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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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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障泻团笥呀惶浮Ｖ挥械搅送砩希诺孟锌词椤Ｒ磺邢性拥氖椋疾豢矗芯Γ亩劣泄毓膊饕宓氖椤Ａ心摹抖赂锩贰ⅰ对斗嚼葱拧贰ⅰ吨泄拿裰髦饕搴兔翊庵饕濉罚家灰辉亩痢２脊值摹豆膊饕錋BC》，李季的《通俗资本论》，还有宣传苏联十月革命的一些小册子，以及瞿秋白、鲁迅的一些文章，都吸引着他。
夜深了，学员们睡了，熄灯的军号吹过了许久，他还在灯下读书、思考。两年前，在广州黄埔军校时，虽然也读过一些有关共产主义的书报，但是许多话不理解，读不懂，也欠思考。这几年的斗争经历，耳闻目睹国民党的腐败、军阀混战和人民受到的灾难，严峻的现实，使他作出了抉择。
读书，是进步的阶梯；思考，是前进的动力。要真正迈开步子走，还要有人引导。幸得这时候，同一些共产党员和倾向共产党的进步分子常来常往。他们大多又是徐向前的老乡。来往比较多的有樊炳星、杨德魁、吴展、李楚白、贺昌，还有程子华。樊炳星是黄埔第四期学工兵科的，共产党员，这时正在武汉工人纠察队工作；杨德魁在武汉军校学习；李楚白就在徐向前的队当司务长，他们也都是共产党员。徐向前当队长，薪水比他们多些，每到发薪的时候，他们聚集一起，要他请客。他毫不吝惜，拿出薪金来，和这些老乡加同志，一起吃上一餐好饭菜。饭桌上，大家谈论志向，谈论理想，有时也发生争论。徐向前在交谈和争论中，思想认识不断变化。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认识产生了飞跃，思索、比较的结果：三民主义不如共产主义，国民党不如共产党。他终于向樊炳星提出了：愿做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共产党员。
1927年3月，正是国民党右派反共活动猖獗，国共合作面临分裂的严重时刻，徐向前经樊炳星、杨德魁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樊炳星给我看了党章。记得党章上写着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等，印象最深的是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流尽最后一滴血”（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 版，第45页）
徐向前入党后才知道，武汉军校中共组织的负责人是陈毅。一天，他接到一个通知，到蛇山西面的粮道街——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参加会议。没有想到，一进会场，却看见了周恩来正和孙永康、施存统等一些领导人坐在主席台上。自黄埔军校与周恩来一别年余，竟又在武汉相会了。在这难忘的一天，徐向前又一次聆听了周恩来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
严峻的关头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血腥镇压工人，大量逮捕、屠杀共产党员。黑暗代替了光明，一时乌云满天。徐向前清楚地记得，就是这个蒋介石，在武汉军校的一次讲话中，曾大言不惭地说什么“本校长向来是革命的，假如不革命，你们就一枪把我打死！”现在他却成了国民革命的头号敌人。武汉政府领导下的北伐军，面临着一场灾难。原武汉国民政府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公开叛变革命，联合四川军阀杨森，进攻武汉。这时，夏斗寅的先头部队，已经逼近武汉附近的纸坊车站。
武汉的形势十分危急。一些动摇分子，纷纷各找门路，有的消沉，等待时机，有的逃走了。徐向前虽然是刚加入共产党的新党员，但他坚定地站在革命的行列，带领全队人，在武汉卫戍司令、北伐名将叶挺的指挥下，紧急动员起来。武汉军校、南湖学兵团的学生，以及武昌农讲所的学员，共同编为中央独立师，归叶挺统一指挥。他们高呼着“誓死保卫大武汉”、“打倒杨森、打倒夏斗寅”的口号，星夜开出了武昌城。
