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传-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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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城、清河、广宗等县城及附近地区，但行动受到极大的限制。

　　“冀南根据地必须扩大”。徐向前在听了陈再道、宋任穷等介绍情况之后，下了这样一个决心，同时，拟定了先在威县、临清、平乡交通线上打击敌人的行动计划。

　　徐向前讲了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第一，主力新到冀南，须积极消灭可能消灭的敌人，提高与树立八路军的威信，提高人民与政府的抗日信心；第二，部队多，活动地域小，不扩大根据地，后勤供给将发生困难；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客观形势发展的要求。

　　会议经过讨论，徐向前、陈再道、宋任穷、刘志坚一致意见首先是向南展开。向北，有赵云祥的民军二路；向东，有六离会；唯有向南，打击日寇与汉奸，这同开辟冀南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一致的。

　　5月10日，部队开始行动，第一个目标是打威县。手段是“围点打援”，袭击威县，消灭临清、平乡、邢台出援之敌。然而，战斗没有得到预想的结果。徐向前在制定计划时，主要之点不在攻城，而在打援，可是偏偏在打援部队中发生了问题：当攻城打响之后，敌人自知力薄不支，当即派出信使出城去平乡求援。这正是徐向前求之不得的。可是敌人信使出城之后，却被七六九团截留了，之后，也没有采取其它诱敌出援之法，打援计划遂告流产。七六九团和五支队打援没有成功，六八九团袭击威县城造成了强攻。牺牲100多人，失枪百余支，只获得毙伤日军百余人的战果。

　　这不是战斗部署的失误，而是由于部队在执行过程中发生了不该发生的过失。

　　这次战斗尽管不理想，但也有积极的效果。驻在威县的日军清水所部遭此袭击之后，非常恐慌，5天后即弃城西窜；临清日军高桥部队和伪军高德林部也十分震惊，他们都先后逃往邢台。威县不攻自破。

　　威县战斗的第二天，徐向前派往夏津任津浦支队政委的王育民，行经南宫以东李家庄，被六离会杀害，所携电台被抢走，一行42人幸存者只有七八名。六离会是当地的会门组织，为八卦教的分支。八卦为乾、坤、震、巽、坎、离、良、兑。’‘离”为第六位，象征火，崇尚红色。六离会的信徒们都身穿红衣。这个组织有汉奸在暗中操纵，专事破坏抗日活动。徐向前意识到，对反动六离会若不迅速采取行动，此地工作将大受阻碍。但他考虑到，会门组织的成员多是受蒙骗的群众，不宜单靠武力解决，于是决定一方面对群众进行政治宣传，一方面派出谈判代表，与六离会的组织者协商解决冲突问题。可是谈判被拒绝，派去的代表被扣留，对方还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纠集万余人，武装进攻八路军，扬言要把八路军赶出河北去。

　　这时，徐向前与陈再道、宋任穷、刘志坚商量，认为六离会的反动行为，迫使八路军动武，你不打它，它就不让你生存下去，于是决定用武力镇压。部队开始行动前，在干部会上，徐向前说：“打六离会不能像打日本人那样铁匠打石匠——实打实的干。要知道，六离会的人大多是本地的老百姓，有被迫的，有受骗的，他们的亲戚朋友都是我们抗日团结的对象，打死一个得罪一家，就会削弱抗日力量。所以，我们的方针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用武力把他们镇住就行了，要多做反正的工作，多做瓦解的工作。”

　　5月16日，六离会在南宫东南之张马、甘狼冢一带向八路军进攻。会徒们身穿红衣服，头扎红头巾，胸前戴有六离会的会徽，武器皆为梭标、大刀之类，红缨、红杆、红飘带。据说，战前每个人都要吃写在黄裱纸上的朱砂符。他们相信吃了这种符可以刀枪不入。针对他们没枪没炮善集团冲击的特点，徐向前采取了西方古战场上常见的方队防御方法，一连或一营为一方队，待六离会冲来时枪炮齐发，把他们击退。但不追杀。就这样，经过几个反复，六离会的乌合之众疲劳了，士气颓丧，全部溃散，为首者被抓获。

