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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教堂-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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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车开上自家的车道，关上发动机，闭上眼，头斜在方向盘上靠了一会儿。她听着发动机冷却下来时发出的滴答声，然后下了车。能听见屋子里的狗叫。她走到门前，门没锁。她进屋开开灯，坐上一壶水等着沏茶，又打开一些狗粮，在后面的走廊里喂给“懒虫”吃。狗饥饿地小口紧吃，并不时跑进厨房，看安是不是要留下来。就在安拿着茶坐在沙发上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是我！”她一边拿起话筒，一边说，“喂！”
“维斯夫人。”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刚早晨五点，她觉得自己能听见背景里有什么机器设备的动静。
“对，是我！出了什么事？我就是维斯夫人。是我。怎么了？请说吧。”她听着背景里的那些声音，说，“上帝啊，是不是斯科蒂的事儿？”
“斯科蒂，”那个男人说，“是关于斯科蒂，没错。这个问题与斯科蒂有关。你是不是把斯科蒂都给忘了？”那个男人说完，就挂了电话。
安拨了医院的电话号码，转到三楼，向一个接电话的护士询问她儿子的消息。她要求和她丈夫说话。她说，这是个紧急情况。
她等着，指间翻卷着电话线。她闭上眼，觉得肚子不舒服。她给吃点儿东西。“懒虫”从后面的走廊里走过来，躺在她的脚边上，摇着尾巴。安拽它的耳朵时，它趁机舔了她的手指。霍华德出现在电话那边。
好事一小件（8）
“有人刚刚打电话过来，”她一边说，一边扭电话线，“他说，斯科蒂出事了。”她哭了。
“斯科蒂挺好啊，”霍华德告诉她，“我是说，他还睡着呢。没有任何变化。你走以后，护士又来过两次。可能是护士，也可能是大夫。反正，他没事。”
“是个男的打的电话，他说，是关于斯科蒂的事儿。”她告诉他。
“亲爱的，你得歇一会儿。你需要休息。那肯定就是同一个人，我也接到过他的电话。别理他。休息完了，就回来。然后我们一起吃点儿早饭什么的。”
“早饭，”她说，“我不想吃早饭。”
“你明白我的意思。”他说，“喝点儿果汁，或吃点儿什么别的。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安。天哪，我也不饿。安，现在不方便说话。我正站在前台这儿呢。今天早晨八点，弗兰西斯医生还会再来一趟。那时候，他会有更详细的消息，跟咱们说。一个护士这么跟我说的。别的她也不知道了。安？亲爱的，可能到了那时候，我们就能知道怎么回事了。八点钟。八点以前回来吧。那之前，我都在这儿，斯科蒂没事的。他还是老样子。”他补充了一句。
“电话铃响的时候，”她说，“我正喝茶。他说是跟斯科蒂有关的事儿。背景里还有一种嘈杂的噪音。你接到的那个电话里，背景也有噪音吗，霍华德？”
“我记不起来了，”他说，“可能是那个开救护车的司机，说不定他是个神经病，不知怎么的发现了斯科蒂的事儿。不过，我一直和斯科蒂在一起呢。歇会儿吧，就像你本来想好的那样，洗个澡，七点来钟的时候回来，医生来的时候，咱们一起和他谈谈。亲爱的，都会好的。我就在这儿，周围到处都是医生护士，他们说他现在的状况很稳定。”
“我怕死了。”她说。
她放水，脱了衣服，钻进浴缸，没花时间洗头发，就匆匆忙忙出来擦干了身子。换上干净的内衣，毛料休闲裤，和一件毛衣外套，走进客厅。狗抬起头看着她，尾巴重重地敲了一下地面。她出来上车的时候，外面已经开始亮起来。