中央独立师是名副其实的“学生军”，师长侯连英。战士的革命热情很高，只是还不会打仗。有许多人连行军、宿营都不懂。徐向前经历过第一次东征，经历过国民第二军北上的多次战斗，对组织行军、组织战斗，都有了一些实践经验。他率领一个队，在行进中向战士进行军事教练。5月16日，中央独立师赶到了武汉以西的桃花镇，把敌川军范绍增一部包围在一片沼泽地带。范绍增见形势不妙，连夜突围，负伤潜逃。他的部队失去指挥，四散溃逃。中央独立师乘胜追击，经金口、紫阳、汀泗桥，直到通海口。之后，武汉政府组织打击杨森，6月中旬把杨森的第九师大部歼灭。与此同时，叶挺指挥第二十四师，在纸坊一带，把夏斗寅部打垮。从而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唆使夏斗寅、杨森偷袭武汉的阴谋。
这是徐向前入党后，第一次领兵作战。他以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赢得了党的信任，作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贡献。
然而，严重的局势，又步步紧逼。5月21日，许克祥、何键在长沙又发动了“马日事变”。六、七月间，武汉政府的汪精卫，表面反蒋介石，实际上已准备与共产党决裂。大革命失败的局面，已经不可挽救了。为了应付更大的事变，保存革命骨干，党组织决定，一部分人到张发奎部队去工作。在此之前，党组织已将徐向前调出武汉军校等待分配工作。一个月后，党组织通知他到张发奎部队任上尉参谋。临行前，党的地下“交通”转给他一张纸条，写着“找毛泽东”。
毛泽东的名字，徐向前在黄埔军校时就听说了，还读过毛泽东的文章。他敬仰毛泽东，想找毛泽东，可是，毛泽东现在哪里？没处找，又不能公开去打听。
徐向前来到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指挥部，和谢英北一起，被分配在指挥部当参谋。这时，张发奎虽然还号称“革命”将领，他口头上反对蒋介石，可是，徐向前不知这位“老总”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只是默默地观察着，等待着。心中依然不忘党的“交通”给他的那张纸条：“找毛泽东”。
7月15日，汪精卫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武汉的局势，越来越动荡，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部队、机关都准备应变。月底，徐向前随同张发奎部到了九江。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在南昌领导了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徐向前得到南昌暴动的消息，像是在茫茫黑夜，看到了光明和希望，看到了革命的前程。他还没有决定怎么办，这天半夜里，张发奎突然集合军官讲话。没料到自称要与共产党“合作到底”的张发奎，讲了南昌方面的战势后，公然宣布说：“CP分子三天以内保护，三天以外，不负责任！”张发奎反革命的凶相已经露出来了。他的“左派”外衣，已被这一讲话剥掉了一半。3天以后，张发奎会干出什么事，明眼人都看穿了。
很显然，张发奎这支部队，既不可靠，更不是一个避风港。徐向前回到住处，天还不亮。他进行了冷静的思索，自己是个CP分子，共产党员，必须在3天以内作出选择。要么马上离开。离开，又到哪里去呢？“找毛泽东”，又不知毛泽东在什么地方？到南昌去？一无介绍信，二不知南昌起义军的去向，况且去南昌的铁路已经中断。这时，同事中的一个军官说：“反正你我不是CP分子，管它呢？睡觉，睡觉！”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这样的严峻关头，怎么能躺下睡觉呢！徐向前拍完了一支烟，开始收拾行装。
“怎么，你要走？”那同事看出徐向前要走，惊奇地问。“你又不是CP分子，到哪去？”
徐向前没有回答。他收拾好行装，等那同事睡着后，一个人悄悄离去，奔向码头。他决定返回武汉，找党，找革命的队伍。
第三天傍晚，徐向前又回到了武汉。
这里曾像广州一样，是革命者心目中的红都，是徐向前走向共产主义革命道路的出发地。就是在这里，在两湖书院，他默默地宣过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他想在这里找到党的机关，找到同志，重新领受任务。然而，从汉口码头一上岸，心里就凉了半截。几个月前的那种革命气氛不见了，江汉关边的革命标语刷掉了，龟山上曾经竖立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铁标语塔拆毁了。大街上，听不到革命的歌声，消失了工人纠察队雄壮的步伐。冷落、萧条，全是一副白色恐怖的景象，自“七·一五”汪精卫反革命政变后，革命的红都武汉，成了反革命屠杀工人和共产党人的又一个血的战场。
