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传-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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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了打手势，接着扔过一块小石头来。石头上用小绳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带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彭德怀。”徐向前高兴极了，马上从记事本上撕下一页纸，正正规规地写上：“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您！”也拴在石头上甩过河去。彭德怀得知是徐向前在对岸，高兴地挥动大斗笠，频频向他亲切致意。

　　当天，通讯部队在河面拉起了一条电话线。徐向前和彭德怀第一次通话，互相问候，约定次日在维古河上游一个名叫亦念的地点相见。次日，徐向前带人翻过两座大山，到达亦念时已近正午；彭德怀也同时到达。但令人失望的是，这里的铁索桥也遭破坏，双方仍然是隔河相望。徐向前的随从人员在一段河面上找到了另一种渡河工具——溜索。一条绳索横贯河岸，上面悬着个用竹条编的筐子，里面坐着一个老乡，正向对岸滑来。徐向前因急于同彭德怀会面，等那老乡过河来，自己也象老乡那样坐进筐子，用脚向岩石猛力一蹬，借劲向对岸滑去。等他到达终点跳出筐于，彭德怀快步迎上，两双手紧握在一起。彭德怀风趣地说：“徐总指挥，还不知道你有这种本领呢！”徐向前说：“我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逗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这是两位威震敌胆的红军高级将领的第一次会见，也是传奇式的会见。

　　革命的路，艰难而曲折。两军会合后的团结战斗气氛，被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野心，投下了愈来愈浓重的阴影。

　　早在两军会合前夕，毛泽东等从北上抗日和粉碎蒋介石围追堵截计划的总指导思想出发，就提出了在川陕甘边创建根据地的方针。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致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文中指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张国焘和陈昌浩于6月17日复电：同意向川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两军会合后，为统一对战略方针的认识，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于两河口召开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都同意北进计划。而张国焘则又提出南下川康边的计划，被大家否定。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形势和组织问题，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

　　两河口会议后，中央派出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等到红四方面军慰问，并传达会议精神。这时徐向前、陈昌浩已率军北进。当李富春抵理县时，张国焘提出了统一军事指挥，充实总司令部的问题，要求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治委员。李富春因事关重大，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接着，在张国焘的授意下，川陕省委一些人也向中央提出类似要求。陈昌浩在行军途中则致电中央，“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所有这些，实质就是张国焘要取毛泽东等的领导地位而代之。张国焘还在公开场合与私下谈话中，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遵义会议是不合法的”、“军事指挥不统一”等，进行挑拨和煽动。张国焘是老资格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他能出席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又是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他散布的话很容易迷惑和欺骗人。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十分珍视两军的团结，强调一、四方面军都是党领导的红军队伍，大敌当前，没有内部的团结一致，便无法战胜敌人，实现既定的战略方针，一切有损两军团结的言行都是错误的、危险的、有害的。毛泽东亲口对一、三军团的领导人说过：“会师了，要讲团结，不要批评。”但是，有的教条主义者却指责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甚至写文章公开批评。这也给了张国焘以挑唆的借口。张国焘公开对下面讲：他们是洋鬼子，修洋头，穿西装，戴眼镜，提着菜盒子，看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老土”，不想要我们！

　　对于两军会合后出现的复杂局面，徐向前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两军会合后，他的主要想法是要离开四方面军，到中央做点具体工作。原因是张国焘一直对他“用而不信”。他与张国焘、陈昌浩虽共事好几年，但在许多问题上合不来，心情一直不愉快。在理县的一天晚上，徐向前和陈昌浩谈到两军会合后的前景时，就说：“我这人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干不了。现在中央来了，有不少能人，你看是不是由刘伯承同志来替我，他是军事理论家，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陈昌浩颇感突然，忙问：“那你准备干什么去？”徐向前诚恳地回答说：“我到中央去，随便分配什么工作都行，反正是能力有限，做点具体工作吧！”陈昌浩不同意，说是先别考虑这件事。那些对四方面军的片面指责，也使徐向前反感。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300来人的游击队发展壮大起来的，打过许多硬仗、恶仗，不愧是一支党领导下的铁的红军队伍。尽管部队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是坚决打蒋介石的，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是听党的话的，是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竭诚欢迎党中央和兄弟的红一方面军的到来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的一团漆黑，他认为这对两军团结没有任何好处。

