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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波娃-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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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采取高压手段。鲁塞对共产党人极尽冷嘲热讽、攻击谩骂，赢得很多人喝彩。基层群众希望与法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目标保持一致，可是，因为共产党人敌视革命民主联盟，鲁塞正在滑向右翼。1949年初，来自匈牙利的共产党人卢卡奇对萨特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冬天，斯大林主义和反共主义都达到了新的高潮。在亚洲的中国，毛泽东摧枯拉朽，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南京政府正在土崩瓦解，人们在疑虑：美国会不会干涉？倘若美国把军队集中在远东，而哪怕是暂时放弃欧洲的话，俄国人就会乘虚而入，这样，两强将在德国和法国直接对抗。……
这便是本世纪40年代末叶的法国、欧洲乃至全世界，动荡，喧嚣的多事之秋。
2。 人们以异样的目光阅读《第二性》
《第二性》的第一部出版了。
这时，《现代》杂志已连载完了第二部中的《性的引入》《同性恋者》和《母亲》这几章……第二部由伽里玛出版社在1949年11月出版。在一次为这本书取名的献计献策会上，萨特、小博斯特和西蒙·波娃从“他人”、“从属者”、“另一性”等名字的基础上，由小博斯特一锤定音，提议用“第二性”作为书名。
按照西蒙·波娃的说法、她写这本书纯属偶然。最初的想法只是谈谈她自己，在此过程中她意识到，要这样做，先得在总体上描述女性的地位。“开头我研究男子们通过他们的宇宙观、宗教、迷信、意识形态和文学，在女子身上编造的种种神话。我试图为在我眼中显得杂乱无章的图画理出一点头绪；不管怎么样，男子总把自己作为主体，而认为女子是客体，是‘另一类’。”
这个假设当然可以用历史环境来解释，但萨特建议她同时在生理方面给予一些必要的解释。于是，她一边埋头阅读大量的心理学和历史学著作；一边试图发掘埋藏在他们所作的阐述背后的确切的事实真相。在对历史学的研究中，她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见解：她把妇女的历史同遗产史联系了起来，她发现遗产是男性至上的社会经济演变的一个副产品。
“我开始用一个新的眼光来观察女性，”她写道，“于是，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接一个令人惊叹的发现。在年逾不惑之后，突然发现过去一直在鼻子底下，但你却熟视无睹的一片新天地，既让人惊异，又促人奋发。人们对那本书有一种误解，以为我否认男女之间有任何区别。恰恰相反，写作这本书使我越发意识到种种使男女分离的因素；我只是认为，这种种差异是文化的，而不是天然的区别。我开始着手系统地从童年一直到老年分析这些差异产生的过程；我估量这个世界赋予妇女以及拒绝赋予妇女的种种机会，估量她们的种种局限，她们的好运和坏运，她们的逃避和成就。”
这本动笔于1946年10月，完稿于1949年6月的大书，应归功于她的丰富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以及她那训练有素的、高效率的工作习惯。
第一卷受到了广泛好评，头一周就卖出了2。2万册。第二卷销路也不错，但却使人们大为震惊。好些人称她“大胆”。
“你好大胆！”克劳汀·科内兹对她说道，羡慕中满是怜悯的口吻。
“大胆？”使用这样一种口气和这样一个词汇，西蒙·波娃感到吃惊。
“你会失去一批朋友！”有人这样警告她。
“随他们的便吧。”她自言自语道，“假如因此失去了他们，他们就不能算作朋友。”
