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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波娃-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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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椋业姆从臀业幕匾洹Ｎ一钩＝杷目谒滴乙档幕啊５牵狈ξ业挠裁挥形业娜途ⅲ匾氖牵晕依此抵凉刂匾闹耙蹈秤栉业哪侵肿灾餍运挥校胍桓霰茸约耗瓿�20岁的男子的关系几乎像一个女儿和父亲的关系。虽然夫妇间非常理解，但她仍感孤寂。……她过着一种‘从属’存在的‘相对’生活。在她身上描述的主要是我经历的负面：害怕死亡，恐惧虚无，耻于健忘，以及对世界多样化的不知所措和对生活的反感。生存的快乐、行动的愉快，写作的乐趣，所有这些都写到了亨利身上。他至少同安娜一样与我相似，或许，是他更像我”。
至于亨利，人们怎么说，他反正不是加缪。西蒙·波娃辩解道，他虽与现实中的加缪一样年轻，长着黑发，办了张报纸，是个作家，但加缪仇恨共产主义，这一点本身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切就足以说明他与亨利的差异。“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亨利所拥有的只是从我身上移植过去的感情和思想”。
还有，萨特是否就是罗伯特？回答是：非也。关心世界，迷恋工作这是他们惟一的共同点。除此以外，罗伯特的年龄、感情冷漠、独断专行、悲观沉默等等，都与萨特相去甚远。此外，在对待苏联劳动营事件的处理，与加缪最终反目的原因，加缪离开报社的原因，左派组织的兴衰等重大情节的描写上，与生活的原貌亦大相径庭。因为“从记忆中挖出的全部素材都经过了一番折射、掺和、解释、充实、锻造、移植、扭曲，有时，它们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无论如何，在每种情况下，它们都经过了一番再造”。她再三提醒人们按照它的本来面目来谈这本书，既不要认为它是一本自传，也不要把它看成一部报告文学，总之，不要把它看作某种真人真事的再现。
诚然，她的确试图塑造一组以1944年的法国为大背景的知识分子群像。“写这部小说的欲望之所以这样不可遏止，那是因为，我感到自己置身于这样的时间与空间中，在那里，我每发出一个声音，都有机会从许多人的心底听到回声”。
她描写了战后的某几种生活方式，却并没有给折磨主人公的诸多问题提出答案。她不想重蹈“主题小说”的旧辙。小说中回荡的主旋律之一是“重复”，即：为真正占有某物，一个人得先失去它，然后再把它找回。如亨利和罗伯特最后重归旧好，同时重新迷恋文学，投身政治，即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但是，在这出发点和终点之间，他们曾万念俱灰。从此以后，他们将不再满足于肤浅的乐观主义，不再像旧日那样热情地坚信某些东西。强烈的择优意识武装了他们。
这部历时四载写成的小说，意外地获得了资产阶级报刊和共产党报刊的一致称颂。萨特称这是她写得最好的一部文学作品。《法国文学选集》称这部作品是战后最具代表性的小说，“通过将存在主义作家……受尊敬的和不存戒备的……与中国的达官贵人相比较，表明了存在主义的结局”。为了庆祝，他们在米雪儿家中举行了一次午餐，在那儿，萨特送了一套龚古尔兄弟的传记给西蒙·波娃。
令人气愤和觉得可笑的是，有些人仍在坚持西蒙·波娃父亲50年前所持有的旧观点：“女人是由丈夫造就的。”他们总以为西蒙·波娃的一切思想都是萨特给注入她的头脑的。西蒙·波娃的书是萨特写的，是萨特使她成为作家的。在她被授予龚古尔奖的第二天，就有人善意地提醒她：“如果接受采访的话，你必须解释清楚《一代名流》确实是你写的，你知道人们会说，你身后有萨特……”
