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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乞丐到元首:希特勒传-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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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对犹太人之仇恨，主要来自他自己在战争的末期以及尔后的革命时期所作的观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此时的房东埃尔兰格竟是个犹太人，而他也有愉快的回忆：“我常在楼梯和门口碰到他——他总在往本子里写什么……他从未使我感到，他将我另眼相看。”）而他从罗森堡、图里会、或从戈比诺，路德以及其他著名的反犹主义者那里得到的东西，仅仅支持了他自己的结论而已。从这些人那里，他不过是取自己之所需罢了。或许，给他影响更深的还是那些小册子和满嘴喷毒的、反犹的低级右派报刊。自早年（在维也纳）以来，他对这些低级下流的文章就生吞活剥。这些低级文学所播下的种子，终于在1920年8月13日在慕尼黑著名的霍夫布劳斯群众大会上结出了果实。
他以《我们为何要反对犹太人》为题，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一开头他就明确宣布，只有他的党“才能将你们从犹太人的权力中解放出来！”他详细地阐述了犹太人如何自中世纪以来就在污染社会。他的演讲虽没有什么独创和韵律，宣传效果却非常显著。他的反犹思想原是出自他个人的东西，并非是历史使然，但他却有将历史事实与眼下发生的事件巧妙地结合起来、恰到好处地煽动仇恨情绪的天才。他的话常被表示赞同的掌声和笑声所打断，听众十几次为他热烈鼓掌。当他把犹太人视作游牧民族，专干“拦路抢劫“的勾当时，听众的反应尤其狂热。
与其精心策划的谴责相比，希特勒早年对犹太人的攻击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他首次公开攻击说，犹太阴谋具有国际性，他们所主张的各民族一律平等以及国际团结，不外乎是瓦解其他民族的士气的阴谋。先前，他称犹太人为卑鄙、不道德和寄生虫；今天呢，犹太人成了破坏者、强盗和企图“破坏所有民族”的害人虫。希特勒号召全面顽强奋战。东西方的犹太人，不管是好是坏，也不管是贫是富，统统都一样，毫无区别，因为这是反对犹太种族的战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已不再适用。战斗口号应该是“全世界反犹的人们联合起来！”，“欧洲人民求解放！”总之，希特勒所要求的是“彻底解决”。这点他虽提得模糊，但很凶恶：“把犹太人从我们人民中间清除出去！”在反犹道路上，希特勒早已迈出了一大步。当年早些时候，《慕尼黑邮报》对希特勒摹仿并嘲笑犹太人一事觉得好笑，“阿道夫·希特勒活像个喜剧演员，他的演说像杂耍。”而这次的演说使这家报纸清醒一些了，它承认了希特勒在讲坛上的魔力。“你们必须相信，如果说希特勒有件事是值得一提的，那就是，在慕尼黑，鼓动暴民最有能耐的就是他。”
然而，他远不止是个捣乱者，也不只是对种族主义者发出号召。对他之采取积极行动反犹的号召感兴趣的，还有那些以建立大帝国为其最终目标的人们——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的中年市民们。早在1913年，这些人对“泛德团”总裁汉利希·克拉斯所讲的一席话就深信不疑。“犹太民族是一切危险之源。犹太人与日耳曼人水火不相容。”克拉斯声言，会有人起来领导他们反犹的。“我们在恭候元首！耐心！耐心！他会来的。要坚持，好好工作，团结起来！”
希特勒这一时期的讲演提纲表明，他是何等恐惧犹太人。
“嗜血成性的犹太人！斩断人民的精神领导。俄国的停尸场。”
“犹太人作为独裁者与今日之德国。民主与独裁之战斗——不，是犹太人与日耳曼人之战。这有谁明白？”“通过股票市场和投机产生的和平（通货膨胀）时期之饥饿？对奢侈品之需求，等等。谁得利？犹太人……为大规模疯狂所作的灭绝种族之准备——可由大规模之需要——饥饿——加以证明。饥饿历来就是武器。饥饿为犹太人服务。”“世界革命意味着全世界向世界交易所的主人——犹太——之独裁投降。”
