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传-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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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闻天主持会，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报告。报告讲了军事问题，同国民党关系问题，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任务问题。毛泽东全面论述了军事、政治形势，明确提出了军队的战略任务和作战的基本方针，以及如何正确处理国共两党的关系。会议讨论了这个报告。

　　陕北高原的仲秋时节，凉爽宜人。地处偏僻的冯家村，人们正在准备着秋收。他们还不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将要灭亡中国，不知道共产党的一批伟人正在帷幄运筹着保卫中国、驱逐日本侵略者的大计。会议讨论是很热烈的。张闻天、周恩来、任弼时、博古、彭德怀、朱德、林伯渠、张浩、林彪、凯丰、聂荣臻、张国焘发了言。讨论中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有人也免不了谈了一些个人见解。如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问题，对选择时机分批出兵和留下一部分兵力守备陕甘宁边区问题等。毛泽东在总结发言中进一步强调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对作战方针的提法作了一些变更，这就是：基本的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毛泽东说：我们就是要插杨柳，让老母鸡下蛋。立足自己，吃饱了饭再说。

　　徐向前没有集中发言，除了插话就是听，听毛泽东的报告，听各位与会者有创造性的见解。毛泽东的报告给他的印象很深。他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后来他说：“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他强调在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下，我党一方面要团结国民党、中央军及地方实力派，积极推动他们拥蒋抗日；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我党的独立性，以免被蒋介石吃掉，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覆辙。鉴于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艰苦性，以及蒋介石企图驱使红军开赴前线充当炮灰的险恶用心，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因为没有独立自主，就会失去党对红军的领导权、指挥权，前途可想而知；不是着重于山地，红军便没有可靠的依托和周旋余地，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术特长，发展壮大自己；离开了游击战为主的作战形式，以几万红军去同几十万日军硬拼，那就等于送上门去被敌人消灭，这正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有人主张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红军兵力全部出动，开上去多打几个漂亮仗。毛泽东同志认为，根据现时的敌情我力，还不能那样干。他主张只出动三分之二的兵力，留下三分之一保卫陕甘宁根据地，防止国民党搞名堂。这些基本思想，表现出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571…572页。）

　　徐向前十分拥护这次会议通过的《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这次扩大会选出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等11人，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朱德为副主席。

　　这次著名的会议，持续了4天，25日圆满结束。会议的成功，给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带来了希望。历史永远记着这一页。

　　随同周恩来进山西

　　1937年8月25日，徐向前被任命为一二九师副师长。

　　经过周恩来等人的周旋，同南京政府达成了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蒋介石给了个番号，叫“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允许编三个师：一一五、一二0、一二九师。这个消息，是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叶剑英传到冯家村的。毛泽东决定，以新成立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命令。8月25日正式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

　　3个师的领导人，都是遐迩闻名的红军高级将领。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一二九师下辖三八五、三八六2个旅，1个教导团，5个直属营。编成这个师的部队有徐向前指挥多年的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还有陕北红军第二十九军、三十军，独立一、二、三、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骑兵团，共1．3万多人。

　　对于徐向前任副师长，曾有一些猜测与传说。有的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始是四个师，徐向前是四位师长之一，后来蒋介石给了三个师的编制，才让徐向前当了副师长；还有的说一二九师师长开始是徐向前，是他主动提出当副师长。对于部属的一些议论，徐向前曾实事求是地作过解释。他对周围的人讲：“革命就是为党工作，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中央叫做的就坚决去做，我们是干革命的，不是为当官的呀。”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已经酝酿了很久，在红军指战员中也已传说多时。为了民族的利益，为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红军将士们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这个名称，戴上了镶有国民革命军徽志的军帽。部队的名称改了，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把缀有红五星的军帽珍藏着，一直到抗战胜利。

　　徐向前没有参加部队“改名换帽”的整编工作，也没有出席颁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纪念章及抗日誓师大会。洛川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对他说：“你是山西人，和阎锡山是同乡，下一步，你和恩来同志去太原，做做阎锡山的工作。”徐向前接受了这个新的使命。

　　8月26日早饭后，徐向前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在外面漫步，意外地碰上了陈昌浩。两人相见，又惊又喜。河西一别不觉5个月，两人都很激动。徐向前说：“你到哪去了，到处打听你的下落，就是无音信！”陈昌浩告诉他，分手后，本想住几天就走，谁想害了一场大病，只好留下治疗，病愈后又到汉阳老家住了段时间。两人边走边谈，徐向前说：“党中央很关心你，现在回来就好了。我明天就要去山西，你好好休息，多多保重。”

