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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花凋落-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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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知青的克格勃生涯：《狂花凋落》
作者：东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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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从红卫兵到插队知青
1
当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听说有一名中国红卫兵叛逃苏联时；当即向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下令：“立刻派一架飞机，把这个中国姑娘接到莫斯科来！”
姗姗来迟的春天，懒洋洋地伸展翅膀，在这举世闻名的欧洲大都市里挥拂。马路边，还堆积着一丛丛灰白相间、显得脏兮兮的残雪。公园的空地上，已经有些嫩绿的新草像针尖似的探出头来。
路旁的绿化地带里，那已萌绽叶芽尖儿的树木上，有几只小鸟正尖着嗓子在啁啾鸡啼。马路街头，几个刚卸脱冬装的路人，正慢吞吞地行走着。整个城市的沉静气氛，使人不禁想到这是一座被遗弃的城市。
库图索夫大街的中段，坐落着几幢外墙贴着浅绿色马赛克的公寓大楼。莫斯科的市民都知道，这里是高级官员住宅区，居住着包括苏共中央总书记里昂纳德·伊里炫·勃列日涅夫在内的一些苏共中央政治成员，军队高级将领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高级官员。每天上午，都会有一辆辆高级轿车从这个住宅区的几个门里驶出，开往克里姆林宫以及其他机关所在地。
这天上午将近9时，从住宅区的1号大门里驶出一辆福特——1965黑色高级轿车。这辆轿车的司机是克格勃上校军官，他的旁边坐着一个棕红色头发的彪形大汉，这是克格勃总部卫队长鲁宾诺夫少校，他同时又兼着克格勃主席的卫队长，每天负责接送克格勃主席上下班。轿车的后排座椅上，坐着个头高大、体格魁伟、头发已显灰白的克格勃主席尤里·符拉季米洛维炫·安德罗波夫。汽车刚驶出住宅区大门，这位克格勃主席就轻声下令：“可以开快些！”
“是的，主席同志。”上校司机答应一声，果断地踩下了油门。
安德罗波夫是俄罗斯人，出生于1914年6月15日，早年曾在卡累利一芬兰共和国首都彼得洛扎伏特斯克的一所国立大学读书。他在年轻时曾当过邮电局的电报生和电影公司的电影剪接员，后来又进了里宾斯党的一所水运技术学校，在那里，他参加了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安德罗波夫从水运学校毕业，被指定专职搞共青团的组织工作。1939年，他加入苏联共产党，接着很快就当上了雅罗斯拉夫市的共青团委书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安德罗波夫已是卡累利一芬兰共和国共青团的书记，曾一度在敌后率领游击队同入侵苏联的德国人作战。1944年，他升任苏共彼得洛扎伏特斯克市委第二书记。卫国战争后，安德罗波夫青云直上，连连晋级，1951年已是苏共中央政治部书记了。由于安德罗波人精通英语，1953年他被派往苏联驻匈牙利大使馆当顾问，次年即转为大使。
匈牙利事件后，安德罗波夫回到莫斯科，被任命为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他在这个位置，有机会访问了蒙古、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波兰、中国、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1962年，安德罗波夫晋升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他上任后的第一次露面，就对毛泽东进行猛烈的攻击。