从这些引语中可看出，希特勒之恐惧与仇恨正在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哲学。与此同时，尚处于朦胧状态的外交政策概念也在形成。那年9月，他对听众说：“我们的手脚被捆住了，嘴巴也被堵住了。即使丧失了抵抗能力，我们也不惧怕与法国交战。”此外，他还考虑了与外国结盟问题。不久他宣称：“对我们说来，敌人端坐在莱茵河彼岸，不是在意大利或别处。”还有，他首次公开攻击了犹太人的国际主义——这也许是受罗森堡和《议定书》的启发的结果。他把犹太人与国际主义等量齐观，选择意大利为盟国以反对法国；这些虽是初步的概念，但却也表明，他正为制定一个既合乎逻辑又行得通的外交政策而呕心沥血。他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带来的是前线战士固有的信念与偏见；从一系列给人们带来创伤的红色革命中得出的是老百姓的固有的信念与偏见。现在呢，他终于在梳理自己的系统了。但是，他的首要目标，即自从他在维也纳的苦难岁月中挣扎时平时隐时现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却完全不是固有的。
在实际政治领域内，阿道夫·希特勒在加快步伐。几乎是赤手空拳，他扩大了党的基础——这个党现在已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命名。他希望，这个名字将给人们以鼓舞和激励，吓倒胆小鬼，吸引那些愿为自己的梦想而流血的人们。
出于同样的精神，希特勒坚持自己的党旗要能与共产党鲜红的旗帜并驾齐驱。“我们所需要的旗帜要红得超过他们。”
德莱克斯勒回忆说，要超过赤色分子，但“又大不相同”。最后，有个来自斯坦伯格的牙医交来一面旗帜，是当地党建立时使用过的一个卍字，背景是黑、白、红三色。卍字——在梵文中其意为‘包罗万象’——长期以来就是条顿武士的标记，兰斯·冯·莱本弗尔斯使用过，“图里会”使用过，“自由兵团”许多单位也使用过。多少世纪以来，它不但代表欧洲人，而且也代表北美一些部落的日轮或生命之始末。此后，也许是永远，卍字将得到某种罪恶的涵义。
（3）
卡普起义，以及德国中部之共产政权之被消灭，使社会主义事业摇摇欲坠。埃伯特及其“社会主义多数派”，由于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场，利用“自由兵团”的部队去反对普尔区的工人，使他们与左翼“独立社会主义者”之间的鸿沟加深了。1920年秋初，叛逆者——内部又分裂为亲共和反共两派，两派齐鼓相当——在哈勒集会5天，目的在于决定“独立社会主义党”未来之发展方向以及该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大会的发言者，最鼓舞人心的是第三国际的总裁、来自莫斯科的格利戈里·季诺维也夫。苏维埃派他前来的目的，是要把人数几乎达90万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推向极左。在长达数小时的发言中，他讲的“是有点结结巴巴的德语，其结果却提高了他的讲话效果”。他的演讲，博得亲共分子的热烈掌声。
接着，左右两翼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有些观察家觉得，后者的论据比较充足，但世界革命的思想却又令人兴奋，无法抗拒。会上，237票赞成加入按列宁的条件组成的第三国际。投票反对的有156人，投票后，他们集体退场。未退场者，大多数变成了共产分子。
有个代表带着惊诧和觉醒离开了哈勒。此人名叫奥托·斯特拉塞。在听季诺维也夫演讲时，他越听越烦，越听越担心。他说，“听来像是新的救世论”，由莫斯科统治德国。斯特拉塞及其一个兄长格里戈尔曾长期抱有社会主义梦想，两人均准备毅然承受激烈的改革——但不是受外国左右的改革。他们所追求的是德国式的社会主义。这点，奥托觉得，只有在革命的“独立社会主义党”人中才能找到。
在哈勒大会后，奥托成了无党派人士。他心烦意乱，便决定前往兰舒特与其兄长磋商。格里戈尔组织了一支“自由兵团”式的私家军，拥有步兵、炮队和一个机枪连。格里戈尔承认，没有什么比俄国人更危险，但又没有哪个政党能成功地反对他们。“光说一点用也没有”，他说，“只有行动。”关于这个问题，马上有两个重要的客人前来讨论。
