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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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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追的敌军梦想着汉水会助他们一臂之力，没想到，红军夜涉汉水，又把他们甩掉了。渡过汉水，徐向前要人清点了全军人数，共1．44万人。
1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进驻西乡以南的钟家沟地区。方面军领导人了解到陕南一带连年干旱歉收，粮食极缺，大军久驻给养有很大困难。从陕南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提供的情报得知，四川军阀正在混战，川北敌人的防务极为空虚，红军回旋的余地也大，特别是川北一带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游击战争和农民运动。为此，红四方面军在钟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会，决定挥师入川。
1932年12月17日，红四方面军以七十三师二一七团为先遣队向川北进军，大队人马于19日开拔。徐向前随十二师行动。途中翻越的大巴山，当地人称“二百一”，上山要走70里，山上要走70里，下山要走70里。而这210里的崎岖山道，由于兵匪袭扰，行人绝迹，路径多为荆棘所掩没，当时又值隆冬，冰雪封山，红军从离开鄂豫皖苏区后，历时已两个多月，转战3000余里，体力消耗很大，衣单鞋缺，如今再过这大巴山，真是比登天还难。
徐向前为解决翻越巴山的御寒、照明和引路问题，费尽苦心。他规定每人带一把稻草，准备黑夜当火把联络用，和在冰雪路上防滑铺垫。他还叫衣服单薄的人用稻草编成蓑衣披在身上，并说，路上散落的稻草，可以给走在后面的人做路标。
红军指战员按照总指挥选定的行军路线，每人夹着一捆稻草，开始了征服大巴山的进军。山高，挡不住战士的脚底板；路险，难不住红军的钢铁意志。大巴山终于被征服了。
第八章 “巴山来了徐向前”
分兵直下通南巴
1932年寒冬，徐向前率领红军攀鸟道，履冰雪，战风寒，翻越过人迹罕至的大巴山，直下通江县城。接着，兵分3路展开：徐向前率十一、十二师西进巴中；陈昌浩、王树声率七十三师北取南江；王宏坤率十师东向万源。张国焘率总部及后方机关坐镇通江及苦草坝。一月之内，红军连战皆捷，共歼敌3个团，溃敌8个团，占据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及周围大片地区。在共产党员张逸民影响下，南江北部的土著武装任玮璋部2000余人，起义参加了红军。“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大巴山下一派天翻地覆的景象。人们纷纷传说着：
“红军好厉害哟！
“龟孙子田冬瓜（当地人民称呼军阀田颂尧的绰号）快垮杆喽！
“红军不拿百姓一针一线，对穷人像兄弟一样哟！
“红军首领是哪一个？”
“说是有个徐向前！”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未平”。四川，历史上就是封建统治者最难控制的地方。孙中山高举义旗，号召推翻清政府，四川人民率先响应，发起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促进了辛亥革命的爆发。然而，这场革命，只把清朝皇帝赶跑了，人民的斗争果实，被大地主、大军阀侵吞，实际上以失败而告终。四川境内，“诸侯”蜂起，连年混战。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和中央军鞭长莫及，只得暂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容忍所谓“川人治川”和军阀割据的现状。红军入川前，全省分别为刘文辉、刘湘、田颂尧、邓锡侯、杨森、李家钰、罗泽州、刘存厚等军阀分割控制。1932年10月，一心想当“四川王”的刘湘，同刘文辉展开争夺成都的大混战，全省大小军阀多被卷入。12月间，“二刘之战”再次爆发。以川北为大本营的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站在刘湘一边，倾其主力30个团西出成都参战，后方仅有10几个团防守。红军一举进据通南巴，就是利用了这个有利时机。