安德罗波夫是勃列日涅夫的长期支持者，所以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对他颇多倚重。1967年5月19日，凌晨1点，莫斯科塔斯社发出了一条使世界惊奇的消息：尤里·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接替了原先的克格勃头子谢米察斯特尼的职务。从此，克格勃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安德罗波夫身上具有苏共高级官员所难见的文雅的风度，文学的修养，以及知识分子的趣味、幽默。他是一个喜欢读书巨善于思考的人，由于公务繁忙，所以只好见缝插针抓时间，此刻在赴克格勃总部的途中，还捧着一本英文小说在阅读。大约读了三四页，轿车就驶抵了克格勃总部。
克格勃总部的地址是捷尔任斯基广场2号，再往前两个街口，便是克林姆林宫。总部门口没有任何显示“情报机关”、“秘密警察”的标志，这幢由大块大块灰色花岗石砌成的九层大楼，以前曾是“全俄保险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改由国家保安部门占据。
1954年3月13日，赫鲁晓夫创建了克格勃，这里便作为该机构总部所在地。
安德罗波夫从轿车上下来后，和往常一样，没有乘电梯，而是步行上楼。这个身高二米０三的克格勃主席上楼梯时的姿势，很像一头肥硕的大熊在笨拙地爬坡。鲁宾诺夫卫队长尾随其后，时时准备在首长一旦踩空跌下时，伸手去搀扶。但这种担心似乎是多余的，安德罗波夫已经爬了一年楼梯，一次也没有踩空过。
安德罗波夫一口气上到四楼，一边和走廊里的秘书、卫士点头招呼，一边大步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克格勃主席的办公室是整个总部最大的一间办公室，装修得非常豪华，地板上铺着紫红色、嵌织着黄色东方图案的巨型地毡，配有整套法国名贵沙发，墙壁表面贴着红木。连接这间宽敞的办公室的，是一间备有淋浴设备洗澡房的隐蔽而优雅的卧室。但是，安德罗波夫很少走进这间卧室，至于过夜，入主一年来从未有过一次。
安德罗波夫走进办公室，朝堆在那张巨大办公桌上的不低于一尺的那叠文件扫了一眼，脸上在一瞬间显露出一种似笑未笑的神情，随即恢复常色，走到高大的窗口前。尾随而进的秘书立刻和平时一样，送上一个已经装填了烟丝的黄杨木烟斗。安德罗波夫点点头，说了声“谢谢”，秘书已划燃了特制的长杆火柴，小心翼翼地伸了上来。
安德罗波夫站在窗前，抽着烟斗，两道锐利的目光透过镜片，直射窗下。从这个视角望出来，可以望过整座捷尔任斯基广场，看到对面马克思大街的景色。抽着烟斗望街景，这是安德罗波夫每天上班后第一项必修的功课。
一烟斗烟丝抽完，安德罗波夫来到办公桌前，在皮转椅上坐下，朝秘书点了点头，微微一笑：“安德烈同志，让我们开始吧？”
“是的，主席同志。”
所谓“开始”，是安德罗波夫一边听秘书汇报重要文件（情报）的概要，一边自己从案头那叠文件中挑选内容重要的浏览。安德罗波夫有着一项常人所不及的本领：他叮以一面用英语接电话，头脑里则在考虑着国外的某桩要事，而手里的笔还能用俄语在写东西。现在，他一面听秘书汇报，一面把文件一份份的翻阅。当秘书汇报完十份文件开始说到第十一份时，安德罗波夫已经把面前那叠尺余高的文件测览完了，他随手拿起一个蓝色塑料文件夹，翻阅起里面的那一叠纸。
这是一份文件（情报）目录。安德罗波夫作为克格勃主席，控制着这个庞大特务机构的所有部门，计有：克格勃中央书记处、第一管理局（对外谍报局）、第二管理局（国内防谍局）、第五管理局（秘密警察局）、边防管理局（边防军）、第三管理局（军队监察局）、第七管理局（监视调查局）、第八管理局（联络通讯局）、工业保安管理局、技术管理局、行政管理局、第九管理局（警备管理局）、人事管理局、档案中心、档案登记部、财政经费部、特别调查部、经验核对部、保密检查部、国家通讯部、书刊审查部、训练部、运输部。这些部门由安德罗波夫的六个副手分管着，每天处理各自的业务。所有送呈总部的文件均先由副手审读，然后将他们认为重要的挑选出来，送往主席办公室由安德罗波夫亲自处理、挑选剩的则由他们直接处理，但是必须将处理结果备案。此外，凡是未向主席办公室送呈的文件，每天必须制作成目录，送到安德罗波夫的案头。现在，安德罗波夫就在浏览这份目录。
秘书翻着文件夹，开始汇报第14份也就是最后一份文件：“1968年4月30日，美国国防部在诺福克市的‘黑玫瑰皇后饭店’举行了一次参谋长联席会议，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问北越战场增派兵力的可行性，与会参谋长……”安德罗波夫突然把手一挥，大声道：“让那些参谋长见鬼去吧！
不要念了！”
