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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乞丐到元首:希特勒传-第1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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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眨了眨眼。“可以开始了吧。”说完，他便领着她进了会议室。与通常一样，他站在放地图的台前——今天未放地图——目不转睛地盯着光滑的台面。“我的最后的政治遗嘱。”他说。她一边记录，手一边在发抖。这是正在形成的历史呀！她敢肯定，这定然是供词，是辩护词。在死亡的边缘上，谁还愿意撒谎？但是，她所记下的却是反唇讥讽之词，叱责之词。通常，他是要作许多改动的，还要把每句话都理顺。今晚呢，他几乎讲个不停，双眼还不离台面。他攻击说，不管是他还是德国任何一个人，都不想进行战争；战争“完全是那些犹太或为犹太利益效劳的国际政治家挑起来的”。
他宣称，他将“满心欢喜”地死去，但他已令他的将领“继续参加全国进行的斗争。”令特劳德尔吃惊的是，他竟为新政府提出人选。他提名海军上将邓尼茨为他的接班人——既是帝国的总统，又是武装部队的统帅。由戈培尔出任总理，鲍曼任党务部长。特劳德尔不明白的是，如果一切都已失去，德国已被毁灭，国家社会主义也已死亡，这些新官有什么可做的？
他口述完后，两眼仍未离台面。一时间他竟无话可说；之后，他便开始口述私人遗嘱。“我觉得，在斗争年代里，我无法承担婚姻的责任。现在我决定，我在这个世界上承担的职务结束之前，娶……”特劳德尔暗吃一惊，抬起头来，终于明白了那张桌子何以要装饰得像过节似的。她想起了一小时前爱娃对格尔达·克里斯蒂安和她说的简短的一句话：“今晚我会哭的！我与你打赌！”但特劳德尔并未流泪。……“那位多年来与我真诚友好相处，现在又自愿来到这个几乎完全受包围的城市，与我共享命运的姑娘为妻。她自动要求，作为我的妻子，与我一起结束她的生命。在我为我的人民操劳服务中，我们被剥夺的东西，死亡会给我们补偿的。”他把自己的财产遗赠给了党，“党若不存在了，便给国家。”并指定他之最忠诚的党内同志马丁·鲍曼为遗嘱的执行人。他在遗嘱末尾说的话，可说是受瓦格纳的激励后说的，也可说是他年轻时编写的歌剧里说过的：“为躲避被推翻或投降的耻辱，我和我的妻子选择了死亡的道路。我们希望将我们的尸体立即焚化，地点就在这里，就在过去12年中我为人民服务时本人完成大部分日常工作的地方。”
特劳德尔进了一间小屋，前去将这两份文件用打字机打出来。希特勒来到地图室，加入了前来参加婚礼的人群。他先前曾常常在朋友们面前提到，他不能“承担婚姻的责任”。
也许他是害怕婚姻会减弱他作为元首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在大多数德国人眼中，他是个耶稣式的人物。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他天性中的资产阶级的一面迫使他用婚姻的神圣去报答他的忠实的情妇。
客人一共有8个：鲍曼，戈培尔夫妇，格尔达·克里斯蒂安，首席副官布格道夫，克莱勃斯，阿图尔·阿尔斯曼（“希特勒青年团”首领）和厨子曼齐阿里小阻。他们在附近的人民冲锋队的一个单位里找来一位小官，由他充当司仪——非常合适，他的名也叫瓦格纳。爱娃穿着一条黑色的塔夫塔绸长袍；希特勒则穿一身军服。仪式很简短，只有两个不妥之处，还有一事令人有点儿狼狈。戒指太大了；是匆忙在盖世太保的金库里找来的。后来，与许多新娘那样，爱娃在结婚证书上签字时，写错了字。她开始时签的是“爱娃·勃……”，后来她急忙将“勃”字划掉，写上了爱娃·希特勒·勃劳恩氏。瓦格纳，就是那个小官，签了字后，戈培尔与鲍曼以证婚人身份也签了字。此事发生在4月28日快到午夜时。（由于结婚证上写的日期是4月29日，人们便一般都认定婚礼是在4月29日凌晨举行的。事实是，在匆忙中，瓦格纳在墨迹未干时便把两张文件叠在一起。约在半小时后，他发现原来的日期已被污点盖掉了，便想重新将日期填好。修改前，他看了看表，其时已是12时35分了。于是，他便把日期改成4月29日。在原件上这个修改是很明显的——原件在艾森豪威尔图书馆，复印件里却没有。）