　　洛川会议刚开过，与会者相继离开冯家村，一路向北回延安，一路向南去西安方向。那几天下雨不停，大家冒雨赶路。徐向前同朱德坐卡车向南，半路抛了错，下车推了一段，弄得满身是泥，还是不能发动，只好弃车步行。第三天到庄里镇贺龙、肖克的指挥部，遇到了林彪、聂荣臻。次日同行，过渭河，在渭南乘火车去西安。周恩来已先到西安。9月5日午夜，与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肖克、程子华一起坐上去潼关的火车，张治中也同车去山西。这是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给安排的专列。

　　车到潼关正好天亮，渡过浊浪湍急的黄河，到达山西的风陵渡。登岸而行，徐向前别有一番感慨。10多年来，上海、广东、武汉、鄂豫皖、川陕、河西走廊，征战了大半个中国，如今又踏上故乡的土地了！

　　阎锡山已派他的上校秘书梁化之带着两节专列火车，迎候在风陵渡车站上。阎锡山为了搞独立王国而设的那种窄轨列车，车厢不大，人们坐上去，显得很佝促。彭德怀上了车数落了一句：“这个老西儿，真会算计。”朱德看了看徐向前，说“当心咧，我们这里也有老西儿哩。”把大家逗笑了。

　　5日下午车抵太原。梁化之想安排周恩来一行住绥靖公署高级宾馆，被周恩来谢绝了。他对徐向前等人说：“这里出出进进都是阎锡山的人，我们谈事情不方便，还是搬到彭雪枫那里住吧！”大家都表示同意。于是住进了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和彭雪枫他们住在一起。

　　徐向前过去不太了解彭雪枫，到这里才知道，他是1936年初，以中共中央联络代表名义来到太原的。他的任务是做争取阎锡山的工作。开始是秘密的，只和阎锡山的亲信梁化之往来。1937年7月中旬，蒋介石宣布对日作战，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之后，阎锡山对彭雪枫说：“自今日始，你可以用红军和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公开进行活动。”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那天，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牌子正式挂在太原成成中学的大门上。彭雪枫成了这里的负责人。

　　这时，山西的局势已日趋紧张。日本侵略军已逼近晋东北边境，攻陷张家口之敌，兵分两路，一路沿平绥路西进，直指大同；一路沿宣蔚公路南犯，意在突破恒山要隘，直取太原。攻陷南口之敌，则沿平汉路南下，企图夺取保定、石家庄，进窥娘子关，从晋东楔入。人心惶惶不安。

　　徐向前协助周恩来作了大量的与阎锡山谈判的准备工作。彭雪枫到这里一年多，建立了各种联系。统一战线工作已有相当的基础。在阎锡山组织的各种群众团体，如“自强救国同志会”、“牺牲救国同盟会”中，有一批秘密的共产党员在这里边积极发挥作用。1936年10月间，薄一波回到山西任“牺牲救国同盟会”常务秘书，是“牺盟会”的实际负责人。阎锡山从空喊“自强救国”不讲抗日，到提出“守土抗战”，同意与共产党合作，允许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作战，是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的。

　　9月7日，徐向前跟随周恩来、彭德怀，还有彭雪枫，来到雁门关以西的阎锡山的岭口行营。这时，阎锡山正为日寇的进逼而焦急，他对周恩来一行的到来表现出很高的热情。

　　阎锡山善于利用同乡关系发展个人势力。山西有句民谣：“会说五台话，就有洋刀挎”。在晋军中，阎以五台及附近各县如崞县、定襄、忻州等军官为亲信，作军中骨于，杨爱源、赵承绶、王靖国、李服膺等均属之。他很赞赏徐向前的军事指挥才能。有一次，他对部下说：徐向前缺粮少弹，蒋介石剿了他几年，都没剿垮，你们要多加留意。他未尝不想惜国共合作之机，把徐向前拉过去，他曾说过“政治上依靠薄一波，军事上依靠徐向前”这样的话。

　　徐向前和阎锡山同是五台人。徐在东冶镇的永安村，阎在河边村，两村隔河相望。徐向前了解阎锡山的历史。他告诉周恩来，辛亥革命前，阎锡山东渡日本，就读于振武学校，冈村宁次是他的队长，板垣征四郎当过他的教官，土肥原贤二和他是同学，抗日战争爆发时，还保持着交往。阎锡山著有《军国主义谭》一书，书中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武装和平”和德国的“铁血主义”表现了浓厚的兴趣。经过10年内战，徐向前对阎锡山看得更清楚了。他对周恩来说：“阎锡山对付共产党的手腕，不亚于蒋介石。”

　　周恩来很重视徐向前的意见。

　　在抗日问题上，这时阎锡山的心情是矛盾的。日军已经打到他的家门口，不抵抗吧，面子上过不去；打一下吧，又没取胜把握，生怕引火烧身，赔掉老本。所以，他喊出‘守上抗战”之后，还私下说过：“抗日要准备联日，联共要准备剿共”。