　　为了揭露六离会的反动面目，教育广大群众，八路军在小屯村召开了群众大会，当众揭露六离会头头破坏抗日、杀害八路军人员的罪行，处死了六离会的反动首领。宣布取缔六离会组织。接着派出工作队分赴各村发布告，贴标语，开展政治宣传，动员六离会成员交“包袱”（一种红布包，内有法衣、符等迷信物品），脱离组织。这种对策十分有效，六离会在各地的组织纷纷解散，绝大多数会徒都洗手不干了，主动把“包袱”、矛于、大刀交出来，并揭发为首者的罪行。在一二九师战史中记载了打击六离会的行动：“镇压了一批首恶分子，揭露了他们利用会门反对我军，破坏抗日的阴谋。结果，争取了群众，建立了政权，巩固了冀南的中心区。”

　　平原地的“人山”战略

　　徐向前从戎十余载，多在山区转战，莲花山、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太行山，差不多都踏遍了。对山地的作战指挥可说已纯熟自如。到了平原确有新鲜之感。冀南平原，除了孤独的尧山之外，平沙无垠，林木稀疏。这对世居这里以农为生的老百姓来说，不会感到有什么不便，而对指挥作战的将领来说，却成了大问题。更何况一支弱小的军队，要以游击的形式在这里进行持久抗战！无怪乎当时有人断言：平原地区无山地依托和隐蔽，是不可能开展游击战争的。

　　对于在平原坚持游击战争，徐向前开始也不是胸有成竹，但对中共中央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正确方针，他有坚决贯彻的决心。在进入冀南最初的日子里，他就给李聚奎出了一个题目：讲一讲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问题。用意是发动大家都来研究这个问题。他自己更是为此花费了许多精力与时间。他是位讲究实际的人，贯彻中央方针的决心与信心，不是凭热情与冲动，而是本着科学的态度，注重研究冀南的地形、民情条件，敌人的活动规律，总结斗争经验。5月21日，《群众》周刊（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刊物。）刊出了他写的《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提出了平原建造“人山”的思想，深刻阐述了人民战争的伟力。

　　他认为开展河北游击战争，在中国的持久抗战与取得抗战胜利上，是有其伟大意义的。河北游击战争的展开，可以破坏日寇在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的交通运输，使日寇的资源掠夺，物资补充，兵力转移，陷于麻痹的状态，可以使日寇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阴谋归于泡影；而且在扩大抗日的阵地，充实抗日的力量，和在供给抗日的资源上，对全国的抗战有极大的帮助。

　　他对一些人提出的问题作了耐心地解释：河北的地形，除西北两面的一部分是山地外，其余都是广漠无垠的平原地，如果单从战术上的眼光看来，游击队在平原上的活动，自然没有像山地那样多的地形上的便利，相反敌人的机械化的兵种或骑兵，倒有较便利的条件了。因此或许有人会怀疑到平原地开展游击战争，也许会不可能，有些人说游击队既无山地依托与隐蔽，自然地形上的帮助是很少的，而人的两条腿又哪能跑过机动的汽车或坦克车呢？不错，在平原地上进行游击战争，上面这些困难，确实是存在着的，但这仅仅只是困难，不能因此作出平原地无法进行游击战争的结论，否则必然会否认华北广大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这种观念，对于开展河北的持久抗战、扩大抗战的阵地，与充实抗战的人力、物力，是非常有害的。游击队活动的依托，一面是地形上的便利条件，如山地森林等等；另一面是与广大人民的结合。但游击队要自己能巩固和发展，并进行机敏的灵活的动作，其主要条件是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与帮助，过去宝贵的经验，都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周恩来同志说：“军队与游击队是鱼，而人民是水。”这个比喻是最正确不过的。

　　他提出了著名的创建“人山”的思想：河北是人口较稠密的区域，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

