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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传-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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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的回答也是这样的：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我们为求得生存，为求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发展部队的生产，拿定以军队自己的力量建家立业的决心。只要我们自己不束手待毙，别人是不能把我们困死的！
按照毛泽东、朱德的思想，徐向前把生产方针概括为：实事求是，发展生产，长期打算，建家立业，着重发展农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实现自给自足。他要求各机关单位都组织生产委员会，有的设生产科长或经济副官，组织、领导、督促生产的进行；规定生产计划，检查计划落实；总结生产经验；研究与改进生产方法及生产技术。完成任务与超过者给予奖励；不完成任务给予批评；对特别努力的人与有较大贡献的人，给予荣誉奖（主要是高中级干部）。
“反对浪费，提倡节约”。徐向前十分注意开源节流。他强调严格供给制度，提出了“一切生产归公，一切分配经过供给部门”的有力措施。规定供给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改善连队、机关、学校的生活，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照顾多数；规定军政首长应遵守供给制度，供给干部要铁面无私，照制度行事。
大生产运动，几乎遍及陕甘宁边区的所有角落。毛泽东有他自己的一块耕地，朱德参加生产的方式是拾粪积肥，周恩来、任弼时都被评为纺线能手。徐向前自己也有一块地，种的是白菜，当年获得丰收。
毛泽东在延安提出搞生产时，徐向前还在前线。联防司令部时期的大生产运动是在各部队已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使部队的家底子逐渐厚实起来，生活也有了明显改善。它不仅使面临危急境况的共产党人得以度过难关，还造就了政府与人民、领导者与下级、干部与战士之间十分融洽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共产党的威望达到空前的高度，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也为后来战胜蒋介石，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条件。
设立联防司令部的目的，简而言之就是保卫延安，就是防备蒋介石军队对边区的进攻。蒋介石发动两次反共高潮之后，积极准备第三次。第三次规模更大，目的更明确，那就是在他们封锁包围边区，困死共产党人未达目的之后，发动内战，直接武装进攻陕甘宁边区。兵力已增至80个师以上。面对这一形势，徐向前在联防司令部整编就绪后，即按照中央指示和他同贺龙商定的方案，进一步调整防务部署。他同王震等从延安出发，向南到甘泉，向东到黄河，沿黄河向北，仔细察看了地形，并向中央作了汇报。
徐向前对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充满信心，他说：有广大人民支持，有国际民主势力支援，有毛主席正确路线的领导，打退三次反共高潮，争取时局好转是完全可能的！
然而，这一次蒋介石没敢行动。由于共产党中央及时揭破了蒋介石的阴谋，由于蒋介石发现边区有充分准备，由于蒋介石内外交困难以自拔，他终于把伸出来的手又缩了回去。
出任抗大校长
1943年初春，延安军民都在积极准备春耕，徐向前正在满怀信心地抓联防司令部所属部队的春耕生产。一天，毛泽东把他找去，问了一下近日情况，对他提出了新的工作安排：
“向前同志，你去办抗日军政大学，怎么样啊？”
“我？”徐向前有点作难，说，“主席，你让我搞军事学院（1943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徐向前为军事学院院长。），还没理出个头绪，又让我当抗大校长。我过去没搞过教育，还是派别人去吧。”
“都想过了，还是你去合适。你是师范生，又是黄埔生嘛。”
“主席，顶好让我去打仗。”
“仗也要你打。现在，你还是去办学校。”
“办学，我没有经验……。”
“开始我们也不会打仗嘛，后来不是会了嘛。你去那里当校长，把军事学院也带过去，还是李井泉当政委，让何长工当副校长。你先把领导机构组织起来，就有办法了嘛。”
毛泽东还谈了办校的一些具体设想，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总的意图是，为准备反攻保存干部、培养干部。
3月中旬，徐向前从延安出发，经四天行程到达抗大总校校部所在地的绥德县西山寺。不久，李井泉也到了这里。抗大的领导班子正式组成。中央任命徐向前为校长，李井泉为政治委员，何长工、彭绍辉为副校长，陈奇涵为教育长，徐文烈为政治部主任。这时，抗大总校刚从敌后迁回（在此之前，抗大总校设在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同时，中央又决定将设在晋察冀根据地的二分校、晋西北的七分校、延安三分校（即军事学院）与总校合并。合并后新的学期统称第八期。
