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第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度就是“和平改革，勿伤元气”。但在1949年的社会大变局中，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使以张元济在商务的德高望重，想要游刃有余地从容处理发生的劳资纠纷也非易事。何况商务经济效益的滑落，使矛盾更加尖锐了。3月11日上海尚未解放，商务的主动权还未丧失时，他给商务丁英桂的信中说，他收到本公司工会的请柬，请转达工会中人，“际此时艰，万事必以俭啬为主。若会中诸君不能俯采，弟谨先辞谢”。＇20＇
　　6月24日到28日间，为邀请工会筹备委员到家中茶叙，他给丁英桂至少写了4封信，此前工会来信提出了业务改进。6月28日，看过他与工会代表谈话记录后，他说：“似尚有未尽录入者，请补入（如委托造货种种之措施失当等）。”＇21＇
　　8月2日，他给丁英桂写信：“又前日十三日与工会讨论薪水，彼此言论想经记出。”＇22＇
　　9月5日，他临行前，“出赴商务印书馆，约职工会常务委员叙谈。略言余将北行，际此艰难，甚盼努力合作。当此合作伊始，彼此都不能相互满意，但望持之以恒，总能达到目的。若辈斤斤于总务改组，新订章程及人选均不满意。余言人选我亦大不满意，但当局诸君斟酌再四，确有为难。此次用人较多，即予备数月之后去留地步”。＇23＇
　　在去商务时，他还“见职工会悬有红字通告，对公司改组总务处办法有所不满，招令会员陈述意见。字迹甚大，张挂在三楼楼梯入口不远之处”。9月6日，他写信给丁英桂，“请即照录一份”，并吩咐以后遇有此类通告，“均请录存，以备查考”。＇24＇
　　此前6、7月份，张元济一直在为商务的业务改进事情绞尽脑汁，一再提及的减薪事宜，工会方面一直未接受。＇25＇在政协开会期间他不仅要为商务在业务上的困境殚精竭虑，而且要为困扰着商务劳资纠纷而忧心忡忡。9月13日，他在六国饭店收到商务总经理陈夙之10日来信。“知职工会指责改组案，异常蛮横。夙之提出原则二项，尚正当。然同人无能相助者。”看了此信，他一夜睡不安宁。第二天一大早就到北京饭店把信面交同时与会的陈叔通看，“甚为不平。言允职工会要求开紧急会议尤不合”。他拟了一份回复陈夙之的电报，陈叔通修改了几处，却不愿列名。9月14日，他收到陈夙之11日来信。“职工会要求各节均已接受。只可成事不说矣。”9月15日，他给陈回信，并注明给职工会的几个人传阅。同时他给商务另一董事陈拔可写信，“请坚持拒开董事会”。当天，陈叔通来，也说“改组案将来仍须提董事”，他们的意见相同。＇26＇
　　9月19日，陈叔通向他转述，总工会领导人李立三在政协筹备会上讲演说“工会要求不宜滥允”，“工会有团结，商业同业无组织，不团结。遇工会过分要求，只图苟安。目前随意应允，且与签约，事后翻悔。此与工会为难者一。又资方怕事，工会要求不敢与之争辩，一切顺归工会，工会即欲扶助，资亦无从措词。此与工会为难者二”。李立三希望“资方与劳方尽管斗争，斗争不已，工会出为仲裁，反可持平。并盼资方不可怕事。怕事反要生事等”。还带来一份北平药业劳资集体合同，用作参考。他将李立三讲话的大意以及药业劳资合同，都信寄给远在上海的陈夙之。＇27＇
　　10月8日李立三与朱学范来访，张元济向他们说商务的职工会筹备会常务不肯加入改组职务，“似欠合作”。李立三问他原因，张元济说：“诸人以恐被疑为资方买收，故而胆怯。”李立三表态：“职工不应违抗公司用人之权。”＇28＇
　　从张元济12月12日给丁英桂的信可知，其间他与工会之间的谈话、折冲也没有停止过。＇29＇
　　1949年底，张元济在商务工会成立大会致辞时，因患脑血栓症突然倒地，留下了左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去了海峡对岸的王云五在《张菊老与商务印书馆》文中将他病倒归因于商务劳资纠纷中工会对他的“侮辱”。这一说法后来曾遭到许多研究者，包括张元济后人的质疑与反驳。当然，即使张的直接病因不是商务的劳资纠纷，但对于一位83岁的老人来说，过度的奔波、操劳恐怕也是他病倒的重要原因吧。　