通南巴地区，位于川陕边。背靠巴山天险，俯视川东盆地，层峦叠嶂，林木际天，河川纵横，土地肥沃，地势险峻，南低北高，进可攻，退可守。当红军翻越风雪大巴山的时候，徐向前知道四川军阀正在混战，进军川北，有可乘之隙。但是，红军能不能在这里站得住脚，搞块根据地，他还吃不准。入川一个多月，他跋山涉水，多方调查，初步掌握了川北的敌情、民情、出产及山形地貌，深感进军通南巴是着好棋，只要政策对头，把群众发动起来，红军就一定能够立脚生根，创造红彤彤的新天地。
川北人民在田颂尧的残酷统治下，长年挣扎在饥寒交迫、水深火热的境况中。军阀混战，更给群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正如一首民谣倾诉的：“军阀梳子梳，豪绅蓖子蓖，甲长牌头刀子剃，收款委员来剥皮。”军阀加在人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仅田赋税一项，就已收到五、六十年以后了。贩卖鸦片烟，是四川军阀的生财之道，巴中一带又适宜种鸦片。田颂尧命令农民将大片良田变为烟田，以供其盘剥和挥霍，川北成了兵匪为患，烟毒遍地，民不聊生的人间地狱。群众曾奋起抗捐税，闹公堂，吃“大户”，盼“共产”。对此，成都的一个报刊也直认不讳：“政治的腐败登峰造极，军官的蛮横亦是不可多见的。一方面要扩充军队以购买装备，一方面要堆集财富，在此两种欲望之下，便只有尽其剥削人民的能事，设立种种的苛捐杂税，田赋一年征收十年、二十年，都是极平常的，于是人民生产力经营力低落了，农村开始崩溃，军人还是安然地剥索，于是农民逃荒，土地荒芜。这样一个背景，便正是共产党蔓延滋生的佳地。”（《复兴月刊》第三卷第六、七期合刊：《川军剿匪之经过》）
红四方面军入川，田颂尧继续在成都参加混战。他在川北一角割地称雄，从未和红军较量过，认为乘虚而入的红军，不过是些东流西窜的“残匪”，就更不放在眼里了。追击红军的胡宗南、刘茂恩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要从陕南入川“进剿”，田颂尧怕请神容易送神难，拒绝他们进来。盘踞宣汉、达县的老牌军阀刘存厚，忧心忡忡，致信田颂尧示意他罢战成都，回兵“剿赤”。田颂尧满不在乎地回信说：“区区之灾，何以老师费心！”他的如意算盘是，待成都之战取胜后，再搬师“回剿”，通南巴仍是田家的天下。
徐向前后来回忆说：当时，蒋介石和四川军阀之间，四川军阀本身之间，都有矛盾。我们利用这种矛盾，一是四川军阀正在成都混战，盘踞川北的田颂尧出兵参战，后方空虚，首尾难顾。二是四川军阀历来割地自雄，不愿意叫蒋介石的势力进川。所以，追击我们的刘茂恩部已经从陕南进万源，又退回去了；胡宗南部已经从汉中进到川陕交界的地方，爬上了巴山，但四川军阀也没有让他们进川。假定那时没有四川军阀的混战的局面，我军入川，他们就会一致对付我们，红军处境就困难得多嘛！假定那时四川军阀和蒋介石之间没有矛盾，蒋介石就可以从汉中调部队过来，两边一压，我们不仅很难进川，就是进去了也不容易站稳脚跟。（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257页）
红军总部设在通江县城，徐向前和前线指挥部住巴中。部队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转战，有了落脚地，有了粮食吃，有了衣服穿，涤尽满身征尘，面貌焕然一新。战士们兴高采烈地说：
“红军就是离不开山，离了大别山，到了大巴山。”
“有山就有红军，通南巴可真是落脚的好地方！”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决定：抓紧时机，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建立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并充分做好迎击敌人进攻的准备工作。徐向前根据周围的敌情，将三个师部署于巴中、南江一线，对付田颂尧的反扑；以一个师部署于通江及其以东地区，牵制刘存厚部，并保障战略后方的安全；另以少许兵力监视陕南的敌人。