徐向前到达绥德，一面建校，一面接收学员。从1943年4月至6月，中心任务是整编机构，端正思想，建家立业。为便于管理教育，他们将抗大编成三个教育基本单位，即抗大总校、二分校和七分校。
整编中干部教员缺乏是一个大困难。物资可以通过生产解决，干部怎么办？徐向前很苦恼。他除了从学员中解决一部分，又请求军委从延安编余人员中调来一部分。
抗大总校从敌后迁回陕北，军事学院与二、七分校合并，重组编制，加上不能很快投入正课等等因素，使于部和学员的思想甚为动荡，甚至出现了一些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针对这种情况，徐向前确定的方针是加强思想教育，严格规章制度。
思想教育，徐向前是从抓革命军人品质入手的。他要求学员和干部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有坚定的党性，服从组织，服从纪律，发扬自我批评精神；相互关心，上下一致，做执行政策的模范；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极端民主化，以无产阶级思想战胜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农民意识。要求学校各级干部以身作则，认真负责，克服“学生老大难管，队长政指怕管”的松弛现象。他首先从自己做起。抗大返回陕北初期，有些人仗着自己是从前线回来的，以功臣自居，行为不羁。看戏没有票硬往里同，不让进就大吵大闹。徐向前整顿这种坏现象，就在有文艺晚会的时候，搬个板凳往剧场门口一坐，也不说什么。自他这样做了之后，晚会的秩序就好得多了。
徐向前每天起床很早。学校规定干部和学员都要出早操。而他在学员出早操之前就出了“早操”，做完他的跑步、爬山、打太极拳等“自选项目”后，回来检查出操情况。校部机关有的干部不愿按时起床，他就到宿舍去看。看看贪睡者都有谁。有的人说：“徐校长早晨到宿舍去转，看到我们没起床，也不说什么就走了，可是，他不说，比批评几句还难受，下回再不敢睡早觉了。”
那一段，徐向前还兼任中央处理委员会主任，下面有中组部的一个工作组，负责考察从敌后调回的干部，向中央提出分配意见。团职以上干部他要亲自谈话。尽管这样紧张，他还经常到分散在百里以外的单位检查工作，帮助解决问题。
为了建家立业，徐向前提出了“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建立革命家务”的口号。全校教职学员，一面自建一部分校舍，一面开展了生产运动，有农业、商业、作坊，还有其它副业，当年收入近30万元。
整编就绪之后，从1943年8月至1944年11月，中心任务是整风审干和开展大生产运动。
整风占用时间最长，经历了曲折的进程。整风的领导机构为抗大总学习委员会，按中央指示，由徐向前、何长工、李井泉、徐文烈及各部部长、各大队政委组成，徐向前为学委会书记。
1943年8月14日，总学委会颁发《关于学校整风学习的决定》，标志着抗大整风的开始。《决定》确定的总方针是“清算思想，清算历史，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四种工作有机的密切的配合进行”。
前两月为第一阶段。内容是学习文件，思想整风，和风细雨。徐向前和何长工、李井泉比较一致的思想是“要稳不要急”。徐向前还给大家讲红四方面军肃反扩大化的教训，用以提醒大家不要再蹈覆辙，因此，这段秩序比较正常。
10月中旬，上级派整风审干工作组进驻抗大，抗大整风进入第二阶段。在工作组指导下，提出“全面突破特务嫌疑分一子”的口号。其方法是康生“抢救失足者”的那一套，有“坦白运动”、“劝说运动”、“开大会”、“做报告”、“集体劝说”、“个别谈话”等等。康生说什么：“现在的时间是紧迫的，他们要在这紧迫的时间中挽救自己，而共产党员们也要在短促的时间内抢救他们。”中央直属机关已经坦白450人，还不是他的理想数字，他认为“还有一些失足的人至今没有向党坦白”。结果不能不导致逼、供、信和扩大化。毛泽东曾力图纠正这些做法，提出审查干部九条方针，但已经刮起的风并没有立即煞住。整风工作组进驻抗大之后，仍是搞“即席坦白”、“五分钟劝说”。还有一种叫“照像”，在开会时，人一批一批地到台上去站着，看你脸色有没有变化，若坦然自若，面不改色，即被认为没问题；若神态拘谨，面红心恐，就有被定为嫌疑分子的可能。怀疑压倒了信任，使一些人蒙受了冤屈。抗大总校当时有排以上干部1052人，坦白分子、嫌疑分子达602人，占总人数的57 2％。伤害最大的是干训队，总人数496人，两种“分子”达373人，占75．2％。10月下旬，徐向前回延安去了。他在延安虽然经常过问学校的运动，但左右不了形势。
12月下旬，中共中央、毛泽东开始下决心纠正整风中的偏差。抗大整风才开始摆脱那种“左”的做法，转入运动的第三阶段。学校总学委会召开整风工作总结会议，徐向前因在延安没有出席，由李井泉、何长工主持。当有人到延安向徐向前请示汇报工作时，徐向前说：审查干部要慎重，不要轻易给人家定反革命、奸细、特务。要注意调查真实材料，可以到晋西北去调查，也可以到延安调查。有了可信的材料，才能说他是个啥。从这时开始，实际上停止了群众性的审查运动，转入专职干部和骨干、积极分子为主的甄别复查。学员和一般干部组织起来学习文件，参加生产劳动。
转入甄别复查阶段后，徐向前从延安给何长工、李井泉写信，专门谈了做好各种人员的思想工作问题。他指出要发动大家敢于起来说话，积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使积极分子了解，过去有些方法是错误的，如逼、车轮战等。使搞错了的起来辩白，得伸其冤，向党靠拢。使真正坏人和图隐其奸者，得暴其恶。他提出了几点值得注意的事项：
一、自我批评必须先在领导干部、积极分子中搞通，才有力量，才能实事求是，不致在大翻案中迷失方向。
二、自我批评必须态度要诚恳，程度要适当，说话有分寸，必须是实事求是的精神。