　
　
昔日同人，今朝显要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曾在商务服务的陈云、胡愈之、沈雁冰、郑振铎、陈叔通等身居高位，胡愈之直接出掌了全国出版大权。当年出入商务的练习生、职工、编辑，此时居于或将居于国家领导地位，张元济留下的《1949年赴会日记》（9月3日—10月20日）的字里行间无意中记录下了他们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变化。
　　商务一直缺乏一位能够董理全局的编审部主任，张元济极希望沈雁冰（茅盾）能南下重返商务。来京前的7月19日，他就提议将商务原先的编审部改为出版委员会，拟请沈雁冰担任会长，董事会已通过了这项决议。9月9日，张元济抵京的第二天早上，沈雁冰就到六国饭店看他。“雁冰语余，甚愿南下，重回本馆，但此间有关涉文艺职，甚难脱身。余再三致意，渠终辞。余答以亦不敢过强。”＇30＇沈雁冰因此推荐了郑振铎，实际上郑也很快另有高就，再不可能回到曾工作过的商务去了。
　　10月18日即张元济离京南下前一天，他还与陈叔通专门拜访了沈雁冰。“午后二时，偕叔通访沈雁冰。余复申前请。沈坚辞。嗣请代拟一进行计划，先用浅文小册，以自然科学、技术、文艺为主。沈谓当与振铎共同商酌。余言叔通未行，并乞会商。”＇31＇张元济回到上海后，沈雁冰还几次致信，坚辞商务出版委员会会长一席。毕竟今非昔比，昔日的商务练习生、《小说月报》主编，如今即将出任新政权的文化部部长，要他回到一个有着复杂历史的民间出版机构任职，当然是不可能的了。不过从11月14日、19日他给张元济的两封信中看来，他们已商定由茅盾约请国内专家为商务编一套《新民主丛书》，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丛书的名称是茅盾确定的。
　　商务出身的人中身份最特殊、地位最高的无疑是陈云，他成为了新时代财政经济的主要领导人之一。9月25日，张元济到朝阳门大街117号财政管理处去访陈云不遇，留下一封信就出来了。这里旧称九爷府，后被收为励志社。10月2日，陈云来访，和他谈了约一小时才去。他们谈了些什么，张元济的日记中没说，除了叙旧、鼓励、客套，恐怕也不会有更多的话题。
　　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中国出版界执牛耳的龙头企业，此时已陷入经营、发展的困境之中，这是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也没有遭遇过的。“沪、港、平三处商务印刷厂抗战前年用纸量75万令，而1948年降至6。6万令；人均用纸量1936年为341令，1948年为130令。1949年头五个月基本上没有出版书籍，现金已入不敷出。上海解放后，局面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有所扭转。1949年用纸量为1。37万令，人均27令，比1948年又有大幅度下降，职工工资减少。最严重的恐怕是新书出版的萎缩。1949年9月出了《小学教师学习丛书》等四套小学丛书，缺乏新意，不足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作者和读者的兴趣亦由此转向其他出版社。”＇32＇北上前张元济就曾向上海市长陈毅呈文，诉说商务连职工薪水都发不出来的困难，恳请新政府“垂念此五十余年稍有补助文化教育之机关，予以指导，俾免颠覆”。＇33＇到北平之后，张元济更是无时不在为此操心，不断地与老商务同人商讨、寻找出路。9月9日，陈叔通对他说，夏康农可以到商务做编审，原因是夏“与当局亦通声气”。＇34＇10月4日，陈叔通又推荐宦乡进商务驻京收集稿件，称他们相识很久，非常了解其人，能文能办事，即将出任外交部欧非司长之职，“极为当道所重”。当天宦乡来和张元济见面，谈及商务，“将来可注重于文化的工业，如地图、地球仪、玩具等等。又言人情喜新厌故，有商务与新书店同译一书而人多就新书店购读，此必须费一番转移工夫，方可恢复旧日地位”。张元济认为“言极有理”。宦乡又说过去出版的书必须大加整理，不合用的全部废除。＇35＇他们一谈就是两个小时，并言犹未尽，约定下次再谈。
