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希特勒传-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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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了“巴巴罗沙”计划？稿子一改再改后，一项公报终于出来了。它说，赫斯违反命令，驾机出走失踪，估计已坠毁，他留下的一封信“不幸表明，他已有神经错乱的迹象。这便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他是幻觉的受害者”。

法特太太是在吃晚饭时听到这个广播的。广播的语调很不友好，不禁使她想到“他一生忠心耿耿。这就是对他的感谢吗？”她连忙给赫斯的兄弟阿尔弗雷德打电话。两人在电话中便对各种可能性进行推测。赫斯夫人在和众司机、仆人和副官一起看电影时被最年轻的一个副官叫了出去。他懊丧极了，叫她立即把衣服穿好。由于这个要求太愚蠢，她心头不觉一惊。一听说是电台在推测她丈夫已死，她便生气地答道：“胡说八道！”她不相信会有惨剧发生，立刻挂加急电话去贝格霍夫，想与希特勒通话。但接电话的是鲍曼，说，他一点消息也没有。她不相信他，因为她了解她丈夫的助手。她挂电话至柏林找到了阿尔弗雷德。他也不相信鲁道夫已死。

还未有消息从英国传来。赫斯已向汉密尔顿公爵承认了自己的身份，给他讲述了自己此行的任务，以及他如何与艾尔布莱希特·豪斯霍弗商议，试图在里斯本与他会晤等等。汉密尔顿立刻去见丘吉尔。丘吉尔说：“什么赫斯不赫斯，我看完《马克斯兄弟》再说。”看完电影后，首相才详尽地询问赫斯的情况。

在德国广播赫斯失踪的消息后几小时，英国终于透露，赫斯已抵达英格兰。没有任何细节。其时，德国报界正准备刊登广播稿。由于伦敦已有消息传来，他们便不得不搞个更加详尽的官方说法出来。这项公报于13日星期二面世，一方面承认副元首已在英国着陆，另方面又对其精神状态加枝添叶：“党内人士尽悉，近年来，赫斯曾数度身染重病。近来，为了减轻肉体痛苦，他不断求助于催眠术师和占星学家所施之各种法术。现正在判定，此等人士对导致其出走的精神错乱应负何等责任……”

这种说法在德国产生的混乱，延至到了最高层。戈培尔对其人员说，“目前，我们的任务是保持缄默，不作任何反应，不作任何解释，不参加论战。今天下午事态便能澄清。我会从上萨尔茨堡发出详细的指示。”他试图向他的人保证，赫斯的出走，虽然应承认是令人尴尬的，但从未来看，仅是一个戏剧性的插曲而已。“然而，我们无理由灰心丧气，或认为无法度此难关。”

会开完后，戈培尔便飞往贝希特斯加登，参加地方长官和帝国长官紧急会议。鲍曼宣读赫斯留言完毕后，元首露面了。汉斯·弗兰克已多时没见到希特勒了，看见元首“满面愁容”，不禁大吃一惊。关于赫斯出走一事，元首开始还讲得“心平气和，断断续续，表现出非常忧郁”。但是，过了不久，他的语调便变了，变得很生气。他说，赫斯之出走，完全是疯人之辈。“首先，赫斯是个叛逃者，如果我抓到了他，与一般卖国贼一样，他必须为此举付出代价。再者，我本人觉得，赫斯受他身边的占星术士的影响很深。所以，结束所有夜观星象者胡闹的时日已经到了（凡被怀疑为赫斯的占星术士，神秘论者等都因此遭大规模逮捕。属神秘呼神唤鬼、千里眼、精神传导，占星等性质的表演，一律被宣布为非法）。由于赫斯疯狂之辈，我们的地位虽未动摇，但也被搞得十分困难，尤其是对本人的信念——我的信念是，在这场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敌人犹太的战争中，胜利属于我们的洁白的旗帜。”他的听众早已听说赫斯对养狮子的兴趣颇浓，还服用各种疗法的药物，又对占星津津有味，便相信他确已神经错乱。然而，他们也同一般公民那样在思考：既然如此，希特勒何故仍让他留任重职？

