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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花凋落-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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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底下所有的水面都是不平的，傅索安这份大字报一贴出来，马上有人响应，写大字报、小字报和标语表示支持傅索安。支持者共有五人，三男二女，姓名分别为：金国安、费磊、李白波、王慧珍、陈冬芳。这五人都是傅索安当初发起成立“横空出世”时的积极响应者，也是总部的第一批成员，自称“老造反”，一向是傅索安的支持者。
这一炮在“横空出世”内部引起了很大反响，一时间，许多红卫兵暂停和对立派的“派仗”，将注意力转向本组织内部。总部新领导班子见势不妙，立即作出反应，又是座谈会，又是大字报，又是广播，向众部下说明事实真相，阐述观点，安抚军心，稳定形势。
傅索安及其五名支持者自然不肯善罢甘休，随即作出了相应的反应，也是大字报大标语忙个不停。六人决定抱成一团，和本组织头头坚决斗争到底。金国安提出：“我们干脆成立一个战斗队，名义上属于总部下面的，实际上是独立的。”
“对！”李白波、王慧珍等人表示赞同。
傅索安考虑下来，说：“不用成立战斗队，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名称，这个名称仅是代表我们有统一的观点。这样，别人支持我们时不必心存顾虑，被头头疑为已经参加我们的组织。”
金国安想想也是，便点了头。其他几位也赞成。众人便开始商量名称，但是，议来议去都是“战犹酣”、“丛中笑”、“愕未残”、“试比高”、“百万雄师”之类，仍像战斗队的名称，似不合适。最后，还是傅索安一锤定音：“他们是头头，高高在上，如在山头。我们处在底下，似在山脚下，干脆就叫‘山下派’！”
“山下派”的出现，令“横空出世”的头头脑脑大为头痛。当时，“横空出世”已成为整个天津地区的大对立派系一派中的一个分支组织，作为“学生军”，有着其他工人、财贸、农民、机关干部、公检法等造反派所不具备和无可替代的作用，“横空出世”自有自己的任务。但自从有了“山下派”，总部不得不分出若干力量专门应付、反击，消耗了大量精力。1968年2月间，“横空出世”总部曾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山下派”问题。有常委曾主张将“山下派”开除，但讨论下来却找不到理由：傅索安等人只是对几个常委有意见，并非反对总部的斗争大方向，光靠这点难以开除，否则可能会动摇军心。
但也不可能长期容忍“山下派”的作为，常委会反复讨论，终于找到了一个法子；限制“山下派”写大字报、标语的纸张笔墨。
1968年2月底，“横空出世”总部召开全体红卫兵会议，宣布常委决定：各战斗队必须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节约闹革命”的指示，即日起将指定专人写大字报。大标语，所需笔墨纸张凭底稿送经主管政治宣传的常委审查批准后去后勤组领取这样一来，“山下派”没了内江的工具，除非自己出钱去买，但傅索安几个根本没经济来源，他们吃饭都是靠父母的。此事怎么是好？当天晚上，“山下派”六人聚合于傅索安家里，商量对策。议来议去，只有一个选择：设法获取笔墨纸张，继续攻击“山上派”。
“山下派”对获取笔墨纸张的手段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文化大革命”初期时，中学生成立造反组织很方便，扯个旗号，然后找校长室开证明去公安局备个案，就可以去刻公章。至于造反所需的经费，学校自会提供，有了经费就可以购置笔墨纸张等等了。但是，到了1968年，情况起了变化，校长早已关进牛棚，校长室也不复存存，各中学都只剩两个对方派造反绢织，活动经费一部分主教育局领取，一部分凭本组织出具介绍信去商店强行除取实物，所欠款项有了钱则付，没钱就“留待运动后期处理”。现在，“山下派”要获取笔墨纸张，只有一个办法：自己成立一个组织，出具介绍信去文具商店强行除龋傅索安拍板：“有进无退！就这么干！”