秘书一怔的当儿，安德罗波夫已经伸手抓起面前一排电话机中的一个送话器，吩咐道：“彼罗朱柯夫同志，请您带上那份编号为‘B103’的文件，马上到我这里来！”
彼罗朱柯夫中将是安德罗波夫的六个副手中的一个，负责分管边防管理局。他和其他五名副手的办公室都在四楼，所以，安德罗波夫刚把送话器搁回机架、他已经推门而进了。
“主席同志！”
“彼罗朱柯夫同志，请坐！”
彼罗朱柯夫把B103文件递给克格勃主席，然后在墙边的沙发上坐了下来。秘书见状，知趣地退厂出去。
安德罗波夫接过文件，二话不说，立刻看了起来。这份编号为“B103”的文件，是克格勃边防管理局在昨天晚上10点钟以“急件”形式送往彼罗朱柯夫家里的，主要内容是：苏联、中国边境的36号地区（此为克格勃边防管理局的编号）的苏联边防军执勤人员，于昨晚8时59分抓获一名从中国方面叛逃过来的女红卫兵。
经初步审讯，叛逃者供称自己名叫傅索安，天津人，叛逃动机是“投奔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寻求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安德罗波夫阅完文件，皱眉沉思了片刻，望着副手：“彼罗朱柯夫同志，这个叫傅索安的叛逃者，现在在哪里？”
彼罗朱柯夫略一欠身，回答道：“昨晚我收到这份急件后，立刻和边境方面通了电话，他们说现关押于边防军营房的禁闭室。”
安德罗波夫微微颔首：“我认为对于我们来说，这也许会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难道由此会引起外交纠纷？”
“外交纠纷是不会的……”安德罗波夫站起来，想说什么，但动了动嘴却未开口，伸手抓起一部红色电话机的送话器。这是“克里姆林宫专线”，电话线的另一头连着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总书记办公室，可以直接同勃列日涅夫通话。这边安德罗波夫刚抓起送话器，那边勃列日涅夫已经有了反应，耳机里传来一个鼻音很明显的声音：“唔，是安德罗波夫同志？”
“是的。勃列日涅夫同志，有一件重要情报向您报告……”安德罗波夫简要地把傅索安叛逃来苏的情况说了一遍。
安德罗波夫之所以深受勃列日涅夫的器重，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的思想方法和勃列日涅夫完全相同，这也是他后来成为勃氏接班人执掌苏共大权的一个原因。现在，安德罗波夫刚把情况说完，勃列日涅夫已经领略了此事潜在的意义，立刻下令：“马上通知边境方面，必须严格保证这个叛逃者的安全。另外，立刻派一架飞机，把这个中国姑娘接到莫斯科来！”
安德罗波夫对着话筒点头：“是！立即执行您的指示！”
2
江青给公安部长打电话：“我要活的！查到这个人后，给我押到北京来！”
1968年3月中旬的一天，一辆蓝色“上海”轿车从北京城里快速驶往位于西郊的钓鱼台国宾馆。
钓鱼台原是清廷皇帝及皇室成员在一年内的某些日子专门来此举行垂钓仪式的地方，解放后经过修缮辟作国宾馆，金日成主席、西哈努克亲王、恩克鲁玛总统、胡志明主席等众多国家元首访华时都在此下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外事活动减少，空出不少别墅，就作为一些中央领导人及中共文革小组部分成员的临时下榻处、这段时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顾问的康生就住在这里，这辆“上海”轿车中的乘客就是奉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的命令来拜见康生的。
“上海”轿车驶到钓鱼台国宾馆大门口，停了下来，站岗的解放军战士迎上前去，查看通行证后，方才放行。轿车驶进大门，迎面是一座巨大的水泥屏墙，上炫#書*網收集整理面有用红漆临摹毛泽东主席颇有特色的笔迹书写的“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轿车顺着用道绕过屏墙，往里行驶了一会儿，在一幢别墅前停了下来。从车里下来一个身穿人民解放军陆军干部制服的中年男子，此人姓许，是中央文革小组抓专案工作的负责人之一。许某下车后，从公文包里取出江青手写的便条，走进别墅，递给了一个秘书模样的工作人员，对方看了看，便把他引进了客厅。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身穿紫色毛衣、外罩丝棉背心的康生走进了客厅。许某连忙迎上，做自我介绍后，说：“康老，江青同志再三叮嘱要我代她向您老问候！”