事实上，从这部小说写作伊始，萨特就十分关注，预计将是她写得最好的一部作品。在阅读手稿时也曾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一如西蒙·波娃读萨特作品手稿时提出修改意见时那样。在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萨特把她的两份手稿带给布里斯·帕兰，其中的一份被还了回来。
事情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了。
西蒙·波娃在年轻时就培养自己不去介意公众舆论，以后，又得到了萨特及其保护她的牢固友谊。虽然如此，她还是无法忍受一些冲她而来的谣言和目光。社会总是十分热衷于维护一种旧观念，认为女人只能是“二等”公民，只能是男人的影子和玩偶，只能是有权势的男性的附属品。西蒙·波娃为此感慨道，在法国，如果你是一位作家，那么，是个女人这一点就足以让人用作痛击你的棍子。你若是个妙龄女郎，人们会挤眉弄眼奉承你；你若是上了年纪的大姐，人们会向你鞠躬致敬；但你若是刚刚褪去青春年华，又未达到受人尊敬的年龄，却胆敢发表自己的观点，譬如女人不是天生就有许多品行方面的缺陷的之类，那么，一切指责便接踵而来了。
西蒙·波娃写道：
我一生中最成功的事情，是同萨特保持了那种关系。30多年来，我们只有一个晚上是在怏泱不乐中去睡觉。朝夕相处了这么多年，我们从对方言谈之中得到的兴致丝毫未减。一位女友曾评论说，我们总是全神贯注地聆听彼此的谈话（见玛丽·罗莎·奥里弗对一家阿根廷报纸发表的谈话）。人们总是说，我们的思想几乎完全一致，然而我们却始终一丝不苟地对对方的观点进行批评、修正或者肯定。我们从相同的地方获得记忆、知识和印象，我们在同一个范围内以同样的手段、在同样的原则指导下尝试着把握世界。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中的一个说前半句话，另一个人就能说出后半句；如果有人问我们俩同一个问题，他会得到相同的回答。在某个字眼、某种感觉、某层阴影的刺激下，我们俩会走上相同的思路，并在同一时刻产生相同的感触……相同的记忆、相同的联想，而这些，第三者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因此，我们对在各自的著作中不约而同地写到某些东西，已不再惊诧了。最近，我读到萨特在1952年时记下的一些随想，虽然我至今才读到它，但其中一些段落却一字不差地出现在我10年后写的回忆录之中；虽然我们的性格、爱好以及最初的抉择截然不同，我们的文风从总体上看也毫无相似之处，但这些段落看起来却如出一辙。
惟其如此，有些人便指责他们俩的这种关系同在《第二性》中阐述的道德观点相矛盾：作者西蒙·波娃认为女人应该独立于世，然而现实生活中的西蒙·波娃却从不是寂寂一人。其实，“独立于世”与“寂寂一人”并非是矛盾的对立体，更不是同义词。
萨特对西蒙·波娃富有思想、富于表现力是极为欣赏的。10年后即1964年，年届花甲的萨特在接受《时尚》杂志采访时说的一段话，可资印证：
我认为她是漂亮的。我始终认为她是漂亮的，尽管当我初次遇到她时她戴着一顶难看的小帽子。我决计要结识她，就因为她漂亮，她曾经有，并且至今仍赋有那深深地吸引着我的面容。惊人的是，西蒙·波娃竟有男子的智力和女性的敏感。简言之，我在她身上发现了我可能需要的一切。
此外，在1965年的一次私下采访中，萨特说道：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的一切应归功于她。当然，即使她不存在，我也会写作，因为我有写作的愿望；可是，我对她的完全信任始终给我以十足的安全感，……我总是把手稿给她看。每当她对手稿提出批评时，起先我会气恼异常，对她大肆谩骂，然后我总是接受她的意见。这不是修养问题，而是因为我看到，她的批评总是中肯的。这些意见不是根据表面现象作出的，而是绝对理解我想做的事，同时又带有我完全不可能具有的客观性。