他们为即将正式成立的组织起了个名称叫“莽昆仑”，商定暂不公布，眼前阶段只为获取笔墨纸张打“内战”。但是，问题马上来了：校长、校长室都不复存在了，学校的公章也不知在哪里，谁给开证明去公安局备案？
傅索安想了想，抓来一张白纸，用钢笔在上面“唰唰”写了几行字，递给陈冬芳：“你和费磊一起去公安局走一趟，设法往上面盖个章，算是备过案就是了。”
陈冬芳的父亲，在公安局当民警，虽然不是掌权的，也总是“自己人”，估计可以和盖公章的商量通融一下。至于费磊，则和公安机关丝毫不搭界，傅索安派他去，纯是给陈冬芳个伴儿。
陈冬芳、费磊两个匆匆而去，又急急而回，一看脸色就知道不行。
过了几天，傅索安决定走另一条路。这条路比较简便，但可行性却是个未知数。傅索安单枪匹马去了一家刻字店，向店员打听：“同志，我们组织的公章弄丢了，能不能给刻一个？”
店员看她的黄军装、红袖章，回答得很和气：“所有公章都必须凭公安局的证明才能刻。”
傅索安一听，像泄了气的皮球，悻悻而去。
隔了几天，“山下派”几个人碰头，傅索安一说这事，个个摇头。
王慧珍叹了口气道：“唉——，要是我会刻图章就好了，我们自己给刻一个。”
傅索安被提醒了，说：“哎！我们何不自己设法刻一个章子？”
“可是我们不会刻呀！”
傅索安说：“找个人刻！”
“找谁呢？”
傅索安紧皱眉头想了一会，忽然一拍桌子：“对了！叫这个老家伙给刻！”
李白波问：“谁？”
傅索安眉飞色舞道：“张厚石！”
张厚石就是康生所说的“弓长张”。张厚石是天津人，字初朴，1900年出生于一个清朝官僚家庭。他自幼攻读《四书》、《五经》，颇有古汉语底子，又写得一手好字，巳能画画善篆刻，青年时也算得上津门名士。30年代初，张厚石参加了国民党，经一个亲戚介绍，去北平（今北京）国民党市党部供职，后来奉调去了国民党“北平反省院”，专门掌管档案。“卢沟桥事变”前夕，张厚石结束了国民党方面的工作，返回天津老家，开了家小古玩铺，一直到天津解放。
天津解放后，张厚石根据人民政府发布的通告精神，前往公安机关坦白交代了自己在“北平反省院”的那段历史。人民政府经调查，认定张厚石那时未参与拷打、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只是管理档案，且又是最早向公安机关坦白罪行的，所以予以从宽处理，不予追究罪责。张厚石接到通知后，对人民政府感激涕零，为表示感恩，他对几个以前和他一起在北平国民党市党部于过事的朋友现身说法，劝他们也走坦白之路，获得了效果。为此，当时的天津市公安局军管会还把张厚石的情况作为典型例子写进《工作简报》，送往北京。其时，康生在负责中共中央社会部，他看到这份由公安部转过去的《工作简报》后，想起年轻时曾经听说过张厚石这个“津门才子”。康生有收藏古玩的嗜好，寻思张厚石家里必有珍品，于是悄悄派人去天津找张厚石“借”字画欣赏。张厚石自然知道康生是什么人，马上选了一幅米芾的字和一方田黄石交给来人。康生用日黄石为自己刻了一枚藏书章。后来在粉碎“四人帮”后，这枚印章和米芾的那幅字都被从康生家里抄出来，和其他一些被康生巧取豪夺来的文物一起送往国家文物管理所。
张厚石在50年代前期仍经营着他的那个小古玩铺，后来公私合营了被安排进文物商店做店员，不久又调往学校教书。1959年，张厚石因历史问题被清除出教师队伍，调往街道工厂当工人。
他的家从原先的祖传宅邸搬了出来，迁在傅索安家附近。因此，傅索安知道有这么一位“高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像张厚石这样的角色自然成了“牛鬼蛇神”，家里珍藏的文物被抄了个一干二净，每天早晚得挂着牌子扫街。这时张厚石已是个年近七十的占稀老翁，但即便在这种环境中，他对书画金石艺术的嗜好仍是不变。他时常用拣来的秃笔在街头被风吹落后的大字报、大标语的背面练书法，绘图画；用普通小刀在萝卜和土豆、甘薯上面刻字。这一幕经常被傅索安从张厚石门口经过时看到，所以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在便把私刻公章的主意打到了这个牛鬼蛇神头上。