川北没有经受大革命洗礼，共产党的活动一直处于薄弱状态，群众对共产党知之甚少。红军新来乍到，要立脚生根，关键在于发动群众。徐向前和陈浩昌法要求各部队组成工作队，分片包干，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各级红色政权和群众组织。徐向前在一次干部会上说：“天下穷人是一家，群众对你有了‘一家人’的感情，才能相信你的宣传，跟你闹革命，否则，雷打他也不会动弹的。要使群众相信，红军就是穿上军装、拿起武器的穷人，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是全心全意帮助穷人翻身解放的。”工作队的干部、战士按照徐总指挥的指示，深入到老乡家里，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很快就打破外地人同本地人、军队同老百姓之间的界限。
农民渴求土地和粮食。“打倒土豪劣绅”、“土地归农民所有”、“破仓分粮”、“平分土地”等口号，有极大的动员力、号召力。有了红军撑腰，“精巴子”们敢于起来向地主老财讨还血泪债了。士豪劣绅丧尽往日的威风，被农民踩到脚下。每次开仓分粮，就像赶集似的，从四面八方涌来衣衫褴楼的人群，互相诉说着红军的恩德，欢天喜地，领回了分得的粮食、财物。
1933年2月中旬，在通江县城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宣布以《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为根本大法，通过了《川陕省苏维埃临时组织法大纲》，正式成立了省工农民主政府，将现有地区划为红江、赤江、赤北、南江、巴中五县和巴中特别市及陕南特区，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机构。赤卫队、儿童团、宣传队、俱乐部、洗衣队、缝纫队、运输队、代耕队、耕牛农具合作社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从县城到乡村，结成一张纵横交织的巨网，把大多数贫苦农民团结和组织起来。依靠这些组织，红军的粮食、兵员、服装、运输等问题，都较好地得到解决，少数地主武装的叛乱活动，也及时被粉碎了。
川北妇女勤劳而勇敢，是一支革命生力军。徐向前率红军刚翻过大巴山，就见打赤脚的女孩子跑来，主动给部队带路。田野里、山坡上，见到的多是妇女在劳动，砍柴、背粮、挑粪、耕田。有些妇女身后背着娃娃，照样干活。妇女们挣扎在水深火热中，流行的说法是：“马有笼头猪有圈，婆娘有个男子汉。”“只有男州，没有女县。”她们不仅受军阀、地主、官吏的剥削压迫，而且受夫权的统治。男子大都染有抽鸦片的恶习，“瘾君子”的劲头上来，卖儿、卖女、典妻，使妇女的命运更为悲惨。红军来了，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规定妇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使她们见到了天日。第一次省工农代表大会，就有30多名妇女代表出席，有11名被选进省苏维埃机构工作。广大妇女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踊跃参加妇女委员会，参加红军。方面军组建了妇女独立营（后改编为独立团），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唯一正规妇女武装队伍。
川北的士匪很多，聚啸在高山密林间，打家劫舍，绑架杀人，群众恨之入骨，叫他们“棒老二”。红军入川后他们与逃进山林的恶霸地主、散兵游勇狼狈为奸，经常偷袭红军，残害革命群众。各种封建会道门组织也在土豪劣绅的操纵下，发展会员，囤集枪支，伺机发动叛乱。巴中有个“盖天党”，会员达2000多人。徐向前、陈昌浩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令各部队剿灭土匪，解散会道门组织，一批土匪和会道门头目、骨干，被活捉公审。群众高兴地说：“有红军在，我们再也不怕‘棒老二’了！”
为了分化敌人，红军总部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的名义，致书刘湘、杨森、刘存厚等人，提出互不侵犯。陕南的孙蔚如部是西北军的，与蒋介石有矛盾，与川军井水不犯河水，是红军的重要争取对象。红军总部曾派出徐一新等去陕南与孙蔚如谈判，双方达成互不侵犯默约。
2月的川北，春意盎然。葱绿的群山，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新气息。“爆竹一声除旧岁”，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来临了。通南巴的人民在欢庆翻身解放的节日里，自编自唱一首山歌：