徐向前在一个小客栈里住下来。客栈老板，是一位中年妇女，她看客人是位军官穿着的人，也不问什么，给开了个单间。徐向前问她一些事，她都摇头不知，只知开店赚钱。
第二天，他找到了那个从前秘密接头的“交通站”。这是一家卖杂货的铺子，门关着，远远看了许久，不见信号，不见一个人出入。显然，这里遭到破坏，人已经转移了。徐向前在门前转了两天，仍是不见有人出入。
夜晚，他在小客栈里沉思了半夜。最后决定到上海去，找党中央！
隔夜一早，他奔向江汉码头，买到了一张去上海的船票，随着一批乘客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上海同武汉一样，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徐向前在黄浦江边泰安客栈住下后，就设法找党组织。他准备万一找不到就去北方的军阀部队里做兵运工作。有一天，他在街上转来转去，忽然碰上了武汉军校的李楚白，真是喜出望外。他讲了离开武汉军校后的经过及来上海的目的。李楚白叫他在旅馆里等着，别到处跑，由他和组织上取得联系。过了两天，“交通”便找来，徐向前这才接上了关系，找到了党。
第四章 从广州到东江
重返羊城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蒋介石的背叛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失败了。上海、南京、长沙、武汉，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
是革命，还是消沉、逃避？两条路摆在面前。坚定的革命者，四处奔走，找党、找革命的军队；一些意志薄弱的分子，有的妥协，有的叛变。在历史分开红白两章的严峻时刻，徐向前冒着生命危险，从九江到武汉，又从武汉到上海，终于在上海找到了党中央。他没有停步，又领受了任务，匆匆从上海登车，和一个姓张的同志结伴同行，于1927年9月底的一个夜晚，秘密到达广州。
晚秋的海港城市，中午依然像是夏天。越秀山绿荫满目，游人正登高赏景。一般的人不会想到，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决斗，就要在广州爆发。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利用汪精卫、张发奎和李济深、黄绍竑武力争夺广东的矛盾，趁广州城兵力空虚，以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和工人赤卫队为骨干，发动武装起义。从武汉经九江转移来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正秘密准备起义。广州市的一些工厂和码头工人、海员，也在共产党的秘密组织下，准备参加武装起义。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以及著名的共产党员恽代英、杨殷、叶剑英、聂荣臻、周文雍、陈郁等人，在广州会合。他们有的从香港转来，有的一直在广州从事工人运动。徐向前奉中共中央军委的指派，从上海来广州到工人中进行秘密工作。
珠江岸边，有一座小客栈，住着多是跑买卖的人。大客房是五、六个人的统铺，为了安全起见，党的地下“交通”特意把徐向前和那位姓张的安排在一个单间里。“交通”还一再嘱咐：“外面混乱。张发奎的队伍也来了，你们要少外出。”过了几天，姓张的先被分配走了。“交通”又把徐向前带到一个秘密地点，和一位做工人工作的人住在一起，自己买菜做饭。
徐向前耐着性子，等待党组织分配工作。离开上海来广州的前几个小时，中央军委的一位负责人才告诉他说：为了挽救革命，党准备在广州发动一次军事行动，要他到广州后培训工人赤卫队。
广州的工人运动基础很好，省港大罢工时，各行各业都有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工人斗争，对徐向前来说是第一次，他不知道工作从何入手。对外面的情况不了解，每天只能从《广州日报》上看到一点消息。一天，报上登出了一条消息：广州各界欢迎张发奎返粤。张发奎在欢迎大会的讲话中，公开说，这次班师回粤，第一是肃清共产党，铲除叶、贺起义军；第二是改善广东的政治；第三是扶植工农。徐向前联想起张发奎一个多月前在九江的半夜训话：“CP分子三天以内保护，三天以外，不负责任”，更看清了这副反革命嘴脸。他终日静坐，回味着这一年多的形势变迁，思虑着革命前程。