　　10月6日，商务申请出版《共同纲领》，尚未得到回复。这一天张元济宴请了参加政协会议的华侨代表，他在致辞时说，商务向来重视华侨子弟的教育，曾专门为华侨学生编过用书，苦于闭门造车，希望得到他们的指导。实际上他是不放过任何机会，耿耿于把商务的事业放在心头。10月8日，他请茅盾、郑振铎、陈叔通和宦乡等吃饭。“谈及联合出版社明春恐派纸更各＇　＇援例，公司无以为继。同人均主直陈为难情形，当可变通。”＇36＇10月9日，郑振铎、胡愈之一起来见张元济，谈起以后的出版趋向，胡认为将注重分工合作，出版、印刷、发行固须分工，即出版也要分别部门各专一类。将来可能会召集出版会议。张元济说：“联合出版社，闻春季须大加扩充，若如今年秋季例，由各家比例出纸，再加以华东、华南、华西、华中，匪特商务一家为难，恐各家亦无此能力。”胡对他说，这本是试办性质，如有困难，自当变通。并告诉他11日午时中宣部领导陆定一和徐特立要来看他。＇37＇第二天宦乡来访，他向张元济建议，政府的思路是分工合作，不妨请其将新华书店不能尽做的业务分一些给商务，如《毛泽东选集》等，“以图挽回馆誉”。以后对自然科学、技术书也可以出，教育、工业之类也要重视。＇38＇10月11日，胡愈之陪同陆定一、徐特立来和张元济谈出版事。“大意在分工合作。新华与各商营出版应互相扶助，国营并非专利，即马列之书亦可出版，但须送中宣部先看一过。至于印刷发行，亦须分工合作，定一计划。将来出版总署即召开出版会议，将计划提出总会，互相讨论。”这是陆定一的话，徐特立则认为政府可以不必编教科书，只须拟定纲要，给教师、学生以自由，不能越出范围，但不宜株守。这是法国的办法。对此陆没有发表议论。胡的讲话和陆“互相发明”，没有其他意思。＇39＇10月16日，张元济离京南下前夕，请胡愈之、叶圣陶、徐伯昕等商务旧部吃饭，也是“谈出版事”。＇40＇10月19日，他动身离开北京，胡愈之等到车站送别，等车相送，至开车始别。＇41＇半个多世纪以来集编印发于一体的商务印书馆不得不面对从未有过的变局，商务职工也因薪金等问题怨言不断，劳资纠纷高涨，后来老商务人章锡琛在《漫谈商务印书馆》文中回忆说：“1949年上海解放以后，商务为了解除不可克服的困难，八十高龄的张菊老曾经亲自到北京，邀请陈叔通、胡愈之、叶圣陶和我等几个人，商谈争取公私合营的办法。”可惜张元济《1949年赴会日记》中没有记录，其后人张人凤说称这一思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当然用不了多久，百年中国的出版巨无霸、老牌的民间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将不可抗拒地走向公私合营，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为学者傅增湘困境陈情
　
　　张元济在给陈叔通的信中曾列举了五条不愿北上的理由，其中一条就是阔别北平二十年，故地重游，不能不与亲戚故旧有所周旋，会给自己平空添出无数应酬，也是一大苦事。旧游之地确实勾起了他对往事无比感慨的回忆。9月8日，他到达北平，被指定下榻在六国饭店，他感叹：“至则犹是三十九年前之旧状。宣统三年夏，开全国教育会议，余曾寓此数日也。”＇42＇自到京之日起，一个半月中张元济与北大在英文系任教的侄孙女祥保经常见面，这是他最快乐的一件事。在侄孙女陪同下，他游览了故宫，在他当年参加殿试、从而鱼跃龙门的保和殿前摄影留念；参观了北大校园，在故友蔡元培的塑像前久久不肯离开；在北大附近的几个京菜馆吃饭，品尝久违的北京美食；他还为祥保出生不久的外曾孙起了名字。这一切他都一一记在了他的日记中。
　　在京期间，他与许多故友亲朋都有会面，看到一些多年不见的年长者，83岁的他禁不住发出“甚清健”、“神识清明”、“有老态矣”、“步履稍艰矣”等感叹。回首前尘，他也曾冠盖京华，春风得意，一日看尽京城花，而今垂垂老矣，重游故地，不禁有物是人非之感。特别是9月12日，他到石老娘胡同看望了挚交老友傅增湘之后。
