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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乞丐到元首:希特勒传-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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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第一觉醒来，听见旅馆外欢声四起，简直令人神魂颠倒。他们又唱又跳，高呼“亲爱的小达拉第”快出来——达拉第无奈，只好步出房门，到阳台上与众人相见。
当日上午晚些时候，达拉第乘敞篷车前往希特勒寓所举行最后一次会谈。在街上，他又受到了慕尼黑市民的欢呼。英国首相此次德国之行还担负着一项重大使命。他已草拟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希望希特勒能在此声明上签字。这份声明，远远超过了在元首大楼签署的文件的意义——它表明，两国决心永不再交战。“如果他签字”，吃早餐时，他对议会秘书说，“并遵守之，这很好；如他出尔反尔，那就能说服美国人，使美国人相信他是什么人。”
希特勒一听完这份备忘录的译文，便连声称“行！行！行！”两人未费多少口舌便在上边签了字。张伯伦将一正文交给希特勒，另一份则由自己保存——他坚信，希特勒也与自己一样热心。然而，施密特觉得，对于措辞他虽同意了，但有点勉强；他之所以签字，仅是要使张伯伦高兴。希特勒似乎要散布互相矛盾的印象。他私下高兴地对男仆说，首相如此老迈年高，还专程前来看他。“我给他的东西够多的了。他不会很快又再来”。然而，一会儿后，他又对陆军副官格尔哈德·恩格尔少将说，“他喜欢这位老人，希望能继续与他谈判。”希特勒向恩格尔保证，他自己“并不想采取有潜在危险的任何步骤。首先得消化已得成果。解决波兰问题的办法是不会跑掉的”。
张伯伦的座机于清晨5时38分在赫斯顿着陆。他站在机舱门口，带着微笑，挥动着他与希特勒签署的文件。“我将它搞到了！”他对哈利法克斯喊道，“我将它搞到了！”群众的欢呼声仍在耳旁吼叫，他便当众宣读了英王写给他的信，要他“立刻赶至白金汉宫，以便令我本人有机会对您的慕尼黑之行所取得的成功表示最衷心的祝贺”。
从机场至宫中的途中，他受到盛大欢迎——给予英雄的欢迎，这在英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在一封私函中，他曾描述道，街道上“从头至尾都站满了各个阶级的人士。他们高声欢呼，把嗓子都喊哑了。他们跳上汽车的踏板，捶打着玻璃，把手伸进车内与我握手”。整个英国似乎都要向他祝贺并感谢他。“没有一个从沙场得胜回朝的征服者”，伦敦的《泰晤士报》评论说，“曾获得更荣耀的桂冠。”
在唐宁街10号前，他被人群包围了。人们尖声欢呼，不愿散开。张伯伦无奈，只好走至一敞开的窗户前。欢呼之声越来越大，最终成了“他是个大好人”的喊声。他站在窗前，满面红光。这扇窗户恰好是1878年迪斯勒里从柏林会议回国后宣布“光荣的和平”时所站立过的窗户。他说：“在我国的历史上，这是光荣的和平。两次从德国回到唐宁街，我认为，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
数周来的危机终告结束。英国除少数人外，均兴高采烈。
然而，在新总理詹·西洛维将军上任并通过电台宣布由于他们已遭抛弃、孤立无援，本届政府被迫接受慕尼黑的命令时，布拉格并未举行庆祝。他说，这是“领土之减少与国家之死亡”之间所作出的选择。
墨索里尼也受到了盛大欢迎。这次欢迎，他自己认为，是他整整20年法西斯生涯中所受到的最盛大的一次。在每个火车站和交叉路口，不计其数的人们在等候他的列车并尽情欢呼。许多人还下跪迎接。在罗马，他乘敞篷车沿国家大街缓缓前行，从用枝叶搭成的凯旋门下驶过——他受到了只有凯撒才配享受的欢迎。车队进入威尼斯广场时，人们齐声高喊：“领袖！领袖！”当他最终在阳台上出现时，群众的欢呼声震耳欲聋。此情此景表明，他也许从未如此受欢迎过。