诚然，萨特善于创造新思想，无论在哲学还是在政治方面，新的观点总是由他提出的。“如果我拒绝承认这种特定的优势在他一边，那么，我实际上就背弃了自由；结果，我会成为一个具有蓄意的挑战态度和不诚实的囚犯。这种不诚实同时也是男女之争的必然结果，与知识分子的正直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事实上，……西蒙·波娃认为……她从来不把自己应负的责任推卸给萨特，因而她的独立性从未受到过威胁，她从不盲目地赞同任何一个观点，任何一个决定，而完全依靠自己的分析、判断而确定是否接受。她所从事的工作要求她自主地作出大量决定，进行无数探索，付出不懈努力。正如她帮助过他一样，他也帮助过她，两人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依相携、互助互爱的终生伴侣式的关系，而绝非她以他为媒介而生活而生存的附庸性质。
她不喜欢引人注目。她从未上过电视屏幕，从未在广播中谈论过自己，也几乎没有接待过记者。到《一代名流》获龚古尔奖时为止，她已好些年不在公众场合露面了，也不再去咖啡馆了，连去剧院参与“巴黎人”的消遣活动也尽量避免。但她希望在接受龚古尔奖的同时，把她取得的成就归功于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外部的影响。
生活在继续。西蒙·波娃身为一位知名作家，她看重对生活的享用，对她来说，精神追求和肉体愉悦同样不可或缺。朗兹曼那里，她在充分利用重新找到的青春，享受迎面而来的每一个瞬间。
第十三章 苏联·中国
1。 在莫斯科，最大的遭罪是赴宴吃饭
1955年夏天，气候宜人。西蒙·波娃和朗兹曼来到塞通斯湖畔的一家大饭店。他们随身带了不少书，然而，事实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游览上。他们驾车爬山越岭，游览城堡和参观教堂、修道院。在明丽的阳光照耀下，小山丘上金雀花盛开，满眼一片金黄。
他们兴致勃勃地回到巴黎，在楼下的信箱中发现了博斯特留下的一张纸条：
“见条赶紧来见我。”
当时便猜想是萨特出了什么事。一询问，果然。西蒙·波娃顿时慌了神，博斯特也很着急。萨特究竟生了什么病？与博斯特一道去找到科。科告诉她，这消息是爱伦堡从斯德哥尔摩打电话给德·阿斯蒂埃，再告诉他的。德·阿斯蒂埃说是与高血压有关的病，情况并不严重。
她还是不放心，她早知道萨特的血压高，他是不是患了心脏病？接通莫斯科的电话后，听到了萨特的声音。
“你怎么样？”她焦急地问。
“很好，多谢。”他以客气的口吻答道。
萨特是应俄国作家的邀请，5月去莫斯科访问的。这时，他已超负荷地工作了整整一年。他患了高血压病。医生要他到乡间好好休养一阵，但他只服了几片药。就在出发的前几天，因为要忙一些事情，几乎没睡一个囫囵觉。去莫斯科途中，他还要去柏林参加一个和平运动方面的会议，只有在飞机上准备会议发言了。如此重的负担，她一直为他担心。果然，这次他承认是高血压病突发，但已过去了，他将返回巴黎。
挂上电话后，西蒙·波娃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是一个警告，使她突然意识到，同其他人一样，萨特也随身带着自己的死神。在这以前，她还一直没有来得及正视这个问题。现在这么一想，即使没有她的参与，萨特终有一天将在世界上消失，与她在世或者不在世都毫无关系，与她早他而死或者晚他而死也都没有牵连。迟早有一天萨特将走向死亡，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是客观规律。
萨特从莫斯科返回巴黎后，她才从萨特口里得知，这次旅行可把他累坏了，每天清晨到第二天黎明，他都不停地会见、谈话、观光、旅行、赴宴。最大的遭罪是吃饭。好几次，他不得不像在西蒙诺夫别墅里那样露一手。在离开塔什干的那天晚上，一位壮得如三匹马的工程师提出要同他比赛喝伏特加。喝罢酒，那位挑战者瘫倒在送他去机场的路上。萨特获得了大胜。他拼命支撑着自己走到了座位上，不过，他也马上酣然大睡。一觉醒来，他才感到自己不行了。于是要求译员，等到莫斯科以后安排一天时间休息。然而一走出机场，就听到机场大厅的高音喇叭里喊着他的名字，原来是西蒙诺夫邀他去吃午饭。于是，葡萄酒又是哗哗而流；于是，他便病倒了。
回到巴黎后稍事逗留，就由米雪尔陪同一道去意大利，一边休养，一边开始写自传。萨特觉得米雪尔性情活泼，又相当含蓄，举止谨慎，十分妩媚迷人。因为她总不首先考虑自己，所以没有人不喜欢她，包括西蒙·波娃在内。
2。 为捍卫萨特的理论而战
这一年发生了许多新事情。