如传记作家A·马德森所言，《第二性》实质上是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妇女进行考察，它不是阐述妇女的本质，而是根据她的处境，尤其是根据她的经济地位，来解释她。妇女的奴役和解放，是经济依赖和经济独立的结果，这一观点始终如一地贯穿近700页的全书。西蒙·波娃最惊人的断言则是：妇女的奴役是历史的必然，人类得以进步，是以妇女为代价的。此书写成至今数十年了，西蒙·波娃的结论仍然是正确的……男人和女人需要互相承认是同等的人。“为了取得更大的胜利，首先必须做到的，就是男人和女人通过天然差异，明确地肯定他们的兄弟关系。”
然而，当时人们加给她的罪名可就多啦。
首当其冲是下流。书固然都是抢手货，但人们却以一双异样的眼睛来阅读它。并收到了顺口溜、书信、讽刺小品、忠告和劝诫等各式各样署名或匿名的东西。一封署名为“第一性中的几位活跃分子”的信中，嘲笑西蒙·波娃是什么得不到性满足啦，性欲冷淡啦，女同性恋者啦，男性阳具崇拜者啦，慕男狂患者啦，未婚母亲啦，等等。有人则说能给她治疗性欲冷淡症，有人则说能使她性欲降低，许多性欲狂躁者则将自己沉思的结果写给她，总之这些东西，在鞭挞、讨伐《第二性》的旗号下席卷而来。对此，西蒙·波娃不屑一顾。
但是，莫里亚克的态度却令她震惊了。他在写给《现代》杂志一位撰稿者的信中说：“你们杂志负责人的阴部对我来说不是秘密。”
当然，为她辩护的大有人在。
如此强烈、如此广泛的反响，真是始料未及，以至于令西蒙·波娃困惑不解。“在各拉丁语国家中，天主教鼓励男性的专横，甚至使这种专横变成性虐待。意大利的男子们倾向于把这种专横寓于狠亵之中，西班牙的男子们把它寓于狂妄之中，而惟有法国的男子们才把专横和卑鄙结合起来”。为什么西蒙·波娃这样估价法国男人呢？她是这样通过分析得出结论的：
首先，因为法国男人在经济上的优越性受到女性竞争的威胁，不再受到举国上下的风俗的维护，而坚持这种优越性依然存在的办法，只有靠贬低女人了。其次是因为人们把意大利男人而不是法国男人当作理想的情人，法国男人天下第一的神话正在被现实击碎。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解放了的妇女所持的批判态度伤害了男性同胞，使得他们怨恨满腹。
即以那些满腹经纶的评论家为例，他们总认为女子天生注定要比男子低级，布瓦德弗雷和尼米埃在《思想自由》上撰文批评《第二性》时，以极为蔑视的态度说西蒙·波娃曾是一个神经质的可怜女孩，受到压抑，经受挫折，为生活所骗，成年后是个泼妇，不正常地与人做爱，嫉妒成性，整日难受，在男人面前充满自卑，在女人面前悲愤欲绝。让·吉通则怀着基督徒的狂热感情写道，《第二性》使人们从中看到了作者那“令人伤心”的生活的线索。阿尔芒·霍格则更为武断地认为：“由于她为自己是女人而自惭形秽，由于她痛苦地意识到自己被禁锢在男子看来她应有的身份中，因此，她拒绝男子的眼光，也拒绝自己的身份。”
其实，平心而论，西蒙·波娃自以为她从小时候到成年，并不曾因为性别而成为自己的负担，她的许多男性朋友对她并没有性别歧视，而是将她看成一个拥有各种权利的人。这种好运使得她免除了许多女人所拥有的种种怨恨和苦闷。至于有人认为她在假装为女性辩护的时候，蓄意对女性进行诅咒，亦是无稽之谈。她只不过是理性地客观地剖析了她们因自身身份产生的种种缺陷，同时也充分展现了她们的优点和美德。
“我对那么多女性怀有那么浓厚的感情，给予那么高的评价，因此，我不会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名誉女子’，以此背叛女性，而且，我也从未受到过她们冷眼的伤害啊”。西蒙·波娃这样感慨道。
右派对《第二性》只是一味地厌恶，罗马把它列为禁书，这些倒还不太意外；问题是极右派方面，以及马克思主义中的非斯大林分子，还有朋友群中所持的态度，则令她懊恼和难过了。
