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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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煨涞目砦浚抟上饬怂牟糠植宦Ｄ压�6月14日，柳亚子给儿子的信里说：“中共对我极客气，对文化人亦极好。”＇38＇6月17日，毛泽东还派田家英及警卫员郭安奇接他上香山。
但柳亚子的牢骚一直没有停止，心情时好时坏，5月11日，有人从城里来，“言种种腐败情形，殊为不耐”。＇39＇5月17日傍晚有客人来，他“留之同饭，不肯，送出门外，佩妹邀登景福阁，为哨兵所阻，余大骂拂衣而归，不复管客人的事了”。＇40＇６月５日，柳亚子夫妇到华北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所在地（东四附近的一个院落）拜访宋云彬，叶圣陶、傅彬然等也在这里，叶是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宋、傅是成员，但是门房拦住他，要他登记之后才能进去，他大怒，认为这是官僚作风，不顾阻拦径自往里走，警卫员跟着进来，他到了办公室，看见桌上的墨水瓶，随手拿起掷了过去，却溅在柳夫人的身上。傅彬然和金灿然闻声而出，向柳亚子道歉，并将警卫员申斥一番。当时宋云彬正在午睡，忽然被叫醒，说柳亚子夫妇来访，为门房所阻，柳老大怒，正在办公室等候，等宋披衣而出，“则柳老余怒未息，柳太太满身蓝墨水，金灿然正向柳老道歉。柳老立片刻即辞去，余送之登车”。当晚，宋云彬又前去向柳亚子道歉，柳夫人说：“今日警卫员确有不是，因彼曾持所佩木壳枪作恐吓状也。”宋回来后与叶圣陶、金灿然说这个事，叶以为“我们不需要武装警卫，今后须将警卫员之武装解除，灿然同意”。＇41＇
是诗人，不是政治家
柳亚子的发牢骚、发脾气，其实一点也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他对一个新的政治环境感到陌生和不适应，另一方面是对政治上的安排不满，他总是将自己与李济深等国民党阵营中过来的头面人物攀比。但从性格上说，他本身就富有文人气质，不是老谋深算之辈。早在1946年写的那篇《柳亚子》文中，宋云彬就说过，在桂林时期，“他喝了酒，有时也会骂，我曾亲见过几次，因此我想当年复社诸君子痛骂那《燕子笺》作者阮大铖的情景，大概也是这样。有人以为柳先生脾气坏，我却觉得这正是柳先生的天真可爱处。”＇42＇正因为如此，其性情、自信及自负才不会随着政权的更迭而改变，到了北平之后，他还在4月16日日记中写道，在北京饭店，“听恩来报告，极滑稽突梯之致，可儿也”。＇43＇5月21日，“毛主席来信，颇有啼笑皆非之慨”。＇44＇6月19日、20日的日记中都称毛泽东为“老毛”，称毛为“润之”、“润”更是寻常，因为他自认为和毛是“挚友”，对他而言这不是什么对领袖的不敬。在其身后遗留下的两抽屉印石图章中，还有“兄事斯大林……”、“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这样的狂放不羁的印章。
柳亚子在本质上是个诗人，是个具有浓郁救世情怀的革命诗人，从来都不是政治家。1949年5月19日，和他同船北大、74岁高龄的陈叔通为他的《光明集》写的序言中说：“亚子柳君，当清之季，慨然以革命自任。时有南社，革命诗人所荟萃，君独出冠时。四十年来，奔走革命，一以主义为归，不折不挠，与恶魔搏斗。所遭至困，顾未尝废诗。”＇45＇作为南社盟主，他一贯以“诗坛领袖”自居，以“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自期。1945年毛泽东写给他的信中曾说：“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奋起。”他也写下了“除却毛公即柳公，纷纭余子虎龙从”、“一代文豪应属我”等诗句，还说过这样一番话：“辛亥革命总算是成功了，但诗界革命是失败的。……国民党的诗人，于右任最高明，但篇章太少，是名家而不是大家；中共方面，毛润之一枝笔确是开天辟地的神手，可惜他劬劳国事，早把这牢什子置诸脑后了。这样，收束旧时代，清算旧体诗，也许我是当仁不让呢！”＇46＇1949年4月到6月，他在北平组织南社和新南社雅集、筹办文研会大概就是他作为“诗坛领袖”的最后活动。
