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第5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就难于支持，抗战的胜利就没有保障”。他号召军民行动起来，把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搞成全国的模范。

　　1941年初，春节刚过，大地还是银装素裹，爷爷就带上秘书、参谋和八路军留守处的几个人，一起到延安东南八九十里的南泥湾去踏勘，那时南泥湾是延安县金盆区的一个乡，方圆数百里渺无人烟，一片荒芜，荆棘遍野，杂草丛生。

　　爷爷拨开荒草，一锹挖下去，发现下面是黑油油的土地。这一发现使爷爷兴奋异常，他大叫：“南泥湾是个好地方！”

　　回到延安城，爷爷找来三五九旅旅长王震，提出军垦屯田的想法。王震很赞同，但说：“这么多部队到哪找开垦的土地呢？”

　　爷爷说：“土地倒是有，而且是块大肥肉，你王胡子敢不敢去啃？”

　　王震长着一副连腮胡子，大家都叫他王胡子，爷爷也这么叫他。他一听把大腿一拍，说：

　　“有什么不敢的？只要是你老总说的地方，再硬的骨头我也把他啃下来！”

　　不久，三五九旅三个团先后开进了南泥湾。随后中央军委各直属单位和军委炮兵团也相继开到南泥湾或附近地区，掀起了开荒生产的热潮。

　　在大生产运动中，爷爷还带头参加开荒劳动，光着膀子和大家一起干。

　　大家怕他过度疲劳，关心地说：“我们每人多抡一镐，就把您的活带出来了。”

　　他笑着对大家说：“大生产是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我们多开一分地，战胜敌人就多一份力量。你们替不得，替不得！”

　　尽管他日理万机，还是与其他同志一样完成了中央机关每人开三亩地的任务，为边区的军民树立了榜样。

　　1942年，爷爷邀请徐特立、谢觉哉、吴心章、续范亭同游南泥湾，当他看到那片片稻田在阳光下熠熠闪光，田野泛起层层麦浪，山上散布着肥壮的牛羊，以及那些纺织厂、鞋厂、造纸厂时，即兴写下了一首诗，《游南泥湾》，诗中写道：

　　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

　　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

　　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

　　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

　　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

　　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小憩陶宝峪，青流在怀抱。

　　诸老各尽欢，养生亦养脑。

　　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

　　爷爷提出的“南泥湾政策”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它不但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经济的发展，而且极大地改善了部队和边区人民的生活。

　　1942年12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朱总司令从前方回延后，竭力提倡边区军队进行工业、农业、运输各方面的生产工作，以丰富的劳动，投入有用的活动，以减轻人民的负担，改善部队生活，密切军民关系，帮助边区建设。朱总司令这种克服物质困难、支持长期抗战的远大打算，在三年以前，有些人曾是不了解的。为了实行这一正确主张，朱总司令不但苦口婆心，作了许多解释，并且亲自踏勘南泥湾，亲自组织南泥湾的开辟工作。当时，南泥湾是空无人烟的地方，那里鸟兽纵横，蒿蓬塞路。当朱总司令踏勘的时候，晚上只能找到一个茅棚住宿。但是经过披荆斩棘，耕耘种植，今天的南泥湾，已成了‘陕北江南’。于是，‘南泥湾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而这个嘉名永远与朱总司令的名字联在一起。”

　　李维汉后来回忆说：“军队实行屯田是朱德倡导的。他从前线回延安后，非常关心部队的生产，主张以强壮众多的劳动力，投入到生产中去，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密切军民关系，同时帮助边区的建设，也改善部队本身的生活。”

　　胡乔木也在他的回忆文章里说：“朱总司令提出部队屯田的主张，并亲自到南泥湾踏勘，把它确定为部队的屯垦之地。”

　　以开发南泥湾为代表的大生产运动，落实了毛泽东关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迅速改变了抗日根据地的困难局面，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培养出光耀后世的延安精神。

　　陕甘宁边区在1942年渡过了难关，到1943年情况就更好了。是年11月26日，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爷爷在大会的开幕式上，号召大家努力生产，厉行节约，把发展生产和保卫边区结合起来。他把自己种的一个大冬瓜送到边区生产展览会上，受到了人们的交口称赞。有人为此还写了一首诗：