希特勒挽着他的新娘，走进书房参加婚宴。他开了一阵玩笑，还喝了些匈牙利产的托凯牌萄萄酒。他让人把只有一张唱片（《红玫瑰》）的留声机给取来，又到走廊上去接受工作人员的祝贺。消息传出去后，整个地堡内，人们三五成群地在庆贺。希特勒兴致勃勃，却又精神不集中，不时出去看看特劳德尔打文件的工作进展如何。她刚打完，戈培尔便闯了进来。他脸色惨白，神情紧张。他高喊道，元首命他离开柏林，以便在新政府里任要职，但是，他怎么能离开他的身边？他突然停住了口，忘记了滚下双颊的热泪。“许多决定元首都作得太迟了！为什么这一个决定，最后的决定，却又作得太早？”他叫她离开打字机，让她记下他的遗嘱，以便与元首的附在一起。“在我的一生中”，他口述道，“我断然拒绝服从元首的命令，这还是首次。我的妻子和儿女，与我一起，拒绝这一命令。”他继续说，在希特勒的周围，有的是梦魇式的叛逆；但就在这叛逆中，至少有一人无条件地与他呆在一起，直至死亡。
打完这三个文件时，已快凌晨4时了。此时，鲍曼，戈培尔和希特勒三人，俯身看她打字，其中一人把最后一页从打字机上撕下来。三人回到会议室后，希特勒便在正式的政治遗嘱上签了字。戈培尔、鲍曼、布格道夫和克莱勃斯也作为证人签了字。他将消灭犹太人的功劳归于自己，以此重申了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萦绕于心头的恐惧。他说，战争是他们发动的，而他也让他们为“他们的罪恶”付出了代价，“即使他使用的是较为人道的方式”。他并不为自己之所为而懊悔。相反，他为自己从未软弱下来而自豪。“最重要的是”，他在结尾说，“我已吩咐国家领导人及他们的手下，最大限度地维护种族法，毫不留情地反对国际犹太人这个各民族的共同毒素。”他为完成了灭绝犹太人这个使命而感到骄傲。他重申，他虽有众多的同谋，但若没有他，是不会有“最终解决”的。
（9）
4月29日上午，苏联的地面部队分三路，即从东、南、北三面，朝地堡逼近。当苏军的先头部队打进动物园时，对这个正在死亡的城市实施的包围圈紧缩了。在1英里外的地堡内，马丁·鲍曼正准备将希特勒的遗嘱及他自己的私人遗言交给他的接班人邓尼茨。为了保证安全送达，鲍曼派两名使者分路出发：他自己的私人顾问和海茵茨·罗伦茨。戈培尔想让他的遗言也为外人所知，也给了罗伦茨一份。
希特勒遗嘱之第三份，由布格道夫将军交给了元首的陆军副官。布格道夫令他将这份遗嘱交给新任陆军总司令舒埃纳尔陆军元帅。送信人随身也带有布格道夫的手谕；该手谕解释说，元首的遗嘱是在“听到希姆莱叛变的致命的消息后”写成的，是元首之“不能更改的决定”。“一俟元首有令，或元首之死得以证实后”便将它公诸于世。
爱娃直到中午才起床。有个警卫员不好意思地叫了她一声“小姐！”她微笑着说，以后就称她“希特勒太太”好了。
她叫贴身丫头列塞尔将她的结婚戒指和睡袍交给她的好友赫尔达·施洛德。然后给了列塞尔一个戒指，作为纪念。一会儿，她把另一件心爱之物即银狐裘皮大衣送给了特劳德尔。“我历来喜欢我周围的人穿得好”，她说，“拿着吧，希望它能给你带来诸多快乐。”特劳德尔大受感动，一时竟没想到，她怎么能穿着这种衣裳逃离柏林。
