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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传-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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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卡尔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半年之后，他们在南宫又见面了，而且同住在华兴烟草公司的一个院子里，于是他们继续了在辽县的谈话。
这时邓小平也在南宫，这使卡尔逊喜出望外，得以同时访问这两位八路军著名领导人。他们断断续续谈了两天。
1940年，卡尔逊在纽约出版了《中国的双星》。其中有一章题为《在南宫会见徐向前和邓小平》，就是记述这次会见的。书中有如下一些描述：
……经过五天的艰苦路程之后我们到达南宫。非常幸运，我又见到徐向前将军。他还像我在辽县看见他时的那样和蔼和满面笑容，但是也瘦了一些，而且看起来他很疲倦。
南宫是一个水果之乡。当在这里逗留的两天之中，我们谈话时，小鬼们便拿来桃、梨和苹果。朱德的总政治部副主任（按：此时为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当时正在这里视察，他也跟我们谈了话。
这里有一种冀中所缺乏的沉着和自信。我试图分析一下这种不同的原因，感到这种不同在于领导人是沉着而自信的。这些八路军的人是满怀自信心的。他们在为生存而战的漫长年月里，深入而全面地考虑了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问题，他们的主张是肯定的和明确的。而且，他们对自己的军事战略和自己运用这个战略的能力，也具有无限的信心。
河北省南部地区（用中国话说叫“冀南”）位于构成冀中南部边缘的那条公路以南，介于西边的平汉铁路和东边的山东大运河。它的南部边缘是在大名以北不远的一条线之间，河北省在那里变窄，像一只平底锅的锅柄，一直伸延到黄河边。这个地区大约有8000平方英里，面积约和美国的马萨诸塞州相等。
日本人一度占据了从东到西横贯这个地区的一条公路，它把两条铁路联结在一起了，结果是人民遭受很大损害。在日本人向前推进时，中国的正规部队已经南逃了，人民只好自己想办法。有些人成了土匪，而另外一些人则试图组织起来，保护一些具体的地区。但是他们没有基本的计划，而且他们的活动也很分散。
徐向前告诉我：“那是在12月间，这一地区的某些城市的代表来到辽县我师的师部，要求我们去帮助组织游击队。当时我们正忙得腾不出手来，所以我派了3个训练有素的非武装人员和他们一起回去。几个星期之后又接着派了24个人，1月间又派来4个连。这些部队组织了巨鹿和南宫的人民，并为我们在这儿创建了一个根据地。3月间，宋任穷带着一个骑兵团开到这里，扩大了发展规模。在响堂铺打败了日本人之后，我率领主力部队到达这里。”
“你们在响堂铺是怎样打败日本军的？”我问道。
他回答说：“那是3月31日，一支约有3000人的日本纵队，带着180辆卡车通过一个关口向山西开来。我们突然从侧翼对他们发动攻击，打死近1000人。（卡尔逊当时记述的敌军数字有误。）但是战果中最出色的是烧毁了他们的全部车辆。”
我非常想知道他们是怎样对待中国土匪的。“你们消灭了他们吗？”我问。
他回答说：“在我们向他们说明了他们正给中国人的事业造成危害之后，他们还是欺压人民，否则我们是不会消灭他们的。”然后他对我讲了土匪必须满足哪些条件才能被编入八路军。他们必须同意：
坚持抗日直到日本撤出中国；
服从八路军的命令；
接受八路军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人员；
不危害人民；
定期提出收支详细帐目的报告；
实行八路军的薪饷标准（等级是战士每月1元，指挥员每月5元）；
吃同样的伙食。
他说，汉奸部队（指编入日军的中国部队）必须通过消灭日本人来证明他们的诚意。
“仅仅这个地区，大约有5000名汉奸部队官兵向我们投诚了。”他说着慢慢地笑了。
我说：“徐同志，在我们谈条件的时候，我想具体知道每一个八路军战士都宣誓遵守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当我们谈话时，邓小平一直在大吃水果。这时他靠在椅子背上，积极地参加了谈话。
