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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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缴枪1700余支、迫击炮数门、电台一部，打破了敌人对皖西的“围剿”。六安独立营扩编为独立师。

　　12月上旬以后，原在蕲春、黄梅、广济地区活动的红十五军经皖西、豫南转到了鄂豫边苏区的黄麻地区，并即参加了反“围剿”作战。

　　年后，红一军留三师第七团在皖西活动，军部率一、二师向豫南进击，徐向前率部在商城二道河击溃吉鸿昌一个旅，俘敌数百，缴枪400余支、山炮两门。这是鄂豫皖红军第一次缴到山炮。余敌逃往商城，我军收兵进驻二道河。豫南反“围剿”也告胜利。

　　在二道河，曾中生派旷继勋与红十五军军长蔡申熙等到红一军，传达中央关于合编红一军和十五军的决定。随后，红一军即开往麻城县的福田河，同红十五军胜利会合。两军根据中央决定，正式合编为红四军，归鄂豫皖特委直接领导。全军共1．2万余人，编为十、十一两个师，十师师长蔡申熙，政治委员陈奇。十一师师长许继慎，政治委员庞永俊。军长旷继勋、政委余笃三都是党中央新派来的。徐向前任参谋长，曹大骏任政治部主任。

　　在红一军转战皖西、商南的这段时间里，鄂豫边根据地受到国民党正规军7个师和1个旅的进攻，曾中生召开了原鄂豫皖边区特委和临近各县县委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建立了鄂豫皖临时特委和军委，统一领导反“围剿”斗争。他组织红十五军和黄麻地区的地方武装与赤卫队，与敌周旋，支撑了局面。1月4日，红十五军袭占麻城北部的福田河，从而跳出敌人包围圈。2月初，鄂豫皖临时特委召开扩大会议，正式组成鄂豫皖特委和鄂豫皖军事委员会。曾中生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蔡申熙、郑行瑞任军委副主席。会议进一步清算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错误，总结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徐向前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在这个会上第一次见到曾中生。

　　曾中生，又名曾钟圣，湖南资兴人，1900年出生。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著名的北伐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政治部组织科长，担任过《武汉民报》主笔。大革命失败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参加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冬回国，在上海中央军委工作，1930年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他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军政兼优的领导人。

　　徐向前和曾中生会晤后，既生疏，又亲切。

　　徐向前对曾中生很敬重，见面时说：“我早就听说过你！”

　　曾中生说：“我在上海听说你到了这里。应该说我们是老同学。在武汉军校时，你当队长，我们见过面。”他谈笑风生，稳重纯朴，记忆力特强。说起黄埔军校许多同学的情况，又说起许多往事。

　　两位老校友，在农舍茅屋里，点着小油灯，亲切地交谈。从中央的指导方针，说到当时的斗争形势。交谈中，徐向前才知道党中央撤换了李立三的错误领导，换上了王明，但两个人却不知王明正推行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路线。

　　“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敌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进攻作战，兵损5000，被迫转为守势。合编后的红四军，面临的紧迫任务是转入战略进攻，收复失地，扩展根据地，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特委决定了以红军主力突击敌弱点，调动敌人于运动中加以消灭，以一部分兵力配合地方武装，扫清后方的作战方针。红四军围攻麻城北部的磨角楼，由于在领导干部中“围点打援”的思想还不够明确和统一，仅歼敌500余人。徐向前认为等于和敌人打了个平手，没赚到便宜，引为平分兵力，不讲战术的一个教训。

　　2月上旬，徐向前在会议结束后立即投入了新集围攻战的指挥。这是反攻的第二仗。新集是光山南部敌人的重要据点，三面　环山，东临潢河，城墙高两丈余，全部用长方岩石砌成，易守难攻。红军包围新集后，以十师三十团担任主攻。强攻数日没有拿下。徐向前进一步察看了地形，决定改用坑道作业的办法开辟攻击道路。他命令部队秘密挖了一条四、五十米长的坑道接近城堡，然后把几百斤炸药塞到棺材里，推进坑道引爆，一举成功。部队通过炸塌的寨墙冲入城内，全歼守敌千余人。从此，新集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首府。