　　他说：人民的力量是最伟大的力量，也只有这伟大无比的活动的人的力量，是日寇无法战胜的力量。我们要在平原地开展游击战争，就必须把广大的人民造成“人山”。但是如何能把散处的人民造成团结的“人山”呢？那就必须在人民中进行广泛的深入的教育说服和宣传组织等艰苦工作，提高人民的民族意识与政治觉悟，使人民本身的利益，与抗日的利益连系起来，使每个人民认识到要想自己不受日本的蹂躏，那就只有为中华民族的自卫战争而牺牲一切，为民族的生存而奋斗到底，这是每个人民的天职，是每个人民应担负起的责任。凡是苟安贪生，把个人利益看得比国家民族利益高的观念，是极端有害的，殊不知，“皮之不存，毛将安附？”整个民族亡了，个人还有什么？

　　他说：日寇因感到兵力的不敷分配，交通的难于维持，于是在到达之处，便收买汉奸，成立伪组织、维持会与清乡军、光复军等，企图利用汉奸的政权以实现其以华制华的毒计，而补其兵力不足之弱点；同时大杀大烧，镇压日益开展的人民抗日运动，并用阴谋诡计，挑拨离间，分裂抗日军队与人民的团结，但这些并没有收到好的效果，在中国的民族觉悟中与抗战团结之下，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日寇的奸掠烧杀，激起中国人民仇愤的心理。

　　他说：无论从主观上客观上说来，造成“人山”的条件是具备的。但是必须指出，空喊是不成的，我们必须有进行这种工作的决心，一切的游击队必须有良好的纪律，具有抗日的高度积极性，在一切行动中，真正表现自己是为民族利益而斗争。真正站在保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才能造成“人山”，这是政治上最主要的工作。

　　为了实现上述战略思想，徐向前还提出了一整套具体的战术要求和详尽的组织计划。其要点是：甲、利用村庄，只能作为袭击的掩护，不能作为固守的据点。乙、组织骑兵支队，但不应过大，过大即有笨重之累。丙、一般游击队的组织也不应过大，但在许多游击队中必须要有基干游击队，其周围组成若干小游击队，配合基干部队作战。丁、游击队的主力应位于可以四面周转的地区，其根据地或休整场所应多取几个。戊、组成小的脚踏车游击小组，向远距离的行程上活动。

　　从战略全局出发认识一个行动的意义，从具体条件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徐向前指导工作的一条原则。在徐向前等的组织下，河北各地游击战争的火焰很快燃烧起来了。

　　创造“人山”，把冀南建成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必须尽快扩大自己的武装。当时，冀南被称为“司令如牛毛，主任满天下”的地区。这是国民党军队败退和日寇占领军兵力不敷分配的情况造成的。国民党军队败走，政权垮台，各县政权被日本人组织的维持会所取代，局面一片混乱。各色武装蜂起，他们巧立番号，独树旗帜，自称司令。有的纯粹是土匪，有的标榜为民军，有的名曰义勇军，还有带着迷信色彩的会门武装。对于这些武装，陈再道、宋任穷到冀南后，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做了一些团结和争取的工作，有的实现了收编，有的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但基础很不巩固。徐向前分析了收编、改编这些武装的可能性、必要性，提出了进行这项工作的基本方针：凡属不愿投降，不甘为日寇驱使，而愿意同八路军共同抗日及自愿参加共同抗战者，应一律欢迎并予以下列的保证：

　　一、与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同等待遇，一视同仁。

　　二、不缴枪。

　　三、不改编，保持其原有干部与编制，如因适应战争环境和提高战斗力，而在组织上必须适当的调整时，亦应先取得他们同意，而不应出以勉强。

　　四、帮助其进步。

　　在冀南改造与收编各色武装，按照徐向前提出的这一方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收编段海洲的“青年抗日义勇军团”和赵辉楼的“民众抗日自卫军”都是成功的例子。