他说：“这些原则是：收复失地；开展我们所有军队的集体行动；动员人民；铲除汉奸和机关中贪官污吏；建立一个民主政府；和日本、朝鲜和台湾农民一齐开展反法西斯运动；没收汉奸的财产用之于抗战；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的教育秩序；检举并逮捕汉奸；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他指出这几点时，我心里暗暗用我在山西、河北观察到的活动来和这些原则对照。我看到了实行每一项原则的具体事例。自离开晋西黄河地区以来，在我们访问的每一个地方，人们都非常强调发展统一战线。
雨季正在开始，滂沱大雨下了两天，这使我们延迟进发。但是，这也为和徐向前、邓小平谈话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邓小平在参加八路军之前，当过工人。他在法国呆过一段时间，并在那儿研究劳工运动。邓小平个子矮些，身体结实健壮，他的思想极为敏锐。
一天下午，我们讨论了整个的国际政局，他对情况了解的范围之广使我大为吃惊。他讲的一则消息使我感到震惊。
他说：“去年，日本从国外购置的战争物资有一半以上是美国提供的。”
“你肯定这一点吗？”我问。我知道美国主要同情的是受侵略的中国一方，在我在中国内地旅行的8个月里，当我考虑到这件事时，我一直认为美国人会拒绝把战争物资卖给一个侵略的国家，这是不成问题的。我太天真了！
他对我说：“是的，这消息是战争第一年结束时，从美国发的一则电讯中说的。”
这使我感到难过。我说这则电讯的报道准有错误，我不能相信美国人会有意助长我在过去一年来在这里所亲眼见到的大屠杀和苦难。
徐向前进来了，话题重新回到当地的局势问题。我向他问到这个地区的现状。
“现在日本人只守着铁路沿线的城市和我们南面的大名城，这个地区的土匪已经肃清了。但是南边的一些地区并没有这么幸运。不过有一位很不错的人负责掌管大名与黄河之间的五个县，他名叫了树本。我们曾给他一些帮助。”
他想了解我打算怎样回汉口去。
我回答说：“我想看看山东的情况，然后我希望能在黄河那边到郑州以西找到一条路线。”
他对我说：“如果你难以找到一支护送队的话，回到这里来，我会设法送你过去的。”后来他的这个诺言对我很有用处。
会见徐向前和邓小平之后，卡尔逊到鲁西北去，行抵临清，孔庆德已带着小分队在城外数里远的地方迎接他。这就是徐向前为他做的安排。在卡尔逊一行离开南宫时，徐向前还曾赠送他们路费50元，每人1双草鞋，1个水壶，还给他们做了衣服。徐向前对卡尔逊说：“延安太苦了，这里好一些，以后有什么困难再来找我。”
和鹿钟麟的较量
1938年9月15日，国民党政府河北省主席鹿钟麟进入南宫。从此，在冀南掀起了磨擦与反磨擦的激烈斗争。
鹿钟麟曾是冯玉祥的部下。“北京政变”时，他是旅长，逮捕曹锟，抗击吴佩孚，把溥仪逐出皇宫，都出过力。特别是把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紫金城这件事，他一直引为骄傲。他是在不久前由蒋介石委任为“河北省政府主席”的，此行负有“收复失地”的使命。
徐向前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与河北省府合作的指示精神，指示在南宫的部队、各阶层人士和群众组织，组成欢迎队伍，迎接鹿主席的到来。鹿钟麟在城外数里，就看见道路两旁站满了人，有数千之众，对这热烈的场面，他感到很满意。
接连几天，南宫的气氛都是热烈的。行政主任公署和南宫县政府召开了各方代表欢迎鹿钟麟座谈会。徐向前、朱瑞（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驻太行区代表）、杨秀林、宋任穷、陈再道等几位领导，也都去鹿钟麟的驻地，向他介绍冀南的情况。大家都抱着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真诚愿望。
双方会谈中，徐向前提出请鹿钟麟以省府主席名义，对已经选出的行署、专署领导人和各县县长正式加以委任，让人民群众更加增强在各级政府领导下坚持抗战的信心。
鹿钟麟对徐向前说：“我新来乍到，一无枪炮，二无军队，今后抗战还要多靠你，多靠八路军。大家同舟共济，遇事互相商量。”话讲得很好，但对“委任”这样的实质性问题未明确表示可否。