广州，是国共合作的策源地。孙中山创立黄埔军校，毛泽东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吸引了许多革命青年。徐向前又想起在黄埔军校时和同学同游广州那欢乐的日子。星期天，他和同学乘军校的船，从黄埔岛沿珠江，开进广州城。下船后，步行登上秀丽的越秀山。他们一路高唱着：“同学同道，乐遵教导，终始生死，毋忘今日本校。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那时，同学们谈的，想的，是国民革命成功，实行三民主义。那时，谁也不曾想，共产党和国民党会分裂，同志、朋友会变成敌人。
想起从前的事，想到风景优美的越秀山，徐向前在小客栈里坐不住了。他走出店门，来到珠江岸边。路上游人稀少，只见一些军人匆匆忙忙走过。他怕遇上熟人，暴露了自己，在江岸转了一会，又往回返。快到小客栈了，猛然听到一个声音：
“象谦！你怎么来了？好久不见啊！”
“唔！”徐向前惊了一下，抬头看去，站在对面的是黄埔第三期的一个学生。他穿着军制服，像个不得志的军官。
徐向前不摸这人的底细，谈话中只说自己离开了军队，如今在经商。那人也不多问，讲了一番个人这几年的遭遇，他们便分手了。徐向前返回小客栈，再也不敢轻易外出。过了两天，“交通”来了，正式通知他：党组织决定，要他到工人赤卫队中秘密开展工作，加紧工人赤卫队的军事训练。接头的地点，是个做秤的工厂。
广州的工人赤卫队，是随着广州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断发展起来的。开始有“省港罢工工人利益维持队”、“剑仔队”，后又发展成赤卫队委员会领导下的11个赤卫队区委会。赤卫队员当中，各行各业的工人都有，五金工人、人力车夫、汽车司机、建筑工人、运输工人、海员、铁匠、店员、面粉工人、印刷工人、火柴工人、修秤工人、制蒲团工人、缝衣工人、铁路工人等等。这些工人赤卫队员，大多数经历过政治斗争的锻炼，革命热情很高，斗争坚决，只是受过军事训练的很少。徐向前对于当时在工人中开展工作，组织工人训练的情况，有这样一段记述：
“南昌起义失败后，广东省委就积极准备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前党派我到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去，对工人进行一些秘密的军事训练。说是军事训练，其实一没枪，二没手榴弹，每天晚上只把赤卫队员集合在工人家里，围着一张破桌子，用铅笔在纸上画着怎么利用地形，怎么扔手榴弹，怎么冲锋……。这些工人有许多是参加过省港罢工的，有的是党员，有的是赞助革命的左派，革命热情很高，学习很认真。可惜我是外乡人，广东话说不来，有些话翻来覆去讲半天，同志们还是听不懂。幸得，联队的党代表是本地人，是一个精干的工人，会说普通话，由他当翻译……”（徐向前：《奔向海陆丰》。载《星火燎原》第1辑，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
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又做过正规军参谋、团副的徐向前，来指挥这样一支徒手兵，没刀、没枪，又无训练的场地，只是“纸上谈兵”。谈了半天，有的人还听不懂“巷战”是什么意思，有的人听着听着打盹了，这使他感到很难办。可是，武装起义迫在眉睫，只有以极大的耐心，把这支工人阶级的队伍组织起来，并尽可能多地教给他们一些军事常识。
为了便于训练和指挥，根据工人赤卫队总指挥部的指令，按名单把工人赤卫队编为一个联队，下设若干大队、中队、小队，指派党员、积极分子分别担任小队长、中队长和大队长。由于整个联队不便集中活动，徐向前只好首先训练中队长以上的骨干。他住在造秤工厂的工人宿舍里，每天自己买菜、做饭，语言不通，还要学习广东话。幸亏在黄埔军校那一年多，接触过一些广东人，广东方言听懂不少，也能说上几句。
开始工人们不大了解这个“外乡佬”。他热情和耐心地和工人相处，几个夜晚过去，一些工人很快便和他熟悉了。做饭，有人跑来帮忙，吃饭，有人送个菜来。老工人亲切地喊他“阿弟”，年轻的称他“阿哥”。他成了工人们的知心好友，来找他的人越来越多。他打着手势和工人们讲工人阶级的解放，讲反对军阀的统治，讲反对封建势力。……
