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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波娃-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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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波娃愤怒地指斥：至此，一个民族的道德已沦丧到了极点了！
以前，人们给她贴上过“反法”的标签。如今，她真的变成这样了。她再也无法容忍她的同胞这样胡作非为并以之为荣。“他们该把我从小培养成一名党卫队员，一名伞兵，而不应该让我有基督徒的、民主的、人道主义的良心啊！为了生活下去，我需要自尊。可是，在那些被强奸了几十次的妇人的眼里，在那些被敲断骨头的男人的眼里，在那些疯狂的孩子的眼里，我只是一位法国女人。……我决心不再做这场战争的帮凶。可怎样才能达到目的呢？我可以在集会上讲话，可以写文章，但我不过说一些萨特也说的话，而且说得还不如萨特好。这里，我会感到，在萨特和莫里亚克参与的静悄悄的示威中，我不过是紧随萨特的影子罢了。今天，在我看来，不管行动给结局带来的影响多么微不足道，我都应全力以赴投入斗争”。
2。 年轻人从小只看到法国露出一张杀人的面孔
一位阿尔及利亚青年打死了阿尔及利亚议会的前副议长阿里·谢卡尔，这位青年名叫本·萨多克。12月10日，对本·萨多克的审判开始时，萨特作为有声望的证人，挺身而出为萨多克辩护。当西蒙·波娃等人陪伴着他走向法院时，他非常激动。
西蒙·波娃坐在旁听席上，打量着被告席上那位满脸坦率的小伙子：在抵抗运动中，与他的行为类似的举动被称赞为英雄主义壮举；而如今的法国人却要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也许这个代价就是他的生命！
萨特是最后几个出场的人当中的一位。他以自己的态度与本·萨多克的态度相比较，解释说，不能期待年轻人表现出与年长者同样的耐心，因为年轻人从小只看到法国露出一副杀人的面孔。他煞费苦心地使用了一些不触犯法庭的言辞，强调说萨多克的行为是一种政治性谋杀，而不能把它看成是恐怖主义行动。法庭也为他的温和的措辞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判决结果出来了：终生监禁。这一消息令大家如释重负。只要战争一结束，监狱的大门就会为他打开。在为萨多克高兴的同时，也为发现法国还有人能根据良心判决一个阿尔及利亚人而感到欣慰。
1958年1月底，布律吉尔律师请西蒙·波娃为雅克琳·盖罗德齐作证，证明她品质优良。雅克琳曾是她的学生，成绩冒尖。后来，嫁给了阿尔及利亚的一位穆斯林教师，并一同参加了民族解放的城市组织。她被指控参与密谋策划一次恐怖主义分子的爆炸活动，并被判处了死刑。左翼发起了一场拯救他们的活动，西蒙·波娃则在其中尽力。他们终于设法使法院改判了。
这时候，加缪被通知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她前往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奖金时，当着无数观众的面宣称，“我热爱正义，但我将首先为我的母亲，而不是为正义战斗。”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将站在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一边。以至于西蒙·波娃悲愤地写道，“这种虚伪，这种冷漠，这个国家，还有我自己，我都再也无法忍受了”。
3。 萨特：突遭破产和抱病工作
萨特破产了。