　　对“青年抗日义勇军团”，陈再道、宋任穷已经作了大量的争取工作。徐向前到南宫，段海洲先派秘书陈子平到南宫求见，后又亲自登门反复表示愿率6000弟兄接受八路军的收编。徐向前除鼓励他的正义行动，向他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讲清八路军的严格纪律外，明白地告诉他：收编时队伍不拆散，保持原有的干部和编制。为了统一序列，名称叫八路军青年抗日游击纵队。段海洲表示完全接受，很快将部队带到南宫以西苏村整顿。但是，这支部队毕竟是政治不纯，没有经过严格训练与考验，尤其是那些旧军官和土匪出身的人，不愿受八路军纪律的约束，把自己的小山头拉走了。他们过不惯艰苦生活，又没有一个坚定的政治目标，没多久，段海洲本人也溜了。剩下的只有1000多人。徐向前把这1000多人叫做段海洲部队的“实力”。徐向前认为收编段海洲这样的武装的意义，不在于他留下了多少部队，而在于他没有被日本人收买去，也没有被其他人利用，这就是一份力量。

　　赵辉楼的“民众抗日自卫军”和段海洲的部队不同，它是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即使这样，在收编前，还是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徐向前先是在南宫召见赵辉楼的政治主任赵月舫（后改名赵光远），在了解和掌握大量情况之后，又与赵辉楼面商。赵辉楼表示愿意接受八路军的领导，恳切要求将所部改编为八路军。徐向前最后与他商定两条：

　　第一，受八路军领导，编为冀豫抗日游击支队，编3个团，每团2个营；第二，暂住束、晋、藁、赵地区及石家庄一带。

　　商妥之后，赵辉楼感到没有“八路军”这个牌子不行，第二天又向徐向前提出一定要在部队番号加上“第八路”三个字。徐向前依允了，番号定为“八路军冀豫抗日游击支队”，司令员赵辉楼，政治委员赵月舫。两个月后派汪乃贵任副司令员。这支部队在徐向前亲自关怀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健康地发展，且多有建树。

　　在徐向前领导下，冀南收编和改造伪军、土匪和游杂武装的工作颇有起色，到6月底，已有大小数十股武装和20余县的民团、保安队编入了八路军的队伍，东进纵队迅速扩大，猛增到1．85万多人，拥有1．15万多支枪，下属18个团与支队。冀南根据地也像燎原的烈火一样，急速地向外扩展着，以平汉路为西界，向南到了漳河北岸，向北到了石家庄、藁城、晋县一带，而东北方向已经延至津南的南皮、乐陵、庆云区域，向东至运河以东的恩县、高唐，连接聊城。3年后，徐向前以《在建军中怎样争取和团结旧式地方武装》为题，总结了收编各色武装的经验：

　　第一，首先得承认这些武装一般地都存着某些落后的弱点，而这些弱点又不是完全不可改变的，但改变这些弱点是一个艰苦的较长期的过程。

　　第二，应从他们现有的政治水平出发，来注意教育他们和逐步提高他们，因此适当的迁就与让步是必要的。

　　第三，在组织的调整和各种制度的建立上，同样不能要求过高，而应在其政治上逐渐提高之后，在其自觉的自愿的条件下，才能顺利进行。

　　第四，应善于具体分析他们本身内部各种分子不同的水准，而使其先进者推动落后者一同前进。

　　第五，在军政纪律与战斗行动上，我们应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教育说服他们，并应善于等待和帮助他们以其自己的经验，来认识我军的特点。

　　第六，为着更有效的克服这些部队在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各种弱点和缺点，发展其长处，适当的鼓励是必须的，而且是重要的。

　　徐向前在总结中强调，为了贯彻实现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团结这些武装的方针，以求扩大抗日力量，给敌伪势力和投降派以最大的打击，必须注意上述几个问题。要深入地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特别要克服“左”的关门主义倾向。

　　创造“人山”，扩大与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徐向前全力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建立抗日的民主政权。国民党军队南退，各处政权塌台，土匪强人四起。这一方面给冀南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是坏事，而另一方面又为八路军建造“人山”提供了条件。人民渴望有一个民主政权，结束当前的混乱局面。徐向前进入冀南两个星期，就在给刘伯承、邓小平、彭德怀的电报中提出“路东工作将大大开展，干部成大问题，能拿在我们手上的十五县无县长，请刘邓设法抽调一批干部来。”