这时，广州城犹如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表面上很平静，商店照常营业，游人每天爬登越秀山。然而，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军队，却正在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下，秘密加紧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人赤卫队7个联队，分散进行着整编和训练；第四军教导团和警卫团，分别集结待命。
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教导团，原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改编的，学员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比重很大。这支部队8月初由武汉出发，南下来到广州。徐向前曾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当过队长，在教导团有许多熟人，又知道他们住在四标营，很想去那里看看老同事，只因党内有一条纪律，起义前，个人绝对禁止往来。他只是偶尔到街上买菜，才能碰到几个熟人。老同事见面后，有时打个招呼，有的招呼都不打，便匆匆分手了。警卫团是不久前才编成的，第一营是原四军军部的特务营；第二营是李济深第八路军特务营改编的；第三营多是招募的新兵，另有一部分省港罢工的工人纠察队员。徐向前得知有两个团参加起义，信心更大了。
他一心想把自己指挥的联队带好，日夜紧张地忙着。工人赤卫队，毕竟是一支新组成的队伍，许多工人白天还要做工，晚上叫他们参加活动，有的工人家属便吵吵嚷嚷，因此，集合队伍很难。徐向前往往像拜年似的，一家一户地去请。他第一次尝到了在城市里组织队伍的艰难。正是这种处境，锻炼考验着他。
参加广州起义
反革命并不是醉生梦死，他们也进行着扑灭革命的准备，时时在窥测着风云变化。披着“左派”外衣的张发奎，10月占领广州后，拼命扩充势力。开始全力对付在梧州的黄绍竑部，看到广州的形势不稳，就撕破他“左”派的伪装，积极准备镇压广州的革命行动。当他得知广州城内的教导团有“反叛”的迹象时，便调在梧州等地的黄琪翔部返回广州，打算再次解除教导团的武装，扑灭这群“赤子赤孙”。
武装起义的时刻，越来越不容迟缓了。工人赤卫队盼着武器。指挥部来了通知：领武器要等起义之后，先要发动工人自己想办法。有的工人说：“我们工人穷得叮铛响，买不起一把菜刀啊！”
徐向前说：“先找根棍棒！”
工人说：“连一根三尺长的木棍也难找啊！”
徐向前说：“那就先领把铁尺。”
武器，革命多么需要武器！连徐向前这个指挥官，也是两手空空啊！他在《奔向海陆丰》这篇回忆录中，详尽地记述了当时渴望武器和第一次得到两支手枪和几颗手榴弹的情景：
“……眼看行动时间越来越近，但还没有领到武器。大家都非常焦急。
“这时，一个曾经参加过省港罢工的老工人，轻轻敲着桌子，打破沉寂说：‘弟兄们！闹革命不是吃现成饭。领不来武器，我们可以夺取敌人的枪！’他的话里充满着英雄气概。
“‘对，这位同志说的对，’党代表挥着拳头说，‘我们工人阶级，从来就靠这两只手。没有枪，拿菜刀、铁尺、棍子！’
“‘我们要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工人同志们都磨拳擦掌说。
“大家正在研究巷战的战斗动作，走进来一位年轻的、提着一只菜篮子的女同志。她包着头，只露两只眼，一声不响地把篮子放到桌上。党代表猛地站起来，高兴地说：‘武器来了！’这时那个女同志把盖在篮子上的菜掀掉，露出两支手枪，几个手榴弹。大家有了思想准备，没嫌少。只有一个同志问了一句：‘还能多给点吗？’
“‘没有了’！那位女同志说，‘起义以后要多少有多少。’说完就走了。
“‘有两支枪就不少。’党代表充满信心地说。接着把手榴弹分给几个有经验的工人。大家一面学着使用，一面等着起义的信号。”（徐向前：《奔向海陆丰》。载《星火燎原》第1辑，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
这时，广州城内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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