三、领导干部、核心积极分子进行了自我批评之后，必须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发动坦白者、半条心的人、两条心的人进行自我批评。
他在信中说：大翻案是必然的，最近党校开展批评后，有许多人也翻案了，不要怕。被冤屈的人，说些不满意的话，发些牢骚，我们不必着急。他还就大胆使用干部的问题提出了意见。
抗大整风后期的工作延续的时间较长，进行得比较细致。在中共中央正确指导下，徐向前亲自关怀整风、审干工作，经过甄别复查，那些“坦白分子”、“嫌疑分子”基本都平了反。在整风审干期间，抗大的大生产运动并没停止。1944年的生产总收入达4．76亿元，比头一年翻了好几番。
因为整风审干的关系，《抗大总校第八期的教育计划》，延至1944年底才付诸实施。其实，这个计划早在建校之初，就进行了充分酝酿，在这年的6月12日就已正式颁发了。这个计划被认为积累了抗大各期教学经验，是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教育计划。它体现了徐向前为战争培养干部、以适用为主的思想。
《计划》对学制有明确规定，修业期限为两年，第一年为预科，第二年为本科。
《计划》用毛泽东的三句话作为抗大“传统的教育总方针”，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这个总方针下，规定了七个教学原则：（一）根据敌后作战的需要决定教学内容；（二）在教学实施过程中照顾对象的特点；（三）军事、政治、文化教育相互结合；（四）教学与实践相结合；（五）教学与生产相结合；（六）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七）坚持教学上的群众路线。
徐向前认为，只有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才能打赢这场民族战争。因此，《计划》要求教学中必须做到中国化、大众化，做到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性。
由于整风占去了一年又四个月，抗大的教学没能完全按《计划》实行。1944年12月1日正式开课，到1945年3月，这4个月以文化教育为主，而文化教育又以国文为主，算术为辅，在国文教育中则又以军队应用文为重点。1945年5月至7月3个月，除了继续以文化教育为主之外，又进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的传达与学习。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抗战形势迅即变化。根据参加总反攻的需要，第八期学员提前毕业，一部分赴各方战场，一部开赴东北，一部留下分配工作。抗大的历史使命即告完成。
徐向前于这年的4月因患肋膜炎，住进延安柳树店和平医院治疗，高烧不止，病情持续了两个多月，以至连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也未能出席。抗大后期的工作，他虽无日不索回脑际，但已无力具体过问了。
参加整风
抗日战争中著名的整风运动，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整风实际上是从1941年5月的延安高干整风学习会议开始的。徐向前在联防司令部和抗大工作期间，一直参加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是整风学习的开始。9月，中共中央成立高级学习组，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1943年2月，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号召全党开展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接着成立了由李富春等21人组成的中央学习总委会，负责领导全党的整风学习。
1942年10月19日，徐向前以中共西北局委员的资格出席了西北局高干整风会议。这次会议持续到第二年的1月14日方才结束。
西北局高干整风会议，开始提出要整顿党、整顿政府、整顿军队，整顿学校，整顿财务等“七整”，并设有专门的委员会准备整顿方案。贺龙与徐向前负责整顿军队。
这个会议开始一段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主要是说会议讨论的都是些细微末节的问题，而把党内存在的根本思想倾向、自由主义、对党闹独立性的问题给忽略了，“流入到讨论纯实际问题的漩涡中去了”。经毛泽东指出之后，会议改变了开法，停止了小会讨论，“七整”合并进行，有40多人在大会上发言，揭发边区肃反中的错误，主要是批评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和中央代表朱理治执行王明路线，逮捕刘志丹等许多对根据地建设有贡献的人，造成边区肃反扩大化。在整风期间，中央要求每个高级干部都写“整风学习笔记”。徐向前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写下了许多笔记。有的是学习认识，有的是自我批评，有的是个人对如何改进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规划。徐向前在笔记中留下这样一些语句：
过去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都是对国际国内的事件、中国的社会与历史不彻底了解的缘故，把主观愿望当作了实际。
各苏区的肃反错误的惨痛的血的教训与山东湖西肃反的教训，主要是既不了解反革命派力量，并夸大了，另方面又不了解自己。
敌后根据地政策的摇摆不定，主要是没有对中国各阶层状况的精密调查研究，故发生政策上忽左忽右的现象。