尽管如此，在慕尼黑会议的参与者中，最受世界推崇的仍首推张伯伦。他的消瘦身材和那个鹰钩鼻，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和平的象征。前继位王子威尔士亲王秘密致函于他，感谢他“拯救了和平”。退位德皇也致函玛丽王后说，他毫不怀疑，首相避免了“一次最可怕的灾难”，“既有天示又有上帝指引。”大部分德国人均有同感。10月1日早晨醒来，人们均在祈祷：在他们的军队跨进苏台德时，切勿受到阻碍。拂晓时，希特勒的专列驶抵捷克边境。第一个向希特勒表忠的将军——莱希瑙——向他报告时所使用的语言，令魏德曼大吃一惊：“我的元首，今天，陆军正在作出一次士兵们所能为他们的最高统帅作出的最大的牺牲，那就是，不发一枪地向敌人的领土挺进！”
魏德曼不相信一个德国将军竟会讲出此等荒唐话来。另一个将军插话说：“不错，我的元首，今晨我到了我旧时呆过的团。由于禁止进攻捷克的平房，许多士兵都在哭泣！”
希特勒说：“失败主义者一直在向我嘀咕，说什么我的政治会导致战争！”这种话，且又说得如此尖刻，使站在他身后的魏德曼大吃一惊，他所指的失败主义者是谁？在首相府，过去几小时的紧张和疲劳已使张伯伦精疲力尽。“在我一生中，我从未那样过。我的精神差点儿垮了”，在一封信中他这样承认道，“我重新振作起来，因为，在议会里我还得再经受一次酷刑。”10月3日，星期一，议会开幕了。至那时，许多人的兴头已过，耻辱取代了幸免一战的轻松感。在下院，达夫·古柏提出辞呈，辞去了内阁职务，挑起了关于慕尼黑问题的辩论。他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必然导致一场欧战。“首相一直相信，用合情合理的语言可打通希特勒先生。我倒相信，他更爱听的是铁甲拳头的语言。”
既疲倦又愤怒的张伯伦起身回答说，他与希特勒在元首的寓所签订的协议，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双方均有诚意和良好的愿望；希特勒曾一再着重说明这点，他要自食其言是异常困难的。人们朝他鼓了掌，但缺乏热情，原因是整个议会笼罩着一种内疚的情绪。辩论持续了3天，丘吉尔雄辩的谴责，使辩论达到了高潮。“一切都过去了”，他说，“捷克斯洛伐克，默默地、悲哀地沉进黑暗。它被抛弃了，且支离破碎。”忠诚而勇敢的英国人民，在得悉这一条约的消息时，自发地兴高采烈并觉得宽慰。这，他并不嫉妒。“但是，他们应该知道真实情况。他们应该知道，长期以来，我国的防御力量不足，且又大遭忽视；他们应该知道，即使未发生战争，我们已蒙受巨大损失，其影响深远……别以为事情就此告终，这仅是算帐的开端。”
在此之前，张伯伦及其迁就他的同僚曾就东欧中部（希特勒将作出保证）问题提出过修改后的解决办法。但是，时至今日，事情已很明显，元首的计划与此完全相反，且无法进行调解。张伯伦及其保护伞正在变成怯懦的象征。这令他担心。他于是便求助于阿道夫·希特勒。他秘密致函希特勒，询问元首在当晚于体育馆发表的演讲中，能否“在引导英国的公众舆论方面给首相以某种支持”。希特勒欣然同意，对张伯伦议会内的恶毒攻击者发动了猛攻。然而，这一抚慰和援助其实是不必要的。次日，10月6日，下院匆忙批准了张伯伦的政策，凭这一政策，在新近的危机中，战争被避免了。投票结果是366票赞成，144票反对。35名背叛者——包括古柏、艾登和丘吉尔在内——弃权。
上述三人的攻击在柏林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希特勒把他们攻击张伯伦的每个字都看作是人身攻击。在签订这项协议后，他高高兴兴地从元首大楼出来——他的副官和随从等均同意这点——相信捷克问题已一举永久得到解决。他也有心承担在这桩买卖中他应承担的义务。
英国的齐声谴责改变了所有这一切。在威廉大街，人们已听到窃窃私语，说里宾特洛甫和希姆莱趁希特勒烦恼之机对他说，在慕尼黑他并未完全利用西方民主国家对战争的恐惧心理，英国谈判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以便在日后装备较好时发动进攻。