这天下午，傅索安带着李白波几个来到张厚石家里，大呼小叫点着张厚石的名字，让跟他们走一趟。张厚实一看这几位全是黄军装、红袖章，只道是让他赶场子唱批斗会主角，马上拿起那块牌子往脖颈上挂。被傅索安大声喝止，只让他跟着走。
张厚石不知这几位意欲何为，满腹狐疑地跟着傅索安几个来到附近的一所小学校。当时停课闹革命，小学生都作鸟兽散，学校成了空庙堂。几个人把张厚石带到一间教室里，喝令坐下。
金国安问道：“张厚石，我们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小将！小将！”
“知道就好。唔，听说你很会刻字？”
张厚石连忙站起来，低头道：“那是旧社会的一套，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住嘴！毛主席说：看事物要一分为二。刻字，既可以成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也可以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
张厚石点头哈腰：“是！是！”
傅索安开腔了：“张厚石，你听着，现在我们因革命事业的需要，让你刻几个字！”
张厚石似乎预感到有些不对头，连忙说：“报告小将，我的工具早在运动初期‘破四旧’时就已经交出去了。”
傅索安使个眼色，王慧珍便从军用挎包里取出一把刻刀、两块长方形木头和一个圆规，放在桌上。傅索安说：“工具都给你备下了。你这就给我们刻一个公章，名称我写给你。”
张厚石吓了个哆嗦，双手乱摆：“小将明鉴：我只会篆刻，不会刻公章！”
“胡说！都是刻字，分什么篆刻、公章的！”
“篆刻是一门艺术，并不包括刻公章，字体、形式都不一样！就像书法家不会写美术字一样，属于不同的范围。”
”废话少说！你到底刻还是不刻？”
“小将的命令，我不敢抗拒。但是，我真的不会刻公章。”
傅索安没想到这个牛鬼蛇神竟会抗拒，气得脸面涨得绯红，冷冷一笑道；“你这个老家伙，胆子真是大得可以！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还不知道造反派的厉害！”
接下去就动手了。据当时在场的陈冬芳、王慧珍所写的书面材料说，她们看见是傅索安动的手，打了张厚石一个耳光。而后来傅索安逃往苏联当了格勃特工后，对比她晚些时候逃过去的中国知识青年黄一煌说起此事时，则说她没动手，而是李白波打的。
总之，不管是准动的手，反正张厚石挨了一个耳光后，突然栽倒在地，昏了过去！
“啊！”王慧珍大吃了一惊，吓得尖起来。
傅索安起初以为张厚石装模作样，俯身一看，见他脸色有点异样，这才估计是真的。她转了转眼珠子，一挥手道：“不管他！走！”
一千人迅速离开了现场
3
“张厚石事件”使傅索安成了“文化大革命”中全中国的第一个插队落户知识青年。
张厚石这年已经六十七岁，又患有心脏并高血压症。他碰了一下，摔倒之后，当即中风昏迷。傅索安几人离开现场后，看守小学校的那个老校工经过那间教室，发现地下躺着个老头，上去唤不醒，于是马上去隔壁工厂叫来几个人，把这个不明身份的老人送往附近的医院。
医院当时治病人规矩很多，先要问成分。那老校工是一问三不知，医院便有些不肯抢救的意思。老校工恼火了，拍着胸脯声称自己是五代无产阶级，如果医院不肯救死扶伤，他就要和不是无产阶级的医务人员拼个高低，分个上下。这一唬，才算把医院方面唬住，组织力量抢救张厚石。
张厚石是个胖子，脸面尤显肥胖，那个耳光在上面留下了五道明显的痕迹。医生一看，便知是殴打所致，按照有关规定马上报公安局，一边着手抢救。医生用了一些不算高级的药物，暂时控制了张厚石的病情，但还是昏迷不醒。
这时候，地区派出所接到分局的通知来医院查问情况了。在五六十年代，像张厚石这样的人，是专政机关的内控对象，派出所榜上有名的角色。两个民警一看那张脸，马上认出是张厚石。再向那老校工一了解，知道是红卫兵所为，根据当时流行的阶级斗争观念，叫做“好人打坏人，活该”，所以也没当回事，通知一下张厚石所在的单位就算解决了。那倒霉的张厚石，就这样半死不活地躺在医院里。