　　2月17日，中共中央给鄂豫皖特委发来指示信，指出，国民党正调集30个师重新向红军进攻，红军的任务是“巩固赤区”向平汉线南发展，“后方地区是在鄂豫皖边”。根据这一指示，红四军第十一师3月1日攻克平汉线李家寨车站，截住一列兵车，全歼车上敌新编十二师一个旅，毙敌旅长侯镇华，缴获大批军火物资。5日，又克柳林车站，歼敌一个营，溃敌两个团。随后，以一部兵力向信阳进逼。红十一师的行动使敌人大为震惊。敌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急令第六师主力集结信阳，并令该师三十八旅、骑兵一师、三十一师的九十一旅、第二十路军的六十三旅等部，由信阳、罗山向南推进；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浚也同时令新编第二旅固守广水，三十一师主力由广水向信阳，岳维峻第三十四师由孝感经花园沿平汉路东侧向北推进，企图南北夹击红四军。

　　3月8日夜晚，春雨绵绵，红四军驻地附近笼罩着茫茫一片夜雾。在军指挥部的会议室里，透着一点小小的亮光。一张桌子上放着一盏小煤油灯，军参谋长徐向前和军部的其他领导人围在桌旁。徐向前用铅笔在地图上点点划划，介绍说：敌人这次兵力虽多，共有4个师两个旅，但互不统属，各怀鬼胎。据获得的情报，目前北路敌人仍徘徊在信阳、罗山一线，三十一师也滞留广水附近，只有岳维峻的三十四师孤军北进，今天黄昏前已到达双桥镇。这股敌人，沿途不断遭到我地方武装的袭扰，十分疲劳，是一支疲惫的孤军。徐向前认为打这个敌人是有把握的。并说双桥镇四周都是山，地形条件好，便于隐蔽行动，又有当地群众和地方武装的配合。我们是“以近待远，以逸待劳”。迅速实施包围分割，有可能打一个歼灭战。

　　徐向前的意见得到军长、政委一致赞同。会上决定，红四军除留三十二团继续监视北路敌人外，集中5个团，对敌岳维峻三十四师实施奔袭围歼。各部队的具体战斗任务是：三十团由北向南，三十一团由东向西，对敌实施正面突击；二十九团向双桥镇西南方向迂回，断敌退路；二十八团和三十三团作为军的预备队。发起攻击的时间预定为9日拂晓。

　　双桥镇位于大悟县北，广水以东，九里关（大隧）以南，四面是山，澴水在镇东向南流去。春秋战国时代，吴王阖闾灭楚的柏举之战，伍员、孙武率领的吴军，有一路就是从这条通道攻楚的。

　　部队连夜冒雨向双桥镇挺进。天边露出一丝鱼肚白，雨渐渐停了。二十九团刚迂回到双桥镇西南罗家湾附近，县独立团和地方武装也占领了双桥镇东南的小魁山，对敌形成了包围态势。

　　9日拂晓，指挥部下达了攻击命令。三十、三十一团首先从西北和东北方向突破了敌外围阵地。敌军遭到突然攻击，仓惶组织反扑。敌师长岳维峻亲自督战，武汉行营还派出飞机配合。战斗非常激烈。徐向前和旷继勋站在一个小山头上，全神贯注地观察着战场情况的变化，子弹嗖嗖地在头上飞过，警卫员叫隐蔽一下，他们仍然站在那里动也不动。上午10时许，全面出击的时机成熟了，他们立即命令预备队投入战斗，迅速向敌人纵深猛插，直扑双桥镇敌指挥中心，很快就将敌分割成数块。敌军顿时大乱。岳维峻见势不妙，忙率一部兵力向南突击。这时，前来参战　的地方武装和群众，布满各个山头，呐喊助威，杀声震天。敌人心惊胆战，纷纷缴械投降。下午1时战斗结束，俘岳维峻以下官兵5000余人，缴获迫击炮10门、山炮4门、枪6000余支。北路敌人惧怕步岳维峻的后尘，不敢继续南下。至此，敌人夹击红军的企图彻底破产。