尼基塔·赫鲁晓夫成为苏联的统治者之后，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谴责了斯大林的个人独裁和个人崇拜，他决定使国家非斯大林化，并倡导了和平共处；一枚苏联火箭拍摄了月球“背面”的照片，表明了苏联在航天领域的领先地位；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掌权的国际性民间英雄，举国庆祝他们胜利地经历了第一个令人陶醉的年头；在万隆举行的第一次亚非会议上，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提出了组成一个不结盟的“第三世界”的计划；西蒙·波娃偕同正式代表萨特一同前去参加赫尔辛基和平运动大会，等等。
有关萨特的书已写了许多。第一本是弗朗西斯·让松的《道德问题与萨特的思考》，萨特本人认为这本书是他的道德观的最好概括。《精神》杂志的创办人埃马纽埃尔·穆斯尼埃从基督教观点出发，考察萨特的存在主义，发觉他带有耶稣的印记。此外，英国的艾里斯·默多克、美国的威尔弗雷德·德桑，都写下了论述严密、评价中肯的研究专著。
伤感情的一本书是梅隆·庞蒂的《辩证法冒险》，这位与萨特、西蒙·波娃同一条战壕的好友、《现代》杂志的同仁，在1955年5月出版的这本书里，流露出马克思主义依然对他具有吸引力，因为涉及到人类与工业社会的道德关系时，马克思主义持无情的现实主义态度。但是，他不能接受共产党人忽视或者有时完全否认道德个性。在他的新著中，一方面他继续同情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不断衰退予以强烈蔑视。他认为，历史是多元的和偶然的，没有一个单独的以社会结构中的任何特定阶级为依靠的革命运动能够自称是历史进程的惟一代表。至于萨特的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认为那简直是“超布尔什维克主义”。
梅隆·庞蒂写道：“像萨特那样说共产主义将变成现实，就意味着断定我们的健忘，断定自由和未来使我们头晕目眩，而与此同时，也意味着为共产党披上理性的面纱。但是，帕斯卡早已告诉人们，幻想幸福的永恒不能补偿人生的短暂”。他认为萨特的思想错就错在他的“存在为了自身”和“存在在于自身”的二元论。
西蒙·波娃十分气愤。
萨特没有答复梅隆·庞蒂，西蒙·波娃作了答复。痛感于萨特的理论被人歪曲和误解得不成样子了，她相当好斗地试图直接为萨特的辩证法提供证据。她想重现萨特理论的本来面目：萨特把辩证法运用在许多领域，他并没有反对辩证理性的一般理论；他的哲学不是主体的哲学，等等。为了说明问题，她从萨特的著作中寻章摘句地作了一些引证，以针锋相对地驳斥梅隆·庞蒂的说法。
有人对西蒙·波娃说，这事其实应该由萨特来做。一方面是萨特没有这种愿望，另一方面，对于任何一个萨特主义者来说，既然萨特的哲学已成了信奉者自己的哲学，那么信奉者就有权而且有责任为之辩护。这回与跟加缪的争吵不同，尽管西蒙·波娃答辩的口气尖刻，梅隆·庞蒂没有对她耿耿于怀，他能容忍纯粹在学术领域中表达的气愤。尽管双方一直很要好，但相互间的分歧却很深，当西蒙·波娃有时为此动之以容时，他却依旧笑容满面。
3。 中国：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
萨特受到了访华邀请。
西蒙·波娃渴望访向苏联，更想去中国看看。只要是以法语发表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书，她都…一读过了。她所遇到的旅行者，只要去过北京，无一不以炫耀的口气谈论它。所以，6月，当萨特和她坐在北京观看奇妙的京剧表演时，她还在怀疑这是不是真的。
此次中国之行非同一般。它不是闲逛，不是探险，不是仅仅为了增加阅历，而是一次实地考察与研究。对她来说，中国完全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在此以前，通过当时能读到的一些英语译本，她对一部分中国作家的著作有所了解；但是一直到见面前，总想象不出他们是怎样一副模样。而中国方面，除了两三个法国文学专家以外，萨特和她的名字对他们来说也不代表什么。报纸介绍说，萨特刚刚写过一本《涅克拉索夫》。于是，与他俩交谈时便不时客气地表示对这部作品感兴趣。除此以外，就以烹调作为共同话题了。双方的这种互不了解，甚至比各种各样的政治障碍更严重地妨碍了双方的交流。