地堡内，人们度日如年，除了聊天和抽烟外，人们没多少事可做。此时，大家都公开抽烟了——包括爱娃在内。元首似乎对室内的烟雾不以为然。末了，他于下午6时，将贴身工作人员召至他的书房。（书房与客厅用红色金边天鹅绒帘布隔开）。他首先宣布温克无法前来。接着，他说，除非出现某种奇迹，否则，他与夫人一起自杀。他把盛有氰氨的药瓶分给众人。他对两名秘书说，作为永别的礼物，这太不像样了。他再次夸奖了她们的勇气。戈培尔怀疑，由于时间久了，药不知是否已失效。希特勒也有怀疑，但性质不同：这些药是卖国贼希姆莱提供的。他把新来的外科医生卢德维希·施图姆菲格找来——医生建议，先拿希特勒的爱犬勃隆迪作试验。希特勒同意了。后来，他突然想起，施图姆菲格自己也是党卫军，便差人往地堡医院另找个医生前来。这人忠实地将药水灌入狗嘴。希特勒大喜——狗被药死了。
当晚早些时候，消息传来了：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已被意大利游击队杀死，尸体被倒挂在米兰的一个加油站里。
“不管是生是死，我都不能落入敌人之手！”希特勒说，“我死后，把我的尸体焚毁，这样便永远不会被发现！”从意大利传来的消息令希特勒沮丧；如果他已得悉，党卫军将军沃尔夫刚成功地将驻意大利的全体德军，秘密地交给了盟国，向盟国投降，那末，他之痛苦必加重无疑。
在当天的最后一次碰头会上，威德林将军汇报了柏林市内巷战情况。战斗打得很残酷，已没有什么希望了。他挥动着一份战地通讯——里边充斥着种种乐观的奇谈怪论，说温克立刻便可援救柏林——心情沉重地说，他的部队已几乎弹尽粮绝。他指责说，部队不会愚蠢到如此的程度，这些欺骗只能加深他们的痛苦。戈培尔严厉指责说，威德林在散布失败情绪；这样，争论又像火山一样爆发了。鲍曼出来作调解，叫双方冷静，好让威德林继续说下去。在汇报结束时，威德林预言，战斗将在24小时内结束。
众人大吃一惊，沉默无语。希特勒有气无力地问总理府区的指挥官，据他的看法，情况是否真的如此。他说，的确如此。威德林再次请求突围。希特勒指着地图，带着听天由命和讽刺的口吻说，根据外国电台的报道，他已将部队的位置标出来了，因为他自己的部下已不屑于再向他汇报了；他的命令已无人执行，所以，再有其它的希望也属徒劳了。
他起身向众人道别时，威德林再次乞求他趁现在弹药未完全断绝，尽快改变主意。希特勒向克莱勃斯喃喃数语，然后转向威德林：“我允许少数人突围出去”，他说，但他又补充说，投降是决不可能的。威德林边走边想：希特勒的话是什么意思？少数人突围就不是投降吗？他给几个指挥官发了电报，令他们于次日上午全部到本德勒大街司令部报到。
午夜过后，希特勒在大饭厅内向20名左右的军官和女秘书们道别。他双眼湿润；在容格看来，他似乎看着远方。众人排着队伍送他；他与众人一一握手，然后沿螺旋型楼梯走下，回自己的卧室去了。
在地堡内，官兵的障碍消失了。高级将领们与他们的下级军官随便交谈，很是亲热。在士兵和卫兵们用膳的膳堂内，人们自发地跳起舞来。由于声音太大，致使鲍曼的一名卫兵前来干预，让大家把声音放小一点儿。鲍曼正在起草发给邓尼茨的电报。在电报中，鲍曼埋怨说，所有发进来的电报均受到凯特尔的“控制或压着不发或加以歪曲”，令邓尼茨“立刻毫不留情地进行反对所有卖国贼的斗争”。
（10）
4月30日快近中午时，苏军占领了动物园。据报告说，一支先头部队已占了与地堡隔离的一条街。很难看出这条消息在希特勒身上产生了什么影响。进午餐时，他与两个女秘书和厨子闲聊，好像是与贴身人员另一次聚会一样。他泰然自若，如果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比平常安静了些。在特劳德尔看来，“这是在听天由命和泰然自若的假面具掩盖下的一次死亡的宴会”。
然而，这却不是平常的一天。这三名女士一走，希特勒又把他们召了回来。一起前来的有鲍曼，戈培尔夫妇，还有另外数人。他弯着腰（比先前更厉害了），与爱娃一同从房内出来。爱娃穿着她最心爱的黑裙；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希特勒开始与众人一一握手。他脸色惨白，眼中含着泪花，与特劳德尔握手时，他两眼直盯着她，却又似乎视而不见；口中喃喃地说了些什么，但她没听懂。她神志恍惚，一动不动地站着，忘记了室内的一切。爱娃·希特勒，带着悲哀的微笑，一手将她搂住，她这才有点醒转过来。“求求你，至少你也得离开这里”，她说，接着她便抽泣起来，“然后替我向慕尼黑问好”。