尽管西蒙·波娃同共产党极左派的关系甚是糟糕，但是她的论著中把许多东西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因此她期待他们至少能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然而他们却是满肚子刻薄与不屑。《行动》杂志针对她刊登了一篇莫名其妙的匿名文章，还配了一幅照片，照片上面，一个女子同一条猿紧紧拥抱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中的非斯大林分子也没给人多少安慰。朋友中，一位进步的学者还没把《第二性》读完，就把它掷到了地上。她的印象中，加缪则写了几句阴郁的话，责备她使法国男子们显得滑稽可笑……作为一个地中海人，他从小就有西班牙式的自豪感，允许女子取得平等的地位，不过，条件是女子在她们自己的、和男子分开的区域中不得越雷池一步。他曾爽快地向朋友们承认，在他看来，女子乃客体，他才是眼睛，才是意识，他讨厌被一个女人掂量、评价。他想象自己乐意的时候，给任何人恩赐快感；可是一旦有人对男人的这种能力提出疑问，则无异于把他们阉了。
当然，许多妇女也不同意她的见解。《第二性》使她们感到沮丧、对立、愤怒或害怕。但是，更多的妇女则从这部书中得到了帮助。她们从此懂得了：她们的种种困难并不意味着她们自身的卑贱，而是女性普遍性处境的反映。于是，这一发现帮助她们避免了自惭形秽，许多人从中汲取了同这种处境作斗争的力量。西蒙·波娃总结这段经历时感慨系之，她写道：自知之明并不保证带来幸福，但是只有有了自知之明才可能明确无疑地去追求幸福，才可能得到为此奋斗的勇气。一些精神病专家告诉她，他们把《第二性》推荐给女患者阅读，这些女患者不限于知识女性，也包括下层和中等阶层的妇女，包括女职员和女工。在各种年龄和各个行业的妇女写给西蒙·波娃的信中常常读到这样的话：
“你的书对我很有帮助，你的书挽救了我。”
距出版此书12年之后，她还继续收到，并且还在答复大量信件，作为一个作者，还有什么比这更令她欣慰，令她充满自信的呢？正因为这本帮助了妇女的书，赢得了妇女们的关注和感谢，所以，渐渐地，书不再是诽谤和担心的对象。在以后的10年中，男人们编造的种种神话纷纷破产；许多女作家后来居上，比西蒙·波娃更为大胆地把性当作她们惟一的写作题材，写作时她们最起码也把自己当作一个观察者，一个主体，一个意识，一个自由人了。
总之，《第二性》这部著作奠定了西蒙·波娃在法国思想界的地位。是她第一个提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尖锐的问题：什么是女性作为与男性并存的“自然人”的地位？西蒙·波娃通过对现代女性的现有地位，对其在婚姻及母性义务中担当的角色一概提出疑问，认为女性与男性的差别，包括迄今公认为人之常理的差别，都是荒谬的成见，是有史以来对女性加以奴役的结果。她的一句名言是：“女人并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变成的。”女人一旦把自己摆到任何一个男人之下（哪怕是自己所爱的男人），她就开始进入被奴役的状态。鉴于此，西蒙·波娃认为现代女性的出路是完全的独立，争取与男性完全一致的权利；要打破一切社会成见、习俗观念，以及自身的心理偏见。
她自己对此更是身体力行。她与萨特终生相随，但相互之间不存在任何义务和约束，这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观念不啻是一种极大的冲击。所以，《第二性》在那些标榜传统道德的家庭中一直被视为禁书，而在西方的激进青年中却一直视为最受欢迎的畅销书之一。
西蒙·波娃在《第二性》的末尾写道：
“我无法对男女之间的关系和情形作更好的叙述，一切在于男女能共同去建立一个自由的世界，获得最高的胜利，而且通过他们不能达到平等的自然相异之处，去加强证实彼此的手足之亲。”这实在是一个美好的、真诚的祝愿。
第十一章 跨国之恋（下）
1。 萨特简直从未有过性妒忌方面的体验
就在出版《第二性》的同时，阿尔格雷从美国来了。
那天，西蒙·波娃穿上两年前在芝加哥穿过的那件白色外套，赶往火车站去接阿尔格雷。一路上，她便在自忖：这一回会如何相处？
车已进站了。眼巴巴望着人流和列车，就是找不见他。等到车厢里的人都走完了，月台上空荡荡的了，还是不见他的影子。她只好慢慢往回走，几次三番回头看，但还是看不见他。也许要等下一班火车才到吧，她这样猜想。便决定先乘出租车回家，等下一班火车来时再来。