就在这天晚上，公安部长谢富治的命令通过专线电话传到天津市公安局，让火速查寻一个抗日战争前曾在国民党“北平反省院”干过文职差使的张姓男子。市公安局自是不敢怠慢，连夜直接把情况——向全市各派出所通报，要求立刻着手查找，一有线索，即报市局。
张厚石居住地的派出所所长接到市局通知，马上想起自己管辖区里的这个内控对象，当时他也不知道张厚石已经住院，便把情况报了上去。天明时分，市局综合各派出所报来的情况，一分析，断定张厚石即是公安部要查找的人，于是通知把张厚石送市局。
派出所长便派人去叫张厚石，这才有民警告知昨天那件事。派出所长为稳妥起见，亲自骑了自行车去医院，得知单位及家属已确认此人是张厚石，这才向市公安局报告。
市公安局值班室随即电告公安部。
一个多小时后，谢富治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一看案头的电话记录，因为不知道江青为什么要找张厚石，起初也没当回事，嘱秘书往江青那里打个电话把情况说一下就是了，同时间还要不要把人弄北京来。秘书把电话打到江青办公室，是那边的秘书接的电话，答应待江青醒来后马上报告。
上午10点多钟，江青看到了那份电话记录。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头脑里阶级斗争的弦一向绷得很紧，又习惯于用文艺创作的思维去观察、考虑问题，一看之下，马上一个激灵：我刚要从这个张厚石嘴里掏材料，他就被人打得神志不清，昏迷不醒了。哪有这么巧的事？莫非是有人知道了此事，抢先下手，阻止调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
江青这一想，顿时觉得非同小可，便往钓鱼台打电话，向康生说了此事，问康生身边的人是否可靠，会不会把秘密泄漏出去了。
康生听了觉得好笑，但他还是一本正经地回答，说他身边的人都是绝对遵守纪律的，决不会泄漏机密；如果真是发生了如江青所想象的问题，也是其他环节的毛玻江青想想自己身边决无问题，估计毛病在公安部，于是亲自给谢富治打电话，简略地谈了情况，要谢部长严查张厚石被殴致伤一事；同时要求公安部出面让天津方面把张厚石抢救过来，然后，转往北京公安部医院。
谢富治这才知道张厚石身上竟牵着这么重要的线索，根据他的经验，此事必须认真处理，否则会被卷进去都说不定。他反复考虑后决定派一个信得过的干部立刻赶往天津，主持此事的调查。
派往天津的那个干部，名叫薛贻钧，四十来岁。他抵达天津后，首先让天津市公安局给张厚石换了家大医院，关照说要用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药物对张厚石进行抢救，一定要抢救过来，使他能思维，会说话。然后，薛贻钧就和天津市公安局的有关人员商议如何开展对此事的调查。天津方面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从行凶者查起，只要查清行凶者，就可以弄清行凶动机，就可以分析并理出制造此案的原因了。薛贻钧听了，认为不无道理，于是说就这么查。
市公安局便往案发地也就是张厚石居住地的公安分局下达命令，让火速查清把张厚石揪往小学校殴打的那伙红卫兵。那时已是深夜，分局值班室便叫来两个值班民警，让他们去张厚石居住地派出所，会同该所力量进行调查。派出所警力配备有限，夜间只有三人值班，正在处理一起突发事件，听说是为张厚石的事，那为首的副所长更认为又不是人命案件，不值得如此兴师动众，说不如到天明再查吧，先解决眼前这事儿。分局去的两个民警见状也没法子，只好点头，但一时既没地方去，又不能回分局；留在派出所吧，必定要接电话搞记录什么的，等于义务打工，于是核计不如往家里溜，先合合眼，等到天亮再来派出所。这样，两人就回家了。
这两个民警中，一个就是“山下派”成员陈冬芳的父亲陈明忠。