4月2日，他与马叙伦谈论“南社临时雅集事”，4月15日，他到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看场地。“估计明日将举行南社暨新南社联合临时雅集也。”4月16日下午，南社、新南社联合临时雅集在来今雨轩如期举行，他任主席，从两点半开始，到六点才散，到会的宾主共有80多人，周恩来、叶剑英、李立三等许多中共领导人都以来宾资格讲话，欧阳予倩、邵力子等社友也纷纷发言，最后由柳致谢辞。＇47＇叶圣陶伉俪和宋云彬等也应邀而往，风云际会，“可谓极一时之盛矣”，柳内心的兴奋可想而知，宋日记中说“今日亚老乐矣”。＇48＇接着，柳亚子又始热衷于筹组成立文研会，他甚至想请毛泽东担任名誉主席。6月19日，在颐和园听鹂馆召开文研会筹备会议时，他被推为主席。“俨然黄袍加身，拟推老毛为名誉主席，未知其肯入我彀中否也。”＇49＇6月21日，他忙于“赶弄文研会聘书及开会通告”，到晚上十一时才休息。22日，他“忙于发通告”，自嘲“春蚕自缚，殊自笑也”。＇50＇6月26日下午，文研会成立会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到会的有一百多人，到五点钟散会，他又是兴奋，又是“倦极不堪”。＇51＇
宋云彬好言相劝
第二天上午，好友宋云彬给他写了一封长信。
（上略）我有许多话很想跟您说。但自从搬出六国饭店以来，我们隔得太远了，见面时又常有许多客人在一起，无法畅谈，现在只好写信了。第一桩事情，我觉得您的那篇《文研会缘起》写得不大实际，而且容易引起误会，容易被人当作把柄来攻击您。例如您说“残劫之余，艰于匡复，司农仰屋，干部乏材，国脉所关，敝屣视之”。如果有人把它演绎一番，那么，“司农仰屋”不就是说人民政府的经济没有办法吗？“干部乏材”不就是说干部都是无能的，都是要不得的吗？最后两句，不是说人民政府轻视文化吗？幸而您写的是文言，又用了典故。否则流传出去，被帝国主义者的新闻记者得到了，他们会立刻翻译出来，向全世界宣传说：“你们瞧，连一向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元老柳亚子先生都这样说了，难道还是我们造谣言吗？”亚老请您想想，万一真的被反动派当作把柄来作反宣传，您不是要懊悔吗？而说事实绝非如是。即“国脉所关，敝屣视之”来说，可以说决无其事。中共确是重视文化的，赵城藏经之抢救，不是最现实的例子吗？……
根据上面所说的理由，我觉得亚老这次发起“文研会”是一桩不必要的事情，同时觉得做的有点儿过火了。亚老有四十年革命历史，没有人不景仰。到过延安的几位朋友曾经对我说，他们在延安的时候，一谈到国民党的老前辈像亚老、廖夫人、孙夫人，没有不表示敬意的。这是事实，决非我说的阿谀的话。亚老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人，常常感情盖过了理智，尤其在神经兴奋的时候。现在颇有人利用亚老这一个弱点（热情横溢原不能说是弱点，可是过分兴奋，任凭感情做事，就成为弱点了），怂恿亚老，戟刺亚老，说得不客气一点，利用亚老来抬高自己身份，或作进身的阶梯。而亚老又往往遇事不多加考虑，对人不多加分析，纯凭一腔热情，或挺身替人家打不平（其实有些并不是不平的事情），或具名替人家作保荐，于是抗议之书、绍介之函，日必数通，何亚老不惮烦也？
这样发展下去，有几种不好的结果是可以预料得到的。一、一些怕受批评，怕招是非的朋友，不敢多跟亚老接近了（我得声明，我还不至于这样），而一些来历不够明白，心里怀着鬼胎的人，倒多围集到亚老的周围来了。他们不会对亚老有所规箴，只是阿谀顺旨，起哄头，掉花枪，非把亚老置之火炉之上不可。二、常常接到亚老的抗议书或绍介信的领袖们，觉得亚老实在太难服侍了，或者竟觉得柳老先生太多事了，于是最初每函必复，后来渐渐懒于作复了。这样，自然会引起亚老的不快，增多亚老的牢骚。三、一些素来对亚老感情不很融洽的人，更加会拿“亚老神经有毛病”或“亚老又在发神经了”等等恶意中伤的话来作宣传。我的愚见，以为像亚老那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的人，有崇高的地位的人，在今天最好不多讲话，不多做不必要的事情，逢到有应该由亚老站出来讲话的时候才来讲话，“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这样，亚老的德望和地位必然会一天天增高。否则“杀君马者路旁儿”，我虑亚老之马力将竭矣。率直陈词，不避冒渎，死罪死罪。＇52＇
信写成后，宋云彬先拿给叶圣陶看。“圣陶连称好极了，即挂号寄出。”宋在当天的日记中抄录了此信，并在日记中说：“亚老自来北平后，精神亢奋，言动屡越常轨，而二三无聊之徒复围集其周遭，图有所凭借，余故致书恳切规劝之。”＇53＇
“无事忙”贾宝玉
