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母:十万火急！-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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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母：十万火急！》
作者：张宝瑞【完结】　



1966年春天，苏联著名航母专家瓦西里在北京东单土地庙下坡家里离奇死亡，中共第一神探龙飞判断为他杀，由此展开跌宕起伏险象环生的谍战故事。瓦西里上世纪五十年代来中国，和年轻漂亮的中国女医生夏一琼相恋，当六十年代初期大批苏联专家撤走时，他为了爱情毅然选择留在中国。他当时正在秘密研制一种新型航母，研究成果也没有交给中国。瓦西里死后，他的航母研究成果成为台湾梅花党、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日本情报机构等情报机构追逐的目标。夏一琼通过阅读大量瓦西里留下的俄文文稿，终于帮助龙飞悟出瓦西里写的日记标题“抬头见喜”的重要启示，在四合院老槐树的喜鹊窝里，找到瓦西里埋藏的一个小木盒，盒内藏有他的航母研究成果。谜底揭开，悬念又起。



第1章　序一　茫茫文坛夜，敢为天下先（1）


　　汪国真
　　著名作家张宝瑞的“文革”手抄本小说《一只绣花鞋》在2000年10月问世后，一石激起千层浪，震撼了文坛和民间，从而掀起了一系列文革手抄本的出版热和影视改编热。他在自己创作的文革手抄本的基础上整理的长篇小说，就像一株株珍贵神奇的异草纷纭展示在世人眼前。这些手抄本故事的产生和繁衍，手抄本的辗转流传，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众所周知，“文革”期间，由于“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文坛萧条寂寞，但是中国人不满于在文化沙漠中长途跋涉的饥渴，民间口头文学不胫而走，各种手抄本应运而生，而且鱼龙混杂。手抄本文学现象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因为它诞生于“文革”时期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
　　民间传说也是文学创作的来源之一，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在山东淄博家乡的柳泉旁，设一个茶摊儿，邀请路人，从他们肚子里掏故事；某一日《聊斋志异》呱呱坠地。《西游记》、《三国演义》、《七侠五义》、《水浒传》等文学著作中的许多故事早已在民间流传了若干年。我的朋友张宝瑞是当时“老三届”的毕业生，20世纪60年代末期正在北京铁合金厂当炉前工，他的文学天赋很高，而且口才极佳，为了驱散工作的劳累与单调，调动工友的生产积极性，特别是上夜班，防止大家犯困打盹儿，工余便给工人们讲这些故事，并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茫茫文坛夜，敢为天下先。这种勇气与精神是民族进步的动力，是险恶的社会环境与精神贫瘠之中的人们的精神食粮，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伟大！这些手抄本朴实、生动，真实，基本保持了原始的面貌，非常珍贵，正式出版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填补了中国文学史“文革”十年断代史的一些重要空白。以前翻阅各种版本的当代文学史中的“文革”时期文学状况，似乎总是八个样板戏、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以及天安门诗歌等，总感到有一种擦肩而过的感觉。这世间，许多东西都可以没有，但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和真实的历史记载是不朽的！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尽管发生两次废佛焚卷事件，但是隋末的有志僧人静琬在北京京西石经山毅然发起石刻佛经运动，历经隋唐辽金元明一千余年，经数万僧人的磨砺，终于完成石刻大佛经，成为世界佛教史上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北京石经山云居寺也被誉为“北京的敦煌”。秦始皇可以“焚书坑儒”，“烟雨骊山君子仇，咸阳四百六十丘”，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司马迁忍受宫刑，著出了辉煌的《史记》。李白可以不被唐玄宗重用，但是成为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最伟大的诗人！
　　“文革”十年是中华文明史上空前的灾难时期，极“左”路线使优秀文化备受摧残，百花凋零，但是在民间却涌动着一汪温暖的潺潺小溪，似报春花缀满的小溪，尽管是涓涓溪流，却充溢着蓬勃的生命力！
　　“文革”期间出现的口头文学、手抄本现象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文化现象。据初步统计，目前流传下来的手抄本有300多种，一些同样主题的手抄本又有多种版本。由于各种原因，作者匿名，传抄者或用信纸，或用日记本，或在煤油灯下，或在课堂传抄，有的辗转传抄上百万人。这些手抄本在乡村、城市、工厂、部队，在山西、陕西插队知青部落，在内蒙古大草原的蒙古包里，在北大荒的黑土地，在云南西双版纳的橡胶园，讲述、传抄；在陕北高原的窑洞里，油灯闪耀，人影晃动，讲述人绘声绘色地讲着一只绣花鞋的故事。在东北大兴安岭的篝火旁，远处狼嚎凄厉，知青们正在听讲《林强海峡》；在首钢冶炼炉前，工人们正在听讲《梅花党案件》、《一只绣花鞋》，我特工人员龙飞与风姿绰约的梅花党女特务白薇曲折的经历。
　　应当说，这种“文革”手抄本熏陶了一代人，在手抄本文学的土壤里成长起一批优秀作家，如张宝瑞、刘心武、梁晓声、王朔、刘震云、史铁生、甘铁生、柯云路、叶辛、郑义、孔捷生、北岛、舒婷等。