　　岳维峻是个老牌的陕西小军阀，追随过冯玉祥。胡景翼死后，继任河南省督办。他从孝感出发时，何等威风，何等趾高气扬，声言要与红军决一雌雄。他没有想到会当红军的俘虏。更没想到的是，双桥镇这一仗，败在他的老部下徐向前手里。

　　徐向前亲自审问了岳维峻，问他：“你认不认识我？”

　　岳维峻抬头看了看徐向前，说：“不认识。”

　　徐向前说：“你不认识我！我在你的部队当过参谋哩！”

　　那是1925年，岳维峻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时，徐向前所在的第六混成旅直接归属岳维峻指挥。

　　岳维峻长叹一声，低着头说：“蒙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徐向前又问他：“你对我们的战术有何看法？”

　　岳维峻摇摇头。他能说什么呢！只说出一句话：“请不要杀我，我愿意答应你们提出的一切条件！”

　　双桥镇大捷，大壮了红军声威，宣告了敌人对鄂豫皖红军第一次大“围剿”的彻底破产。从此，在红军和人民群众中，流传着一个故事——徐向前活捉了老上司。

　　3个多月反“围剿”，红军与地方武装、群众相配合，先后共歼敌1．5万余人。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展，人口达200万，红军发展到1．5万多人。红军的战略战术有了新的发展，运动战成了红军克敌制胜的基本作战形式。远距离奔袭、奇袭；集中兵力，击敌一路；围点打援，运动歼敌；正面突击，两翼包抄；近战夜战等等，已成为红军的主要战术手段。这些作战原则和战略战术发展运用成功，都凝聚着徐向前的智慧和心血。
　

第六章　威震中原
　
　　面临的考验

　　战场是考场，瞬息多变的战局，随时考验着指挥员的勇气、才能和智慧。复杂的党内一斗争，也是考场，考验着革命者的品德和风格。从1931年春夏开始，徐向前一次次面临着两重考验。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于1931年1月召开，从此王明上台，开始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统治。中央派了康荣生到鄂豫皖口头传达了四中全会的精神。4月上旬，鄂豫皖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新集召开。大会作了一个拥护党的四中全会的决议。徐向前在前方指挥作战没有出席这次大会。

　　4月中旬，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已布署就绪。蒋介石调集了11个多师的兵力，限令“五月完全肃清”鄂豫皖红军。4月20日，敌四十六师、警卫一旅等部的7个团进犯皖西革命根据地。鄂豫皖特委决定集中四军主力出皖西击敌。这时，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出的大员张国焘、陈昌浩已从上海来到新集；沈泽民等也已抵达皖西。于是由张国焘、陈昌浩、旷继勋率红十、十一两师由商南东进，于金家寨附近同红十二师会合（3月下旬，特委将中央教导二师改编为红四军第十二师，军部警卫团和光山、罗山、黄安三县独立团合编为警卫师）。徐向前仍按特委原定计划带十师二十八团留在鄂豫边攻打反动民团据点大寨山、打银尖。据点还没有打开，随着也投人了西线的反“围剿”战斗。

　　这次反“围剿”，红军主要是采取东西两侧往返机动，避实击虚，各个击破，待机反攻的战法，因而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即取得了胜利。先后共歼敌5000余人。北面的吉鸿昌部，因有联合红军反蒋的意思，作战并不积极。

　　5月12日，反“围剿”的战斗还没有结束，张国焘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决定，撤销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鄂豫皖省委和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分局的职权系直接代表中央实施领导，有权否定地方党委的决议或解散地方党委。中央指定由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曾中生、舒传贤、徐宝珊、王平章、蔡申熙等8人组成分局，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兼省委书记，曾中生、旷继勋为军委副主席，陈昌浩为共青团分局书记。红军和地方武装统归军委直接领导和指挥。从此，张国焘总揽鄂豫皖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张国焘，原名特立，江西萍乡人。早年就读北京大学，为1919年“五四”运动骨干分子之一。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多次代表大会上，曾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在第一次大革命中，张国焘犯过右倾和“左”倾错误。大革命失败后，曾企图阻挠南昌起义，遭到周恩来、李立三等坚决反对。1928年6月，张国焘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1931年1月，被共产国际派遣回中国。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