她把车开进医院的停车场，找了一个靠近前门的空位。她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该为孩子的遭遇负责。她的思路游移到那个黑人家庭上，她还记得他们姓弗兰克林，还记得那张被汉堡包包装纸覆盖的桌子，还有那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一直抽着烟，盯着她看。
别要孩子。”安走进医院的前门时，对着自己脑子里回想起的那个女孩说，“为了上帝，千万别要。”
她同两个正要上岗的护士一起，坐电梯上到三楼。这已经是周三早晨，差几分钟七点。电梯门在三层滑开时，广播里正在播叫麦迪逊医生。护士走在安前面下来，转向与安不同的方向，继续起被安上电梯时打断了的谈话。安顺着走廊走到那个凹进去的小房间，就是那个黑人家庭等待的地方。他们已经走了，不过，椅子凌乱得就像是有人刚刚从它们上面跳下来一样。仍旧是同样的那些杯子和废纸乱七八糟地盖住桌面，烟灰缸里装满了烟屁股。
她停在护士站边上。一个护士站在柜台后面，一边梳头，一边打哈欠。
“昨晚，这儿有一个黑人男孩做手术，”安问，“叫弗兰克林。他的家人就坐在那个候诊室里。我想问问他的情况怎么样了。”
护士坐在柜台后面的桌子旁边，读一个表格。她抬起头，电话响了，她拿起话筒，但眼睛一直盯着安。
好事一小件（9）
“他去世了。”护士一边拿着梳子，一边盯着她说，“你是他们家的朋友？”
“我昨晚碰到这家人的，”安回答，“我自己的儿子也在医院里。我猜他是在休克中。我们也不确定到底是什么毛病。我只不过是好奇弗兰克林怎么样了，没别的。谢谢。”
她走过走廊。昨晚，安没有注意电梯的门。现在，她发现电梯门和墙壁是同一个颜色。门滑动开，一个憔悴的秃顶男人，穿着白裤子和白帆布鞋，从里面拉出来一台沉重的手推车。那个人把手推车推到走廊里，停在离电梯最近的房间门口，查一个笔记板。然后弯腰，从推车里抽出一个托盘。他轻轻敲了门，走了进去。安从手推车旁经过时，能闻见温吞吞的食物散发出讨厌的气味。她疾步穿过走廊，没有去看两旁的护士，推开了自己孩子病房的门。
霍华德正背着手，站在窗旁。安进屋的时候，他转过身。
“他怎么样了？”她问着，走到床边上，钱包扔在床头柜旁的地板上，感觉好像自己已经离开了很久。她摸着孩子的脸颊问，“霍华德？”
“弗朗西斯医生刚刚来过，”霍华德说。安仔细地看着他，觉得他的肩膀稍稍地向里收拢起来。
“我以为他得到今儿早晨八点才来呢。”她立刻说。
“还有一个医生和他一块儿来的。一个神经科的医生。”
“神经科医生？”她说。
霍华德点点头。她能看出来，他的肩膀正在抽缩着。“他们说什么，霍华德？天哪，他们怎么说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说他们要带他下去，再做一些检查，安。他们打算做手术，亲爱的。亲爱的，他们要动手术。他们搞不清楚为什么他就是醒不了。他们现在只知道，这不仅仅是休克或是脑震荡的问题。是他头骨里面出了事，他们觉得是跟骨裂有关。所以他们要做手术。我给你打了电话，但我猜那时你已经出家门了。”
“啊，天哪！”她说，“啊，什么，霍华德，什么！”她说着拉住了他的胳膊。
“快看！”霍华德叫，“斯科蒂！快看，安！”他把她扭向床头。
男孩刚刚睁开眼，又合上了。现在，他又睁开来，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盯了一会儿，然后缓慢地转动。孩子的目光在霍华德和安身上滞留了一会儿，又接着移动开了。
“斯科蒂！”他的妈妈叫着，扑到床边。
“嗨，斯科蒂！”他爸爸说，“嗨，儿子！”
他们斜靠在床边。霍华德拉着孩子的手，轻轻地又拍又攥。安弯下身子，在男孩的前额上吻了又吻。她双手捧住孩子脸颊，叫着，“斯科蒂，亲爱的，是妈妈爸爸啊。斯科蒂？”
男孩看着他们，没有任何认出他们的表示。他张开嘴，眼睛蜷缩地合上，嚎叫着，直到肺里没了气。他的脸看起来放松下来，也柔软起来。他的嘴唇分开，最后的呼吸从喉咙里喘出来，轻柔地从紧咬着的牙齿间呼出。