对于鹿钟麟的这种态度，徐向前分析，他可能有难处，蒋介石交给的“使命”在身，周围又有一批“眼线”，身不由己。徐向前对宋任穷他们说：“一次谈不成不勉强，以后还可以慢慢地谈嘛。”
冀南平原建造“人山”的工程，没有因为鹿钟麟来而放松。各级抗日政权相继树立在民众面前，各界人士都在注视着，看它是真抗日的还是假抗日的，是为民的还是为官的。他们看到，新政权的政绩是：向富户筹粮筹款，救济贫民；组织秋收运动，把收获的权利给农民；实行二五减租，减轻民众负担；发布对付日寇进攻办法，如自卫和避难办法、空舍清野办法、防匪防特办法等。最使人信服的，是政府工作人员不贪污受贿，不敲诈勒索，公正廉洁。这成了八路军能够坚持下去的关键。
保卫政权的民众武装也有相当的发展。除游击队外，还有各村的自卫队，以政权为中心的各类民众团体也已达到更加完善的程度。可是，这一切却使鹿钟麟深感不安。到冀南一个月时，他在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部部长陈立夫的一份电报中说：
本省前以处特殊环境之下，党务中断已久，各地民运团体已领导无人，遂于无形中停顿解散。本部抵冀后，各县民运，共产党早着先鞭，其组织系统：县、区、村各设民族革命战地动员委员会，内分总务、组织、宣传、动员分配、人民武装、锄奸六部。其中，最关重要之组织、人民武装二部，皆为共产党分子把持，全县之民众团体，如：妇女救国会、农人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店员救国会，悉由该会领导，各民众团体县会之上，均设有冀南总会，以求集中力量。八路军东进纵队政治部，实为各县动委会及冀南民众团体各总会之发号施令总机关。本部外察实情，内凛职责，深知另组民众团体，难免发生磨擦，令共党将领导权完全交出，绝非共党所愿。今后对民运工作之领导与组织，应持何种态度，采何种方式，亟盼详为指示，以资遵循。
陈立夫的回电是：融合军事政治积极进行，绝不可稍事退让，其组织方式亦只可因地制宜，分区督导，统一指挥，似不必拘定于形式。
有了陈立夫的电示，鹿钟麟更加坐不住了。他四处网罗反共武装势力，以孙良诚为游击总指挥，将民军赵云祥部及杂色武装胡和道等部也拉了过去。在他能指挥的队伍中，张荫梧的力量比较大。他还与山东的反共专家沈鸿烈（山东省政府主席）结成“冀鲁联防”，同八路军搞磨擦。
9月下旬，胡和道勾结枣强县的会道门组织，向八路军东进纵队独立团驻姚屯的1个连进攻，杀害战士13人，抢去步枪17支，后又指使“白极会”包围枣强县城，声言要“撤换县长驱走八路”。不久，赵云祥又将新河县抗日群众团体“战委会’解散。
10月底，鹿钟麟以南宫县长赵鼎新纪念“双十节”大会迟到和写工作报告不合格式，对他不尊重为理由，提出撤换赵鼎新的县长职务。同时，另外委任了一批专员、县长、区长，致使冀南出现了双专员、双县长、双区长的混乱局面。
11月中旬，日寇对冀南施行第一次“扫荡”，南宫失守。鹿钟麟等人仓惶逃往枣强，杨秀林的行政主任公署机关转移到广宗活动。“扫荡”被粉碎后，日军放弃南宫。鹿钟麟抢先返回，竟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不知去向”为借口，宣布予以撤销。徐向前和他的助手们回击的方法也颇巧妙。他们当即派一个营的兵力进驻南宫，以“保护”鹿主席的名义，保卫行政主任公署，如果反共武装前来挑衅，就以危及鹿主席的安全为由，坚决予以反击。鹿钟麟对此也无可奈何。
鹿钟麟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还与山东沈鸿烈串通一气，合作反共，妄图合伙把八路军挤出冀南。鲁西北的聊城有一支武装，是范筑先领导的。范是山东省第六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同时又是聊城县长。他的部队有30多个支队，号称铁军。鹿钟麟、沈鸿烈要把这支武装改编成能与八路军对抗的队伍。其实，徐向前早就做了联合范筑先的工作。鹿、沈终未得逞。
徐向前对鹿钟麟有利于抗日的言行给予支持，对其取消抗日政权等削弱共产党的做法坚决反对，对其挑起的武装磨擦坚决回击。他的具体对策是：
动员群众造成反对解散救亡团体、收编八路军枪枝和取消主任公署的运动；
加紧战事动员，各地开庆祝会，宣传八路军反扫荡的胜利；
各专员、县长坚决拒绝交权，各军政团体组织请愿团向省府请愿，等等。