　　当时，建立政权同收编各色武装的工作是联系着的。常常是解决一个县的武装，同时也就建立一个县的政权，派出一个人当县长。为使县长合法化和手续简便，徐向前创造的经验是：进入县城以后，就召开群众大会，请那些有名望的人士参加，会上宣布某某为这个县的县长，问大家同意不同意，举手通过。群众对八路军有好感，很容易通过。

　　为了建立政权的工作，中共冀南区党委办了“县长训练班”。王任重当时任冀南区党委的宣传部长，参加了这项工作。部队每到一个县城放一个县长。像撒种子一样。当然，在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地方也有选举产生的。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武装把汉奸县长抓起来或赶跑，然后派人去接替，在枣强县就是这样。

　　枣强县的杨玉昆，自称中央直辖忠义救国军第三路。这个人是打着抗日旗号的汉奸。他占着的那个地方，八路军去筹粮他不让，筹款更不准，派人去交涉，他又把人扣住不放。从各方面获得的情报证实，他与德州日军有来往。于是，徐向前决定逮捕他。一天，徐向前和刘志坚带着七六九团和骑兵团，奔到杨玉昆驻地，逮捕了他。在搜查他的司令部时，发现了两张委任状，其中有一张是日本人给他的。把杨玉昆押在南宫，他的部下结伙跑到南宫闹事，找徐向前要他们的杨司令。他们气势汹汹地质问徐向前：

　　“你们为什么抓我们的司令？”

　　“为什么下我们部队的枪？”

　　“这是破坏抗战！”

　　“把杨司令交出来！”

　　徐向前开始没动声色，在他们越叫喊声越高的时候，只听“啪”的一声，徐向前拍案而起，怒目环视，厉声对他们说：

　　“你们的司令是好人是坏人，你们知道吗？他是中国人的司令还是日本人的司令，你们知道吗？他来到枣强为什么不打日本人，为什么要抓八路军的人，你们知道吗！”说到这，徐向前拿出日本人给杨玉昆的委任状，举到闹事人面前，说：“你们看，这就是你们杨司令的真面目！你们问为什么抓他，因为他是汉奸！”

　　闹事的人不声不响地退出去了。七六九团于5月25日进入枣强县城，收编了城内部队，随之，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冀南多数县政权的建立，为组建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奠定了基础。8月8日，毛泽东、刘少奇电示徐向前、邓小平、宋任穷：“我们一般方针要加紧建立与强固各县政府，推选或委派得力同志去任县长，并可派临时专员……，为此有请杨秀林（即杨秀峰）去路东并带干部暂时主持冀南政府的工作的必要。”

　　8月14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在南宫宣告成立。这一天，50多个县的军政民代表齐集南宫，举行空前的盛会，一致选举杨秀林、宋任穷为正副主任，地方名流和国民党人士如刘季兴、孟夫堂先生等均担任了重要职务。至此，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更加巩固。作为党政军民活动中心的南宫城，被人们称为“小北平”。

　　再度会晤卡尔逊

　　1938年7月中旬，徐向前在南宫又一次会见伊万斯·福代斯·卡尔逊。

　　卡尔逊是美国的少校军官，在海军服役，1930年前曾两度驻中国上海任美国情报官，抗日战争开始，又受罗斯福的委托来到中国。他到根据地考察，是毛泽东同意的。卡尔逊和埃德加·斯诺曾目睹了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的情景，当了解到共产党在敌后领导游击战争的重要意义后，决定到敌后对八路军进行实地考察。他请斯诺通过在上海的八路军代表，把他写给毛泽东的电报发到延安去。很快接到了欢迎他去的回电。通过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的安排，他顺利到达延安，不久又转入华北敌后考察。

　　1938年1月7日，卡尔逊在辽县拜会了徐向前。那次会见时间很短，徐向前谈话中曾说：“有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和依靠民众的游击战争这两个法宝，最后胜利一定是中国人民的！”这给卡尔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半年之后，他们在南宫又见面了，而且同住在华兴烟草公司的一个院子里，于是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