医生们说那是一个很隐蔽的脑堵塞，还说这种情况出现的机率只有百万分之一。要是能早点发现，并立即动手术，说不定还能挽救。但即使那样，成功的机率也是几近于无。再说，他们能怎么找到这个堵塞呢？不管是X光还是别的检查，都没发现任何问题呀。
弗朗西斯医生很震惊。“我没法告诉你们我有多么难过。我太抱歉了，我真是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他说着，带他们走进医生休息室。一个医生正坐在椅子上，腿搭在另一把椅子的椅背上，看着早间电视节目。他穿着医疗器械传送室的绿色制服，松垮跨的绿裤子绿上衣，还有一顶绿帽子盖住他的头发。他看了看霍华德和安，又看了看弗朗西斯医生，站起身，关了电视，走出了房间。弗朗西斯医生把安引到沙发旁，自己坐在安的身旁，开始用一种低沉又安慰的语调说起来。有一次，他还倾斜着身体，拥抱了安。她能感到医生的胸脯均匀地顶着她的肩膀，一起一伏。她睁着眼，任由他抱着她。霍华德去了洗手间，但没关门。在痉挛般的痛哭之后，他放水洗了把脸。他走出来坐下，旁边的小桌子上放着电话。他看着电话，好像是要决定该先做些什么。他打了几个电话。过了一会儿，弗朗西斯医生用了电话。
好事一小件（10）
“现在我还能再为你们做点儿什么别的吗？”他问他们。
霍华德摇摇头。安盯着弗朗西斯医生，像是没法理解他说的话。
医生送他们走到医院的前门。这是上午十一点。人们正出出进进。安能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缓慢，甚至可以说是勉强，不情愿地迈动脚步。她觉得是弗朗西斯医生要他们离开，而他们本应该留下来的，留下来才是他们该做的事。她向外看着停车场，然后回头看着医院的门前，摇起头来。“不行，不行，我不能就把他扔在这儿，不能。”她听自己这样说，觉得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为什么自己说出来的，只是些电视里人们面对暴力或是突然的死亡时，吃惊地说出的话。她想用她自己的语言。
“不行。”她说，不知怎么的，记忆里那个黑人女人懒洋洋地歪在肩头的脑袋又出现了。“不行。”她又说了一遍。
“今天，过一会儿，我还会跟你联系，”医生正和霍华德说话，“还有事情要做，还有些事情要整理弄清楚，我们才能满意。有些问题还需要澄清。”
“验尸？”霍华德说。
弗朗西斯医生点点头。
霍华德说，“我明白。”然后他又说，“噢，天哪，我不明白，医生。我不明白，一点都不明白。”
弗朗西斯医生搂住他的肩膀。“对不起。上帝啊，我太抱歉了。”他松开霍华德的肩膀，伸出了手。霍华德看看伸出来的手，犹豫了一下，还是握住了。弗朗西斯医生又抱了安一次。他似乎洋溢着安无法理解的仁慈。她把头倚在他的肩膀上，但眼睛一直睁着。她一直盯着医院看，他们的车开出停车场的时候，她还回过头看着医院。
在家里，安手插在大衣兜里，坐在沙发上。霍华德关上了孩子屋的门。他打开咖啡壶，然后找到一个空盒子。他本来是想把散落在客厅里的那些孩子的东西捡起来，但他只是和安一起坐在沙发上，把盒子推到一边，身体向前倾斜，手臂耷拉在两腿之间。他哭起来。安把他的头拉到自己的膝头，轻轻拍他的肩膀。
“他走了。”她说着，继续轻拍他的肩头。在他的抽泣声上，安能听见厨房里咖啡壶的嘶鸣。“好了，好了，”她轻柔地说，“霍华德，他走了。他走了，现在我们必须适应这点。适应孤独。”
过了一小会儿，霍华德站起身，拿着盒子在屋子里漫无目的地转圈子。他没有往盒子里捡任何东西，只是把一些零碎收拾到沙发一头的地板上。安仍旧坐着，手插在大衣兜里。霍华德放下盒子，拿着咖啡走进客厅。稍后，安给亲戚们打了电话。每次电话拨通，对方答应后，安都会不由自主地喷出几个字，哭上一阵。然后她会用一种有节制的语调，平静地解释发生的事，并告诉他们自己的安排。霍华德把盒子拿到外面的车库，在那里，他看见了孩子的自行车。他扔下盒子，靠在自行车旁边，坐在甬道上。他很蹩脚地拿着自行车，整个车身都斜压在他身上。他拿着车，橡胶踏板扎出来顶在他的胸上。他转动起车轮子。
给她妹妹打完电话后，安挂上电话了。就在她找另一个电话号码时，电话响了起来。刚响过第一声，安就接起了话筒。