对行将发动的对俄国的入侵，以及赫斯可能已将此事泄露给英国人一事，元首对他的几个党的领导人竟只字未提，这是颇有些意义的。他毋需忧虑。尽管汉密尔顿和艾冯·寇克派特里克爵士对他进行严格讯问，赫斯仍一口咬定“现在流传的关于希特勒正考虑早日向俄国发动进攻的谣言，是毫无根据的”。希特勒所需要的是与英国媾和。他说，他此行是获希特勒准许的，目的在于“说服（英国的）负责人士，既然英国打不赢这场战争，最明智的办法莫过于现在就讲和”。

艾尔布莱希特·豪斯霍弗听到赫斯出走的消息后，立刻跑进他父亲的书房。“我们竟与这样的傻瓜谈政治！”他喊道。

英国人是不会在如此荒唐可笑的情况下与这样一个人打交道的！他父亲同意此观点，他阴郁地说，“这种牺牲既可怕又毫无意义。”小豪斯霍弗受命前往上萨尔茨堡，在监管下给元首写书面报告——元首不愿见他。这份报告以“与英人之联系以及应用北种联系之可能性”为题，较详尽地讲了实情，但又不连累其抵抗运动的一些朋友。艾尔布莱希特谈到了他与汉密尔顿的关系和在赫斯的请求下给汉密尔顿写的信。他还说，由于他在英国有着广泛的联系，将来若与英国谈判，他是个少不了的人物。这份报告劝说希特勒勿仓促采取行动。希特勒下令将豪斯霍弗送至柏林艾尔布莱希特王子大街的盖世太保监狱，以便进一步审讯。他父亲虽获得宽恕，却使希特勒特别愤怒。“这个带犹太色彩的教授对赫斯问心有愧！”他说。他还责怪自己未早日采取措施，“将慕尼黑那一窝子分开，让他们闭口”。

与赫斯有关的其他人——他弟弟阿尔弗雷德，他的几个副官、警卫员、秘书和司机——都被逮捕。伊尔塞·赫斯未遭监禁，但鲍曼却尽力让她受辱。鲍曼尽量与其前主子疏远。

他改变了他的两个孩子，鲁道夫和伊尔塞（随赫斯夫妇取名）的第一个名字，为他们指派了更加合适的教父母。她被选为赫斯的继任人后，将凡能勾起人们对其前主子的回忆的东西全部荡涤净尽。赫斯的所有照片，以及凡印有他的照片的书籍和官方文件，全被销毁。他甚至要没收赫斯的房子，但此举连希特勒都觉得过份。希特勒拒绝在没收文件上签字。

贝格霍夫顶楼上的客人们终于被释放了，但谁也不敢提起出走英国一事。有人故意问，为何赫斯的副官不来吃饭？鲍曼回答说，他已进了监狱——“他不会再出来了”。恩格尔在他的日记中评论道，“敢在这个蜂窝前走来走去的，只有鲍曼一人。我们都认为，他以为这是他横行的时刻。”

在英国，政府决定不向公众公布对赫斯审讯的情况，最好是让纳粹自己去猜。5月16日晚，赫斯被秘密押往“伦敦塔”，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战俘。几天后，A·P·赫伯特用诗歌的形式，总结了英国人对赫斯的看法：

他疯了。他是和平鸽。

他是基督，他是希特勒的侄儿。

他是他们最诚实的一员。

他是他们最狠的杀手。

他是维护人类的任务。

他不是酒鬼，他是“瞎子”。

他自十岁起就成为疯子，

但历来是希特勒的高士……

对赫斯的出走，斯大林比墨索里尼更加担心。据墨索里尼的女婿说，他“对此事表示高兴，因为它能使德国股票下跌，即使对意大利人也如此”。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们听到有入侵的谣传，怀疑英国真的在与希特勒玩弄阴谋。他们实行了新的规章制度：除极少数情况外，外国人不准到莫斯科城外旅行。