破产是突如其来的。他向来花钱大手大脚。负责管理他的账务的，是他的秘书克洛德·福克斯。他每个月有近4000美元的收入。他喜欢随身携带大笔现金，钞票给了他一种无聊的优越感。
破产是以税收查定1200万法郎的形式发生的。幸亏15年来他母亲不知怎么竟设法积蓄起了一笔巨款，税单悄悄地支付了，但他已不名一文。正当他不知怎样才能使自己和“家人”渡过难关时，美国电影导演约翰·休斯顿援救了他，请他写一部关于弗洛伊德的电影剧本，表现成名前的弗洛伊德，那时他完全是错的，那时他的观念使他陷入绝望的歧途。
他们谈得越多，这个计划便越吸引人。当然，这个剧本不容易写。首先，如果不表现弗洛伊德错在什么地方，就难以反映他是如何得出正确观念的；其次，与大多数科学家一样，弗洛伊德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他似乎从未作过不忠于妻子的事情，而且，确实到了新婚之夜还是个童男。人们听说过有关他过早的越轨行为的传闻，萨特则把这些传闻归结于道听途说，或者说是他的敬慕者对他的一种赞美。
萨特一直玩命地工作。西蒙·波娃后来回忆道，他一连几小时一页接一页地写，也无暇将写好的东西重读一遍，似乎即使用这种速度，他的笔也跟不上使他全神贯注的满脑子思绪。为了维持这种速度，他每天要服用整整一瓶科里特拉纳胶囊（一种苯丙胺药物）。临近傍晚时，他已筋疲力尽，他的高度集中的注意力突然完全松弛了，笔迹变得模糊不清，写下的文字前言不搭后语。“我们在我的公寓里度过晚上。他刚喝下一杯威士忌，酒精就会直冲头脑。‘喝一杯够了。’我对他说。他还要喝，我总是不情愿地递给他第二杯；接着，他会要第三杯。两年前，他从来不喝很多，可是，现在他很快失去了对自己言行的控制，而我总是说‘够了’。有两三次，我大怒起来，把杯子往厨房的砖地上砸得粉碎。不过，我觉得这么做太伤精神，所以不再与他争吵。我知道，他需要什么东西来帮助他放松一下”。
为了迫使自己继续工作，也为了医治仍在复发的阵阵头晕和剧烈头痛症，他服用奥普塔利唐、贝拉德纳尔和科里特拉纳等药物。他感到走路困难，说话也开始变得结结巴巴。有一次差点儿就要心搏停止，把西蒙·波娃骇得要死。10月中旬，西蒙·波娃强迫他去寻求治疗。医生的诊断是，他的左心室劳累过度，疗法就是休息。可他仍然无法放弃工作。
西蒙·波娃的自我感觉也不好。《闺阁淑女》问世时，她正在服用镇静剂，以便睡觉时不作恶梦。第一部自传的成功出版成了最好的药物，而且萨特脱离生命危险，这对她来说其影响当然更大于她的任何其他著作。
《闺阁淑女》问世后，收到了潮水般涌来的信件。“往事的幽灵浮现在眼前，有人感到生气，有人态度友好，”她后来在《时势的力量》中写道，“我曾相当苛刻地写到的学校中的朋友，微笑着重温他们青春时代的举措；我满怀深情地写到的朋友却大为恼怒。德西尔学校以前的一些学生赞同我所描写的当时的教育状况；另一些学生则表示抗议。有个女士威胁说她要控告。马比耶一家感谢我使扎扎再生。”
萨特的身体恢复得很慢。
年近90的英国大哲学家伯特兰·罗素，鬓发皆白，却仍然精神矍铄，机警敏锐。在他正在写作的哲学史《西方的智慧》中，仅仅责备萨特忽视了必然性。“萨特所反对的实际上是理性主义的必然性概念，这个概念存在于莱布尼兹和斯宾诺莎的著作中，并得到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继承”。罗素在他新著的插图本哲学史中写道，他把对存在主义的评论集中于《存在与虚无》。他说，萨特对人的考察继续选中人的命运，这意味着拒绝与必然性的作用协调一致的自由。罗素认为《存在与虚无》是一部打破常规的作品，而且，“由于富有诗意的朦胧和语言的放纵”，它符合“最好的德国传统”。
4。 带着无言的痛苦，她触摸着虚无的另一面
加缪死了，死于车祸。
这是1960年1月的一天下午，西蒙·波娃独自一人待在萨特寓所时，朗兹曼从电话中告诉她的。
她搁下电话，喉咙紧缩，嘴唇发颤，头脑中仿佛一片空白。倚立窗前，望着夜幕盖上圣日耳曼…德普雷，既不能使自己平静下来，也不能真正感受悲痛。
萨特回来后，同样感到沮丧。