　　在谈判中，阎锡山提出要一二九师到忻口正面堵击敌人。周恩来说：“我们不能，而且不赞成在正面同敌人硬拼，只能在敌侧后协同游击。”

　　当时，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在大同，傅此时编在阎锡山的第二战区，但阎对他吃不透，不大放心，要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到大同走一遭，见一见傅作义，疏通关系，搞好大同会战。周恩来同意了。于是有9日的大同之行和与傅作义的一夜长谈。傅表示拥护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坚决抗战，服从阎锡山的统一调动。

　　第二天返回岭口，阎锡山又约去谈，主要是商谈坚守雁门关、茹越口、平型关、娘子关各要卡的国防工事问题。阎锡山要求周恩来帮助拟制第二战区作战计划，周恩来满口答应。当晚，和彭德怀、徐向前商量了一下，一夜功夫，计划写成了。第二天交到阎锡山手里，阎锡山看后十分吃惊，连声说：“共产党里真有人才！写得这样好，这样快。如能这样打，中国必胜。”

　　这次同阎锡山的谈判，徐向前说主要有三个内容：

　　一是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对他的“联共”态度及“守土抗战”主张，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周恩来反复讲，希望百川先生不负国人期望，履行诺言，与我们合作抗战到底。还说：我们共产党主张建立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人士的共同联盟，要使山西同胞不当亡国奴，只有联合起来，发动民众，共同抗战。经过反复商谈，阎锡山同意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总动员会。

　　二是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作战地域和方针问题。周恩来指出，我党根据自己的兵力及战术特长，开赴冀察晋绥四省交界的地区，以山地战、游击战侧击西进和南下之日军，配合友军正面作战。当时一一五师已经入晋，正在侯马一带修火车路；一二○师即将入晋；一二九师尚在整顿中。入晋八路军部队希望早日到达预定地域作战，要阎锡山给予支持和方便。阎锡山满口答应，同时扼要介绍了他的大同会战部署。阎锡山搞的是阵地防御战，南起娘子关，经龙泉关、平型关沿晋绥东部省界及北部外长城一线，筑有绵长的国防工事。主要想依托这些工事“守上抗战”，可以说对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法一窍不通。

　　三是八路军的薪饷和装备补充问题。八路军薪饷短缺，装备很差，要同强敌作战，必须解决后勤供应问题。急需补充的物资，包括枪炮、子弹、炮弹、炸药、刺刀、手榴弹、军毯、皮衣、棉衣、通信器材及医药卫生材料等数十项，需在部队路过太原时解决。薪饷问题，要求与第二战区的友军同等待遇，不能厚此而薄彼。阎锡山满口答应，但后来只给了点棉衣和弹药，别的什么也未落实。

　　徐向前和周恩来一样，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会见各界人士，深入群众，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太原城有不少五台人，在阎锡山的政府、军队和教育机关任职。徐向前就利用同学、同乡关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有时陪周恩来出去，有时单独出去。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什么同乡宴、校友会、群众集会，徐向前是逢请必到，每到必讲话。外出多了，警卫人员怕出事，经常抱怨他。徐向前总是笑着说：“放心吧，群众会保护我们的，阎锡山也不会把我们怎么样。”

　　太原国民师范是徐向前的母校，他曾陪同周恩来去做过讲演。讲团结起来，结成坚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有一次周恩来讲了两个多小时，强调各界一致团结对外，反对西太后的“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思想，号召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

　　一次，一批平津流亡学生集聚在太原教育公会自省堂。这些青年人，从“一二·九”运动就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但抗日战争真的打起来了，又束手无策。徐向前的老同学武尚仁、郑季翘到办事处请他给讲一讲。徐向前应邀到场，几百名热血青年高呼口号欢迎。他向学生介绍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徐向前说：“要做好抗日工作，首先要有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坚定不移，毫不动摇。没有这一条，就谈不上做好抗日工作。其次，要有过艰苦生活的准备。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但胜利是靠流血流汗、艰苦奋斗得来。万事开头难，要知难而进，不能碰到困难就打退堂鼓。第三，最重要的，就是要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山西省地广人多，山高林密，把群众发动起来，我方到处是营垒，是战场，是打击日寇的生力军，就能陷敌于灭顶之灾。离开了民众，只身奋斗，将一事无成。”青年们听了，都很高兴。