　　张国焘以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来到鄂豫皖根据地不久，即对红四军的领导干部做了调整。旷继勋任红四军军长，曾中生任政治委员，下辖十、十一、十二、十三师。十师师长刘英，政治委员康荣生；十一师师长周维炯，政治委员余笃三；十二师师长许继慎，政治委员庞永俊；十三师师长徐向前，政治委员陈奇。随后，成立了培训干部的“彭（湃）杨（殷）学校”，由蔡申熙任校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李特任教育主任。

　　6月28日至3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余笃三、许继慎等主张抓住敌暂取守势的有利时机，集中主力南下作战，以配合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这一正确主张得到与会多数人支持。会议决定：红四军以少数兵力留在根据地巩固阵地，而以主力部队南下向外发展。

　　7月上旬，军委在商城西南的余家集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具体行动部署。不料，张国焘推翻原来的南下决定，认为要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就须威胁攻占大城市。因此，要红四军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攻安庆，威震南京，限一月完成。红四军领导人不同意这个冒险主义的计划，主张消灭敌有生力量，巩固扩大根据地，以牵制敌兵力，即攻下英山后出蕲、黄、广地区，使之与鄂豫皖根据地联成一片。但张国焘仍按其个人意见作出了决定。部队奉命作南下英山，东出潜山、太湖的准备。

　　7月中旬，红四军的领导又进行了改组。徐向前任军长，曾中生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原军长旷继勋改任红十三师师长。他因在5月间给中央的报告中不承认前段工作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而受到中央的指责。

　　8月初，徐向前和曾中生率领红四军十、十一、十二师的5个团，冒着酷暑南下，直取英山。仅仅经过两小时激战，攻占了英山城，歼敌1800余人。仗是打胜了，徐向前和曾中生对下一步行动却忧虑起来。

　　在英山城的一幢小楼上，深夜还亮着灯。曾中生和徐向前摆起军用地图，彻夜不眠，反复研究这下一步棋，到底如何走才好。

　　曾中生考虑再三，说：“东出安庆，要通过四百里的白区，远离苏区，太冒险了。”

　　徐向前说：“是啊，安庆是敌人重兵设防的地方，我们只五个团的兵力能攻下它？跑四百里，去攻打大城市，那是自找苦吃！”

　　曾中生说：“我们不能硬着头皮瞎撞，安庆攻不得。”

　　徐向前说：“绝对攻不得。”

　　经过反复磋商，政治委员曾中生最后决定：留十二师守英山，以十、十一两师4个团出蕲、黄、广。他一面部署部队前进，一面写信派人向张国焘报告，说明情况。

　　红军部队冒着酷暑分两路南下。一路，急行军120里，突然奔袭蕲春城附近的漕河镇，全歼敌人新八旅，活捉旅长王光宗以下1600余人，缴枪1200余支，乘胜进占浠水、广济县城，逼近武穴；另一路奔袭黄梅城，由于城壕水深，随即撤出，占领乡村。徐向前和曾中生灵活机动的指挥，使部队干部战士十分高兴。当地党组织和群众见红军归来，纷纷组织慰问，到处燃放鞭炮。被敌人摧垮的革命群众组织，又很快恢复起来。短短几天，红军就从敌人仓库和地主豪绅家中收缴了许多财物。光是银子就达1800斤，金子20余斤，大洋7万元。金子后来全部送到上海党中央，其它财物，解决了红军的吃穿。真是难得的胜利！接着，红军又在洗马畈地区歼灭敌人3个团的大部。

　　张国焘坐镇后方，得知徐向前、曾中生没按他的意见去攻安庆，大为恼怒。8月27日，他以鄂豫皖分局、军委会的名义给曾中生、徐向前写信，指责他们“公开抗拒分局命令”，是什么“原则路线上的分歧”；严令部队“立即北返，不得丝毫停留。”