回到家中，因为心情烦躁，根本读不进书，只是一个劲的抽烟。突然，听到街上响起了一声美国口音，奔向窗前一看，一位男子拎着一件好大的行李正走进一家咖啡店。
是阿尔格雷！
阿尔格雷来了！
他大包小包地带了许多东西，有苏格兰威士忌酒、巧克力、书、照片，还有一件女子穿的家常花便衣。为了庆祝他的到来，米雪尔和鲍里斯·维昂举行了一次聚会，从朱利埃特·格雷科到勒内·居荣纳，人人都出席了。尤为重要的是，西蒙·波娃注意到，萨特和阿尔格雷相处融洽，萨特简直从未有过性妒忌方面的体验。大家谈了一会铁托，又对毛泽东议论了很久。“中国是那样神秘莫测，种种夸夸其谈的学说往往拉上中国作根据。人们惊愕地得知，毛泽东竟然会作诗词！他们不知道，在那个国家，每一名将领都是投笔从戎者；因为他们也是文人，所以，这些革命家身上都有着古代的聪明才智，它同无产阶级相结合，变成了某种神秘的、诱人的混合物。大家也传诵着田头教育、军队戏剧表演和妇女解放方面的优秀而真实的故事。”西蒙·波娃后来回忆道。
在“红玫瑰”，博斯特和阿尔格雷一同回忆起军队生活。奥尔加惊愕地睁大着眼睛，完全被阿尔格雷讲的一个个故事迷住了。当他一连两个小时讲他那些吸毒者和小偷朋友们的故事时，连西蒙·波娃也不能分辨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西蒙·波娃陪伴阿尔格雷参观巴黎。他在海军陆战队当兵时就在巴黎住过两天，不过哪里也没去。这次，他们或者徒步，或者乘出租车或马车。他喜欢巴黎的街道、人群和市场、喜欢巴黎的食品、博若莱出产的葡萄酒和附近商店中的礼仪性交谈、喜欢听穆卢吉在“塔布”夜总会唱的歌，更喜欢伊夫·蒙唐在圣日耳曼俱乐部的演唱。
之后，西蒙·波娃和阿尔格雷一同飞往罗马、突尼斯，还游历了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回到巴黎，适逢美丽宜人的9月。“我们在一起从来没有比这一段时间过得更好，”西蒙·波娃后来回忆道，“明年我将去芝加哥。在我与阿尔格雷道别时，我确信会见到他。”
2。 想做的事情总不会比人家对此的议论更糟糕吧
1950年1月，《现代》杂志报道了联合国有关苏联劳动营的争论，并发了一篇评论。评论由梅隆·庞蒂执笔。萨特和他共同署名，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适当的角度加以评论。
萨特一直相信社会主义。几年以后他在《斯大林的幽灵》中写道：社会主义运动是衡量其他一切运动的绝对的准则，因为受剥削者把剥削和阶级斗争当作他们自己的现实，当作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真相……这是人在创造自身过程中的运动；而其他的派别则相信，人早已被造就。社会主义是绝对的参照标准，任何政治活动都要接受它的衡量。
在萨特和西蒙·波娃看来，不管苏联发生了什么，苏联曾经是，而且还继续是社会主义的母土：革命者早已成功地夺取了政权。尽管它的不同机构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官僚习气，尽管它的权力过于集中，尽管它犯下了各种错误，但苏联从未对它一开始就建立起来的生产资料占有方式有过动摇，它的政治制度也与那些旨在建立或维护一个阶级的统治地位的政治制度截然有别。还在“斯大林时代”，萨特就认定，“苏联的政权的确是社会主义的，但是，这个社会主义是以要么从世界上消失、要么以血肉的代价求得生存这样的现实命运为特征的……在一定的情况下，同种种矛盾妥协等于下地狱”。
尽管萨特在根本上支持苏联，但他拒绝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至于发表在《现代》上的评论苏联劳动营的文章，几乎使所有各方都甚为不满。
春天，西蒙·波娃同萨特赴黑非洲，从阿尔及利亚到霍加尔，再到古莱阿、加奥、廷巴克图、巴马科，最后到象牙海岸，作了一次“政治性旅行”，欲与非洲民主联盟联络，以便在《现代》上发表有关黑非洲的真相的文章。
这一目的没能如愿以偿，倒是旅途中有几桩事情值得一记：