　　徐向前后来回忆说：会合的时候，毛主席主张讲团结，强调有些分歧不要说，还是团结起来。但不晓得那时为什么说退出鄂豫皖，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又是什么政治落后、土匪主义等等，当时听了是反感的。我说我们是拥护第三国际实行土地革命么，打游击的时候我们的臂章上都写着拥护第三国际，实行土地革命，莫非我们打蒋介石打错了吗？

　　徐向前当时脑子里的一些问号，也正是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心目中的共同疑问。但是，作为身负重任的总指挥，他不仅自己不谈论这些事，而且严格要求下属不要瞎议论，要顾大局，讲团结，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妥善处理和解决。在芦花、黑水，徐向前主动建议调一方面军一些干部来四方面军当参谋长，调四方面军的3个建制团充实一方面军，以便两军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党中央采纳了徐向前的建议。

　　中共中央和军委为团结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实现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对组织作了必要的调整。7月18日，任命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7月21日，决定组织前敌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各部队的番号和军政首长更动如下：原一军团改为一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三军团改为三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肖劲光。五军团改为五军，军长董振堂，代政委曾日三，代参谋长曹里怀。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原四方面军部队番号不变：四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参谋长张宗逊。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钧。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李天佑。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政委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三十三军军长罗南辉，政委张广才，参谋长李荣。中央还明令指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这一决定，充分体现了促进两军团结和照顾大局的精神。

　　在7月中旬中共中央抵芦花时，徐向前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领导人。毛泽东的安祥大度，周恩来的锐敏和口才，朱德的平易近人，张闻天的学者风度，都给徐向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中央领导最关心的是敌情，详细询问徐向前。他将周围敌人的兵力部署、各敌的作战特点及装备情况，一一详细作了介绍。这次见面，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亲自将一枚红星奖章授予徐向前，以表彰他在四方面军的杰出贡献。

　　7月21日，徐向前出席了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出席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凯丰、邓发、李富春、刘伯承、张国焘、陈昌浩等。这次会议，是为统一对四方面军的认识而召开的。

　　会议首先由张国焘报告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反四次“围剿”以来的发展情况，他的评价是：总的说，四方面军的战略战术一般是正确的，但缺点错误是有的，不承认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有路线问题。徐向前在发言中介绍四方面军的特点。他说：红四方面军干部土生土长的多，文化程度差，但积极学习；军事知识差，但能干；作战后即讨论研究经验教训。部队作战，书面命令少，没有参谋业务处的工作，作战计划等都是上面指挥员直接制定。从鄂豫皖到四川的战争过程中，执行纪律和进行政治工作很注意，但执行纪律不适当的现象常常发生。作战时领导干部层层下去指挥，一个师就由师长下去带一个团，师政委带一个团。这样，战斗虽勇敢坚决，但干部伤亡大，现还没有很好地纠正。集体领导差，对军事问题的决定非常秘密，运动兵力迅速，决定问题快，动作灵敏，指挥集中，但打退敌人后指挥就分散了，常误事。射击、手榴弹操练很勤，有很大进步。夜战很好，主要是干部亲自看阵地，有记号，大量利用手榴弹攻击，丢的准，以二七四团、二六五团夜战最好。总之，红四方面军工农干部多，军事理论训练少，战略战术是弱些，但主要是从实践中积累经验。

　　徐向前发言后，陈昌浩又介绍了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情况。他俩因忙于指挥部队行动，第二天的会议未参加。

　　第二天的会上，邓发、朱德、凯丰、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相继发言，博古作结论。大家肯定了自张国焘到鄂豫皖后，红四方面军是执行了中央正确路线的，因此，才有胜利和发展。同时，也指出了领导工作中的某些不足之处。毛泽东说：从鄂豫皖到现在，国焘领导是没有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其他个别问题不正确。鄂豫皖的反“围剿”准备不足；通南巴只是1933年9月上半月注意了地方政权的建设；放弃通南巴是严重错误，找不出任何理由说明为何要放弃。在鄂豫皖几次没有打退敌人，因为没有准备，那时退出是正确的，但通南巴是打退了刘湘，在胜利后进攻中放弃的，是不对的。周恩来则认为撤出鄂豫皖不对；撤出通南巴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是正确的。最后博古作结论说：同意总的估计，国焘执行了四次“围剿”后党的路线。（上述几人发言摘引自1935年中央政治局芦花扩大会议记录。）