调查研究是方法，但它的意义更远大。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对客观事物、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国际国内的情况及变化等事物的了解、认识，辩明其发展规律，决定正确的政策。
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为把调查研究扎扎实实坚持下去，徐向前给自己立了十条规矩，用以约束自己。
1、长期性。是经常的工作，不是一时突击工作。
2、彻底性。对每一个问题务须弄个水落石出。
3、具体性。不仅注意问题的正面，还务须注意各个侧面，免挂一漏万。
4、真实性。反映真实的材料，不要出以臆断。
5、计划性、组织性。明确目的，不能无的放矢，也不无矢求的。
6、批判性。兼听不兼信，仔细研究各种反映。
7、抓住中心，要有准确的时间、地点和问题。
8、深入各阶级，利用各阶层的干部。
9、多去底层，不能忽视大多数。
10、甘当小学生，不耻下问。
在讲到关于党内不正之风的表现与危害时，徐向前写道：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其遗祸无穷的地方，就在于以死板的公式、抽象的原则去指导工作。也就是说，把死板的法则生硬地套在活生生的多样多变的事物上，这样一来，在思想上就束缚了并停滞了对新鲜事物的认识与理解，更进而主观地把一切革命过程中的复杂问题看成死的不变的固定的东西。
这种思想表现在工作上，必然会形成守旧、生硬的作法，只知墨守成规，不知在新环境下创造新的作法，所谓“万应药方”、“老一套”、“公式主义”、“只看过去不看将来”，也就会成为工作中占统治地位的作风。
正确的作风和方法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与实质，应用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中，来解决中国的现实的具体的革命问题。
贯彻中央决定也是这样，要掌握其立场和方法，按照具体的情况，如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时间，适应情况灵活的运用。也就是以具体的矢来射具体的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善于 以新的经验来丰富中央的政策、决定，并进一步发挥它的精神。 某一问题的提出，都有其具体的条件，时间性、空间性……。
例如：
我们不能把内战时代的战术，机械地应用来对付日寇；我们 也不能把抗战初期的战术，单纯地应用来对付今天的日寇，因为具体的敌情不同了。
我们不能把公开环境下的一套组织形式，拿去秘密环境下应用，因为斗争的形式不同了。
我们不能把领导党的一套方式，完全拿去领导群众团体或军队，因为具体的对象不同了。
……
在西北局高干整风会上，徐向前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以严格要求自己的态度，批评了自己，也批评了别人，批评别人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指出其不足。他的发言，体现了毛泽东给大会指示的方针：不要抹煞成绩，也不要光讲成绩。要两点论。徐向前在西北局高干整风会议发言中，对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的工作成绩给予了肯定。他说：边区的军队，执行了党中央、军委的路线，我们保卫了边区，巩固了河防；我们自己的部队巩固了，生产自给了。同时他也指出了边区部队的缺点，如：对西北局领导不够尊重，对党的政策执行得不够，对建设根据地认识不足，有“想打出去”的思想，还有危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等等。但他对部队，对干部，包括对有错误的干部，是充分信任的，对克服缺点错误是充满信心的。他说：我们部队的干部是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他们有丰富的经验，基本是好的品质，是能够改造的。我们不虚伪，愿意讲真理，党的政策是可以掌握的，思想方法是可以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可以克服的。我们可以掌握到马列主义正确的思想方法，可以掌握到党的政策来认真的执行。
延安整风的意义是巨大的，留给每一个参加者的印象是深刻难忘的。徐向前认为这次整风主要收获为二个方面：首先，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第二，必须坚持正确的路线和策略；第二，必须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他始终对延安整风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整风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党的建设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他“从中受到的教益，是终生难忘的”。（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688－689页。）
身在病床，心系战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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