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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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考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考入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担任过山西陆军小学堂教官、八十六标教练官，1910年任标统。太原起义时，他把兵部署在保护抚署（清朝太原官府）的位置上，然后派出两个排去袭击守卫抚署的清军巡防队。他自己躲到一片小树林里，窥测局势发展。如八十五标胜了，他有支援起义军的理由；如清政府把起义军镇压下去了，他也有保护抚署的借口。就靠这狡猾奸诈的手腕，他攫取了山西都督的宝座。

　　关于辛亥革命的事，徐向前有这样一段回忆：“我上学那年冬季的一天，教书先生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山西的都督是阎锡山，河边村人氏。以后又听说孙中山做了临时大总统，赶走了皇帝。这就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当时只知道我和一些小同伴都剪掉了头上讨厌的辫子，但不理解它的意义，更不知道这场革命将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5、6页）

　　徐向前读的是私塾。不过，这时的私塾，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不再是“南北大炕，书桌摆上”了，而是有了专门的学堂。学堂就在他家庙南墙外的一排房子里。那时，没有因为辛亥革命宣布废除“读经科”而改变识字课本，照旧读那《三字经》、《百家姓》之类。这些书，徐向前上学前就读过，是他父亲教的。到了学堂还读这些书，他照样认真地读。先生很喜欢他，经常让他做示范，领读课文。头几次，徐向前有点害怕那个场面，很拘谨，低着头。次数多了，也就胆大起来，不受那场面的约束，头不再那么低着了。有时竟壮着胆子，不看书本，背诵课文。有一次，先生又让他读课文，可是不知怎么的，走了神，把课文读错了，窗友们笑了，先生让他停下来。但没有打他的手板，也没有说什么，这可把徐向前羞坏了。

　　徐向前学习不错，玩也能玩出个道道来。他喜欢爬树，经常拉着几个同伴，比着上树，看谁快。而且他总选那不易爬的树，把容易爬的留给他的对手。这样，胜了，他觉着光彩；输了，认定自己没功夫。

　　有一年，他们家庙院里的一棵大松树，在多年不长枝叶的主干上，长出一团浓绿色的枝叶缠绕在一起的东西，老人们管它叫“松盔”。还说，家庙树上长松盔是出了“神灵”。这使徐向前心里产生了一种神秘感。他总是琢磨：树上长松盔，怎么会是“神灵”呢？他去问母亲，母亲整天吃斋念佛，自然说是有了“神灵”。还神秘地告诉他：“你可千万别去碰它，你碰了，它显灵要怪罪你的！”徐向前问母亲神灵是什么，母亲不能答。母亲回答不了的问题，他更想不通，有时跑到那棵树下向上望着，试图找到答案。那天把课文读错了，就是想起这个“神灵”。他又气又恼，放学没回家，直奔家庙院去，找到那棵树爬到长松盔的地方，两脚往树上一盘，腾出一只手来往下掰松盔。他想试试看到底有没有神灵。松盔掰完了滑下树，迈着轻快的步子回家了。“神灵”也没有怪罪他。

　　好奇心，使他对社会上发生的一些新鲜事儿，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听大人们说，官家要女人放脚、男人剪辫子，他觉得新奇好玩，就让母亲给剪辫子，母亲不允。他要母亲给姐妹放脚，又遭到训斥。一天，他跟着大人去赶集，突然人群骚动，官家派的“剪辫子队”来了。他们拿着锋利的剪刀，看见男人的辫子抓过来便剪。有人用双手护着辫子，把手指头都剪破了。人们议论说：世道变了。这又在他脑子里划了个问号：怎么变呀？

　　许多男人的辫子剪去了，老皇帝打倒了，又出来了袁世凯之类的新皇帝和军阀，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在中国不断发展，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依然如故。徐向前继续读私塾。3年多私塾生活，“五经”中读了一点《诗经》，《书经》、《易经》、《礼经》、《春秋》还没来得及读，就有了不读“五经”的新学校。1914年，他被送到东冶镇沱阳高等小学校去读书。