“喂。” 她听见背景里嗡嗡的轰鸣声。“喂！”她又问了一遍，“看在上帝的份上，你是谁呀？你想要什么？”
“你的斯科蒂，他的东西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你是不是把他忘了？”
好事一小件（11）
“你这个邪恶的混蛋！”她对着听筒大喊，“你太过分了，你这个混蛋狗娘养的！”
“斯科蒂，”那个男人说，“你是不是把斯科蒂的事都忘了？”说完，那个男人挂上了电话。
霍华德听到安的喊声，跑进来，看到安头依偎在胳膊上，趴在桌子上抽泣。他拿起听筒，只能听见断线后的忙音。
之后很久，就在午夜之前，就在他们处理完了很多事情之后，电话又响起来。
“你接，”安说，“霍华德，就是那个人，我知道。”他们正坐在厨桌旁，面前摆着咖啡。霍华德的杯子边上还有一小玻璃杯威士忌。电话响到第三下的时候，他接了起来。
“喂，”他说，“是哪位？喂！喂！”电话断了。“他挂了，”霍华德说，“甭管他是谁，他挂了。”
“就是他，”她说，“那个混蛋。我真想杀了他。我想崩了他，看着他死。”
“安！我的上帝！”他说。
“你能听见什么吗？”她问，“背景里？噪音，什么机器的轰鸣声？”
“没有啊，真的。没有你说的那种声音，”他说，“再说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听。我倒是觉得有电台音乐的声音。对，有个电台广播。我就能听出那个来。到底在广播什么，我可就真不知道了。”
她摇着头说，“要是我能，要是我能抓住他就好了！”
突然，她明白了过来。她知道他是谁了。斯科蒂，蛋糕，电话号码。她把椅子从桌子边上一把推开，站起身，说，“开车带我去那个购物中心，霍华德。”
“你说什么？”
“购物中心。我知道是谁一直打电话来了。我知道他是谁了。就是那个面包师，那个狗娘养的烤面包的，霍华德。我在他那儿给斯科蒂定过一个生日蛋糕。就是他打的电话，他有咱们家的电话号码，一直打电话过来，为那个蛋糕骚扰咱们。那个面包师，那个混蛋。”
他们开车来到购物中心。晴空，星斗满天。天冷，车里开着暖气。他们在面包房门前停下车。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只在电影院前面的停车场里，还远远地停着几辆车。面包房的窗户里黑着灯，但当透过玻璃往里看的时候，他们能看见里屋的亮光，有一个体积很大的男人系着围裙，在那片平静的白光里不时地进进出出。透过玻璃窗，安能看见那些展示蛋糕用的盒子，还有一些带椅子的小桌子。她试着敲了敲门，拍了拍玻璃窗。但就算面包师听见了，他也没有任何反应。他根本就没有朝他们这边看上一眼。
他们把车开到面包房的后身，停下来，下了车。有个亮着灯的窗户，不过太高了，他们够不着，看不到里面。后门旁边的一个牌子上写着，“面包房，特殊预定”。她能模糊地听见里面正放着广播，什么东西吱吱作响，可能是烤炉的门拉开时发出的声音？她敲了门，等待了一会儿，又更重地敲了敲。收音机关上了，传出一种刮擦的声音，什么特别的声音，一个抽屉正被拉开又推上。
有人开了锁，打开门。那个面包师站在光亮处，向外凝视着他们。
“我们打烊了，”他说，“这钟点儿，你们想要什么？这可是大半夜。你们喝醉了，还是怎么了？”
安向前一步，迈进从敞开的门漫出来的光亮里。面包师眨着自己沉重的眼睑，认出了她。“是你，”他说。
“是我，”她说，“斯科蒂的妈妈。这是斯科蒂的爸爸。我们想进来。”
面包师说，“我现在很忙。我手头还有活儿呢。”
好事一小件（12）
不过，她已经迈进了门。霍华德跟在她后面，也进来了。面包师向后退。
“这儿里面闻起来就像个面包房。是不是，霍华德？”
“你们想怎么着？”面包师问，“可能是你们想要你们的蛋糕了？对，你们决定要你们的蛋糕了。你们订过一个蛋糕，对不对？”
“对于一个面包师来说，你可是够聪明的。”安说，“霍华德，他就是那个一直给咱们打电话的人。”她握紧拳头，愤怒地盯着他。在她的体内，正有一种至深的愤怒燃烧着，让她觉得自己正在膨胀，膨胀得超过了这两个男人中的任何一个。