　　“文革”中的手抄本大致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反特侦破题材，悬疑性强，有的具有一定的恐怖色彩。如张宝瑞的《梅花党》系列、《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龙飞三下江南》、《金三角之谜》、《粉红色的脚》等，还有其他作者的《林强海峡》、《一缕金黄色的头发》、《远东之花》、《302号房间的秘密》；日本小说《第108尊美女塑像》等。第二类是反映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主题，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等。第三类是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如北岛的《波动》、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张新蚕的《红卫兵日记》、其他作者的《九级浪》、《塔里的女人》等。第四类是神话、志怪、武侠等题材，如张宝瑞的《落花梦》等。第五类是不健康的作品，如《少女的心》、《曼娜回忆录》等，描写表哥表妹的初恋性体验，当时对青少年有较大的负面影响。
　　“文革”手抄本就文学表现形式而言，也有剧本、散文、日记、诗歌等，如北岛、食指、杨炼、芒克、顾城等人的朦胧诗，《白洋淀诗选》、张宝瑞的《恩来之歌》、童怀周主编的《天安门诗抄》等；剧本有《国恋》、《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邹容》等。
　　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人物，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才能发挥出来，伟大的时代同时又造就伟大的作品，因为文学是人学，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文革”手抄本出版伊始，正像21世纪曙光初露一样，但愿能给跋涉过那样一种文化沙漠的人们，带来一种难以割舍的怀旧情绪；使人们在历史的废墟之中奋起；也给当代青年一些知识，把这些有价值的作品奉献于光天化日之下，诚然是一件善事，因为只要你诚心实意地拥抱太阳，太阳就会给你光和热！
　　历史是一首写在人类记忆上的回旋诗歌。
　　历史是一艘航船，装载着现代人神奇和美好的回忆，驶向遥远的未来。
　　积极健康向上的口头文学的手抄本也应载入中国文学史，著名作家张宝瑞和他的手抄本经典著作也不能例外。（完）
　　序二　神来泼墨任翱翔——张宝瑞文革手抄本小说序言
　　柳刚
　　我和张宝瑞先生相识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神交已有40年。当时，我母亲和他父亲在北京汽车制造厂财务科工作。家住得很近，由于兴趣相投，逐渐从近邻成为好友。他创作的《一只绣花鞋》、《落花梦》、《咏史七律诗102首》、《墨海淘沙》等著作，我都阅读过手稿。1974年，我把他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邹容》送给亲戚唐平铸先生修改指教。（唐平铸早年留学日本，1936年回国投身革命，建国后任《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和人民日报总编辑。）下面简单地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谈一点感悟。
　　一、手抄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恩格斯曾经深刻阐明：一个历史时代离开我们越久远，我们对它的认识就越清晰。今天，八〇、九〇后的年轻人，尽情地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繁荣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对于“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的黑暗年代没有亲身经历，他们只能从历史书中去了解这场浩劫。但是，对于我们这批年过花甲的幸存者，那一段悲惨痛苦的噩梦，已在心灵深处刻下不可磨灭的烙印。我不得不重启那扇沉重的记忆闸门……
　　1、建国以来日益加剧的文化专制主义，扼杀了作家的创作自由。
　　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和哲学家胡适进行了错误的批判。1955年，把作家丁玲、陈企霞打成“反党小集团”。作家胡风被诬陷为“反革命集团”，判刑入狱，殃及六千多人。1957年，虽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但却实行了“引蛇出洞”的“阳谋”，把五十五万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占当时五百五十万知识分子的百分之十，酿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前人民共和国总理朱镕基、作家王蒙、刘绍棠、从维熙、张贤亮、高晓声等一大批民族精英被摧残，失去人身权利和创作自由，蒙受多年的冤屈。
　　1962年8月，长篇小说《刘志丹》被诬陷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作家、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被撤职，开除党籍，劳动改造多年。审稿人、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撤职，下放到洛阳工厂。殃及了6万多人，迫害至死6千多人。1978年中组部“平反决定”称之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对文艺工作做出错误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组织了对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怒潮》等的大批判。1965年，派江青到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对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大批判，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中国人民自此进入长达十年的苦难深渊。