　　沱阳学校始建于1907年5月，是五台县第一座地区性学校。校址开始在东冶镇南街，第二年移至十字街真武庙。徐向前来这里读书时，校址已迁到西梢门灵应寺，校名由“沱阳学堂”改称“沱阳高等小学校”。当时有3个班，两个高小班，一个初小班，师生员工百余人。徐向前在高小班读书。这所学校反映了辛亥革命后的新气象，学校的新风气，起了普及新学的示范作用。但也反映了反封建制度的不彻底，学校只收男性不收女子。课程设置和私塾有很大不同，不学四书五经，学国文、算术、修身、历史、地理、格致，每日有体操，每周末有一次“学生军”大操典。徐向前来到这里后，学校加强了军事体育训练内容，经常有军官学校的学生教他们爬杆、耍木枪，唱军校的一些歌曲，他感到很新鲜。

　　沱阳高小以师资质量高、学风好、成绩优而著称，培养了数代英才。他们培养的“学生军”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作用。初期，教师中的同盟会员曾酝酿用学生军发动起义。辛亥革命成功，学生军组成了保安队，负责维护社会治安，保卫新政权。抗日战争爆发后，这里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徐向前很爱这个学校。那些新的课程吸引着他，每门课都向他展示了一个新的领域，有的还向他打开了认识另一部分世界的窗口。这些新的东西刺激着他的求知欲。

　　沱阳学校学生可以在学校住宿。徐向前家离东冶镇只有五六里路，不住宿也是可以的，但他不愿意把时间消耗在路上，同时，也很向往那种愉快的集体生活。和同学们在一起，可以谈论自己喜欢谈论的事情，又可以从别人那里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于是，就向父母亲提出住校的请求。

　　母亲开始不大愿意。她从特有的心理出发，觉得孩子小，在家里有个头疼脑热有人管，在那谁管呀。父亲倒是从有利于儿子长进着想的，答应了儿子。他认为学生住在学校里，能在老师的督促下温习功课。母亲顺从了父亲。

　　徐向前在学校住宿，有时家里拿不出菜金，母亲就给他带上腌芥菜疙瘩、芥菜缨子、咸萝卜，主食除按学校要求，每月必须带一升小米外，还经常带一些玉米面拌青菜蒸的馍。徐向前不管吃什么都不在乎。他学习很用功，尤其注重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等课程。第一年的算术成绩不够理想，第二年他下了很大功夫，把算术赶了上去。

　　父亲很关心儿子的进步，每次从外地回来，都要考察一下儿子的学习情况，但他只注意他所熟悉的八股文，不注意算术等新课程。父亲常夸徐向前哥哥的作文好，认为他的文体恪守旧章，不出常格。一次，父亲从外地回来，照例要看儿子的作文。看着看着，眉头皱了起来。徐向前看得出这是不满意的表示。

　　父亲说话了，而且是出乎徐向前预料的话。他说：“你的文章越来越差了。看来不能再叫你到东冶上学了，在那里再学下去，作文成法都忘光了。”

　　父亲是用考秀才的老例要求他的。徐向前一听急了，恳求父亲说：“我以后用心练习作文就是了。还让我到东冶去念书吧。”

　　父亲认定儿子在沱阳学校是学不好作文的，只有在私塾里跟着老先生才有长进。就这样，徐向前被迫退出了沱阳高小，又回到本村读“四书”、“五经”。

　　他从沱阳高小回到本村私塾学堂，两相比较，感到一切都是那么旧。书是旧的，方法是旧的，同学们谈论的事是旧的，看到老先生那副神态就更感到旧。村里还是奉行老规矩，男人留辫子，女人缠足。从此他对父亲的看法也有所改变，感到他的思想太旧，不合潮流。对私塾产生了更多的反感。念书死记硬背，囫囵吞枣，不管理解不理解，背诵如流就是好学生。背书写字，不合老师的要求，就打板子、罚跪。徐向前很怀念在沱阳学校的学习生活，怀念那为他认识新事物所敞开的一个个窗口。有时他想找机会回到学校去，看看老师，看看同学，听听只有生活在那个环境里才能听到的趣闻。可是，他回不去了。

　　他在本村又读了不足一年。这段时间，他的精神不像以前那么专一。除读“经”外，还自学沱阳学校的课本。同时，也经常找一些别的书看。即使这样，学业也没有坚持下去。他们家里生活越来越困难，没有力量供两个学生。父亲在他和哥哥之间择一人留在学校里，最后决定让哥哥继续读书，他走出了学校的大门。

