被人骗了，到银行有钱还要被人戏弄侮辱，很是想不通。一气之下，向法院递交了那份自诉书。孙大要求储蓄所赔偿他的经济损失，特别是精神损失，共计2OOO元。　
　　法院接过状子，一看就明白，这样的诉讼官司不可能成立。还是那条老办法．走“和为贵”的路子息事宁人。在社会各方的共同配合调解下，女营业员主动向孙大登门道歉，孙大觉得赢了理，也撤回了诉讼，官司最后不了了之。　
　　这则官司打得虽然有些荒唐，但也有些因由。事主受假币侵害，本来经济遭受了损害，而银行职工只是采取一味地“没收”办法，动作粗暴，语言生硬，事主当然会产生对立情绪，乃至冲突。银行为了免遭损失，对顾客手中的假币采取“没收”的办法了事，那么，群众误进了假币又该找谁去补偿呢？由此看来，这样的官司打得在理。据报道，1993年，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也曾受理过此类官司。也是一位居民误进的假币被银行职工粗暴地“没收”，心里不服就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官司最后也是以调解告终。　
　　老鞋匠和孙大都是一介平民百姓，靠汗珠子摔成八瓣赚来的辛苦钱，却是一张废纸，无辜地被人狠狠宰了一刀。到银行后，又一次遭到营业员的粗暴对待，流血的伤口上象被人抹上了一把盐。因为是血汗钱，老鞋匠和孙大最终被血汗钱里里外外涮了一通，却无处诉说。这样的悲剧命运，该怨谁呢？　
　　对银行单纯采取“没收”的作法，国人颇有微词。假币理所当然地要没收，犯罪行为要打击。对于误入了假币正惨遭假币侵害的公民，是否就只有“没收”这种办法简单了事呢？还是听听百姓对此作法的不同看法为好。　
　　1993年3月19日，《河北日报》在“呼声与建议”栏目中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来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假币在社会上流通已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和影响了人民生活。因此，国家责成银行对假币“见一张就没收一张”。可是，银行在没收假币的过程中，常有不愉快的事发生。这里，择其几件，从中不难看出人们对没收假币的心态。　
　　“想没收，没门儿。”1994年2月14日上午，某储蓄所，一储户存款4500元，收款员发现其中有一张1OO元的假币时，告诉他需要没收。这位储户一听就火了。“别人骗了我，却让我白白受损失？”无论收款员如何向他解释，他都不予接受。最后，虽然1O0元假币被扣下了，但他款也不存了，拿着4400元骂声不断地走了。　
　　某储蓄所要没收一位个体户的100元假币时，个体户苦苦哀求：“兄弟，俺挣钱不容易，把钱还给我吧，我有办法再花出去。”　
　　一位储户的一张50元假币被没收后，心里老大不愿意，离开储蓄所时边走边嚷：“你没收吧，我再找门子要回来！”半小时后，果然有人上门来说情。假币虽然没有退回去，但储蓄员心里却想：“怎么什么事都有人说情呢？”　
　　●发现了假币怎么办　
　　储蓄人员因没收假币而受窝囊气者大有人在，因此他们多么想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实事求是地说，绝大多数假币持有者都属于被骗上当者。他们辛辛苦苦挣的钱被没收，心理自然失去平衡，说两句气话，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人们也应该理解银行。银行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让更多的人上当受骗，对千家万户有利。因此请假币持有者对银行多一份理解和支持，向银行反映假币的来源，把假币痛痛快地交给银行，难道用少数人的痛苦去换来大多数人的安心，这样做不好吗？　
　　有位叫刘成耀的读者呼吁社会“请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支持。”编辑为此制作了这样的标题；“不要别人骗了你，你就得再去骗人。”从来信和标题都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读者和媒体的意见，他们是绝对支持“没收”的。　
　　在一份杂志上曾发表过一篇名为《发现假币怎么办？》的文章。作者对“没收”的作法提出了质疑。文章是这样写的：　
　　顾客买东西或营业交款，营业员在一沓钞票中间拣出一张说是假币必须没收，顾客难以接受，先是力争，后是无奈自认倒霉，临走从营业员手里接过一张凭证，上写：今收到假币一张。　
　　一些消费者心存两疑：一是对方认定假币是否具有权威性？二是假币有没有可能从没收者手里再次流通？为此笔者询问了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回答是：　
　　人民币真伪的最终确认是银行。是不是假币，必须由银行来确认，同时各商业服务部门又有协助银行发现假币、收缴假币的义务。收款部门应将可疑钞票先没收，但必须向消费者出具凭证。凭证上应写明该钞票的面值、号码、准备将钞票上缴的银行机构名称等，收据应有收币单位的公章或收币人签字。这样消费者可以在几天之后持收据到有关银行机构查询。由于银行对收缴的上来的假币均有登记，因此对于没收的钞票收款部门是否已上缴，钞票是真是假，都会有准确的答复。如果经检查确系误收，银行会返还给消费者。这样，即可最大限度地保护消费者利益，也避免了假钞再次进入流通领域。　