这一夜，他们和博斯特一起老是谈加缪。谈双方曾有过的友谊、分歧、论争，谈他的人生旅程。上床之前，她吞下几片苯巴比妥。自从萨特康复之后，她就再没有服过这种药。她想让自己尽快入睡，但就是睡不着。便下了床，往身上套件衣服，走出去散步。
她哀悼的不是刚刚离开人世的那位50岁的男子，也不是那位外表严谨，本质却傲慢、暴躁，没有正义感的正人君子……西蒙·波娃因为他赞同法国犯罪，而早把他从她心间赶走了。她在清理自己的思路。她哀悼的是在他们那个充满希望的年代，那个神色开朗、谈笑自若的同伴的加缪，哀悼的是疯狂地享受生活及其乐趣与胜利，追求同志情谊、友谊、爱情和幸福的那位血气方刚、雄心勃勃的作家的加缪。
死者长已矣！对他来说，时间已不复存在。在这寂寥漆黑的夜晚……西蒙·波娃回忆道……“我当初曾热爱过的加缪从周围的黑夜中升腾起来了，他既生气勃勃又若有所失。每当一个人死去的时候，同时逝去的也有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每一个人各为自己心爱的不同时期的他而哭泣。清冷的雨潇潇而下；奥尔良大道两旁的门洞里，流浪汉酣然大睡，他们生活的是另一个世界。贫困、不幸、城市、世界、生、死……一切都使我肝肠寸断。”
翌日一早醒来，她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他不能看到今天早晨了。人们在读报，关于加缪的报道刊登在头版，而他们却十分冷漠。她于是在想爱着加缪的那个女子，想象她看到在街头巷尾到处可见的那张面孔时的痛楚。这张再也不能说话的面孔，似乎既属于她，也属于每一个人了。便想：人的内心的痛苦被别人在每一个街角传扬、广播，这多折磨人啊。米歇尔·加利马尔受了重伤，抢救无效后，也死了。加缪、维昂、米歇尔一连串的死亡开始了，这一过程还会继续，直到有一天死亡降临到自己头上。
带着无言的痛苦，那些日子，她摇摇晃晃地走在那不可能亲历的天地的边缘，触摸着她虚无的另一面。
5。 古巴：正处于革命“蜜月”之中
萨特和西蒙·波娃又经常待在一起了。他们欣赏唱片，共度长长的黄昏。还常常在星期天沿塞纳河或者在萨特度过童年的先贤祠后面长途散步。在散步时，他们总是悲叹年龄似乎减弱了他们的好奇心，萨特认为，他们缺乏进行新的旅行的热情，这与其说是精神上的疲劳，不如说是由于体力衰竭，还因为她不希望他再次疲劳过度。
他们觉得应该摆脱这种懒散状态。如果一味麻木自己的好奇心，如果老是沉湎于因自己对本国的不幸而无能为力的痛苦之中，便是在抛弃生活了。
2月中旬，他们飞往古巴。蓄着黑色小胡子的古巴《革命报》总编辑卡洛斯·弗兰基访问欧洲期间，在会见萨特和西蒙·波娃时说，他们有责任去古巴，看看那里确实在前进中的一场革命。于是，萨特与发行量很大的《法兰西晚报》签了一个合同，为该报撰写一系列有关新古巴的文章。
从一开始起，这次逗留就具有正式访问的礼仪、日程安排和反响。他们俩在卡斯特罗陪同下在岛上穿梭往来，举行了无数次演讲。由于萨特还作了电视讲话，哈瓦那的人便都认得了他，他们走在路上时常有出租车司机叫：
“萨特！这是萨特！”
男男女女在路上挡住他俩，把友情狂热地泻到他俩身上，因为卡斯特罗对他的人民讲，这个人是朋友。
在与卡斯特罗一起的三天旅行中，除了开始有点拘束外，他们一直被融化在亲密的气氛中，随着他挤进热情的人群中，体验到久未感受过的欢乐。西蒙·波娃后来回忆道：“我也喜欢古巴简洁、蔓延的自然风景。在光滑、银色的棕榈树干顶端是深绿色的棕榈叶，它们与灰绿色的甘蔗构成了完美的和谐。最使我震惊的是看到棕榈树下吃草的公牛，它们的相貌总是使我联想起沙漠的面目。我喜欢圣地亚哥，喜欢那里的黑人群众。我喜欢特立尼达，它荡漾着往昔殖民地的肃穆情调，但同时又以它烂漫开放的鲜花充满生气。我喜欢哈瓦那、韦达多，这是我们旅馆的所在地。富裕的资本主义城市所拥有的一切诱惑物这里都有：宽阔的大道、美国式的长体汽车、漂亮的摩天大楼以及夜间辉煌的霓虹灯招牌。我房间的窗户正对着一座伸向大海的花园；远处，我能望见哈瓦那老城，望见大浪狠命地冲击着岬岩。”