希特勒虽然万分生气，但对几名亲信私下说过，对赫斯自愿牺牲自己去执行如此危险的任务，他深表尊敬。细想之下，他省悟到，他的副手之冒险出走，完全是为了他。希特勒并不相信赫斯已疯；他只是太笨，看不出自己犯了一个多大的政治错误。

这个较清醒的看法，后来得到了证实。几个月后，布鲁克曼太太的丈夫逝世。希特勒安慰她说：“我们都有各自的坟墓，我们也变得越来越孤单。但是，我们得克服一切，继续活下去呀，我亲爱的贵夫人！在我周围的人中，只有两人是我内心真正喜爱的：托特博士（”西壁”和高速公路的建造者）和赫斯。这两人都不在了。托特已去世，而赫斯又从我身旁飞走了！”

“你现在对我说这些了”，据报道，坦率得有名的布鲁克曼太太回答说，“但是，你的官方报纸说了些什么？年复一年，我们都前往白莱特，而且深受感动，但是谁明白它的真正意义？当我们的不幸的时代产生了一个像将死亡将士引进万灵殿的奇女瓦尔奇里一样的人物时，一个能深刻了解华通命令的意义的人物，一个追求用英雄的胆略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去实现你最神圣的愿望的人物时，他却被说成是疯子！”说了这番话后，她原以为会遭到元首的反驳，但他一声不吭，闷头沉思。“关于我的真实的感情，我给你说的——只对你一个人说——难道还不够吗？”他最后说，“你还觉得不够吗？”

至于赫斯，他的所作所为已足够了。他在伦敦塔里给他的妻子写信说，他很高兴能飞往英国，因为有一种他称之为“顽固的龙”的欲望在驱使他，死死缠住他。“不错，我一无所成。我无力阻止这场疯狂的战争，阻止我眼见着要发生的事情。我未能拯救人民，但一想到我试图这样做时，我就很高兴”（作为一种报答，赫斯——魏德曼称之为纳粹领导人中“最正直的人”——已在孤独的囚禁中度过了30多年。他是施潘道狱中盟国的最后一名犯人。在过去的那些年代里，一张大桌将他与探监者分开。他从未获允与亲人接吻或拥抱）。



在得悉赫斯出走的次日，希特勒便发布了两道镇压的法令。第一道法令宣布，在即将到来的入侵中，凡持武器反抗德军的俄国人，均系不法分子，可以格杀勿论。另一道法令则授权希姆莱执行“两个相反的政治制度之间的斗争所产生的特殊任务。”希姆莱可以不受陆军制约而独立行动，“自行负责”。任何单位均不得干预，“政府和党的最高人士”不得进入业已占领的俄国领土，因为在这些地区里，被称之为“特别行动队”的党卫队的特别暗杀队，将对犹太人和其他捣乱分子进行“清洗”。

这两道法令使艾尔弗雷德·罗森堡发愁——不久前，他已被任命为“东欧问题中央控制委员会”专员。罗森堡本人是波罗的海地区人，认为应把苏联人当作反斯大林分子，而不该当作帝国的敌人对待。他对希特勒说，他们会欢迎德国人的，会把德军当作把他们从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暴政下解放出来的解放者看待的。我们应该信任他们，给他们一定的自治权。每个加盟共和国都应区别对待。例如，乌克兰“应是与德国联盟的独立国家”，但高加索却要由一名德国“全权大使”统治。

罗森堡坚信，在东方采取高压政策，势必毁灭生存空间的精神。于是，他便草拟了一项备忘录，上书希特勒，反对这两道法令。如果不使用现在在治理苏联人的文官和行政官员，德国怎么能在占领区建立起一个文明政权？他建议，只“清洗”“年老的或暮年的官员”。希特勒未作肯定回答。希特勒的特点是，他不愿积极参与希姆莱和罗森堡的权力之争——这种斗争，只要德军一跨进苏联，势必发生。在这场权力角逐中，正在国社党内飞黄腾达的新星鲍曼将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他已加盟希姆莱。