　　2。在“文化大革命”中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作家队伍和文学遭受灭顶之灾。
　　1966年4月，林彪和江青炮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同年5月发布的《五·一六通知》号召：“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号召打倒刘少奇主席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集体领导，把党、国家和人民推进了史无前例的大浩劫。阴谋家林彪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大搞现代“造神”运动，竭力鼓吹“四个伟大”。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跳忠字舞，唱语录歌，早请示，晚汇报，封建迷信的愚昧的狂潮泛滥成灾。公检法被砸烂，党纪国法被践踏。一大批开国元勋刘少奇、彭德怀、贺龙元帅等被迫害致死。许多卓越的文学家、艺术家吴晗、邓拓、傅雷、田家英、老舍、田汉、孙维世、上官云珠、罗广斌（小说《红岩》作者）等被惨无人道的从肉体上消灭！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被斥为“封资修毒草”，遭受批判禁止阅读。全国人民只能看八个“样板戏”和小说《金光大道》。具有五千年文化历史传统的东方百花园，变成了满目凄凉的文化荒漠。
　　江青、张春桥一伙掀起了批林批孔批周（恩来）公的恶浪，对身患癌症的周总理进行恶毒的影射攻击，激起了极大的民愤天怨！叶剑英元帅1978年底披露，“十年浩劫”殃及一亿人，非正常死亡两千多万人。
　　3、手抄文学的产生是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抗争和呐喊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的东方古国，创造了无数的文学经典作品。在广阔无垠的文艺星海中，闪烁着永不熄灭的灿烂明星。从《诗经》、屈原《离骚》的诞生，到唐诗、宋词、元曲，《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名著流传至今，享誉世界。文坛巨匠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为世人所敬仰。“文化大革命”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使“走资派”、“反革命”、“臭老九”的帽子满天飞，亿万群众生活在恐怖窒息的气氛中。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不可能被割断和泯灭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年轻人对文学作品的精神需求和渴望，就像压在石板下的幼芽，遇到合适的气候总会萌发。一批“地下工作”的文学青年应运而生，他们采取讲故事，互相传抄的形式阅读民间文学。在初步统计流传的三百多种手抄本文学作品中，张宝瑞创作的《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落花梦》、张扬创作的《第二次握手》、北岛的《波动》等流传较广。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不幸与世长辞，举国哀痛。清明节前后，在南京、西安等地，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数百万人民群众以诗歌、挽联、漫画、杂文、血书为武器，深切缅怀敬爱的周总理，向万恶的江青、张春桥之流掷出投枪匕首，借古喻今声讨和揭露他们的丑恶面目。成千上万的诗词作者是普通的工人、学生和干部，其中一首七言诗确切地反映出“地下文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纪念碑前洒诗花，诗刊不登报不发。莫道谣文篇篇载，此是人民心底花。”
　　伟大的1976年四·五爱国民主运动被残酷镇压后，“文字狱”遍于国中，到处追查围剿“反革命诗词”。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978年春天，《天安门诗抄》这朵文学史上的奇葩终于出版问世，闪烁着永恒的光辉！天安门诗歌产生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文学价值，不仅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文学智慧和胆识，而且拉开了新时期文学复苏的序幕。
　　二、张宝瑞文革手抄本小说诞生的艰难历程
　　作家张宝瑞1952年8月23日出生在北京，童年和少年时期居住在东城区喜鹊胡同10号大院，自幼聪慧好学，天赋极高，在母亲的潜移默化下，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少年时代已经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的名著，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司汤达的《红与黑》、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等，还拜访过著名文学评论家何其芳先生。宝瑞所生活的喜鹊胡同10号院是一个充满神奇的地方。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住着十几个人家。抗战期间，一对年轻日本夫妇被杀，成为凶宅。特殊的环境气氛曾经使宝瑞产生过幻觉，这也激发了创作灵感。10号大院西临一处西洋式建筑很神秘，主体是一幢二层小洋楼，有地下室；院内有花园，生长着古槐树和秋海棠，开花时飘来淡淡的幽香。这就成为他后来创作《一只绣花鞋》时，描写的梅花党北京总部的原型建筑。喜鹊胡同10号大院以及周围的一些建筑使他萌生了丰富的想象，后来都体现在创作的一系列关于梅花党的故事里。
　



第2章　序一　茫茫文坛夜，敢为天下先（2）