红军同志来这方，夺回了地夺回了田，
半夜三更出太阳。夺回了房产夺回了权。
一打虎，二打狼，穷人从此伸腰杆，
穷人掌印坐天堂。有吃有穿比蜜甜。
昂首阔步挺腰杆，锄头下面开金花，
压迫剥削一扫光。锄头下面长粮棉。
财主见了把头低，大爹干活哼小调，
老爷见了躲一旁。婆婆走路像风旋。
乾坤扭转来，这场喜事是谁办？
世道变了样。巴山来了徐向前。
节日对于徐向前已几乎是陌生的了。多年戎马生活，使他从未安安静静地过一次新春佳节。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欢度春节的情景，只保留在对童年生活的回忆里。春节，他正在巴中县城的一座房舍里，全神贯注地思考着对付敌人反扑的作战计划。外面的节日气氛，像是和他无缘。几名参谋不声不响下棋、看书，谁也不去干扰总指挥。谁都知道总指挥的习惯：在他集中精力思考作战计划时，最需要的是沉静。只有电台工作人员送来电报，才能暂时打断他的沉思。
入川以来，徐向前不断考察通南巴的地形，地图上的一些山岳、河川、隘路、村庄，都深深留在他的记忆中。如果敌人发起进攻，采取什么作战方针？主力向哪里集中？决战的战场选在什么地方？如何组织反攻？都是他日夜思索着的问题。
红军总指挥部电台室，也弥漫着紧张、严肃的工作气氛。电台是红军的耳目，首脑机关的神经中枢。早在1931年，党中央就从上海派了受过专门训练的宋侃夫、王子纲、徐一新、蔡威等到鄂豫皖苏区，组成了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小组。当时红军没有电讯器材，主要靠从敌人手里缴获；有时也通过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从城市里购买。徐向前异常重视电台工作的建设，规定各部队缴获的电讯器材一律上交总指挥部。他经常同电台工作人员吃、住、行军在一起，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特别是在艰难的西征转移途中，他十分注意电台小组的安全，选最好的马给他们用，突围时派部队保护他们，被敌人切断时无论如何也要先把他们接应回来。现在电台小组探知田颂尧即将回师进击通南巴的信息，正不分昼夜侦听敌人电讯联络，分析敌人的种种动向，随时向总指挥部传递。
从情报获悉，四川军阀的成都混战暂告结束，蒋介石任命田颂尧为川陕“剿匪”督办。田颂尧宣誓就职后，委任二十九军副军长孙震为“前敌总指挥”，主力部队开始东调。军情越来越紧急了。方面军总部决定在通江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讨粉碎敌人进攻的对策。徐向前总指挥带上参谋和警卫人员，翻山越岭，从巴中赶到了通江。
通江是座一面傍水、三面临山的小县城。人口不多，只有几百户人家，远不及人烟稠密、商业兴隆的巴中县城那样繁华、热闹。在城里有座小巧玲珑的公园，红军来到后命名为“列宁公园”。站在公园的小山包上，就能俯瞰县城的全貌。尽管这里十分偏僻，交通不便，但却有座修筑得相当坚固、讲究的天主教堂，矗立在县城中心，与一些破旧不堪的民房成了鲜明对照。离教堂不远，是座颇具规模的孔庙，正殿和两厢的偏殿足能容纳四五百人。西北军委和方面军总部的办公机关就设在教堂和孔庙里。
军事会议在列宁公园张国焘的办公地点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曾中生、周纯全、傅钟等人。表面看来，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是三巨头：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但实际上，大权在握的是张、陈二人，张国焘有中央代表、西北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副主席的身份，一贯搞家长制统治。陈昌浩虽然最年轻，但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活跃人物。他能写能讲，又是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说话很有份量，有时连张国焘也不得不让他几分。有一次，陈昌浩签署布告，把自己的大名写在前面，张国焘名列第二。张国焘看后自然不舒服，但又不便质问陈昌浩，曾私下对别人念叨：“是军委主席大还是总政委大？这样签署布告行吗？”平时，陈昌浩拿定主意要干的事，张国焘一般都同意，如果徐向前持不同意见，他们就两票对一票，使徐向前孤掌难鸣。但是，张国焘和陈昌浩对徐向前的军事才华又不能不倚重和依赖。只是在政治方面，很少要徐向前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徐向前分工管作战，大部分时间在前线，因这次要确定抗击敌人的战略方针和部署，张国焘才要他赶回后方参加会议。