弗朗斯瓦·本塞在了解到有此不满情绪后，极力使希特勒冷静下来。为此，他特别建议希特勒与法国签订一项类似与张伯伦签订的协议。“我想在他眼前展现签订更多协议的可能性。这些协议可以是经济上的，也可以是财政方面的。它们或许能导致欧洲组织起来。我也希望能将他的思想引向非暴力的前景和方向去。”
然而，希特勒却相信，或假装相信，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昂（大英帝国的原名—译注）已欺骗了他。10月9日，在萨尔布吕肯发表的一篇刻薄的演讲中，他流露了这种想法，把英国的态度比作一个家庭女教师的态度。他继而攻击了丘吉尔、古柏和艾登这心怀恶意的三架马车，所用言词较在体育馆的演说更尖酸刻薄得多。
3天后，希特勒的谩骂产生了效果。其时，专为实施慕尼黑协定而建立的国际委员会一致投票赞成不举行公民投票。
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们早已屈从于希特勒的要求，即以1910年的人口普查为准，以决定哪些地区该割让给帝国。事情越来越明显，原来的协定已受到歪曲，捷克将被剥夺最后一道防御工事。
10月中旬，弗朗斯瓦·本塞最后一次呼吁希特勒要讲道理。那是在他调任罗马前向元首举行的告别宴会上讲的。希特勒向来喜欢这位大使。为了对法国大使7年来在柏林作的服务表示感谢，希特勒特邀他前往建在克尔斯坦山顶（高出地面一英里）的茶馆。这个茶馆是在鲍曼孜孜不倦的指挥下建成的，据说耗资3000万马克。从工程学上来讲，它是个创举。从贝格霍夫通向山顶长5英里的柏油公路也是如此。这条公路弯弯曲曲，完全是从山间炸出来的一条通道，还有几个人为此丧生。弗朗斯瓦·本塞坐着车子，沿这条公路上山，进了凿于峰底的地道。到了走廊的尽头，他被带上一座用黄铜镶嵌的扶手电梯。电梯的梯座完全是从岩石中挖掘而成的。在上升约400英尺后，弗朗斯瓦·本塞发现自己已进了一条过道，其柱子全是罗马式的。在通道尽头是一座圆形的玻璃大厅。在敞开的火炉中燃烧着大块大块的木头。大厅的周围群山环抱，使这位法国人有置身于太空之感。沐浴在秋日黄昏的阳光中的这个景色，壮丽辉煌，几乎到了令人幻想丛生的地步。
法国大使和元首就是置身于这奇妙的环境中——希特勒曾来过此处数次。它的富丽堂皇已开始令希特勒生厌——举行最后一次会谈的。希特勒脸色苍白，神容疲倦。他说，慕尼黑协定所带来的后遗症使他很失望。危机还远没有结束。事实上，若局势没有好转，危机可能更加深化。他抱怨说，大不列颠“正在高声威胁，号召拿起干戈”。
大使指出，在和平得以维护后，人们过度兴奋，这必然会产生某种反动。还有，希特勒自己在萨尔布吕肯发表的严厉的演讲也散布了这种印象，即捷克的牺牲仅增加了德国的胃口，因而加强了慕尼黑公约的反对派的地位。
希特勒进行了反驳。目前的麻烦首先是英国人制造出来的，他并未讲过反对法国的只言片语。当希特勒继续为其对待捷克人的方法辩护时，弗朗斯瓦·本塞打断了他的话，告诫他勿对过去恋恋不舍，更重要的是未来。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均也表明，他们能和睦相处，”逐渐引导欧洲朝更稳定更正常的方向”发展。对打断他的话之举，或对这一概念，希特勒均未予以反驳。他说，为此努力他是作好了准备的。
下山时，弗朗斯瓦·本塞重温了这次会谈。“我知道，他是朝三暮四，装聋作哑，矛盾重重，举棋不定”，他向巴黎报告说。“他温文尔雅，酷爱大自然的美景，在饭桌前讨论欧洲政治时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就是同一个人，他可以变得极度疯狂，如醉如痴，并野心勃勃。有时候他站在地球仪前，恨不得将各国、各大洲的历史和地理一古脑儿推翻，活像是个发了疯的造物主似的。有时候，他又梦想做个和平的英雄，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竖立最雄伟的纪念碑。”