这陈明忠是个有着十多年警龄的老公安了，经常轮到值夜班，妻子儿女对他晚饭后离家直到次日天明后才回来已经习惯了，但这天晚上却是十几年来破天荒地第一次半夜回来，＇炫。cc书＇全家都被惊醒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陈明忠哪里会想到自己的女儿正是他的侦查对象，便口无遮拦地把情况说了一遍，说完往床上一倒便睡。
这边屋里鼾声连连，那边屋里陈冬芳却吃惊不小，心里好似装了十五个吊桶，只是七上八下地乱晃。她怎么也没料到，动一动一个有历史问题的老反革命，怎么就会惊动了中央公安部。陈冬芳很想马上去找傅索安报警，但又怕半夜三更出门会惊动家人，使父亲引起怀疑。再说这会儿去敲傅家的门也不妥，反倒会惹人起疑，只好捺着性子等到天明再说。
陈冬芳好不容易等到东方发白，再也忍耐不住，马上穿衣起床，出了门直奔傅索安家。
傅索安有晚睡晚起的习惯，早晨6点钟正是沉沉大睡的好时光，冷不防被陈冬芳唤醒，难免把脸拉长，说话也不大好听，问女战友来干什么。陈冬芳三言两语地把事情一说，傅索安的睡意顿时抛到九霄云外，时间头脑里就像打翻了盆浆糊，糊里糊涂不知作何反应才好。愣怔了一会，她才作出了决定，把手一挥道：“冬芳，你赶快骑了我的自行车出去，通知金国安、李白波他们，我们六个人在文庙外的牌楼下会合，大家都必须以最快速度赶过去，不见不散！”
一小时后，这六人在文庙外天津市里惟有的一座二柱三楼式的明代过街牌楼下会合了。傅索安此刻已经完全恢复了镇定，她在路上买了一包烧饼，每人给了两个，说：“边吃边跟我走，我们去找个安静些的地方坐下来议议。”
一行人来到离文庙不远的玉皇阁。这是一座建于明朝宣德年间的道观，后来渐渐衰落，到了“文化大革命”，给“破四旧”破得一副萧条破落之相，少有游人光顾，正好给“山下派”暂作议事之地。
六人中，只有陈冬芳、傅索安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金国安四人还懵里懵懂，傅索安说：“发生了一点事情，先由陈冬芳把情况说一下。”
陈冬芳把情况说了一遍，那四人顿时紧张起来，王慧珍吓得脸都变色了。傅索安镇定自若，目光闪闪，扫视五人，说：“大家不要害怕，现在事已如此，怕也没用，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自己应当有个主张：第一，我们‘山下派’搞的是革命行动，并非是违反‘十六条’、‘军委九条’以及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动行为。第二，张厚石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牛鬼蛇神、无产阶级专政对象，这样的人，别说自己发病栽倒了，就是活活打死也没什么的。运动开始到现在，全国哪个省哪个城市不打死几个个鬼蛇神‘黑五类’分子的？所以，我们并没有犯什么错误。至于公安部调查，那肯定是张厚石有其他事情，隐瞒了历史问题什么的，这与我们无关。”
傅索安如此这般说了一番，总算把那几位说得稍稍心定。接着，大家商量如何应付眼前这一幕。议来议去，决定照傅索安提出的办法做：五人先去郊区躲避一下，留下陈冬芳利用父亲职务之便探听消息，看情况变化再作计议。
金国安说：“就去大沽口我伯父家吧。我伯父没儿子，挺喜欢我，老叫我去要。他那里庄户人家，住房宽敞，我们去也住得下。”
傅索安说：“就这样吧，大家回去一趟，带些日用品衣服什么的，对家里人说去保定串连了，几时回来没准。国安你把你伯父的地址留给冬芳。”
傅索安回家后，可能意识到这次离家要在外面待很长一段时间，便把父母抽斗里的现款三百五十元全都取走了，另外，她还带上了担任“横空出世造反总部”常委时搞下的一本空白介绍信。这介绍信为“山下派”后来去内蒙古农村安家落户提供了方便。
当天下午，傅索安、李白波、费磊、王慧珍、金国安来到了离天津市区百余里的大沽口农村，在金国安的伯父家住了下来。那里位于海河入海口，附近就是曾闻名中外的大沽口炮台。这几个城里学生乍来乡村，甚是新奇，忘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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