这里没有阴谋，没有官僚，有的只是领袖和人民的直接接触，以及动摇不定的微微使人迷茫的希望。
“这是革命的蜜月时间。”萨特对她说。
这情形不可能永远延续下去，但看到它的确令人欣慰。这是因为，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看到了由暴力获得的幸福，这里的人民一个个笑逐颜开，心花怒放，这使她重新品尝到了生活的乐趣。
第十六章 旧情·酷刑·巴西之旅
1。 10年了，她觉得他丝毫没有变样
时隔10年后，阿尔格雷设法替自己搞到护照，于1960年3月飞往巴黎，与西蒙·波娃见面来了。
他们是1950年议定分手的。1951年夏季以后，两人曾一度继续通信。她告诉他有关巴黎，有关她生活的一切；他则告诉她，他与前妻复婚后的婚姻，并不比第一次美满多少，又说美国在变化，他在那里感到不自在。
到后来，双方的联系中断了。西蒙·波娃不时听到关于他的传闻：他曾撕毁过一些荒唐的合同，签订过一些不幸的协议，在扑克牌上破过财；在某一个冬夜，他坠入一个很深的水塘，站在里面只露出一个头，因无法爬上岸而差点冻死；又一次，他安排在费城一家妓院与一位女文学爱好者见面，妓院着了火，他从窗子跳出去才幸免于难；不久后，那位女文学爱好者把子弹射入了自己的头颅，等等。诸如此类的关于他的传闻中，不乏夸大其词之处。
到了1956年，《一代名流》的译本与阿尔格雷的最新小说同时在美国出版。记者连环炮似地向他提出一大堆问题，他直截了当地对《一代名流》表示了反感。题献给他的这部小说中对他们间的显然是小说化了的爱情生活的生动描绘，以及由此引起人们的好奇与误解，使他很不高兴。
西蒙·波娃一点也不着恼。她知道他的脾气。尔后又开始了通信。当后来他动了一个模糊的念头，搞一张护照到巴黎来，她在回信中写道：
“好啊，我多想在死前再看你一眼。”他看到这几行字时，突然意识到，他们俩谁也不会有很长的时间活在人世了。
10年不见，巴黎重逢，除了他摘下了那副旧眼镜，在西蒙·波娃眼中，阿尔格雷丝毫没有变样。只有找出几张旧照片时，才发现他已变得老多了。“不过，头一眼看见他……无论是30岁、40岁还是50岁……的时候，看到的反正还是阿尔格雷”。而且，尽管分离很久，尽管有过1950年和1951年两个狂暴的夏季，两人还是觉得如1949年黄金时代一样贴近。两人同赴西班牙、土耳其、希腊和法国一些地区旅行。
2。 酷刑事件结果未卜
阿尔及利亚战争仍在进行。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用阿尔及尔街头的路障回答戴高乐的自决方案。一天上午，西蒙·波娃接到他们的律师吉泽尔·哈里米的一个电话，要求马上与她见面。哈里米刚从阿尔及尔回来，几天前她在那里为一位名叫加米拉·布帕交的阿尔及利亚女子出庭辩护。尽管加米拉已坦率承认自己是一名恐怖分子，但是仍然受到骇人听闻的拷问。加米拉告诉律师，自己曾怎样遭受酷刑。哈里米亲眼见到加米拉面色苍白，憔悴不堪，皮肤上留着烧伤的痕迹，整个神情仍处于惊骇的状态之中。哈里米让她写了一份正式的证词，并要求进行质询，以便推迟对她的审判。哈里米找到西蒙·波娃，希望能就此事写一篇新闻报道。西蒙·波娃一口答应下来。
文章刊发的那一期报纸，在阿尔及利亚遭到查禁，蒙受了40万法郎的经济损失。一不做，二不休，哈里米和西蒙·波娃组织了一个加米拉·布帕交辩护委员会。弗朗索瓦兹·萨冈在《快报》上对这一举措予以声援，曾在纳粹集中营中受过酷刑的两个妇女流放者加入了这个委员会。
对加米拉的审判被告知推迟。吉泽尔·哈里米被阿尔及尔当局赶了出去，法庭了解这起事件所引起的义愤，不敢在加米拉的辩护律师们缺席的情况下对她贸然作出判决。另外，还有一个向对她施加酷刑的人提出指控的问题；如果将这个案件放到阿尔及利亚审判，他们自然会把证据丢到法庭之外。所以，必须设法促使阿尔及尔法院放弃这个案件。
6月25日，西蒙·波娃等人来到司法部长米什莱办公室，因为只有他才有权要求阿尔及尔法院放弃这一案件。