元首身上这些明显矛盾使许多外国人认为，他不外乎是个疯子。其中之一是现已安居在伦敦的西蒙·弗洛伊德。“疯子会干什么，你是很难断定的”，他对美国一名追随者说，”你知道，他是个奥地利人，在极度痛苦中度过了多年。”希特勒接管奥地利时，他似乎头脑发昏。
希特勒先前的一个信徒，在汉夫施坦格尔从德国出逃后曾与其多次议论元首的卡尔·古斯达夫·容格博士，却又另有一番理论。那年10月，他对刚从布拉格返回的H·R。尼卡博士说：“在医学上，希特勒属于不可思议的人物类型。他的身躯并未显示出力量；他的相貌突出的特点是他那昏昏欲睡的样子。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照的照片尤其令我有这种印象。他的双眼有预言家的神情。”听了这话后，尼卡博士便问，希特勒为何能使几乎每个德国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外国人却对他不屑一顾？“他是第一个将自己在潜意识中对德国命运的想法和感受告诉每个德国人的人，尤其是在世界大战失败后，使每个德国灵魂都染上色彩的是典型的德国的嫉恶观——德国劣于他人，是老二，是参加宴会常常迟到者。希特勒的力量不是政治上的，它是魔术般的。”希特勒的秘密在于他容许自己受自己的潜意识支配。他像是这样一个人：他能集中精力倾听某个神秘的小声建议，“然后便依此建议行之。就我们的情况而论，即使我们的潜意识有时也在梦中出现，但我们的理性太多了，大脑太多了，因而不服从于它。但是，希特勒不但听了，而且还服从于它。真正的领导人是常常受领导的。”希特勒唱的是纯粹的条顿调，德国人听来顺耳，于是他们便选择他为代表。他是一个能煽动原始人的煽动政治家，是他们的部落历史的回声。
容格断言，英法两国是不会履行其对捷克作出的新的保证的。“没有一个国家会遵守诺言。国家是一个盲目的大可怜虫。跟随着什么？也许是命运。国家是没有荣誉可言的。它没有诺言可守。”所以，为何要企望希特勒遵守其诺言？“因为希特勒就是国家”。
第十八章 “水晶之夜”
1938．11939．3
希特勒德国的反犹道路是曲折的。1933年首次对犹太人的限制并未产生多大的效果，好像元首是有意拿其原则去作妥协似的。这是否是一个用合理的方法即用那些只希望将犹太人控制住而不是将其迫害的人们能够接受的方法，去解决犹太人问题一个尝试？此后，党内的种族主义激进分子和政府以及民事部门中的温和派之间便发生了斗争，这一斗争于1935年夏季达到了高潮。此时，温和派采取的是攻势，公开反对继续虐待犹太人，理由是对生意不利。反对犹太人的“不法行为”必须结束——帝国银行总裁沙希特对一群有影响的人物这样说（这群人物包括内政部长弗里克，财政部长施维林·冯·克罗西克，司法部长古尔特纳和教育部长罗斯特）。否则，他警告说，他便无法完成重振经济的任务。例如，联合保险公司在埃及的犹太代理人，由于不断受到惊扰而辞职，把市场丢给了英国人。许多大犹太进口商都取消了订货。一个国家想在经济上取得成功而又不允许犹太人经商，这种想法是荒唐可笑的。沙希特并不反对公开挂出“不要犹太人”的牌子，因为这种招牌甚至在美国也有，但他坚决反对施特莱彻尔之流挂出的诸如“谁买犹太人的货，谁就是人民的敌人”的路牌。这群有影响的人一致认为，“野蛮的单独行动”必须停止，让犹太问题通过法律解决。
几星期后，元首本人便采取了第一个立法步骤。在纽伦堡大会上，元首颁布了《保护日耳曼血统和荣誉法》，把一系列镇压措施合法化。官方的天主教的“圣职者报刊”立刻将这些措施合法化，认为这些措施“是保护日耳曼人民之质量的无可争辩的”措施。这样连施特莱彻尔也觉得满意，因为犹太问题正在通过德国的最好的法律系统“一件一件地”获得解决。“我们不把窗户砸碎，也不把犹太人砸碎”，他吹嘘说，“谁要是单独进行那种行动，谁就是国家的敌人，是个挑衅者，甚至是个犹太人。”
纽伦堡法律是否是希特勒用来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比较温和“可能接受的”方法？还是说，他是等待时机，实现其灭绝犹太人的梦想？不管属于哪种情况，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最少是在目前，已从党内移至法律。结果，纳粹党内的激进的种族主义者便怨声载道，仇恨越来越深。此后，由于希特勒执行发展计划，他们的行动有所收敛。但是，三年后，1938年，他们的仇恨终于爆发了。在慕尼黑、纽伦堡和多特蒙德，犹太教堂被捣毁，一个蹂躏犹太人的浪潮席卷了全国。