与此同时，“巴巴罗沙”的最后准备工作在继续进行。5月10日海军上将雷德尔告知希特勒，他将停止向苏联交付重要的原料。事实上，在此之前，从东方来的到货很多，而运往苏联的货物已相对减少。除150万吨粮食外，苏联交付了10万吨棉花，200万吨石油产品，150万吨木材，14万吨锰，和2．5万吨铬。斯大林虽然怀疑赫斯出走一事，但仍急于抚慰希特勒，批准用快车从远东向德国运送重要原料（例如铜）。

同一天，舒伦堡会见了莫洛托夫。早些时候，舒伦堡曾猜测，斯大林新近巩固政权之举，只意味着苏联的外交大权完全掌握在斯大林手中。此次会见加强了他的这个看法。在汇报中，舒伦堡对“巴巴罗沙”避而不谈，只是说，在过去几星期中，苏联对德国的态度大有改善。但是，无论是海军上将还是外交官员，都无法再说服希特勒。5月30日，即德国军队从英国人手中夺得克里特岛后3天，雷德尔敦促希特勒向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展开大规模攻势，试图将他的注意力从东方引开。他敦促说，打击，此其时也。若有援军，隆美尔将军定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说，“这一招，对大英帝国来说，比夺取伦敦更为致命！”

这种劝告希特勒是不会听了。“巴巴罗沙”已在行动，除了大祸临头，否则什么也无法将它推迟。他最关心的莫过于保密。一年前在比利时的不幸至今仍令他心有余悸，所以，时至今日，他们未将入侵俄国一事通知墨索里尼。6月2日，当他与他的年长的盟友在勃仑纳山口会晤时，他还大谈迫使英国投降（此次将使用潜艇）的决心，赫斯的出走以及巴尔干半岛的形势。对“巴巴罗沙”，他只字不提。这不但是为了保密，而且是因为墨索里尼曾明确告诫希特勒不要进攻苏联。这已成了德国的“痛脚”。

“巴巴罗沙”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开始时，通往东部的公路和铁路线非常繁忙。6月6日，希特勒将日本大使大岛召至贝希特斯加登，并向他透露，由于苏联侵犯边境，大量德军已开往东部。“在这种情况下”，他说话时的信心给大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之间的战争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在大岛看来，这等于是宣战，于是便立刻警告东京，（德国）入侵俄国已迫在眉睫。

这是对元首很有意义的一天。他令冯·勃劳希契元帅起草一份指示，宣布消灭所有被俘的苏联政委，因为这些人代表了完全与国家社会主义相反的意识形态。以便把发动一场残酷的意识形态之战的威胁合法化。他的总司令激烈地反对。

希特勒简短地说：“我并不要求诸位将军理解我的命令，但我要他们执行。”这项指示的措词是不可能被误解的。“这些政委是野蛮的亚洲战法的发明者，因此，必须从严从速予以处置……不管是否在战争中或抵抗中被俘，均应立即枪决。”这道源于意识形态的命令，将由陆军和希姆莱的特别行动队共同执行。而这道命令由最高统帅部发布这一事实，对希特勒而言，是对军方的另一次胜利。它把军方与他的政治纲领捆在一起，将他们变成不心甘情愿的同谋，同党卫队一起，去完成未来的宏伟计划。

为达到这一目标，他必须首先消灭红军。为此，他又必须得到与苏联交界的可以信任的各国的帮助——这些国家，由于对布尔什维主义抱有恐惧的仇恨，也有自己的帐要与斯大林清算。被迫接受苛刻的条款以结束与俄国的短暂的流血战争的芬兰人，用不着多少言语，便愿意参加这次远征。6月8日，德军步兵师的先头部队便在芬兰登陆。两天后，曼纳兴元帅下令部分动员。希特勒也信任罗马尼亚；6月11日，他私下对伊昂·安东奈斯库将军说，他决定进攻俄国。他说，他决不是要求安东奈斯库援助他打这样一场战争，“仅仅希望罗马尼亚能为自己的利益，尽力为成功地结束这场冲突提供方便”。由于对未来的战利品和军事荣耀动了心，罗马尼亚的独裁者便匆忙宣布，从第一天开始，他便参加战斗。