　　工余种菜又种花，

　　统帅勤劳天下夸。

　　愿把此风扬四海，

　　逢人先说大冬瓜。

　　当时，参加英雄大会的延安县劳动模范杨步浩听说爷爷工作那么繁忙，每年还要生产三石粮食上交，就主动提出要替代耕一石。等到收获的时候，杨步浩果然送来了一石新麦，爷爷热情地留他吃饭，带他去参观自己经营的菜园，临走时，又送给他一袋自己种的西红柿。

　　二十多年后的1971年年底，杨步浩风尘仆仆地来到北京，在中直招待所住下后，便提出要求，想见见爷爷。当陈水泉秘书将这件事告诉了爷爷后，爷爷说：“杨步浩来了？陕北的杨步浩！”

　　爷爷已是多年没有这样激动过了，他告诉陈水泉说：

　　“见！一定要见！他现在在哪？我去看看！”

　　陈水泉说：“首长，你就在家等着吧，我这就去请他来！”

　　爷爷说：“好，好！马上请他来！老朋友了。”

　　当杨步浩来到我家时，爷爷已经候在了门口。

　　两人一见面，两双大手便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爷爷把杨步浩迎进我们家的客厅，招呼他在自己身旁坐下，亲切交谈。

　　交谈中，杨步浩从提包里取出一袋黄澄澄的小米递到爷爷面前，说：“朱老总，这是乡亲们托我带给你的。自打你们离开延安以后，大伙儿很多年都没有见到你了，都很挂念你，要我代他们向你问好！”

　　爷爷手捧着小米，深深地感受到了老区人民的深情厚谊。他问杨步浩：“今年的收成怎么样？老乡们的生活有没有改善？”

　　“我跟老总得说实话，延安这几年的工作没搞好啊……”杨步浩叹了一口气，说到。

　　爷爷语气沉重地说：“延安人民过去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没有延安人民的小米，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也就没有今天的好日子。可是，如今延安解放已经二十多年了，乡亲们的生活还是很苦，我心里很难过，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啊！”

　　片刻，爷爷又深情地说：“我很想念延安的父老乡亲们，明年你再来，来看看我。”

　　杨步浩说：“等冬天没活儿了，我一定再来看老总。”

　　临别时，爷爷紧握着杨步浩的手，叮嘱他回去一定代向延安的父老乡亲们问好。　


第三篇和爷爷奶奶同历劫难　
　
　
　“文革”乍起，爷爷挨批

　　

　　

　


“文革”期间的游行队伍

　　1966年5月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

　　此时，毛泽东还在南方，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的内容是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进行批判。会议还通过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通知宣称：“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

　　既然作出这样判断，人们就要思考，谁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呢？这时彭、罗、陆、杨已经揪出来了，“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显然不是指他们，那是指谁呢？当时，林彪还不敢把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而1959年9月，军委扩大会议的经验告诉他，可以先拿爷爷开刀说事。于是，爷爷在会上便成了彭、罗、陆、杨之外重点批判斗争的对象。

　　5月12日，爷爷在第一小组会上发言，讲自己要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认真学习马列著作时，他说：

　　“孔夫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定的三十二本马列的书，非读不可，准备花一两年的时间读完。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理论……”

　　爷爷的话还没有讲完，就被林彪粗暴地打断了：“毛主席岂止是接受？！是发展到了最高顶峰！你不要拿外国的东西吓唬（我们）！”

　　林彪借机提出爷爷1965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讲过“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这段话，继续煽动说：“你们看他对毛泽东思想是怎么评价的？！”他攻击爷爷是野心家，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泽东。

　　康生也攻击爷爷：“反对林总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就是反对毛主席思想的，在这方面和彭真等人是一样的。”

　　爷爷辩解：“我不会反对毛主席的，毛主席的书要读，马列的书也要读……”

　　康生不容爷爷讲话，蛮横地说：“我希望你学学林总的这些讲话，比你学三十二本书要好得多。我看你虽然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他还诬蔑爷爷“想超过毛主席”。

　　在他们的鼓动下，一些人开始对爷爷大加笞伐。有人说爷爷“是党内最危险的人物”，有人说爷爷是“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

　　5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进行，林彪等人又在会上对爷爷的所谓“错误”展开批判。

　　爷爷从大局出发，坦然面对。他说：“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也作了检讨……”