　　那时，经过遵义会议后，党内民主讨论的气氛较浓，在政治局会议上，不同意见可以自由发表。显而易见，这次会议，中央对张国焘仍是采取积极团结的方针，对四方面军的功绩作了充分肯定的评价。张国焘想搞名堂，便找不到“借口”了。

　　徐向前、陈昌浩于7月22日率军从芦花出发，向毛儿盖进军。芦花会议开出个什么结果则不知。徐向前一路想的是如何消灭敌人和北上的问题。中央的北上方针，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徐向前完全拥护，陈昌浩也同意。他们原来就有过这种设想。徐向前满心希望中央不再发生分歧，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和开路先锋，他一路想的是怎样为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打开通路。

　　由于松潘那带地形险要，敌胡宗南部兵力众多，凭碉固守，红军火力差，攻击难以奏效。军委召集会议，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并决定一、四方面军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

　　正当部队忙着做北上准备的时候，张国焘又节外生枝，要中央开会解决“政治路线”问题。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扩大会议。原定四方面军参加会议的名单有徐向前、陈昌浩、傅钟等人，后来又改为只由张国焘出席。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并明确指出：“由于一、四方面军的会合，革命战争经验的交换，指挥的统一，红军战斗力不但在数量上增加而且在质量上也增强了。一、四方面军在中国西北部的活动，将大大推动西北少数民族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斗争，使西北广大地区土地革命的斗争进一步尖锐化，使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的影响大大的扩大。同时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决议重申了6月18日中央政治局确定一、四方面军首先北进取得甘肃南部的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对加强两个方面军的兄弟团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及开展反倾向斗争等问题，作了阐述。会上，补选了陈昌浩、周纯全二人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

　　会后，徐向前从张国焘、陈昌浩的谈话中听出，会上又发生过不愉快的争执，张国焘对中央领导很不满意。徐向前说：“这些事情我管不了，现在的问题是部队在这里没有粮食吃，吃黄麻吃得嘴都肿了，我们不能呆在这里挨饿，得赶快走。等找到有粮吃的地方，你们再争吵去！”

　　根据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的决定，左路军由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已分别改称五军、三十二军）和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组成，由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率领，以马塘和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然后东进至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即一、三军）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待与左路军会合后共进甘南，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中共中央和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8月10日，徐向前、陈昌浩于毛儿盖公布了《右路军行动计划》。几天后，朱德、张国焘率左路军向阿坝开进。20日，徐向前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明确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原则上的问题，以前已决定，当无可争。我们应坚决先从洮河右岸前进，从岷州方向突破向东。如果不能走时，再从洮河左岸向东突击。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陈昌浩的意见也是这样，并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会后，由毛泽东整理了大家通过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作为正式文件。

　　8月21日，徐向前、陈昌浩下令右路军出动，兵分两路，向北进发。从毛儿盖到班佑地区，中间须经过一片纵横数百里的茫茫草地。不论一方面军或四方面军，都没有草地行军的经验。当徐向前率前锋部队到达草地边沿时，远远看去，象灰绿色的大海似的，不见山丘，不见村舍，不见林木，不见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际。据带路的“通司”说，草地尽是泥潭，一不小心陷到里面就会送命；气候多变，夜间奇寒；人烟稀少，走几十里路才能看到一两户人家，都是过游牧生活的藏民。徐向前命令部队充分做好物质准备和思想准备，一定要征服大自然没下的难以逾越的障碍。

　　一、两天后，征服草地的进军开始了。天气令人莫测地变幻着。中午还晴空万里，太阳高照，烤得人们汗流夹背喘不过气来；下午，突然黑云密布，雷声隆隆，暴风雨夹杂着一阵阵冰雹，铺天盖地而来。黑夜来临，气温骤降，达零度以下。草地上到处是草墩子和泥沼，人们只能踩着草墩子行进，一不小心陷进泥沼，越挣扎便陷得越快越深，直至被泛起的水泥完全吞没。沿途的水大都含有毒汁，喝下去又吐又泻。四野茫茫，找不到粮食。野韭菜、野芹菜、草根、马鞍、皮带……都成了红军充饥的食物。草地行军，夺去了许多红军指战员的宝贵生命。