　　傅增湘是一位著名的版本目录学者、教育家、藏书家，“双鉴楼”、“藏园”的藏书名动天下，曾官至民国教育总长，他们自1911年6月在全国教育会上相识以来，书札往来长达四十多年，一部30多万字的《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出版）成了他们文字之交的永远见证。他们在收藏、校勘、保存、影印古籍等方面多有合作成果，被誉为“珠联璧合”。张元济在商务主持影印大型丛书时，也曾得到傅的鼎力支持。傅一生喜欢游历名山大川，性情豪迈，60岁以后仍腰脚犹健，一年要几次出游，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此时当张元济见到这位老友时，已是贫病交加、风烛残年，“卧不能兴，舌本艰涩，语不成，偶有一二语尚能达意。见余若喜若悲”，但他们的心意还是相通的，傅增湘将心爱之物一一给老友看。先是从床头拿出自己所作已刊成红本的游记给他看，说是一共有5册。再出示叶恭绰朱笔题的诗扇一把，还叫人从柜子里取出卷首有沈曾植题词、他自印的《衲本史记》给他看。“欲取其所题书签，令其仆检觅，不可得，甚为不怡。”张元济和他握手，“嘱其珍重而出”。＇43＇9月16日晚上，陈毅带梅达君到饭店看望张元济，问及他在北京的故友“存有几人”，他说自己前几天看了陈毅的同乡傅增湘，“病瘫痪，口不能言，且贫甚”。所住的正房也为人所占，听说是军队所占，过去是国民党军，现在不清楚。陈毅表示要去查明，设法解决。（他又说到82岁的金籛孙在上海的住宅最近被盗，还被捆绑了两小时，希望能严缉罪犯。陈毅告诉他，他与唐文治为江亢虎请求出狱就医一事，因为同案人多，有牵涉，很为难，所以没有回复，很抱歉。他表示这本是为私交所请托，非分要求，不必介意。）＇44＇10月13日，张元济又写信给陈毅，详述了傅增湘的近况。＇45＇10月15日，张元济即将南下，临别之际，他与周恩来、朱德都是写信告辞，但他还是抽时间专门去看望了傅增湘，病榻上的老友只问及上海一些友人的近况。“唏嘘作别，恐此为最后一面矣。”
　　当天，他与儿子一起寻访岳丈许庚身的故居，半个世纪前他曾在那里住过三年，故宅依然，只是已分给多户人家，而且“门墙多有移动，非复旧时景象矣”，他恋恋不舍地离开，“不胜感慨”。又路过老友许寿裳的故居，“不及其门，怅然而过”。＇46＇此前，他曾托一位北大学生陪儿子一起去看了当年恩人、海盐同乡徐用仪的故宅。戊戌变法之后，他被清廷革职，时在朝廷任职的徐用仪悄悄赠他白银200两，他终生不能忘怀。　
　
　
向毛泽东当面进言
　
　　在所有出席新政协的四代人当中，张元济恐怕是唯一一个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的人。毛泽东对他可谓极尽礼遇，不仅两次召见，而且10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会开会结束时，还亲自“送于门内”。
　　9月19日，毛泽东约他同游天坛，毛在祈年殿外等候他，相与握手寒暄，毛对他说，这次革命实际上是人民革命，“非共产所＇　＇＇　＇私。即如重庆舰来归，舰上凡七百余人，并无一共产党人，此可为证”。毛对他说商务出书有益于民众，毛曾读过商务出的《科学大全》，“得新知识不少”。＇47＇
　　10月1日，张元济写信给毛泽东，并送了一套林则徐的《林文忠政书》。
　　昨日会推元首，我公荣膺之选，为吾人得人庆也。英伦三岛昔以雅＇鸦＇片强迫售我，林文忠焚毁，乃愿辄于半途，酿成辛丑条约之惨。桎梏百年，贫弱日甚，后虽设禁，终多粉饰。我公发愤为雄，力图自强，必能继＇　＇前贤，铲此＇　＇毒，一雪此奇耻。＇48＇
　　作为一位经历了近代以来风风雨雨的知识分子，张元济心中永难忘记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之耻，民族独立与尊严始终是他解不开的一个情结。
　　10月5日，毛泽东回信，感谢送书。