　　徐向前结束了少年时期的学校生活。

　　学　徒

　　失学的时候，徐向前不满15岁。

　　他是不愿意离开学校的。但他理解家庭的处境，也理解父母亲为什么不让他而让哥哥继续读书。他体谅母亲，也体谅父亲，有怨不怨，有怨而不能怨。家里有许多事要他做。他经常做一些家务琐事，挑水，割草，挖野菜，拾粪，背炭，清扫庭院，什么家务活都干。有的活很累，挑一担水要走2里路，背炭要到窑上去，20多里路，一上午回不来。因为路远，背少了不上算，每次他都尽量多背，虽然很累，他也咬牙坚持着。秋末冬初时，就到地里去刨高粱茬、谷茬，背回来晒干当柴烧。

　　生活使他像野马似地到处奔跑。他喜欢到野外去，有时到滹沱河去凫水，有时到田野或山上去挖野菜或割草什么的；有时同几个要好的伙伴出去玩，走到哪玩到哪。

　　母亲总是不放心他到离家远的地方去，说有狼，有蛇，还有那说不清楚的吓人的东西。徐向前没见到狼，更没有看见那吓人的东西，只见到过蛇。有一回，他把打死的蛇的皮剥下来，套在鞭杆上，拿回家给母亲看。母亲眼神不好，先是没看清儿子给他看的是什么，用手接过来一瞧，吓了一跳，赶忙扔掉了。徐向前一看母亲吓成那个样子急忙说：“那不是长虫，是长虫皮。”母亲听说是蛇皮，才定下神来，用手拍了一下儿子的头，说：“你这个鬼东西，胆子越来越大了。”

　　徐向前很想读书，经常找一些旧书看。有一次，东冶的同学告诉他，镇里书店来了好书。想要去买，可是没有钱。母亲手里也不会有，要等过年时父亲带回来。怎么办呢？他趁母亲不在家时，在家里东翻西找，终于在一个小盒里找到一双耳环和一对手镯。他拿着去了当铺。当铺掌柜收了东西，付了钱以后，觉得不对头，徐家怎么会让孩子来当首饰呢，其中必有缘故。到家里一问，母亲并不知道这件事。一看首饰，认得是女儿的。就这样，徐向前的书没买成，还差点挨一顿打。

　　父亲从外地回家来，听说这件事，并没有多生气，觉得孩子要读书，是好事。可是手头紧，家境贫寒，哪有钱买书呢！一天，父亲同母亲商量：不能让他闲在家里了，得给他找点事做。

　　找什么事呢？最现成的是种地当农民。但父亲不甘心，认为务农“耪大地”是最低等的，没出息。母亲提出一个想法，说：“叫银存学木匠吧。打个箱箱柜柜的，不用请人了，盖房子也行。”但这不太合父亲的意。

　　究竟干什么好，徐向前心里也没有个谱。他只是想出去，越远越好，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在东冶镇念了两年书，他感受最深的一条，就是在外面听得多，见得也多。

　　为了儿子的事，父亲费了几番周折。托了不少的人，最后还是他大姐夫帮忙，找到一家店铺当学徒。这家店铺在河北省阜平县，是徐向前大姐夫的一个表兄经营的。因为这个店铺中经营的有书，有别于其它店铺，人们又管它叫“书店”。

　　阜平县，位于河北省西部，大沙河上游。从徐向前家的位置望去，是往东偏北方向，距离有200多里。这里是山区，比较偏僻，老百姓生活很艰难。当地人说这里是阜（富）平不富，平山不平，穷山恶水。山上没有树，大沙河里没有鱼，有时人们用土都困难。这里和山西接壤，有一条经过龙泉关沟通冀西和晋东北的山路，对小商人和民间往来还是挺方便的。不少山西人从这条路到阜平，开店铺，跑生意。

　　徐向前想象不出这家“书店”是什么样。他听说离家很远，比东冶镇远得多，几乎相当于到太原的距离，这很合他的意。他像一只鹰，喜欢往高飞，往远飞。最合他意的还是“书店”，他一心想投身到书的海洋中去，敲开一切知识领域的大门。