　　徐向前的前敌指挥部随三十军行动。为使后续部队减少伤亡，胜利通过草地，他令开路的前锋部队沿途标上安全路标；要求各部队组织有经验的人挖野菜，摘野果，不认识的东西不要乱挖乱吃；伤病员一律带走，不准丢弃；牺牲的人就地掩埋，不许暴尸荒野；除必要的运输辎重的牲口外，其余的可以宰杀，供部队食用。他特别强调发扬革命乐观主义和团结友爱精神，用集体的力量克服困难，从绝境中求胜利。各部队根据徐总指挥的要求，不断加强思想动员和组织工作，用各种形式鼓舞士气，增强信心，加强团结，以藐视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前仆后继，向着既定的目的地行进。在一篇题为《小宣传员们》（《星火燎原》选编之三，战士出版社1980年版，第369页。）的文章中，生动地记述了红军过草地的生活片断：

　　“虽然饥饿与寒冷日夜威胁着每一个人，但人们并没有消沉，草地中的文娱生活还是非常活跃。大家拖着疲倦的身体，束紧了腰带，边走边唱。顺口溜，家乡小调，杂七杂八，好不热闹。

　　“一天，部队露营在一个斜坡上，演出队分组向部队进行了慰问演唱。组长带着我们到了一个连队，同志们都鼓掌欢迎我们这些‘娃娃兵’。

　　“会场中燃起了一堆篝火，连队的同志们坐在四周，我们几个人站在中间，被火烤得热呼呼的。

　　“演唱开始了，第一炮是‘童子舞’。五个人先兜了几个‘8’字形，一面跳着一面唱：“牛皮本是好东西，哟嗨，吃多了就要胀肚皮，好东西，哟嗬嗨！’刚刚唱完，同志们就哈哈地笑起来了，还来和我们握手。一个大个子把‘小皮球’拉过去，在自己的衣袋里摸了老半天，掏出一小把青稞来，递给他说：‘拿着吧，小兄弟！’

　　“此时此地，这是比生命还宝贵的东西，‘小皮球’怎能好意思收呢！　他说：‘你吃什么？’

　　“‘没关系，还能顶几天！撑得住！’

　　“最后‘小皮球’无可奈何地收下了。

　　“这时候，部队情不自禁地高歌起来了，歌声响彻云霄，震动了夜色茫茫的草地。……”

　　这些“娃娃兵”，就是徐向前率领下的三十军二六七团宣传队的小红军。

　　以团结为重

　　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军、三十军（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走另一路），经过五天左右的艰苦行军，终于胜利通过了被称为绝境的草地，于8月下旬到达班佑地区。这时，中央纵队和一军团也抵巴西；三军团殿后，仍在行进途中。巴西、班佑地区，有一些喇嘛寺庙和民房，有粮，有水，有牛羊，对于刚从草地过来的红军，简直象是另一个世界一样。

　　距离巴西、班佑100多里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要地，由胡宗南部驻守。迅速占领包座，打开北进通道，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紧急任务。

　　上包座环山傍水，居高临下，是控制这一地带的主要制高点。守敌一个团，驻扎在山顶，利用山险路狭，修筑许多碉堡，并备有大批粮食，构成了可以长期固守的防御阵地。胡宗南得悉红军北进的消息后，又调其伍诚仁第四十七师向包座疾进，进行增援。徐向前到达班佑后，就派人侦察地形、敌情，开始了攻打包座的战斗部署。他鉴于三军团还未上来，一军团又相当疲劳，因而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部队承担。毛泽东批准了这一建议。徐向前的具体部署是：三十军为主攻部队，以八十九师二六四团（善攻坚）攻击大戒寺之敌；以八十八师两个团和八十九师另两个团伏于上包座西北地区山林中，准备打援；四军为助攻部队，以一部攻击求吉寺之敌，配合三十军解决战斗。一军团作预备队，集结于巴西和班佑地区待机，并负责保护党中央的安全。

　　8月29日，徐向前命令部队发起攻击。当夜，二六四团连续排除了一些碉堡，歼敌两个连，但大戒寺其余守敌仍凭借后山的工事顽抗。30日夜，敌援军先头部队进抵大戒寺以南。为诱使援敌全部进入伏击圈内，一网打尽，徐向前令埋伏的主力部队继续注意隐蔽待机，攻打包座的部队则适当后撤。31日，敌师长伍诚仁率师部进驻包座以南，令3个团兵力沿包座河东西两岸进击，企图“迫匪于上下包座附近而歼灭之”。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见敌人已经进入红军的包围圈内，下午3时，下令发起反攻。埋伏在山林间的红军，象无数把尖刀，突然插向敌军，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