　　如果所有的银行、营业网点在“没有”顾客手中的假钞时，都能按总行提出的要求认真处理，严肃对待，我想营业员与顾客之间的不愉快的场面就可最大限度地减少，顾客是能尊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的。但如前所说，营业员在发现可疑钞票时，只是单纯凭自己的工作经验来判断是否是假币，这种作法有失公允。　
　　就是这位营业员的反伪钞经验如何的丰富，判断如何地准确，可他毕竟只是一个营业员，不是执法者。公民有义务举报伪钞犯罪，也有权力拒绝伪钞，但在面对可疑的钞票或伪钞时，法律并没有赋与公民有“没有”的权利。前面所说。营业员在发现假币时进行了“没收”，还开出了收据。但象哪种不正格的收据，是否有法律效用？个体的、集体的、国有的企业的营业员都有“没收”的权利吗？　
　　在我国有几十家银行，而其中，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代表国家，而其它银行已转为商业银行，其性质和企业差不多，特别是有一些属于私营性质的银行，他们不能代表国家法律，不能行使执法权。对于可疑的钞票，这样的银行也敢一味地“没收”，势必引起司法行为。商业网点的营业员有义务检查、发现、收缴假币和可疑币，但这些机构对假币的确认没有权威，当然不能光凭服务员的一句话，就把顾客手中的钞票给没收了。　
　　验钞机可以发现假币，并是不十拿九稳，万一出现失误，给顾客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该由谁来赔偿，以上现象都是值得反伪部门好好研究，特别是在有关法律法规中要有明确的规定，避免不应有纠分。　
　　可见，在目前形势下，“没收”并非良策，它所带来的负面显而易见。群众遭受的损失得不到补偿，“打落的牙齿只得往肚里吞”。群众在误进假币后，很少有主动上交的，大多是想方设法转手给他人，或混人大宗现款中存入国家银行。九九归一，最后受损失的还是国家和集体。1991年贵州省银行、储蓄所、信用社在工作中发现和查获混入存款中的假币，就达43700元多。1992年南昌金融系统点钞时，就发现过125次，合计达37万多元的假币。　
　　◎请给自己松松绑　
　　●防假打假何以这般艰难　
　　“假冒伪劣”是近几年中报刊杂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名词。其诞生时日无法考究，至少说时间不甚长远。自从中央几家新闻单位开办“中国质量万里行”后，“假冒伪劣”一同迅速就被每一个中国百姓牢记住了。它几乎就是产品的死刑判决书，也成了中国百姓讨回公道的最好的裁定书。人人口诛笔伐，大加鞭答，“假冒伪劣”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特别是在1994年元已开始实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又使中国百姓手中增加了一件反击“假冒伪劣”的新式武器。　
　　建国4O多年来，百姓从来也没有象如今这样心急火燎的。“假冒伪劣”从古至今都有，但象如今这样令人极端仇视，历朝历代还末曾有过。剔除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眼下的“假冒伪劣”确实也太猖獗了。老百姓用辛辛苦苦积赚了几年的钱购买回家的冰箱不制冷，彩电没图像，新鞋子鞋根脱落。这些能不令人恼火吗？假烟、假酒冷不丁地就骗了烟民们一把。假经理、假厂长这帮人敲定一笔，实在令人撮火。不提这些破财的事情，单讲那“假冒伪劣”致人死命的事件，每年都有发生。远的有福建晋江假药案，海内外皆知，近的，如山东曹县假药害死2名儿童案，还有河南周口地区兽药厂造假案等等，无一不民愤极大。造假首犯虽已绳之以法，可是被假药假酒夺走了的生命再也唤不回来。一桩桩触目惊心的惨案，一件件鲜血淋漓的命案，终于唤起了国人对“假冒伪劣”的反抗和还击。各种各样的“打假”组织招牌（姑且不论其自身的伪劣）公诸市井街巷，“打假”队伍浩浩荡荡，“打假”的成效也是立竿见影的。“打假”保护了民族工业的精华；唤起了国人的产品质量意识；提高了民族的整体素质。可谓功在当代，福留后世。　
　　在“打假”行动中，有一件“假冒伪劣”产品却使国人犯了大难，这就是假币，假币肯定归于“假冒伪劣”之列，也在必打之列。可每当举起打击的棍棒时，却不知要落在何处。其结果是老鼠过街，人人只喊打，谁也不动手真打，终使其越养越大，致使危害社会。　
　　假币，无疑也是一种伪劣产品，但它不同于一般的伪劣产品，毕竟它是寄生在特殊的产品货币的身上。每次“打假”者投鼠忌器，致使行动雷声大，雨点小，才酿成目前这般严重的伪钞犯罪势头。　
　　凡“打假”之前，必须将每一种被侵害的商品特征以及“假冒”的商品特征——区别公之于众，警视国人。我国把3月15日规定为“消费者权益日”。这一天，全国各地的政府部门以及消费者协会都要组织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如法律咨询，实物展览等等，号召全体国民积极主动地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共同捍卫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