康生“唔”了一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随手做了个姿势示意许某坐下。
许某坐下后，用恭敬的目光望着康生，小心翼翼地开腔道：“康老……”康生不客气地打断道：“你的来意，江青同志在电话里已经讲过。现在，我给你十分钟时间，计你把有关情况说一下！”
许其额外沁出了冷汗，公鸡啄米般地连连点头：“是！是！我把情况向康老汇报……”许某奉命求见康生，是为了“安子文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专案。
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大体情况如下：“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鉴于当时处于民族存亡的紧急形势，急需大批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干部分赴各地开展工作，于是决定让安子文等六十一名被捕后关押于国民党“北平反省院”内的党的干部按照国民党的规定办手续出狱。这些干部遵照党中央指示出狱后，积极投入工作，对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此事当时经中央集体讨论所决定，所以这六十一人在历史上应当说是清清白白的，安子文在解放后还担任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却有人提出了“安子文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央文革小组遂决定进行专案调查。然而，专案调查的工作却开展得疙疙瘩瘩，不甚顺利。江青听许某汇报后，指手画脚发号施令道：“这事应当去向康老请教，康老是专案问题的专家、权威，没有搞不定的专案！”
于是，许某便来钓鱼台拜见康生了。
许某把调查情况择要汇报完，正好十分钟。康生听了，在镜片后面转动着眼珠子，嚅动着嘴唇嘟哝道：“没有章法……战线铺得过宽……没有找准知情人……”见许某打开本子准备记录，马上阻止：“不许记录！”
许某连忙合上本子，连钢笔一起放进公文包。
康生突然问：“你会写文章吗？”
许某不知所措地回答：“凑合着写过几篇，不过水平极其有限他还想往厂说，却被康生打断了：“搞专案就像写文章！要有材料，有了材料还要会取舍。取舍，懂吗？”
许某茅塞顿开：“晤，懂！懂了！”
康生打了个哈欠，掏出手帕，摘下眼镜拭泪水，边动作边说：“‘北平反省院’的事，你去找一个人，这个人姓张，弓长张，以前在‘北平反省院’管档案的。凡是进过反省院的人，他应该都清楚他们在里面的表现；。这个人解放初期住在天津，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可以通过公安机关去查一查，听说他很会刻图章。”
其实，康生说得出此人的姓名、地址，就在几年前，他还派人去天津向那人“借”过一幅米芾的字。但是，即便是江青本人来问他，他也只会说这些，这是康生风格，也是阴谋家的风格。
许某离开钓鱼台后，立刻去见江青，把康生的话详细说了一遍。
当天晚上，江青给公安部长谢富治打电话，要求由公安部出面查张××这么一个人。
谢富治回答：“江青同志，没问题，不论死活，都一下给您找到！”
江青的话有些不合逻辑：“我要活的！查到这个人后，给我押到北京来！”
谢富治只好点头：“好的。”
但是，谢富治没有料到，就在他下命令让天津市公安局查找张××时，这个人已经被人打伤，送进了医院。行凶者，正是两个月后越境逃苏的傅索安。
傅索安，1949年6月5日出生于天津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是医生，母亲是一家科研单位的英语文字翻译。傅索安从小就长得很漂亮，她的周岁照片曾被照相馆放大后陈列在橱窗里。从生下来直到1968年，傅索安曾拍过不少照片，有的还请人画上了彩色。这些照片，在博索安后来越境叛逃后，都被她的父母付之一炬了。
二十年后，比傅索安小七岁的弟弟傅索强曾凭他少年时的记忆对1968年时的傅索安作过了一个白描式的叙述：“她个头很高，大约不会少于一米六七；不胖不瘦，好像体重在五十四至五十五公斤之间；脸形是鸭蛋形的，五官长得很端正，分布得很均匀，黑白分明的眼睛大而亮，看起人来总闪着光波，眼睛上部长着一对浓黑的月牙眉。她和当时的同龄人一样，爱穿一套草绿色的军装，右臂套着个红袖章，剪得很短的头发上压着一顶军帽。”