希特勒将根舍拉到一旁说，他与妻子一起自杀，他希望将他们的尸体焚毁。“我死后”，他解释道，“我不想让俄国人拿我到蜡人馆去展览。”根舍连忙给住在地堡里的肯普卡挂电话要酒喝，还说他立刻过去。肯普卡知道事情有点儿不妙，因为近几天来谁也没想到喝酒。他找来一瓶干邑白兰地，等根舍前来。电话响了。又是根舍打来的电话。“我要200升汽油，立刻就要。”他声音沙哑着说。肯普卡认为他在开玩笑，问他要这么多汽油有什么用场。
根舍不好在电话里把用途告诉他。“把它弄到元首的地堡入口处来。一定要弄到！”肯普卡说，剩下的汽油——约4万升——都埋在动物园底下，而动物园又在猛烈的炮火打击下，要到5点钟炮击才会有间歇。
“我一个钟头也等不及。看是否从打坏的车里吸点儿出来。”
与他多年来的私人飞机驾驶员告别时，希特勒大动感情。两人紧紧地握着手。鲍尔劝他乘飞机逃往阿根廷，或逃往日本，或逃往某个阿拉伯国家——由于希特勒反犹，他成了阿拉伯人的忠实而坚强的朋友。但是元首不听。“一个人要有勇气去面对后果——我将在这里结束一切。我知道，明天千千万万的人都会咒骂我——是命运要这样子的。”他对波尔长期为他服务表示感谢，并将他心爱的腓特烈大帝的画像送给他作为礼物。“我不想让这幅画丢失。要给未来留下。它有很大的历史价值。”
波尔说，若允许他将来交给某博物馆或画院他才接受。希特勒坚持说，这是送给他本人的。接着，他微微一笑，说，过去，要把这幅大画像从这个总部运到那个总部时，你波尔不是口有怨言吗？他紧紧地握着波尔的手。“波尔”，他痛苦地说，“我要他们在我的墓碑上写这句话：‘他是他的将领之受害者！’”
在卧室内，希特勒夫妇坐在睡椅上。他们的身后是曾悬挂腓特烈大帝之画像的地方。首先自杀的是爱娃——服毒自杀。下午3时30分许，希特勒拿起他那支7．65毫米口径的瓦尔德式手枪（吉莉自杀时用的是瓦尔德式手枪，爱娃也曾用它自杀未遂）。这支手枪系他多年来的伴侣：在建党初期，曾用它防卫赤色分子的袭击；1923年，在贝格勃劳酒馆，他用它作为引人注意的工具。在数次情绪低落时，他曾威胁用它自杀。这一次，他自杀的念头是一点不假了。在一个架子上放着他母亲年轻时的照片。他用手枪对准他右边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为使戈培尔的孩子们不到楼下去，特劳德尔正在给他们讲神话故事。潮湿的地堡内传来一声枪响。年轻的赫尔穆认为是敌人的炸弹，还说了一声：“炸中了！”在会议室内，戈培尔、鲍曼、阿克斯曼，还有根舍，听到枪声后，犹豫了片刻，才在戈培尔率领下，冲进元首的客厅。根舍看见，元首脸朝下，俯卧在一张矮桌子上。他的左边躺着爱娃；她倒在扶手上，死后嘴唇紧闭。由于她服用了氰氨，她的两个鼻孔变了颜色。她的裙子湿了，但那不是血。想必是，元首中弹倒下时，打翻了放在小桌上的水罐，湿了她的裙子。根舍大惊失色，跌跌撞撞地跑回会议室，碰到了肯普卡。
“看在上帝份上，奥托”，司机肯普卡问，“出了什么事！你叫我派人冒死去取200升汽油，你定是疯了！”根舍将他推开，把衣帽间的房门一律，将它关紧，省得有人进来。之后，他把通向元首卧室的门关紧，转过身来，瞪着大眼。“元首死了！”
肯普卡所能想到的死因是，希特勒心脏病复发。根舍说不出话来，虽然他亲眼看到了希特勒右太阳穴上的子弹洞，他以手指作手枪，伸进自己嘴里。他这一在惊慌失措中作出的姿势，令许多人相信了这一说法：希特勒是朝嘴内开枪自杀的。
“爱娃在哪里？”
根舍用手指了指希特勒的客厅，慢慢缓过气来，说“与他在一起”。根舍结结巴巴地讲了几分钟才把事情说清楚。