　　1966年10月，张宝瑞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看到一张大字报，说中国出现了梅花党。他觉得这是写反特小说很好的素材，1967年张宝瑞写了一些短篇故事，如《太平间的滴答声》、《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等，在同学之中流传。（她的中学同班同学邢曙明曾写过回忆录）从1969年3月1日起，宝瑞在北京铁合金厂做了十年炉前工。工作环境恶劣，滚滚烟尘，炉火熊熊，铁水沸腾，但对他思想的磨练、意志的培养和文学创作基础的奠定，却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为了解除工友们上班时的劳累与枯燥，从1970年起他在三车间301号炉当生产班长。为了调动大家的劳动积极性，他就给工友们现编现侃讲故事，他当时讲的最多的就是关于梅花党的系列故事。这是描写建国前后我党优秀的侦察员与国民党敌特惊险曲折斗争的故事。故事引人入胜，富有感染力，有的用文字记录下来，创造了“文革”时期独特的手抄本文学。
　　1970年春，宝瑞只有18岁，他又在自己创作的文学故事的基础上，创作了四万多字的小说《一只绣花鞋》，然后就拿给亲友们传看。通过他的哥哥张宝林先生传到内蒙古大草原插队落户的地方，西北当兵的表哥姜立忠先生传到部队，邢曙明等一些同学传到东北、山西、陕西、云南等地。在陕北高原窑洞的油灯下，在山西忻县村落的老槐树下，在云南橡树园高大的橡树下，在炉火熊熊的炼钢炉前……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庞，一盏盏烛火摇曳的油灯，一支支简陋的圆珠笔，一本本印有天安门图案的日记本，如饥似渴地传阅着那个黑暗年代如闪光的萤火虫般的民间文学。我也在工厂偷偷地传阅过《一只绣花鞋》等手抄本。2012年4月1日，在北京纪晓岚故居举办的张宝瑞书画展开幕式上，中宣部出版局负责人张凡回忆当年曾经用一辆自行车，换取一本《一只绣花鞋》，可见当时“洛阳纸贵”到了后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1974年夏天，宝瑞在三年里给工友们讲故事时又增加了不少内容，于是就把四万字的小说扩充到十二万五千字。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不幸与世长辞。1月11日宝瑞把他创作的长诗《恩来之歌》到我家朗诵，并把一份手稿赠与了我。我于同年3月，出于对祖国前途的忧虑，缅怀敬爱的周总理，撰写了杂文《三言两语·猫与鼠》，署名“傻青”，谐音即杀江青的寓意，借古喻今揭露和抨击了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丑恶面目和倒行逆施。我深知将面临牢狱之灾，在被逮捕的前夕，机智巧妙地将《恩来之歌》的手稿和我的诗词、杂文原稿放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交给同室的挚友马思泽先生（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之孙）妥为保存。直至1978年12月我获得平反之后交还给我。马思泽先生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他继承了马老正直、善良和刚直不阿的优秀品格。1957年，马老发表了具有远见卓识的《新人口论》，主张控制人口计划生育。但却冒犯了最高权威。在气势汹汹的大批判面前，他义正词严地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迎战，直到战死为止。”充分表现了一个科学家为真理献身的大无畏精神。马老一身正气，铮铮铁骨，堪为晚辈的楷模。今天，我们更要学习和发扬马寅初精神。2007年2月19日，经过漫长的31年之后，《恩来之歌》手稿终于“完璧归赵”。
　　伟大的1976年四·五爱国民主运动被残酷地镇压后，我和被捕的四·五斗士们被拉到北京一些大学和体育场馆“批斗”。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批斗时，宝瑞的母亲也在场，残酷批斗的场面使她的精神受到极大刺激。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火急火燎的回家把宝瑞在他的卧室张贴的悼念周总理的诗词全部烧毁。宝瑞也把一些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手抄本手稿投进工厂的冶炼炉里，化为灰烬。但是，小说《一只绣花鞋》、《落花梦》、《憧憬》，电影文学剧本《国恋》、《革命军马前卒邹容》，诗集《咏史七律诗102首》、长篇阶梯诗《恩来之歌》等手稿，宝瑞冒着极大的风险珍藏到“文革”结束以至现在。
　　1979年3月宝瑞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学习。1983年担任新华社记者后，多年来一直渴望自己在“文革”时期创作的《一只绣花鞋》、《落花梦》等手抄本小说能够正式出版。但是，文艺思想的解放的历程是艰难曲折的，所谓的“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阴影不散。他先后走了20余家出版社，始终没有一家出版社有胆识将这些手抄本转换成为“光明正大”的出版物。一直到2000年10月，大众文艺出版社慧眼识珠，宝瑞又增加了一些故事时代背景，将小说扩充到20。5万字，由著名诗人汪国真先生作序，正式出版发行。小说刚一上市，就在图书市场热销，连续三个月居全国文学图书销售榜首。在黄金书屋评选的一百多种最有人气的图书中，《一只绣花鞋》位居榜首。之后，宝瑞弟迎来了蜂拥而至的采访热潮。《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美国《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北京电视台等几百家报刊、电视台、电台都进行了采访和报道。2001年，小说被改成15集广播剧，由厦门人民广播电台与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文艺创作委员会联合录制，被评为2002年中国广播剧奖。2003年由中视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等制作单位改编为26集电视连续剧《梅花档案》，在全国热播引起热烈反响。广东省收视率达到20。14点，湖南省播出时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