他们在塔曼拉塞特度过了一个多星期。一天晚上，萨特上床睡去了。西蒙·波娃则留下来，与旅店老板及两位汽车司机说笑话。他们讲述自己生活中的故事时。她只觉得那些故事都很逗，而不在乎他们言辞的粗俗。包括店主在内，几个人轮流做东买吃买喝，前后一共转了几个来回。大约3点钟。西蒙·波娃回去上床，忍不住还在笑。突然，听到有人打开了她的门，原来是店主，走过来低声向她提出非分的要求。被她拒绝后，翌日一早，满面笑容地递给她一篮桔子，以此封她的嘴。几天以后，《周末晚报》上刊发了关于这次狂饮的报道，文章说西蒙·波娃的粗话使汽车司机都为之脸红。为体现真实性，文章还引用了几句从她嘴中滑出的话。当时看了这篇文章，她心里很不好受，因为往她身上泼污，便同时也是往萨特身上泼污，她责备自己不该给他们提供这么一个机会。但是，她的生性决定了她不是那种随时随地小心翼翼，说每句话都要几番斟酌，喝每杯酒都要留有余量的人。另外，好在萨特并不在意，他对西蒙·波娃说：
“我俩有一个优越性，那就是，都能做任何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它总不会比人家对此的议论更糟糕吧。”
此外，空军司令官C。与他的女友“珠珠”亦值得一记。“珠珠”年轻貌美，思想活跃，这位空军司令官对她的聪明、修养和勇气的爱慕，甚至到了失魂落魄的地步。司令官本来并不怎么想见他俩，只因为“珠珠”博览群书，她要他来同萨特和西蒙·波娃聊聊，于是司令官言听计从，热忱地接待了他们俩。正在酪饮爱情琼浆的人们，因为在相爱之中而格外对人普施爱心。司令官与他的情人承认：本来以为碰上的是两个魔鬼，而不是人。由于改变了对萨特和西蒙·波娃的看法，他们受到了别人的指责，但是，指责使得他们和萨特两人的关系更密切了。
3。 不远万里见面之后，他突然说不再爱她了
6月，朝鲜战争爆发了。
西蒙·波娃正准备启程去芝加哥与阿尔格雷相聚两个月，在世界大战仿佛一触即发的局势下，她着实犹豫了一番……尽管她渴望见到阿尔格雷，尽管她不愿再让他失望一次。
萨特显得冷静多了。他认为世界大战不可能发生，并把道理讲给她听，鼓动她不改变计划。其实，萨特自从1949年与陶乐赫丝去墨西哥、危地马拉、古巴、巴拿马、海地和库拉索岛作了一番旅行和访问回来，就与陶乐赫丝的关系失谐，陶乐赫丝不顾萨特反对，来到巴黎生活，他们吵架后最终分手了。想到萨特在个人问题上遇到麻烦，仍是如此善解人意，西蒙·波娃心中平添一份感动和柔情。
西蒙·波娃真的走了。然而，满心的焦虑不安，使得她到达美国时仍然没能摆脱悲伤的阴影。开头几天在芝加哥的情形，与《一代名流》中安娜和刘易斯最后一次相逢时十分相似。整整一年里，阿尔格雷的信总是那么热烈、亲切，可是见面后，他突然之间对西蒙·波娃说：“我不再爱你了。”接下来补充道：“不过，我们还可以过一个美妙的夏天。”
炎热的天气加上阿尔格雷的态度，使她压抑得喘不过气来。上街去走走，可街上的人充满对法国女人的敌意。在美国酒吧间，既不能读书，又不能哭鼻子，她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一直到有位朋友驾车送他俩去米勒，时间的流动慢慢地恢复了正常。
近午时分，他们常常划一只小船，渡过小湖，在烫足的河丘上爬上爬下，然后，来到密歇根湖畔，湖水浩荡，浪涛拍岸，一望无际的沙滩上常常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白色鸟儿撑着长腿，在沙砾间觅食。置身于如诗如画的天地中，西蒙·波娃忍不住一个人去水中嬉戏。她不会游水，总是小心翼翼地惟恐双腿踩空。一天，她试着浮起身子划水，当停脚直立时，却踩不到湖底了。她大惊失色，连呼阿尔格雷救命，他却只是在老远的地方冲她微笑。等到她人往下沉，咕噜咕噜地呛了几口水，他才急了起来。把她拉上岸后，他说他当时也吓坏了，因为他的游泳技术实在十分勉强。有趣的是，这一惊一吓倒使他们一下子融入欢愉的气氛中，已逝爱情中的所有阴影顷刻消除殆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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