据奥托·斯特拉塞说，次日上午，一辆大轿车在他哥哥的药店前停了下来。车内出来两个男人。奥托认出了第一个，是所有民族主义者心目中的英雄鲁登道夫。在他身后不远处，有一个脸色苍白的青年，他留着一把又粗又短的胡子，身穿一套不合身的蓝外衣，“像营长的通讯员”。此人就是希特勒。“我们必须把所有民族主义的团体团结起来”，鲁登道夫将军宣称。政治训练嘛，由希特勒先生负责。鲁登道夫本人则接管这些民族主义组织的军权。他要格里戈尔本人及其突击队“服从我的指挥，并加入希特勒先生的党”。
希特勒答应让格里戈尔担任全国第一个区党部领导人，并将下巴伐利亚交给他，奥托对希特勒却全不以为然。他插嘴问道，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是什么？“问题不在于纲领”，希特勒说。唯一的问题是权力。奥托对此反驳说，权力不过是实现纲领的手段罢了。“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意见”，希特勒简略答道，“我们需要权力！”很明显，希特勒并不喜欢奥托，片刻后便指责他与赤色分子同流，反对卡普政权。
奥托立即予以反驳。自称为国家社会主义者的人，怎么能支持像卡普那样的反动分子？他解释说，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曾在柏林奋斗，就像希特勒曾在慕尼黑反对苏维埃统治一样。各自的道路似乎都是正确的；他才是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
鲁登道夫插话了。“民族主义反对派的政治不可能是共产主义政治”，他说，“也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政治。”他当辎重兵监时，比诸工人、资本家的麻烦还多些。他这一席惊人话顿时使空气为之一新，会晤也就在友好中结束——但格里戈尔未作肯定的答复，他要思考一番。当晚，格里戈尔对弟弟说，他已下定决心与鲁登道夫和希特勒会师，即使他对希特勒的印象不深。“将军会恰到好处地使用他的”，他说，“在这方面，我信任鲁登道夫。”
希特勒拒绝向奥托·斯特拉塞透露党纲，其原因不在于他没有或难于启齿，而是因为他太顽固，不愿与曾反对过卡普的“卖国贼”讨论这一问题。还有，希特勒此行的目的是要争取格里戈尔和他的部队。在分别时，他感到，这两者最终肯定会加入他的阵线。格里戈尔·斯特拉塞与他同属一种人：上过前线的下级军官，与他一样，也曾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很明显，他也是个有信念的人；是个炽烈的民族主义者，既反对马克思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且认识到，犹太人是这两者的“脊骨和大脑”。
自他加入小小的德国工人党以来，争取格里戈尔·斯特拉塞不过是希特勒完成的一项业绩而已。不到一年时间，他不但改变了党的性质，而且还将党员人数提高到近3000。他把所有时间都奉献给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他到处游说，使他本人和党均相当出名。他曾作为主讲人出席过约80次群众集会，在卡普起义期间曾与埃卡特一同前往柏林，曾在国家社会主义者萨尔斯堡大会上讲过话。
讲坛上所取得的成功并未冲昏希特勒的头脑。其实，他常在自己室内踱来踱去，不断向他的警卫乌尔里希·格拉夫（原是个屠夫）抱怨自己无能，“不能出去，把自己所知道的告诉人民，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告诉他们。¨ xuan shū wang¨能讲演就好了！能讲演就好了！”他常常这样高喊。由于对自己的讲演方法和群众大会的掌握方法均不满意，他便顽强地对这两者实行改进。为此，他参加过对手的群众集会，并发现对方的主讲人在演讲时，“其风格有如妙语连篇的报刊文章，又有如科学论文，没有激烈的言辞，还不时有些小笑话。”这种冗长的集会使他懂得了该忌讳的是什么。他把自己的讲演搞得既生动活泼又具有鼓动力。气氛也是实事求是而亲切，常有免费的啤酒、香肠之类供与会者享用；有时，若党的经费许可，还有手风琴演奏和民歌助兴。然后，心理上的火候一到，希特勒本人便在奏乐声中和舞动的卍字旗群中出场。通常，他开讲时总是心平气和。然后，如同一个演员一样，他善于觉察听众的感情，按听众的需要调整齐讲演方法与内容，使会议达到高潮，使听众几乎无法控制其热情。