　　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是徐向前在太原国民师范读书时的校长，此人当过南京国民政府的内政部长，是阎锡山的得力助手。他听说徐向前回到了太原，专门约见叙旧。从前在学校里赵戴文没有和徐向前谈过话。如今徐向前作为共产党的谈判代表之一，又是红军的著名将领，赵戴文想起了徐向前曾是他的学生。于是便把徐请到家中重叙师生之情。当然，赵戴文请徐向前到家里作客的目的，比他和徐向前所谈的要重要得多。有的先生就是这样，在学生还是学生的时候，学生是不在他眼里的，当学生成名之后，他对“学生”的重视一下子提高了许多倍，并想方设法让人相信他就是这“学生”的导师。

　　赵戴文以请教的口吻问徐向前：“万一太原失守怎么办？”

　　徐向前说：“万一守不住，就要事先炸掉小钢厂、军工厂之类的工业设施，不能留给日本人。要组织民众，坚壁清野，把日寇困守在太原城内，逐步消耗和消灭他们。”

　　赵点头赞同，事后，还向阎锡山转述了这个意见。针对赵戴文兼任山西省总动员实施委员会副主任，徐向前着重向他谈了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问题。他说：“现在虽然从省到村都成立了动员委员会，立了方案、章程，但实际上是采取抓夫、摊派的形式，强迫群众挖战壕、抬伤员、运送军需品，这不叫组织群众，也不符合动员委员会的要求。”徐向前看赵戴文愿意听，又向他介绍了红军的经验，说明“组织群众，要有真正的思想动员，要把群众武装起来，让他们自己保卫自己。”

　　赵戴文表示赞成这个意见，后来果真搞了一些“人民武装自卫队”。太原、临汾沦陷后，这些“自卫队”有相当一部分转到了八路军手中，成了坚持抗战的人民武装力量。

　　徐向前在太原还会见过一些开明士绅和新闻记者。

　　一位记者有这样一段记述：“徐向前，山西五台人，性缓，善说话，像一位小学校长，他跟肖克一样注重实干，对于此次晋北的军事活动都颇有力。他们认为为抗战而死，使民众获得幸福，这很值得的。”

　　著名的东北籍爱国人士杜重远先生有一段有趣的描写：“我到招待所把名片递入后，即有人请我进去。此时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肖克、徐向前诸先生都在内。周君一一介绍。在我未见他们之前，以为众家英雄必是方面大耳，竖眼立眉，牛头的鼻子，火盆的大嘴，或像剧院里的花脸张飞似的。不料相见之下，一个个都是彬彬有礼，状似一群教书先生。……谈起此次抗日的问题来，他们都是喜形于色，抱着极大的乐观。问他们的理由，回答得很简单，说‘全在于组织民众’。周说：‘这种长期的斗争，若不把民众组织起来，纵有优良的武器，都是无用的；何况我们的武器还不如人家呢。’徐说：‘组织民众须要深入民间，与百姓同甘苦，替老百姓解决困难问题，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打在老百姓的利害一块，老百姓才肯拿出力量来，为民族、国家而奋斗而牺牲，所谓‘效死而去’，我们要能把老百姓的力量运用起来，我方到处是营垒，对方到处都是敌人，……（就）不打而溃了。”

　　徐向前在太原着实忙了一阵子，还有些安排正要实施，10月1日夜间便接到了朱德、彭德怀的电报，要他速到友军部队中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他们和阎锡山谈判结束时，朱德、彭德怀和任弼时率八路军总部到了五台县的南茹村。接到电报，夜10时徐向前即告别了周恩来、彭雪枫和办事处的人，坐汽车出发。次日早6点钟，到五台县城。再往上走，山路狭窄崎岖，汽车不能通过，他只好乘马赶往南茹村。

　　这时毛泽东又有了新指示：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重点控制五台山脉，形成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间的广泛游击战争，配合晋绥军的正面作战。要准备敌人占领整个华北。统一战线和发动群众工作，应紧紧围绕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进行。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向徐向前传达了这个新指示后，让他带一个工作组，到友军中去开展工作。

　　10月初，，阎锡山正在准备着忻口战役。在五台县的小豆村，徐向前见到了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扬爱源，两人讨论了雁北局势。日军在平型关遭到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严重打击之后，开始调整部署。骄横无忌的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坂垣征四郎锐气大减，猥于平型关五天不敢下山；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旅团长筱原诚一郎仓惶率部从同蒲路尚希庄一线向第五师团靠拢，突破茹越口，进占繁峙城；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从绥远调头南进，经右玉、平鲁，进占朔县，又由阳方口越过内长城，占领宁武之段家庄地区。杨爱源担忧地说：看来崞县城、原平也难保住。阎锡山由岭口到了东山底，正在设置忻口防线。守广灵的七十三师师长刘奉滨作战负伤，部队调往忻州方向。台怀只有从天镇撤下来的李俊功一○一师，金宪章的新编第二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