　　徐向前高兴地接受了他一生中的第一个社会职业，背着行李卷，告别了父母亲，跟着大姐夫上了路，一路上想的全是好看的书。走到那里，他才知道，这是一个小杂货铺，叫“福兴源”，门面小得可怜，经营的主要不是书，有点心、红白糖、香油、小枣、烧饼和醋，还卖自家磨的面粉。算上徐向前，才两个伙计。大伙计比徐向前早到一年多，是东家的内弟。

　　这个店铺的老板姓赵，也是山西人。从阶级地位看，颇似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列举的小资产阶级中的“有余钱剩米的”，“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的那一部分人。这样的阶级地位和他梦想发财的愿望，使得他对伙计的使用非常狠。他对做学徒的规矩也是“活着不下工，死了不埋坟，投河、跳井与东家无关”。

　　徐向前的年龄小，受约束的层次也多，受店主和店主家里人的管不用说，还要受大伙计的管。说是当学徒，其实是勤杂苦力。一上工，就像套在车上的马，夹板扣得紧紧的。他天不亮起床，挑水，扫院子，倒尿壶，纺线，磨面粉。这家有两头大骡子，一天磨6斗麦子。可是没人换徐向前的班，6斗麦子的面，都由他一个人一箩一箩地筛出来。两头骡子换着班干，徐向前一个人顶到底。那时他不满17岁，力气不足，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一躺下就不想动。不想动也得动，夜间要起来两次，给骡子添草添料。这就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所付出的劳动。

　　到了冬天，东家又给他加了一个额外的差事：去讨债。这对徐向前来说，比倒尿壶的滋味都难以忍受。欠债的人都是穷苦人家，有时进了欠债人的门，一看那清苦的景象，“我给东家要债来了”这句话，怎么也说不出口。这时徐向前还没有那样自觉的阶级觉悟，但他的感情和欠债人是相通的。一个冬天，帐单上没有注销几户。店主责备他，还威吓他：“再讨不来就扣工钱！”徐向前说：“扣我钱我也讨不来！你爱找谁找谁，我不干！”

　　店主没有扣他的工钱，年关结帐时，他得了应该得的3块大洋。这是他劳动一年所得，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凭自己的劳动换来的，心里格外的甜。尽管他劳动的价值要比这高得多，但社会就是这样不公平，无法改变，只好服从。

　　这3块大洋如何支配，颇使徐向前费了一番脑筋。从小苦惯了，没有花钱的习惯，有了钱不知道该怎么花，他默默地计划了好几天，交给父亲多少？给母亲买点什么？要不要办点年货？后来他买了1斤糖姜片，孝敬母亲，一块大洋剩下来的，买了点年货，其余两块都交给了父亲，纳入全家的生活计划之内。他自己没动用一个铜板。

　　东家看他本份、勤快，也还有个机灵劲，就让他到前边去站柜台。这可以说是对徐向前的一种解放。在店里，唯一的一点乐趣是有书读。有书读，是他最高兴的事。他喜欢看小说，在这个偏僻的小县城里，外国的书几乎没有，能看到的，多是中国民间流传很广的书。诸如《三国演义》、《西游记》、《罗通扫北》、《薛丁山征西》、《薛仁贵征东》、《七侠五义》、《水浒传》、《红楼梦》、《荡寇志》……。在这里，他最先读的是《三国演义》。在家时，他听过许多关于刘备、关公、张飞、赵云的故事。他家的二层楼上，挂着一张很大的关公画像。听父亲说，关公也是山西人，有过五关斩六将之威，温酒斩华雄之勇。听来的这些故事都是零碎的，他很想知道一个头尾。在店里看到这部书，正合他的心意。没几天就读完了。

　　读书，使徐向前的阅历又向前延伸了许多年。从书里，他领略了中华民族的正气，豪侠英烈的爱国思想和侠义行为。最使他倾倒的，是那些为民除害的剑侠武豪，谋勇兼备的兵头将帅。那时，他还没直接想到从戎，但却萌发了学军弄武的兴趣。他曾想过去学武，替穷苦百姓打不平。他看过的小说中，最使他不满的就是《荡寇志》。