群众集会的成功并未使希特勒满足。他需要一个更宽阔的论坛——一份自己的报纸。原来那份《炫民观察家报》由于诽谤言论太多，早已处于破产边缘。这份报纸正是他所需要的，而财政危机也正是他所期待已久的时机。12月17日清晨两点钟，希特勒突然闯到埃卡特的住处，激动万分地宣称，由于债务过多，必须将《炫民观察家报》卖掉，但有落入外人之手的“危险”。有个分裂主义者企图将它买来作为宣传自己的纲领的论坛。党必须将它买过来。出价是便宜的——仅18万马克。希特勒确信，埃卡特肯定能在有钱的朋友中凑足这笔款子。
次日上午8时，德莱克斯勒出现在埃卡特的门前。对一个具有后者的生活习惯的人来说，这是个有苦也难言的时刻。“起初”，德莱克斯勒回忆说，“他发了一通脾气。后来，我们便一同外出。”至中午时分，他们已从冯·埃普将军处（埃普的“自由兵团”各部曾于1919年协助推翻了慕尼黑的苏维埃政权）募得6万马克，从其他捐款人中（包括一名反犹的医生在内）募得3万马克，德莱克斯勒本人承担了该报10万多马克的债务。当日下午4时，购买《炫民观察家报》之登记手续便办理妥当。到此时，希特勒及品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主要是靠了一个行为古怪的作家和一个工具制造者的帮助——已为下一步的跃进作好了准备。
（4）
一个月后，即1921年1月22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慕尼黑召开了第一届年会。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在巴伐利亚的右派政治力量间，党已发展为一股具有相当实力的势力。这主要是因为希特勒具有磁一般引人的个性和迷人的精力。还有，希特勒之讲演才能，把原来的组织从清谈引向行动。大多数党的创始人，包括德莱克斯勒在内，对这一转变都倍感关切。他们虽然感激希特勒为毫无生气的党带来了活力，但又觉得这是否值得。在极短的期间内，希特勒便占据了统治地位，得到周围人们的支持。这些追随者——罗姆、斯特拉塞兄弟、罗森堡——带来的，可以肯定，是暴力的预兆。希特勒的许多私交和同人，对这个老兵都非常反感，他们觉得，他的波希米亚同僚太多了。还有，哪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会与银行家、企业家以及像贝希斯坦那样的社会主义者保持如此亲密的关系？
表面看来，第一届年会似乎是希特勒发动叛乱，公开夺权。垂手可得的权力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只有411名代表响应前往慕尼黑的号召，希特勒耐住了性子；另外，关于政策和策略方面的越来越大的分岐，普通党员也不甚了解。因此表面上，大会似乎仍很团结，但知情人却明白，大会在明争暗斗，于是，大家便齐心协力，准备12天后让希特勒在济尔库斯·克罗纳成功地露面。
那年冬天，日子特别难熬。在德国全境，抢粮事件此起彼伏。巴黎“盟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向德国索取巨额战争赔款更加剧了社会混乱，处于破产边缘的德国，支付1340万金马克的战争赔款。许多人已在寒冷中生活，饿着肚子。据信，年工资额仅够工人糊口，连中产阶级也得过苦日子。
由于群情激愤，各主要政党均在考虑是否在科尼希广场举行联合抗议示威。这一行动因害怕赤色分子将他们分裂，后来被取消了。2月1日，希特勒要求作出最终决定。行动委员会因组织不充分，答复他们“拟”在一周内举行大会。“听到这点，我已忍无可忍，决定独自举行抗议示威大会”。当日中午，希特勒便在皇冠马戏院订好了次日晚上的大会场地——经理是党员，据说，他向希特勒收费低廉，甚至免费——之后便口述了一份华而不实的海报内容。许多忠实的党员都为之作呕。马戏院可容纳观众6000名，由于时间如此紧迫，不可能有更多听众前来。
海报直到星期四上午才张贴出去。当日雨雪交加。希特勒本人也为之发愁，匆匆口述了传单内容，便派人送去付印。下午，他们坐上两辆租来的卡车，张灯结彩，打着卍字旗，在城里游荡。每辆车上有10多个党员，他们一边喊口号，一边撒传单。在慕尼黑街头出现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宣传彩车，这还是首次。在某些工人住宅区，他们受到的“欢迎”是举起的拳头和愤怒的喊声。
7时左右，希特勒收到了从皇冠马戏院打来的、令人沮丧的电话：大厅里听众寥寥无几。10分钟后，情况稍好；至7时45分，厅内四分之三的座位已被坐满，其房门口还排着一条长龙。希特勒进入演讲大厅时，与一年前的霍夫布劳斯一样，他“满心欢喜”。“大厅里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它像一颗巨型炸弹，横卧在我跟前。”整个马戏院都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