经过冀南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鹿钟麟排挤八路军、取消抗日民主政权的企图未能得逞。中共中央对冀南这段工作表示满意，指示“要总结过去的经验以供‘七大’讨论”。
由于紧张工作和过度疲劳，12月中旬，徐向前大病一场，一连数日高烧不下。下旬，刘伯承率师直属队和三八六旅补充团到达南宫。1939年1月初，邓小平参加中共六中全会后回到一二九师。刘、徐、邓这三位领导人又在冀南会面了。这时正是日军第二次对冀南大“扫荡”，2月间占领南宫，形势非常严重。鹿钟麟也逃到冀西。他在离开冀南时嗟叹：“我到冀南来，这个地方不欢迎我，除了巨（拒）鹿，就是束鹿。”5月22日，鹿钟麟叩电行政院长孔祥熙，电文说：’‘我军在冀南区仅职一部与少云部，兵少力单，长此以往恐有意外，如无有力部队前往镇压，政令无法推行……”流露出他奉命挑动磨擦，饱尝苦果的满腹哀怨之情。
粉碎日寇的“大扫荡”
冀南根据地建造“人山”的工程，并不是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的，而是在日军对冀南的扫荡与进攻的形势下进行的。建立政权，收编各色武装，联合友军，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磨擦，以及组织与发动群众，都是“人山”工程的组成部分，其最终目的在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不足一年，广州、武汉等重要城市就相继陷落。徐向前以他的政治敏感和军事战略眼光，断定日本人一定会回过头来对付八路军。他说：“我们在冀南搞的这个样子，对日军后方有威胁，估计日寇占领武汉之后，很可能掉过头来剿我们。我们要有准备。”他的判断是对的。卢沟桥事变发生后15个月，日本出兵百万，伤亡数十万，耗费数十亿，军队锐气日减，国际舆论纷起谴责。日本不得不对侵华方针作些调整。日军逐渐停止向国民党军队进攻，而以主要力量转到后方“扫荡”八路军根据地。这就使抗日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毛泽东预言过的抗日战争三阶段的第二阶段——相持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冀南以及其它许多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都遇到了更大的困难。“扫荡’与反“扫荡”一次次展开。
还在1938年10月下旬，徐向前就在南宫召集了营以上干部会议。他在动员报告中，要求各部队在困难环境下坚持游击，保卫冀南根据地，在八路军处于暂时劣势的情况下，要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他提出了如下反“扫荡”措施：（一）尽快筹集大批粮食、衣物、款项，做好物资准备。（二）采用多挖路沟、设路障及破坏道路、空舍清野的方法，迟滞敌人。（三）分散作战、灵活制敌。不要死守县城和村落，而是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与敌周旋，会躲会藏会打，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昼伏夜袭，打了就走。（四）坚决镇压汉奸，警惕国民党制造磨擦，防止新编杂色武装倒戈等。会后由行政主任公署下达了紧急动员令。
日军对冀南的第一次“扫荡”是从1938年11月15日开始的。出动的兵力有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及一一四旅团各一部约3700多人，先后占领了隆平、故城、武城、恩县、高唐、夏津、南宫、临清等县城。鲁西北之东阿日军300多人攻占聊城，范筑先先生以及姚第鸿、张郁光壮烈殉国。冀南军民按照徐向前确定的方针，空舍清野，化整为零，活跃在广大平原乡村中打击敌人。徐向前率指挥机关主要活动在南宫以南、威县以北、清河以西、广宗以东地带。历时16天，反“扫荡”结束。军民协力共作战28次，毙俘敌伪600余人，迫使日军撤出了冀南中心区。
这次反“扫荡”，虽然迫使日军撤出冀南中心区，但宁晋、永年、故城、恩县、高唐、聊城等则为敌所占，形成由东南西三面包围冀南中心区的态势。徐向前估计到，这个形势意味着日军很快要来第二次更大的“扫荡”。