　　还没等爷爷把话讲完，林彪就开始了他的长篇攻击。他说：

　　“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和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林彪还说：“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

　　于是，有人随声附和，说爷爷“有野心，想黄袍加身。”

　　对于这些捕风捉影的诬蔑，爷爷感到很无奈：“说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他又郑重地说：“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这次会后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28日，中共中央宣布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由陈伯达担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

　　这个中央“文革”，虽然号称“小组”，权力却很大，后来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

　　这年8月初，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前，毛泽东于7月18日回到北京，听了康生、陈伯达等人关于北京高校“文革”运动情况的汇报后，对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向学校派工作组的做法大为不满，并对他们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在这次全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先后做了检讨，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慌，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全会进行了中央领导机构的补选和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七人增加到十一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爷爷、李富春、陈云。林彪从原来位列第六升至第二位，被称为“林副主席”、“林副统帅”。刘少奇、周恩来、爷爷、陈　
云的党中央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爷爷从原来的第四位降至第九位。

　　就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长达十年之久的全国大动乱开始了。从此，爷爷的处境也随着时局的发展愈发艰难了起来。

　　1966年国庆节，“文革”刚刚发动，还保持着建国后年年国庆节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庆祝活动的做法。爷爷当时的心情虽然很抑郁，但他在参加天安门观礼时，得知张思德的妈妈从四川仪陇来京参加国庆观礼，还是把张妈妈接到了家里，还吩咐要做几个四川菜来招待张妈妈。

　　张思德是四川仪陇县人，和爷爷同一个家乡。

　　爷爷奶奶和我一起陪着张妈妈吃饭时，爷爷不断地给张妈妈夹菜，并问张妈妈：“家乡的人民还好吗？农民生活怎么样？”

　　张妈妈说：“还行，还比较安定。”

　　爷爷听了，说：“农民日子过好了，我也就放心了。”　


　　
　
“凄风苦雨，众叛亲离”

　　

　　

　
　　中南海造反派冲击我家，贴大字报攻击爷爷的情况很快就报告到毛泽东那里。１月18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碰头会上讲到爷爷时，说：“朱德在国际国内是有威望的，朱德还是要保的。”

　　但是，毛泽东的态度并没有制止住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活动。他们继续鼓动“打倒朱德”，并把这股恶风从中南海吹向了社会。

　　1月21日晚，戚本禹在全国政协小礼堂对中国人民大学的红卫兵头头说：“你们要把矛头对准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要以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就完了，还有呢！”

　　看到红卫兵有些不解，马上补了一句：“还有朱德！他是大野心家，是一个大军阀。他一贯反对毛主席，你们要把他揪出来，批倒批臭！”

　　“怎么个批法？”有人发问。

　　“这还用我说吗？你们人大不是有个走资派叫孙泱吗？他给朱德当过秘书，你们可以通过搞孙泱的问题，把朱德的问题搞清楚嘛！”

　　孙泱是孙炳文烈士的儿子。从抗日战争开始，他就在爷爷身边当秘书，建国后曾任西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后来调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校党委副书记。

　　正是因为爷爷，这场邪火也烧到了他的身上。

　　人大红卫兵听了戚本禹这些话，如获至宝。返回学校，立即组织人马写大字报、贴大字块。一夜之间，从城里到城外，到处张贴了“打倒朱德”、“炮轰朱德”、“朱德是黑司令”的大字块。

　　以“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而名噪全国的“新北大公社”头头聂元梓听说人民大学“批朱”的消息后，唯恐落在后面，但她还不清楚这是不是上面的意思，于是打电话向她的后台康生询问：“人大红卫兵批判朱老总，是不是中央和中央文革的精神？”

　　老奸巨猾的康生不肯直接回答，拐弯抹角地说：“怎么说呢？形势在发展嘛！问题也越来越清楚了。你们自己搞就搞成了，要说是我让你们搞的，就搞不成了，你们自己决定嘛，我给你们说多了不好。”

　　对于康生的暗示，聂元梓当然心领神会。放下电话，她便急不可待地召集手下人开会，并煽动说：“目前，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尖锐，清华大学揪出了刘少奇，在社会上打响了，我们‘新北大公社’也要搞一个大的！”