“前途或毁灭”——这是他演讲的主题。他满心欢喜，坚信自己的前途就寓于眼前的人群中。开讲半小时后，他已与听众沟通，知道听众是属于他的。“自动爆发的掌声”开始打断他的讲演。之后，会场一起沉寂，极为庄严。“在这巨大的人群中，你所能听到的，莫过于呼吸声。最后一句话一完，场内立刻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人们用最大的热情高唱《德意志土地》之歌，大会就在一起歌声中结束。”使人们的感情像洪水般倾泻出来的希特勒，自己也被此情此景陶醉了。他在讲台上呆呆地站立了20分钟，目送着人们退场。之后，他”兴高彩烈”地出门步入雨雪中，回到自己又黑又冷的小屋内。
希特勒在皇冠马戏院的表演，在慕尼黑报界既受到嘲笑，也受到赞扬。辱骂和嘉奖同样令他高兴。他觉得他遭受反对和猛烈攻击的情况也表明，他已打动了人们内心的感情。尽管骚乱由他而出，希特勒却成了颇受尊敬的民族主义势力的宠儿。民族主义者当时正把慕尼黑变成其首府，且得到警察局长及其下属即“政治处”主任的秘密支持。平时，人们纷纷向警方投诉说，当警方未能预先下手时，党破坏了和平，要求保护纳粹等等。这两名官员尽力将这些暴怒压了下去。“我们明白，这个运动，即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不该镇压的”。3年后当希特勒受审时，他们出庭作了证。“我们确实那样做了。我们有意克制自己，因为我们在党内看到了德国再生的种子。我们一开始便坚信，这个运动最有可能在深受马克思主义之害的工人中生根，并把他们争取到民族主义的营垒中来。我们保护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希特勒先生的原因就在于此”（保护激进右派势力的还不止这些人。即使希望遏制希特勒的军人，以及法官、警官、国家和地方官员，对卷入暴力的民族主义者也表现得相当公正。从1919年1月至1922年6月，发生在德国的376宗政治谋杀案件中，22宗系左派所作，354宗为右派所作。左派平均监禁达15年之久，而右派却只监禁14个月。10名左派分子被处死刑，右派却一个也没有。）
巴伐利亚政府也多少给了他一点官方承认。希特勒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受到了右派总理古斯塔夫·里特·冯·卡尔的接见。这位总理致力于维持巴伐利亚的奇特的地位，使之免受魏玛政权的侵犯。巴伐利亚仍保持许多自治权（例如，它有自己的邮政）并继续抵制愚昧的北方佬发来的任何指示。在这件事上，希特勒与卡尔找到了共同的基础。虽然卡尔在许多问题上与这个“狂暴的奥地利人”有分岐，但他感到在他自己与魏玛的斗争中，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这个领导人是有用的宣传工具。
卡尔的友好接待使公众注意到，希特勒现在已代表一股政治势力。这，希特勒是欢迎的，因为他与老头子的分岐现正向赤热化发展。由于希特勒本身的吸引力气强和群众对他们的兴趣颇浓，他已变成了知名人物。这情况表明，他不但改变了党原来的目标，而且也有意夺取全权。因此，他的政敌便利用他在柏林之机（他拟在该处加强与保守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和右翼激进分子的联系），与奥斯堡的一群社会主义者结盟。这似乎并无害处，但希特勒意识到，这是狡猾的一招，目的在于削弱他的影响。他急忙赶回慕尼黑，乘其不备，发动反攻。7月11日，他宣布退党。3天后，他将退党原因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提交给全体党员。他提出，除非他出任党的主席并被授予独裁的权力，否则不再返回党内。“我之所以提出这些要求”，他说，“不是因为我对权力如饥似渴，而是因为近日的事件使我加倍相信，如果没有铁一般坚强的领导……党便会在短期内失去平原来的性质：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工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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