果然，1939年1月，日军更大的“扫荡”开始了。距前次结束时间仅仅一个月。这次“扫荡”，日军动用3万多人的兵力，分11路向冀南中心区进攻，企图消灭或驱逐冀南八路军，控制冀南枢纽地带。这时刘伯承、邓小平均在南宫，他们认为“目前冀南整个局面正处严重关头”，商定采取“先溃后收拾”的方针。即让出主要的县城、据点，避实击虚，经过一段消耗敌人的时间，再转入反攻。他们将冀南和进入山东的部队分成5个战斗集团，“完全以游击姿势，分区活动，在保持有生力量的原则下，经常以小部队保持与敌接触，但不放松有利时机消灭敌人”。
“扫荡”日军分东西两线出动，采取稳步推进战术，向八路军压缩。2月份即占领了大部县城，接着又进一步控制乡村要点，压缩八路军回旋余地，使冀南军民陷入极端困难之中。但是，冀南军民在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的指挥下，不失时机地打击敌人，日军每占一地都要付出相当代价。由隆平进攻邢家湾的日军，中途受到阻击，40华里3天方到，伤亡百余人。平乡日军东犯广宗、威县，半月没有达到目的。曲周日军步骑百余进占安儿寨，全被消灭。宁晋日军进占大杨庄，遭八路军夜袭，200余人全部丧生。在香城固地方日军步骑200余、汽车9辆，全部被歼灭。从德州往临清沿河行驶的日军汽船9只，被击沉1只，30多人毙命……。
后来，日军又以南宫、巨鹿、威县、广宗等地为重点，反复“扫荡”。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率主力转入豫北，经南乐、清丰、濮阳，直至滑县、淇县一带。3月间，太行山区吃紧。刘、邓率主力一部返回太行，徐向前和刘志坚率一部兵力重新回到冀南中心区南宫、威县、清河一带，指挥军民继续进行反“扫荡”作战，至5月间，前后大小战斗达400多次，杀伤敌伪军5000多人，坚持了冀南平原根据地。
一年前，毛泽东曾说：“能否在平原地区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这一点现在还没有证明”（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1964年4月第一版，第389页。）。冀南的实践表明：是可以的！那么，取得这一成功的关键在哪里呢？宋任穷在总结冀南5个月艰苦游击战争的经验时说：“造成‘人山’，支持平原游击战争，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不可缺少的条件。没有民众的帮助，平原游击战争的支持是不可能的。”这和徐向前初到冀南时提出的在平原地创造“人山”的战略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第十六章 山东一年
第一纵队司令员
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局面一经奠定，新的使命又促使他转向另一个战场。1939年6月初，徐向前和朱瑞奉命一起去山东。
这时，抗日战争的形势严峻复杂。日军除将武汉会战的兵力大部回调外，还从其它地区和日本国内调集一些部队，集中“扫荡”抗日根据地。汪精卫已经公开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积极推行“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政策，山东以沈鸿烈为代表的顽固派，推行限制八路军发展、驱逐八路军出鲁的政策。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武装力量，需要加强统一集中的领导。
要徐向前和朱瑞到山东工作，中共中央计议已久。3月间，八路军总部、北方局领导人就向中共中央提议，派徐向前和朱瑞到山东加强并统一党政军的领导。此事直到6月才定下来。
随同徐向前、朱瑞去山东的干部，多是朱瑞从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和抗大一分校选调的，有罗舜初、王建安、徐黎平等军事指挥人员，还有谢有法、刘志超、李竹如等政工干部。徐向前只带有一个警卫小分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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