　　徐向前事先曾想到，红四军的行动可能受到批评，却没想到如此严重；曾中生似早已预料到后果，还没接到张国焘的来信，就与徐向前、刘士奇联名，向上海党中央写了信，申述红四军南下的理由。信中说：“现在我们的战略是要巩固蕲、黄、广苏区，与皖西苏区、黄麻苏区打成一片，同时相机而据武穴（水不退仍然不能去），尤其是准备这一阵地的群众基础。敌人能来则集中力量而必消灭他数师以上，敌人不来则从宿松、太湖、潜山一带巩固阵地的发展而出安庆。”“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根据地几百里的阵地，如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根本忘却了巩固阵地的发展任务了。我们深深认识中央根据地胜利的伟大，就是有了强度群众基础的阵地所致。”

　　9月初，部队奉命北返，在英山以南的鸡鸣河，曾中生召开了一次支部书记和指导员以上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了张国焘的　来信。会上，群情激愤，通过申明书，决定派刘士奇回去向中央　分局陈述意见。这件处理不当的事，更被张国焘抓住了把柄。于是，红四军南下问题遂成了一桩大罪！

　　9月13日，陈昌浩到达麻埠红四军军部宣布中央分局免去曾中生军政治委员职务，由陈昌浩接任的决定。接着发生了在红军中开始“肃反”抓人的事。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等20余人相继被捕。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一直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徐向前感到迷惑不解。

　　徐向前问陈昌浩：“被抓走的好多人，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土生土长的，有的是看着长大的，怎么成了反革命？这是怎么回事？”

　　陈昌浩说：“你不知道，八月初，我们在后方破获了一个反革命团体，叫AB团，成员多是岳维峻的旧部。他们准备九月十五日暴动，要炸毁医院，抢走岳维峻。在一些县委、区委里也发现了改组派，牵涉到我们部队呢。现在逮捕的都是改组派、反革命。”

　　徐向前被弄得更糊涂了。在苏区和红军中前一两年也搞过肃反，也抓过一些人，大多是地主恶霸的狗腿子，或是敌人派来的探子。而现在抓的，大都是在一起打游击的，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改组派？说这些人是反革命吧，过去长期在一起战斗、生活，确实都是些好同志；说不是反革命吧，又拿不出证据来，脑海里始终是一个疑团。

　　遵照中央分局的命令，徐向前率领部队西返。部队一面行军打仗，一面在陈昌浩主持下继续“肃反”。一天，部队行至商城以西余家集时，徐向前正在路旁山坡上看着部队经过，见队伍里有两付担架抬着人，他问身边的陈昌浩：“谁负伤了，抬的是什么人？”

　　陈昌浩说：“没有谁负伤，许继慎、周维炯是反革命，逮捕了。”

　　徐向前听后，真怀疑自己的耳朵不好用，怎么许继慎成了反革命啦！他想起红四军南下发生的那件事：攻克英山后，一个自称钟蜀武的人，带了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曾扩情的一封亲笔信，来找红十二师师长许继慎。信中闪烁其词，大意是欢迎许带部队投蒋，“定将受到最优厚的待遇”。许继慎当即将钟某逮捕，连人带信送交军部处理。徐向前和曾中生对钟某进行了审讯，随后，就转送中央分局处理。根据许继慎的一贯表现和他们对他的了解，他们在给中央分局和党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表示：许继慎“在组织上不会有什么问题”，这次敌人来找他，“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徐向前熟悉许继慎的历史和为人：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北伐战争中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团参谋长。来到鄂豫皖红军后，在红一军、红四军又一起工作。他作战勇敢，指挥灵活，为人正派，这样的同志，怎么也成了“反革命”？至于周维炯，更是一员战将，是大家都了解的好同志，怎么也被捕了呢？

　　面对许继慎、周维炯两位师长被逮捕。徐向前痛心极了，他质问陈昌浩：“怎么搞的嘛，把师长都抓起来了，也不给我说一声！”徐向前事前都一无所知。

　　陈昌浩对徐向前的这种不满和抗议采取不理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