西蒙·波娃回忆道，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官吏文化，这对她没有什么吸引力。不过，她喜欢京剧，喜欢那程式化的做功，喜欢那悲剧性的急切音乐，也喜欢那细长如鸟啭的嗓音。北京的灰色胡同和北京完美无缺的金秋之夜令她陶醉。“有时是在看戏的时候，间或也在沿街散步的过程中，我耳闻目睹的一切突然成了我的一部分，我一下子忘却了自我。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意识到自己在什么地方：我正面对着一个自己正努力去理解，但又找不到入门钥匙的世界”。
“这个世界的确难以理解。我是第一次来远东；我第一次完全懂得了‘不发达国家’这个词的含义，我看到了，当贫困困扰着六亿人口时，贫困意味着什么；我也第一次看到一个民族正在从事最艰苦的劳动：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新的体验互相交叉，互相重叠。中国人的贫困只是通过他们为克服它所做的努力才显示在我眼前。正是因为这种贫困，当局的建设任务才这么严峻。看着从我身边拥挤而过的人群，他们的欢乐和愁苦都在一块奇异的面纱后面掩盖起来了。不过，通过看、问、比、读、听，我最终还是从自己朦朦胧胧的意识中归纳出这样一种认识：中国人在几年以前已胜利地消除了往日在中国大地上猖獗的种种苦难……肮脏、寄生虫、很高的婴儿死亡率、流行病、长期营养不良、饥饿；人们有衣穿，有干净的房子住，也有东西吃了。随后，我又看到这个国家是以怎样现实的迫切心情在为自己建设未来”。
西蒙·波娃与萨特访问中国，距中国开展大跃进还有3年。为了使全国通力合作，毛泽东正在仿照苏联模式，尽管中国人希望恢复他们自己的经验主义传统，即40年代中期的延安时期发展起来的那一套十分成功的做法。
中苏之间的差异给了西蒙·波娃和萨特极为深刻的印象。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失败后的成功；1949年的中国革命却是胜利后的产物。一个自相矛盾的结果是，中国革命曾设法消灭了通常伴随革命的通货膨胀、贫困苦难、动荡不安、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专政。
“一切革命恐怖的起因都是中央政府的软弱，”萨特在回国后对记者们说，“如果说没有发现中国存在恐怖，如果说毛泽东政府表现出可敬的温和态度，这是因为他们战无不胜的军队已得以植根于人民，从而给了中央政府以任何一个革命政府在一开始时从未有过的东西……从容的绝对权力。”
在北京，萨特接受了《人民日报》的采访，并与西蒙·波娃一起，受到外交部长陈毅的接见。西蒙·波娃在《长征》一书中记下了她的印象。这本书中星星点点布满了统计资料。这是她为了弥补所作记录中存在的空白，而前往图书馆和情报中心查阅有关中国的昨天和今天的报告、文章、论文、书刊、数据的结果。当然，她并未忽略那些中国共产党的敌人所写的种种指责文章，并得到了几位汉学家的帮助。
她为收集材料花费了不少时间，而把它们同她自己的种种发现相结合，从而得出一个综合性的认识，则需要拿出更多的时间。西蒙·波娃几乎从来没有像这回一样从头至尾紧张地工作着。有时，她甚至一连四小时伏案写作，连头也不抬一下。有时，萨特忧心忡忡地看着她那因充血而变得绊红的脸颊。于是，她只得躺在他的沙发上休息片刻。
《长征》出版后，西方社会尤其是山姆大叔的美国一片哗然。他们宁肯听信阿伦·杜勒斯的一派胡言，而把西蒙·波娃的书当成是谣言惑众。不过，包括勒内·杜芒、若苏·德·卡斯特罗、蒂博·芒德在内的几个毫无共产主义者之嫌的专家，证实了她在书中所叙述的一切。中国是惟一的战胜了饥饿的不发达大国；如果把它同印度、巴西等国作比较，这个胜利无疑是一种奇迹。由于苏联国内发生的变化使得反共分子们多少受到了打击，因此，他们转而把中国作为攻击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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