这时，默伦谈判刚刚开始。尽管在戴高乐和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意见分歧，这些政府官员们还是认为，战争和战争恐怖早已成为过去。在这种背景下，米什莱先生心神不宁，闪烁其辞，甚至懒得同西蒙·波娃他们就提出的事实争论。因为，他丝毫不想怀疑那位阿尔及利亚女子所说的真实性，对他来说，酷刑并非什么新鲜事！他只是对需要他所做的决定迟疑不决。当他送他们出门时，带着矫饰的痛苦口吻对西蒙·波娃说：“真可怕，这是纳粹传给我们的，是堕落，它败坏一切，污染一切，我们只是不能把它连根拔除。态度粗暴是一回事……警察总有这个毛病；可这是酷刑！……我努力让他们理解；得划分一个界限……”他耸了耸肩，表明自己无能为力。“这是堕落。”他重复道。接下来，他恢复了往时的神情。“不过，这种事情马上就会结束了！”他带着高兴的神情做了结束语。
当天下午，他们又找到帕坦先生。除了从那里听到不少据实相告的话而为之惊愕和气忿外，同样没有得到所期望的实质性的结果。
没多久，阿尔及尔的法官们对加米拉灌了不少甜言蜜语，说只要她同意让一位专家检验，专家将宣布她完好无损；同时如果加米拉能听任自己被宣布为精神错乱，她对她所受酷刑的质询就会视为无效，但她得到释放。她拒绝了。7月底，她被转送到弗雷内，从冈城来的一名法官负责对此案的调查。
3。 过往的一切如何能忘怀
与阿尔格雷分别之前，两人乘飞机赴伊斯坦布尔和希腊作为期两周的游览。
在飞临卡普里岛上空时，西蒙·波娃把身旁打瞌睡的阿尔格雷推醒。由于光线明亮，长空如洗，从3万米高空仍能十分清晰地辨认出伊斯基亚的轮廓，甚至，西蒙·波娃认出了福里欧和当初与阿尔格雷乘坐马车去参观过的岩石重叠的岬角。阿尔格雷则指着一个地方说，那是一个裂口，里面正冒出一缕青烟来呢，西蒙·波娃亦信以为真。阿尔格雷便笑了，如当年一般调皮地笑了，其实，冒烟的是他手中的烟卷。
飞机航行在通往阿马尔菲加利的这条海岸线上。薄暮时分，当他俩穿过紫黄色天幕，插向伊斯坦布尔的时候，她想过自己曾那样生气勃勃，想着世界已那样面目全非，心头不禁阵阵作痛。“当然，我在此时也感到兴奋，但我这是站在自己将永不回头、也永不会重新跨越的那条界线的另一侧了。”
游罢伊斯坦布尔，便去克里特逗留了一周。壮丽的自然风景，动人的废墟，使他们流连忘返。这次在一起生活的5个月，两人没有任何分歧和拌嘴。但是，想到亲密的关系没有未来可言，想到年岁渐高的两人没有太多的时间活在人世，虽然不像过去那样摧肝裂肠，却不免黯然神伤。当然，也不再担心两人的关系会遭受挫折，倒是觉得这关系已避免了灭亡，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于是，没有怀旧感。
是的，时光纵然把人抛，但过往的一切又如何能忘怀？不过，她确实感到自己在走向衰老。“过去，我们通过互相重新发现对方，又抹去了10个年头；如今在告别的时候，我十分平静，这提醒我：我是一名老妇人了。”
4。 他俩在巴西大受欢迎
《121人宣言》，这份由一群知识分子、教授和艺术家签署的反战抗议书，在法国引起了震惊。被视为最具煽动性的内容是呼吁法国应征青年不服从。这种让军队内部公开叛乱的要求是如此激进，以致《快报》和《人道报》都不赞成。刊登“宣言”全文的《现代》杂志8月号刚刚出版，就被没收了。萨特和西蒙·波娃虽不是“宣言”的发起人，却也是首批签名者。此前，萨特对一份新的反战报纸《真理…自由》说，民族解放战线的胜利也是一切明智的东西的胜利。这次采访谈话亦称为“煽动军人不服从”。这一指控使得刊登萨特访谈录的这期报纸遭到没收，这家报纸的编辑部成员遭到监禁。“宣言”事件发生后，9月8日，《巴黎新闻》头版刊登了一条大字标题：“让…保罗，萨特、西蒙·波娃、西蒙娜·西尼奥雷和其他一百余人冒坐牢5年的风险。”其时，萨特和西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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