这封信无疑也为揭开柳亚子“牢骚”之谜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线索。在革命大功告成、山河重新一统之际，他的举动就有点显得不合时宜了。1946年8月，宋云彬在为《人物》杂志写的《柳亚子》一文中说：“到了清朝末年，又是豺狼当道，奸佞满朝，政治败坏，民生憔悴，于是一部分士大夫，又起来组织‘南社’，和恶势力斗争了。”“南社在表面上是文人的集会，无非诗酒唱和，而事实上却是文化界的革命集团。”“加入南社的人，都是能做诗写文章的，他们借诗文来发挥民族思想，发挥自由平等主义。”＇54＇这也是中国士大夫的一种传统，从东汉末年的士大夫到明末复社，史不绝书。然而，革命成功了，时代巨变了，还需要不是党安排的“南社雅集”和“文研会”吗？中山公园的雅集注定要成为绝唱，文研会也必然是无疾而终，因为“文代会”马上要开了。7月2日，徐冰以汽车接柳亚子去参加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最后“周扬以车送归”。“文代会”之后当然不再需要什么文研会了。
至于柳亚子喜打抱不平、到处写信从以下二事可证，1949年初黄绍竑的侄女黄波拉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仓促来到北平，食宿都发生困难。柳亚子为此写信给毛泽东，请求帮助。毛派秘书对黄一家作了安排。此外，如他为了画家尹瘦石成为文代会筹备委员的事，到处给茅盾、周扬等写信。此类的事他都热心得很，所以他自称是个“无事忙”的贾宝玉。
７月１日，宋云彬收到了柳亚子回信，他在日记中说：“接柳亚老复函，谓：‘荷惠笺，深感厚爱，昔称诤友，于兄见之矣。’然又谓‘事之委曲不尽然者’，则亚老仍未能了解余之真意也。”＇55＇
７月４日，宋云彬又收到柳亚子的来信，“谓前函尚多意气之辞”，自从在听鹂馆与周恩来等一夕谈后，已经“心平气静”＇56＇大概就是这次，他在周恩来的谈话中得知自己在即将成立的新政府中“还是有一定职位的”。7月8日，宋给柳亚子写了一封回信，并附诗一首。
屈子感情原激越，贾生才调亦纵横。
倘逢盛世如今日，未必牢骚诉不平。＇57＇
7月21日，他收到柳亚子的来信与附和诗，即《口号答云彬》。
屈子怀沙逢乱国，贾生赋鵩值休明。
忏除结习我知勉，不作苏俄叶赛宁。＇58＇
三天后（7月24日），宋云彬到颐和园看望柳亚子，在那里吃午饭，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亚老精神又由亢奋而转入消沉，宛如去年在香港时候矣。柳太太谓余言，亚老在故乡有稻田千亩，解放后人民政府征粮甚亟，每亩□斗□升，折缴人民币，无垢因此售去美钞六百元。又云，乡间戚友为无法缴纳征粮款，纷纷来函请亚老向政府说情者，亚老皆置之不理。此亚老识大处也，谁谓亚老有神经病哉。”＇59＇然而对于“热情横溢”的柳亚子来说，他内心的不平静是可想而知的。此后，自北行以来写诗不断、到处赠诗的他很长时间几乎都不写诗了，1949年下半年没什么诗，连开国大典都没有诗，尽管他被安排为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政协会议期间还向夏衍抱怨
当然，柳亚子的牢骚仍没有告终，直到9月政协会议期间，柳亚子还对夏衍抱怨。当时，夏衍作为华东的代表参加政协会议，兴奋地呆了10天，有一天晚上，“我正要上床，柳亚子敲门进来了，我和这位爱国忧民的南社诗人也算是老朋友了，过去，不论在香港，在重庆，即使在时局十分艰险的时候，他一直是爽朗、乐观的，可是在这举国欢腾的日子，他却显得有点心情抑郁。寒暄了几句之后，他就问我上海解放后有没有去过苏州，他说，假如那一带局面安定，他打算回吴江去当隐士了。这句话使我大吃一惊，‘一唱雄鸡天下白’，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他就坦率地说出了他对某些人事安排的不满，他用责问的口吻说，李任潮怎么能当副主席，难道你们忘记了他20年代的历史？对这样的事我当然不好插嘴，我想把话岔开，问他最近有什么新作？柳无忌是不是也在北京？可他还是滔滔不绝地讲了他对某人某事的不满。后来读了他和毛主席的唱和诗，才懂得他‘牢骚太甚’的原因，并不在于‘出无车’和‘食无鱼’，至于‘莫道昆明池水浅’这句诗的谜底，则直到恩来同志和我讲了当时的情况之后，才弄清楚。浪漫主义诗人和现实主义政治家之间，还是有一道鸿沟的，亚子先生实在也太天真了。”＇60＇