根据这个叙述，可以想象傅索安当年乃是一个比较俏丽的高个姑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傅索安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
她在班级里担任着班干部、英语课代表，又是共青团支部副书记，是一个很具号召力的活跃分子。傅索安喜欢看书，这个习惯又使她养成了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习惯。因此，她考虑问题往往比她的同学要深些广些。正因为如此，所以傅索安在“文化大革命”伊始别人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学校的一般教师时，她已经在写“制定和忠实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区、市教育局长头头的大字报了。当她的同学跟着炮轰教育局头头脑脑时，她已登上火车去了北京，成为8月18日毛泽东主席首次接见的红卫兵中的一员。接着，傅索安开始了“革命大串连”。她的串连有别于当时绝大多数红卫兵，不是游山玩水式的，而是一种社会调查。三个月中，傅索安的足迹走到了新疆、内蒙古和东北三省，不但去城市，还下农村，她甚至还在内蒙古农村认了一位“干娘”，这个举动为她的越境外逃提供了一个主要的有利因素。
1966年底，傅索安回到了天津。其时，她的母校已经山头林立，全校初高中各班级林林总总总共有二十多个“造反兵团”、“战斗团”之类的造反组织。傅索安岂是甘于寄人篱下之徒，所以断然谢绝了几个同班、同年级组织拉其入伙的邀请，自己发起组织了一个“横空出世造反总部”。“横空出世”与同校其他造反组织相比，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其成员打破年级界限，从初一到高三都有，而且不限家庭出身，“红五类”、“黑七类”一视同广，只要本人有革命决心、造反干劲。这样一来，许多被排斥在造反组织大门之外、从心底里渴望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学生，都纷纷投奔“横空出世”。
傅索安鉴于当时特别讲究“家庭出身”，而自己并非出生工农兵家庭，底牌不硬，所以在讨论总部领导班子时，采劝让贤”方针，把司令、副司令的位置统统让给别人，她只担任常委，为七人领导班子之一。
但是，傅索安这个常委却有着决定整个“横空出世造反总部”方针大略的权力。她所让贤推举的司令、副司令都是初一、初二年级的学生，视她为大姐姐，所以，在常委会上她的话往往是一言九鼎，说一不二。根据傅索安的布置，“横空出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以文武手段取消、兼并了本校的十四个造反组织。到1967年8月，“横空出世”的成员已达一干一百多人，成为全校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造反组织。
“横空出世”兼并其他“造反兵团”、“战斗团”时，提出的是“革令大联合”的口号，所以，在把对方的人马编入自己的花名册时，不得不将人家的头头列入总部领导班子。那几个后来的常委、委员都是高二、高三年级的学生，年龄上可做傅索安的哥哥、姐姐，资历也毫不逊色，造反又比傅索安早，所以他们对要听傅索安的号令自是心有不甘，口有微词。而“横空出世”原先的领导班子中，也有人对傅索安心怀不满。渐渐，这两部分人半公开半秘密地勾结起来，经过一番密谋，于1968年元月初的一天，突然在总部全体委员会议上发动袭击，提出改组领导班子，并当即实施。结果，傅索安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解除了常委职务，会议念其创建组织有功，保留她的总部委员的头衔。
傅索安被这个突然袭击搞了个措手不及，气得发昏。当天晚上，她独自缩在卧室中的床上，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冷静分析面临的情势。此刻，傅索安可以作三个选择：一、接受这个事实，在委员这个位置上仍干她的造反事业。二、退出“横空出世”，从此不问造反之事，当逍遥派。三、仍留在“横空出世”，和新领导班子斗一斗。
傅索安经过一夜考虑，最后决定作第三个选择。
当天下午，傅索安以个人名义在“横空出世”总部里面贴出了一份大字报，题目是：《一次触目惊心的政变》。这份长达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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