“等会儿，”面包师说，“你想来取走你那个放了三天的蛋糕？是不是？夫人，我可不想和你吵架。蛋糕就在那边呢，快不新鲜了。我就收你半价。你要吗？你可以拿走。反正对我没用了，现在它是谁也不会要了。做这个蛋糕，我可是又花时间又花钱。你要是还想要，没问题。要是不要了，也没关系。我真的得回去工作了。”他看着他们，舌头在里面舔着牙齿。
“还说蛋糕！”她说。她知道自己能控制住正在体内沸腾的情绪。她很镇静。
“夫人，我在这地方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养家糊口。”面包师说着，用围裙擦了擦手，“我在这儿从早干到晚，才能将将活下来。”安脸上的神情让面包师向后退了一步说，“现在，别闹事。”他伸向柜台，右手拿起一根擀面杖，开始一颠一颠地拍在左手的掌心上。“你是要那个蛋糕，还是不要？我得回去工作了。面包师得在晚上加班。”他的眼睛又小又狠，安觉得它们都快要消失在他脸颊上隆起来的横肉里了。他的脖子肥得满是油脂。
“我知道面包师晚上加班，”安说，“他们晚上还打电话呢。你这个混蛋。”
面包师继续在手上颠着擀面杖。他看了一眼霍华德，对他说，“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我儿子死了。”她冰冷而决绝地说，“他周一早晨被车撞了。我们一直守在他身边，直到他走了。但是，当然了，你不可能想到这个，是不是？面包师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是不是，面包师先生？但他死了。他死了，你这个混蛋！”就如同愤怒突然的爆发一样，愤怒同样突然地消弱，让位给了别的东西，一种令人晕眩的反胃感。她斜靠在洒满了面粉的木桌子旁，手捂住脸，哭起来，肩膀来回颤动。“这不公平，”她说，“这不，不公平。”
霍华德的手放在她腰背上，看着面包师。“你真可耻，”霍华德对他说，“可耻！”
面包师把擀面杖放回到台子上，解开围裙，也扔到台子上。他看着他们，慢慢地摇头。一把打牌用的桌子上放着报纸，收据，计算器和电话簿。他从桌子下面拉出一把椅子，说，“请坐。”又对霍华德说，“我给你找把椅子去。”面包师走到店铺的前门那边，带回两把锻铁做的椅子，说，“现在请坐吧，你们请坐。”
安擦干眼睛，看着面包师。“我想过要杀了你，”她说，“我想过要你死。”
面包师为他们清理了一下桌子，把计算器，还有一摞便签和收据推到一旁，又把电话簿砰的一声推到了地上。霍华德和安坐下来，把椅子拉到桌子边上。面包师也坐了下来。
“让我说说我有多抱歉吧。”面包师说着，把胳膊肘搭在桌子上，“只是天知道我有多抱歉。听我说。我只是个烤面包的，我不会声称我是什么别的东西。可能有过一次，很多年以前，我曾是个和现在不同的人。但我已经忘了。我也不确定。反正，即使我以前是个不一样的人，我也已经变了。现在，我只不过是个烤面包的。我知道，这不能为我的所作所为开脱。但我真的太抱歉了。我为你的儿子感到难过，我为我在这之中的行为感到歉意。”面包师说着，把手伸到桌在上，翻过来，露出他的掌心。“我自己没有孩子，所以我只能想象你们的感受。我现在能说的只是，我很对不起。请原谅我，如果你们能的话。我不是个邪恶的人。我不认为自己是。我不是像你在电话里说的那样邪恶。你得明白，我现在好像已经不知道该怎么为人处事了。”这个男人说，“我能问问你们，你们是否能在心里原谅我呢？”
面包房里很热。霍华德从桌边站起来，脱下外衣，也帮安脱下了外套。面包师看着他们看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站了起来。他走到烤炉边，关掉了一些开关。他找到杯子，从一台电动咖啡机里倒出咖啡。又在桌上放了一盒奶油和一碗糖。
“你们可能需要吃点儿东西，”面包师说，“我希望你们能吃点儿我的热面包圈。你们得吃东西，像这样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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