　　10月6日，吴贻芳来看张元济，说起“共产党上级多能虚心采纳众论，唯下级未能配合。觉上级与初政有异，颇有异词”，希望他“与当局见面时相机进言”。＇49＇
　　尽管对于自己的一言一行，张元济似乎都极为谨慎。9月13日，《大公报》记者高汾对他作了两小时的访谈，高汾临行前他“谆嘱所谈勿发表”，高答应稿子写成后一定请他本人过目。17日，高汾将问答稿送给他，他略作修订后送还。24日，《光明日报》记者谢公望来访，问及张元济的身世及对新政府的感想，张元济赠给他《刍荛之言》、《新治家格言》、《奇女吟》各一册，并郑重嘱咐谢如要将他的访谈登报，“请先以稿本见示”。
　　但对民生疾苦的关注，对国富民强的渴望，无时不萦绕着张元济这位正直、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对此他常常放言无忌。1949年6月的一次上海耆老座谈会上，张元济对生产、开荒、水利、教育等事关民生的方面提出建议。他在政协会议讨论《共同纲领》时所提的“发展海运”一条，也与此相关。10月11日，毛泽东邀请张元济与周培善到中南海吃晚餐，使张元济有了一次向最高领袖当面进言的机会，他说：“一为应令下情可以上达，当局措施容有未当，报纸不敢倡言，宜酌登来稿。报馆应负职，必须有确实地址、姓名，方予录登，以广言路。……二为建设必须进行，最要为交通，其次农业，其次为工业。工业先轻工业，次重工业。国抗战八年，内战三年，民穷财尽，若百端并举，民力实有不逮，不能不权衡缓急。……三为缴粮之事，民间苦于负担甚重。此由有田者有匿报之户，于是实报者意有不平。同匿报者反而减轻，此必须由地方公正绅士出面相助。”对第一条，毛泽东的回答是：“可专辟一栏，可先做一样子。”第二条，毛泽东说“现在铁路需要铁轨，鞍山矿产不能停顿，纺织亦有数十万亦亟于进行”。张的看法是“现有者无中辍之理，需新创中宜斟酌”。第三条，先是陈毅解释：“河北、山东负担较江浙为重。江浙并未微失。又无锡有某姓有田七万亩，缴数甚微，且不肯缴，不能不予以惩儆。”毛补充：“现有大军数十万移向江西、福建，分别南下。以下可以减少若干。”＇50＇　
　
　
我国幸有统一之文字万万不宜自毁
　
　　1949年随着时代的转变，与土地改革有关的矛盾、冲突开始浮出水面。9月16日，他在日记中详细记下了河南第一师范学校副校长高镇武的遭遇与处境，虽然他说高的“乡音甚难懂”——“自言年七十矣。教书数十年，略有储蓄，置有房宅两所。日本军至，为被侵略者；入八路军，国民党来，又为反动派；解放后又目为剥削者。房屋先后均为他人所有，仅留七八间房，供＇　＇栖止。全家九口，原有田四十亩，今分回十亩，子媳女均在学校教课。有妻在室，不能力作。以前在供给制时，甚艰苦。近改薪给，较宽裕，生计各无忧，但必须力作耳。”＇51＇当天他与陈毅转说了傅增湘房产为他人所占一事。10月初，他接到远在浙江湖州南浔的藏书家刘承幹9月27日来信，告诉他粮赋很重，嘉业堂藏书楼为解放军占用，请他代向政府转述，恳请撤出部队。张在10月30日的回信中说：“承示南中粮赋重重，民力困竭，属向当道进言。某日与孝怀兄同诣毛氏，慨切陈词，毛谓亦知民困甚深，只以大军麇集江浙两省，粮需孔亟，扰及闾阎。今军队陆续南下，可以减少数十万人，以后当可逐渐宽缓云云。至于南浔尊府藏书楼被军队占用，当与韦悫副市长言之。据称此属浙省范围，非上海军管区力所能及，应向浙省政府陈请。鄙见事关文化，尽可据实陈明，请其发还，当不至于被拒。”＇52＇10月15日河北沧州籍的学者孙楷弟来访，向张元济谈及他“故乡土地改革事多有未当，言下慨然”。＇53＇当时不仅“牢骚太盛”的柳亚子常常被来自故乡的有关土地、房产被占的求援声困扰。6月19日的宋云彬日记说，有人告诉叶圣陶，“谓苏州解放后征粮甚急，其夫人曾被押追”。叶圣陶致函周恩来，请加调查。信稿交宋云彬斟酌，宋说“措辞须极谨慎，不可使对方误会为地主说话也”。＇54＇就在10月11日这次会面时，毛泽东还谈到章士钊想经营商业，将来北京，并为杜月笙说情，想叫他回上海。周善培马上起来反对，张元济也说杜月笙的名声不佳，而且门徒众多，“有所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