林格从希特勒的客厅伸出头来，说是要汽油。肯普卡说，他只有170升左右，系罐装，现放在花园的进口处。林格和施图姆菲格用深棕色的军毯将希特勒的尸体裹住了，抬了出来。元首的脸半遮掩着，左臂下垂，摇摇晃晃。鲍曼抱着爱娃跟在后边。她披头散发。看见鲍曼抱着爱娃，肯普卡便受不了。她生前历来就恨鲍曼。肯普卡暗想，“别再走一步！”他向根舍喊道，“我抱爱娃。”喊完他便把爱娃从鲍曼怀中夺过来。在这个地堡里，从下到上共有四节楼梯。肯普卡走到半途时，爱娃的尸体差点儿滑了下去。他止住了脚步，无力再上。后来还是根舍赶来帮忙。两人将爱娃的尸体抬至花园。
俄国人另一次炮击开始了，炮弹不断在瓦砾中爆炸。总理府只剩下了败瓦残墙，随着每个炮弹的爆炸，犬牙般的残墙又摇摇欲坠。透过一阵尘埃，肯普卡看见元首的尸体离地堡进口处不到10英尺。他的裤腿上卷着；右脚向内曲——这是他乘长途车时的典型姿势。
肯普卡和根舍两人，将爱娃的尸体放在希特勒的右边。突然间，炮火更加密集了，使他们不得不到地堡进口处躲避。肯普卡等待了几分钟光景，抓起一罐汽油，跑到两具尸体前。他把希特勒的左臂移至身边。此举更使他难以完成本来就不愿意做的工作；他怎么也不忍往元首的尸体上浇汽油。忽地吹来一股风，将希特勒的头发吹了起来。肯普卡把油罐打开。此时刚好有颗炮弹炸响了，瓦砾砂石像雨点般朝他打来，还有块弹片从他头顶嘶过。他只好又跑回来躲避。
根舍、肯普卡和林格三人呆在进口处，等待炮击的间歇。炮击停止了，三人又跑回尸体旁。肯普卡全身发抖，把汽油浇在尸体上，他心里在想：“我不能这样做，却又在这样做。”
他从林格和根舍脸部表情看出；他们在浇汽油时的反应也是一样的。在进口处，戈培尔、鲍曼和施图姆菲格，带着恐怖而关切的心情，偷偷地看着这一切。
尸体上的衣裳全给浇透了，大风吹来，衣裳一动不动。炮击又开始了；但他们三人依旧一瓶一瓶往尸体上浇汽油，直到停放尸体的浅洼地都盛满了汽油。根舍建议用手榴弹点火，肯普卡不肯。他瞥见进口处消防水管旁有块烂布，便指给根舍看。根舍用破布蘸上了汽油。
戈培尔把一盒火柴递给肯普卡。肯普卡将破布点着，扔在尸体上。霎时间，一团火球在空气中翻滚，形成蘑菇状，跟着便是一大股浓浓的黑烟。在一个到处火光冲天的城市中，这是小火，但令人毛骨悚然。人们精神恍惚，眼睁睁看着大火慢慢地将阿道夫和爱娃吞没。根舍和肯普卡，蹒跚回到进口处，人们又往尸体上浇汽油；在此后3小时内，他们不断往冒火的尸体上淋汽油。
根舍头晕眼花，慢慢爬回地堡。在地堡顶层，他见特劳德尔坐在凳子上，身旁放着一瓶施坦因哈根牌白兰地。他喝了一口；两只大手还在发抖。“我执行了元首的最后一道命令”，他轻轻地说，“他的尸体被焚毁了。”她没说什么。待根舍再次前去检查尸体时，她禁不住前去察看希特勒的居室。门开着。睡椅旁的地板上，放着装毒药的铜罐，看上去像装口红的空罐。在睡椅右边的坐垫上，她发现了血——希特勒的血。在一个铁衣架上挂着那条拴狗带和他的灰大衣；上边挂着他的有金色党徽的帽子和轻软的鹿皮手套。她决定将手套带回去做个纪念——最少带一只回去，但有件东西让她停住了手。她发现衣橱内有件银狐裘皮大衣，就是爱娃遗赠给她的那件，但特劳德尔不愿要它。那东西有什么用？她所需要的是一小瓶毒药。
当晚，希特勒和爱娃的骨灰被扫到一张帆布上，根舍回忆说，“倒进地堡进口处外边的一个弹坑里，用土埋了，还用木桩将土夯得结结实实。”
他被埋葬在失败的瓦砾中；不是像他指示建筑师吉斯勒的那样，埋葬在慕尼黑（“我出生在这里，开始搞运动在这里，我的心也在这里”）。在埋葬他时，本应有人在场，朗颂巴尔杜·冯·席腊赫根据元首自己的话编成的诗歌的：
一队队士兵
屹立在这里；
身穿灰色制服的战士，
一排样，望不到边际。
在风雨中，他们散开，散开……
有可能，他们将我抛弃——
但，即使孤身一人，摇摇坠地，
我也要将我们的旗帜高举！
我的微笑着的嘴唇，
也许会说出狂语，
但是，只有我先倒下，
才会倒下我们的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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