对李济深，他心中不服，他永远忘不了1927年“四一二”之后李济深在广州屠杀共产党人这一幕。他在1949年的日记中有两处提及李时都不怎么友好。一是4月24日，一次聚餐，客人有他、李、俞平伯等三十多人。“食菜用鸡尾酒形式，彼辈为任潮进一特别面，任言太多，谁要谁分取，余言分我一杯羹可耳！后来纪事诗中，有‘分我杯羹惭李密’句，正此意也。”＇61＇他关于这一天的纪事诗有“分我杯羹容李广”之句，与日记有所出入，“分我杯羹”的意思却是相同的，其中充满抑制不住的牢骚和酸葡萄之意。二是4月28日早上接到电话，李济深将于下午二时到颐和园做客。“心清与佩妹准备欢迎，均甚忙碌，余则淡然置之，但亦不免布置一番耳！”下午4点，李济深才来到颐和园，5点到柳的住处，他没有去迎接。“晚饭后客始去，余与心、佩同送之，旋绕乐寿堂一周而返，堂前牡丹盛开，色香均绝，可爱也。”＇62＇从这些笔墨看，他似乎心情颇好。
只有5月6日，毛泽东和他相约碧云寺的第二天，李济深等到颐和园看他，他在记事诗中还夸李“将军饶有书生气”，并自注“任潮以武人而娴文翰”。＇63＇让人颇为意外，大概心情大好之故。他之所以对李济深心存不服，除了对夏衍说的这番话，早在他听说4月3日毛泽东在香山接见了李济深等民主人士，此前还接见了傅作义之后，就在私下发牢骚说：
“共产党内有些高级干部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我也有同感。李任潮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是跟着蒋介石屠杀共产党的；傅宜生在1946年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后，执行蒋介石进攻解放区消灭共产党的命令是最积极的。现在他们倒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是被蒋介石通缉的，我一直是反对蒋介石，跟着共产党走的，现在却让我来这里坐冷板凳了。”＇64＇
李济深当时的地位岂是柳亚子可以比肩的，徐铸成的回忆可以作为旁证。3月18日徐进北平，几天后到北京饭店串门，李济深说自己闷在饭店里无聊，请徐带他出去玩玩。第二天，徐即请李等到饭馆吃饭、戏院看戏。结果负责接待的人埋怨说：“徐先生，你给我们开的玩笑太大了。你知道，任公这样一个人物，去馆子和戏院，要布置多少人暗中保护？”＇65＇
夏衍称“亚子先生实在也太天真了”，宋云彬称柳亚子“天真可爱”，都可谓一语中的。“天真”的诗人革命家又哪里懂得那些权谋、权术、策略，纵横捭阖之道，书生之见与“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必然是不一致的，他内心的不平衡，他的“牢骚”满腹也是必然的，他的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爱也好，怨也好，都袒呈在阳光下。
＇1＇此诗原稿上有明显的修改之处，发表时如下：
开天辟地君大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 。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与原稿相比，第二、第三句改动最大，第四、第五句改动了个别词句。不过全诗意思并无什么大的不同，毛泽东看到的是原稿。
＇2＇1912年初，柳亚子担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孙中山的秘书，不满当时与袁世凯议和的气氛，托病辞职前写下了一首《感事》诗，最后两句是：“不如归去分湖好，烟水能容一钓舟。”
＇3＇＇6＇＇64＇《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23、19—24、20页。
＇4＇＇7＇＇8＇＇12＇＇13＇＇14＇＇19＇＇24＇＇31＇＇34＇＇35＇＇39＇＇40＇＇43＇＇44＇＇47＇＇49＇＇50＇＇51＇＇61＇＇62＇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374、341、343、358、358、359、343、343、350、362、363、366、367、355、368、354—356、371、372、373、358—359、360—361页。
＇5＇＇10＇＇20＇＇22＇＇23＇＇27＇＇30＇＇41＇＇48＇＇52＇＇53＇＇55＇＇56＇＇57＇＇58＇＇59＇宋云彬：《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39、115、115、188、115、118、118、131、120、136—137、137、138、139、139—140、143、143页。
＇9＇叶圣陶：《旅途日记五种…北上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172页。