从实际出发，规定战略战役方针和战术原则，是徐向前用兵的重要特点之一。他在发言中首先分析了周围的敌情、川北的地形特点和敌人可能进攻的主要方向，建议以“收紧阵地”、“决战防御”的方针打破敌人的围攻。即先以少许兵力，卡住山险隘路狭谷，凭险坚守，节节抗击，逐次向心退却，诱敌深入，消耗和疲惫敌人；待敌人兵力分散、疲劳沮丧攻势衰竭时，我军再举行反攻，重点突破，两翼迂回，一举歼敌。针对有的人留恋以往的战法的思想情绪，徐向前说：“这与鄂豫皖不同，那里的情形适合打运动战，搞“围点打援”，搞远距离奔袭，这里就得靠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要搞新的打法。我们的退却是为了反攻，退却的终点要看情况而定，必要时准备放弃通江，但是绝不能离开根据地，退到巴山以北去。”
他的发言，引起了热烈讨论，许多人深信徐向前的指挥才能。完全同意这一新的作战方针。会议确定作战事宜由徐向前负责，政治动员、群众工作、后方工作、肃反工作、支前工作由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等人负责。
会后，徐向前即返抵巴中前线，向各师进行具体部署。
田颂尧的“三路围攻”破产
2月18日，坐镇阆中的田颂尧令孙震率主力38个团共6万余人，分左中右3路向通南巴进击。这就是田颂尧的“三路围攻”。大巴山下，响起了雷雨交加般的枪炮声。
敌人的战役企图是：以前敌总指挥孙震亲自率领的左纵队17个团为主攻力量，直扑南江，进而沿巴山南麓猛插猛进，切断红军西突的道路；以中纵队的10个团和右纵队的11个团为助攻力量，分别进击巴中、通江；再以南面的杨森部和东面的刘存厚部相机配合，从而将红军消灭在大巴山下，至少是压回陕南境内。这是田颂尧、孙震根据蒋介石“着重左翼，防匪西窜”的指令制定的计划。蒋介石认为，只要红军被压到大巴山以北，他即可动用嫡系部队胡宗南、刘茂恩部继续追剿，将红军一网打尽。
徐向前总指挥将红七十三师、十一师扼守于北起南江的三江坝，南至巴中的曾四场一线，抗击敌左纵队；十二师屏障于巴中至通江以南，对付敌之中、右纵队和杨森部；十师置于通江以东，抵御刘存厚部，形成扇形运动防御阵势。鉴于敌军来势凶猛，兵力雄厚，他要求各部队充分利用有利地形，依托工事，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硬着头皮顶住，在战役的第一阶段争取以少量兵力，大量消耗敌人。
南江的木门、长池、三江坝，是敌人的主突方向。敌人的大部队，黑压压地密集冲锋，企图强行从这里突破。“我军当时兵未齐集，只以四团不足，战敌二十四团于长池、木门、三江坝一带者十日十夜。侯家梁第一仗，我三十二团一团灭黄振贵部三团，缴获七百余枪，机关枪二、迫击炮二、俘虏五百，敌跳岩死伤几千人。二战于高壁集，溃敌何瞻如部三团。三战于中魁山，敌王（铭章）、何（瞻如）、黄（振贵）三部六团密集而进，敌死伤奇大，数上两千。四战于青岗梁，董（衡之）师之五、六两团全溃乱，缴获甚多。”（陈昌浩：《红四方面军斗争史略》1933年7月）仅10天时间，红军即歼敌左纵队5000余人。
与此同时，向巴中、通江方向进击的敌人也遭到红军的顽强阻击。
3月8日，红十一师阵地八庙垭失守。八庙垭是南江至巴中间的重要防地 ，徐向前总指挥得知后，天不亮就从巴中赶到那里，组织部队反击，采取正面攻击和两翼迂回的战法，一举歼敌1个团零1个营，毙敌团长何济民及代理团长何柱，夺回了八庙垭。此后，因敌攻势越来越猛，徐总命令全线部队边打边撤，逐次“收紧阵地”，至3月18日，先后放弃了南江、巴中两县城，将防线收缩到北起贵门关，南沿官路口、观光山、大明垭、杀牛坪、得胜山，东向麻石场，北经龙凤场抵竹峪关一线，与敌成对峙状态。徐向前率前指移驻通江城。
4月下旬，敌人再次发起全线进攻，徐向前指挥红军灭敌一部后，于4月29日又主动撤离通江县城，收紧阵地于平溪坝、鹰龙山、鸡子顶、九子坡一线。川北的地势，南低而北高，愈是向北，山势愈陡险，愈利于我军坚守。像鹰龙山、鸡子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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