　　《荡寇志》成书于清道光年间，接《水浒传》，从七十一回续到一百四十回，贯穿全书的中心主题是“但明国纪写天麻”。从这点出发，杜撰了一大篇宋江等如何被擒拿正法的故事。而那些贪官污吏都成了施赈放粮、救难拯灾的大英雄。这部书颇受封建统治者的赏识。太平军攻下南京，南京清政府官员逃往苏州，在朝不保夕的危境中，还不忘刻印《荡寇志》。梁山好汉一个个被整掉了，徐向前不忍看那些英雄豪杰饮刃抛头，没有读到最后就甩掉了。

　　学徒生活持续了两年多。对徐向前来说，这也是上学。他在这个“学校”里受的人生教育，比从前的学校要深刻、实际得多。在这里，他亲身感受了社会生活的又一个侧面——店员职工的生活。

　　就读于国民师范

　　有一件事，冲击了他的学徒生活。

　　一天，哥哥从太原来信，告诉他省立国民师范招生，是官费，用不着自己花钱，并说已经给他报了名，让他速到太原去。徐向前看完哥哥的信，高兴极了，当即决定放弃学徒，到太原去读书。他不需要同别人商量，也没有什么人可同他商量。父母不在跟前，亲友不在跟前，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都不把这个天天倒尿壶、当下手的小伙计放在眼里，他们理解不了他的雄心与抱负。

　　他心里默默地盘算着怎样离开这个店。向东家实说吧，怕惹出麻烦；偷偷地走吧，又怕给介绍他来学徒的大姐夫出难题。思来想去，还是隐去真情，到店主那里去告假说：家里捎信来了，有事要回去一趟。店主开始不准，说店里太忙，找不到替工的人。后来看徐向前执意要回去，也就答应了，要他快去快回。

　　徐向前名曰“告假”，其实他把所拥有的一切都带走了。不过“他所拥有的一切”，也就是一个小小的行李卷。

　　徐向前回到家，没等他说，父母亲都知道了。母亲有点担心，怕学不到头，还把店铺的差事丢了。父亲倒是想得开，说：“去闯闯吧，学不成，去看看太原，见见世面也好。”于是，母亲再次为他打点行装。

　　太原离永安村240里，是山西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山西人的心目中就是“京城”，阎锡山就像“皇帝”，这就无形中给去太原的人增加了几分庄重和严肃的气氛。徐向前像赴京赶考一样，牵动着一家人的心。

　　徐向前到太原，找到了哥哥，哥哥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切。他很顺利地踏入了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的大门，成为这所新学校的第一期学员。

　　国民师范在太原市小北门街，分东西两个院落。路东为校本部，有教室、大礼堂、图书馆、实验室、教员办公室、自习室和东西各10斋的学生宿舍；路西是大操场、校园、国师里（教工家属宿舍）。两院占地180多亩，建设耗资近25万元。这是当时山西第一流的学校。

　　这所学校是阎锡山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兴办的。他搞军国主义，推行“用民政治”。其内容包括民德、民智、民财。在民智一项内，就包括国民教育、人才教育、社会教育，通过教育灌输他的“主义”和“政治”。阎锡山深深懂得，“教育普及首在广造师资”，建设这样一所学校，每年招生20个班，两年结业就可得毕业生1200人，20年下来，山西105个县的小学教师就不至于缺乏，普及教育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了。这样，推行他的“主义”和“政治”就有了基础。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时，醉心于军国主义。他羡慕日本人说的“武装和平”，称赞德国人主张的“铁血主义”，他的政治野心，就是要在中国实现军国主义，为此，专门编写了《军国主义谭》一书。这是他创办师范学校的一个宗旨。这所师范学校不仅设有军事课，而且学生生活半军事化。徐向前一入校就发军衣、皮鞋、绑腿等一些军用品，完全是军人装束。

　　徐向前走进校门，心胸豁然开朗，眼界大开。校园那么大，这在他走进校门之前，想都想不到。以前他向往的沱阳学校，无法与之相比。

　　校长赵戴文是五台县东冶镇人，是个秀才，曾在日本留学，毕业于宏文师范学校。在日本时，他和阎锡山一样，是山西同乡中第一批参加同盟会的。回国后，先后在太原宏林学堂、公立中学堂担任庶务或斋务长，并以此为掩护，发展同盟会员，积极开展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