　　“我们搞谁呢？”有人问。

　　“朱德！他是混进党内的大野心家、大军阀……”

　　聂元梓正愁找不到“批朱”的“炮弹”，正好中国作家协会造反团来人找到　“新北大公社”，说他们搜出了刘白羽解放前写的《朱德将军传》复写稿，是一株大毒草。于是他们合伙炮制了《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揭穿〈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历史的伪造者反党的野心家——再揭〈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两篇文章相继刊登在《新北大报》上。随后，他们又将该报加印了五十万份，散发到全国各地。

　　作家刘白羽写的《朱德将军传》并没有出版。那是抗日战争时期，刘白羽到华北前线，当时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委托他搜集爷爷的资料。通过采访爷爷本人，他写成了一个传记的初稿。后因爷爷1940年5月离开太行前线回到延安，刘白羽的写作也就没进行下去，便把已写好的初稿复写了两份交给了组织。其中的一份复写件曾送到美国，给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写《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作参考，史沫特莱在病逝前又托人把它捎回还给了刘白羽。就是这份复写的初稿，被造反派用来大做文章。他们将书稿印刷成书，组织人员撰写批判文章，而承担此任的人怎么也找不出书中有什么政治问题，反而从中了解了爷爷的革命经历，并对爷爷的遭遇暗自同情。

　　中国人民大学的造反派组织“人大三红”在校内揪斗了学校党委副书记孙泱，企图从他那里打开“倒朱”的缺口，但他们却终无所获。

　　这个跟随爷爷多年、忠实于革命的烈士后代，最终还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他的妹妹、著名表演艺术家孙维世也由于江青的迫害而含恨九泉……

　　“人大三红”还串联北京一些单位的造反派共同成立了“首都揪朱联络站”，筹划召开万人大会，在社会上公开批判爷爷，并且还要拉上我父亲陪斗。同时，又分几路人马杀向各地搜集爷爷的“罪行”。

　　在爷爷的家乡——四川省仪陇县，北京跑去的造反派们到处煽风点火，召开“声讨”大会，砸烂了爷爷旧居的牌子……

　　打击不仅来自外面，还来自家里。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爷爷身边有五位秘书，六名警卫，还有医生、护士、阿姨、厨师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文革”和中南海造反派首先从这些工作人员下手，给他们开会，给他们施压：要他们贴爷爷的大字报，公开表态和爷爷划清界限……如果有人态度不好，就进行组织处理。

　　这伙人说到做到。1967年，他们首先把沈毓珂、曹全夫两位秘书和卫士长郭仁等送进了“学习班”，后来又转入江西晋先“五七干校”。不久，阎志远秘书被下放到了天津，警卫员邹德亭、护士郭勤英等先后被调走……

　　后来，爷爷的身边就只剩下了三个警卫员和一位厨师了。

　　此时，家里的有些亲人也提出要和爷爷奶奶划清界限，有的把爷爷给他们的书信和题词都烧了，有的还写信要跟爷爷奶奶断绝关系……就是留下的一些工作人员，在“文革”的大气候下，对爷爷奶奶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那些日子，我可体会到“凄风苦雨，众叛亲离”是什么情景、什么滋味了……


　　可是，我看见八十岁的爷爷仍然像往常一样镇定自若，毕竟一辈子经历过太多的危难，他似乎不把不断袭来的恶浪当回事。他安慰奶奶和我说：“历史是公正的，主席和恩来是了解我的。”

　　当造反派策划揪斗爷爷的消息传到了周恩来那里时，周恩来马上就将此事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在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后，立即打了电话给戚本禹，勒令他立即取消　“批斗朱德大会”。

　　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干预，批斗爷爷和我父亲的大会才没有开成。

　　那些日子，不谙世事的我一直很恐慌。也许是爷爷看出了我的担心，他像安慰又像叮咛地对我说：

　　“孩子，你记住：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任何人都篡改不了的……”

　　可是在那个动乱年代，养花被当作资产阶级情调，爷爷养的兰花也同样遭到厄运。当时，中南海有人拿着“令箭”，不准爷爷养花，说养花是革命意志消沉的表现，“必出修正主义”，硬要爷爷交出所有的兰花。爷爷无可奈何，眼巴巴地看着自己苦心经营了十多年的兰花全部都被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