＇11＇＇16＇＇17＇＇18＇＇25＇＇32＇＇38＇柳亚子文集《书信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354、351、354页、363、363、350、355页。
＇15＇＇33＇＇36＇＇45＇＇63＇柳亚子文集《磨剑室诗词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571、1581、1590、1506、1592页。
＇21＇ 于友：《胡愈之传》，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112页。
＇26＇＇42＇＇54＇《宋云彬杂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467、468—469、465—466页。
＇28＇＇29＇＇46＇《柳亚子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584、 591、1084—1085页。
＇37＇《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321页。
＇60＇《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424页。
＇65＇《徐铸成回忆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185页。
品格和学问的伟人：竺可桢
竺可桢（1890—1974），浙江上虞人，20世纪卓有成就的科学家、教育家，被誉为“品格和学问的伟人”。1910年赴美国留学，1918年获哈佛大学地学系博士学位。回国后先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员、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成为我国近代气象学和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1936年起，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在贵州的穷乡僻壤，他将浙大从一所地方性大学办成了全国著名的综合性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耀眼的篇章。1949年10月，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著有《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我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物候学》等。
离开浙大，决不去台湾广州
1949年元旦，竺可桢日记写道：“今日元旦，见报载蒋总统之文告，谓共产党苟有诚意，中央政府愿意和平。渠之个人进退，可以不计云。此与过去之戡乱到底口吻不相同。一般老百姓莫不希望和平，故闻者莫不喜形于色。”＇1＇时局动荡，身为大学校长，竺可桢肩头的压力很重，他的内心一点也不乐观，更不会“喜形于色”。自接任浙江大学校长以来，十三年的光阴已无情地逝去，期间经历了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4次西迁，颠沛流离，在广西宜山日寇飞机的轰炸下，竺可桢将“求是”确立为浙大的校训，他明确解释“求是”就是“冒百死排万难以求真知”，正是凭着这种精神，在遥远的西南边陲，这位成就非凡的科学家愣是把一所小小的地方大学办成了全国瞩目的一流学府，被誉为“东方剑桥”、“民主堡垒”，培养了在各个领域出类拔萃的一代英才，他也因此成为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一位足以与蔡元培相比的“伟大的大学校长”（苏步青语）。从1936年到1949年，他在浙大的十三年确实书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曲动人的乐章。
竺可桢本来打算维持浙大到大变局的最后一小时，但4月29日他就被迫离开浙大到了上海。4月28日，即红旗插上南京城头的第四天，他接到杭州市政府转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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