“在库尔户斯坦达姆”，柏林来的外交官兼记者贝拉·弗朗姆写道，“全城贴满了漫画和涂满了乱七八糟的口号。门上、窗户上和墙壁上全用防水的油彩涂上了‘犹太人’一字。在穷苦的犹太人开设小商店的地区，我们发现，情况更糟。冲锋队把该地糟埸得不成样子。那里到处都悬挂着犹太人被斩首、被吊死、被施重刑、被断肢的血腥的图画，其说明词下流已极，不堪入目。窗户被砸碎，在人行道上，在下水沟里，到处扔的是从这些可怜的小商店里掠夺的财物。”
1938年11月7日，一名叫赫尔切尔·格林兹本的犹太青年在巴黎枪杀了德国外交部的一名小官，这件事为反犹浪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格林兹本的父母已被驱逐至波兰；他潜入使馆的目的原是要刺杀大使，却碰上了恩斯特·冯·腊特领事。腊特本人是反犹主义者的仇敌，受到盖世太保的调查。然而，原拟打在他上司身上的子弹却打在他身上。
“当犹太人并不犯罪”，格林兹本哭着对警察说，“我不是一条狗。我有权利活着。在这个地球上，犹太民族也有权存在。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都被人像追逐野兽似地追逐着。”
11月9日下午，腊特与世长辞。其时，希特勒正在慕尼黑市政厅参加党的干部会议。腊特的死讯传到了希特勒耳中。
他离开了会议室，与戈培尔交谈了片刻，然后便踏上了他的专列。戈培尔回到会议室后宣布，腊特之死在库尔赫森和马格德堡——安赫尔特地区激起了反犹的骚乱。他说，元首已决定，若骚乱自发地遍及全国，不必加以阻止。
党的领导人把这一指示理解为，既要组织示威游行，又要弄得好像与己无关。然而，冲锋队头子卢策如果不是误解了戈培尔的意思就是不相信希特勒曾授他这一指挥权。他将在场的队长集合起来，令他们不准参与任何反犹行动。在冲锋队的官员们传达卢策的指示（在某些地区被置之不理）的同时，党的领导人也用电话向各省传达了与此相矛盾的指示。
开始时，党卫队并未参与捣毁商店和焚烧犹太教堂的行动。在得悉戈培尔下令集体屠杀犹太人后，希姆莱还令其手下不得过分抢掠，之后，便口述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命令是以宣传部的名义下达的。我本人怀疑，长期以来就对权利梦寐以求的戈培尔，为争权故，并出于头脑空虚，在国外政治局势严重的情况下，发起了这一行动。”这一谴责之词也许只供存档使用。几小时前，希姆莱本人曾在为党卫队将领们作的秘密报告中猛烈地攻击犹太人。他说，犹太人一心想将德国毁灭，因此，必须用“空前未有的残酷手段”将他们逐出帝国。德国在这场反犹的全面战斗中若不能取胜，“真正的条顿人便不会有藏身之地，人人都会被饿死或杀死。”
如果说希姆莱是反对正在席卷全国的恐怖主义的话，那末，他的主要助手却在尽全力火上加油。深夜过后不久，海德里希便向党卫队保安处和警局各总部和分部发出电话传真指示，令他们与党和党卫队领导人合作，“组织示威游行”。“目前监狱能容纳多少人”，便逮捕多少犹太人，特别是有钱者，“眼下只抓年纪不太大的、健康的犹太人。一当将他们逮捕，便需与适当的集中营联系，尽快将他们关进集中营。”
对德国犹太人而言，这是个绝望的夜晚——警察成了破坏和殴打的袖手旁观的见证人。柏林警察局副局长发现一警察在一被洗动一空的鞋店前哭泣——原来，他的职责是维持秩序，但事与愿违，他一筹莫展。按官方的统计，814家商店、171个家庭被捣毁；191个犹太教堂被焚毁；36名犹太人死于非命，36人受重伤。但，海德里希本人也承认，这些数字“肯定被大大缩小了”。
奥托·托利许斯致电《纽约时报》说，他刚目击一场“三十年战争”以来德国从未出现过的如此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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