（8）

6月14日，苏联特务佐尔格从东京发出一个明确的警告：“战争于6月22日开始。”但是，斯大林仍不相信这一警告或其它类似的情报。虽然心存疑惧，斯大林依然自信，不到1942年，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于是，就在同一天，他令塔斯社发表一项公报，对各种战争的谣言进行嘲讽：“所有这些不外乎是仇视苏联和德国的势力和对扩大战争感兴趣的人们的笨拙的宣传而已。”由于这个声明信心十足，在前线的红军中，紧张的情绪居然有所缓和。

在柏林，精选出来参加战斗的军官们陆续来到总理府，听取一次特别训话和参加午餐会。至此，每人对自身所受命令均已心领神会，对希特勒强加在敌人头上的惨无人道的做法也不再说什么（虽然不太愿意）。下午2时，众人休会进午餐。

这顿饭，与在总理府吃的许多次饭不同，大家吃得既香又轻松愉快。当希特勒登上讲台，以劝说的口吻讲述发动“巴巴罗沙”战役的必要性时，室内的同志式的友好气氛依然未消。希特勒说，俄国的崩溃将导致英国的投降。

6月17日，最后一个信号发出了，再次肯定6月22日，星期天，凌晨3时半开始（即进攻时间——译注）。就在那天，有个德国下士，因为打死了一个军官，害怕被处决，越过前线向苏军投降。他透露，进攻将于6月22日拂晓开始。听到这一消息后，前沿的军官都深为忧虑，但负责指挥的将军的反应是：“慌也没有用。”

零时快到了，希特勒显得镇静而有信心。20日，星期五，他把弗兰克——原是他的私人律师，现在是波兰占领区总督——找了来。“我们与苏联正面临一场战争”，他说。对方一听，惊得目瞪口呆。希特勒连忙说，“镇静！”他保证，德国的进攻部队将很快通过弗兰克的地区。弗兰克还要反对，希特勒挥手让他住口。“我很理解你的问题。但我一定要你与希姆莱达成谅解。”他这里说的，是指他们关于如何处理占领区的看法分歧。“我再不能容忍分歧了。你们两人必须达成谅解。”当晚，希特勒向士兵们发的通告被秘密散发了出去。在黑暗的掩护下，尖兵开始向前移动。至21日拂晓，300多万德军已各就各位，摆好了进攻的架势。

在伦敦，回国磋商的克里普斯，也敲响了希特勒即将入侵俄国的警钟。“嗯”，他对苏联大使迈斯基说，“我们得到可靠的情报，这次进攻将于明日，6月22日发动，至迟不超过6月29日……你知道，希特勒是惯于在星期天发动进攻的。”

迈斯基向莫斯科发了一封密码急电。斯大林终于批准向武装部队发布警备令。他还指示驻柏林大使向里宾特洛甫就4月以来德机180次侵入苏联领空事件，提出口头抗议，说这是“有系统的和具有国际性的”事件。

凌晨1时30分即可撤销此次进攻的最后时刻快到时，本德勒大街出现了紧张的气氛。总理府里无话传来。“巴巴罗沙”开始了！在总理府，希特勒正在向墨索里尼解释他为何要发动“巴巴罗沙”战役。“总理”，他写道，“这封信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写的：数月来的焦虑和伤透脑筋的等待已经结束了。我作出了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定。”他说，苏联武装力量在帝国边境的集结是大规模的，而时间又在敌人的一边。“所以，在绞尽脑汁后，我决定在圈套拉紧前将圈绳砍断。”

对意大利在希腊和非洲的灾难性的冒险，希特勒未予批评，也未暗示有什么别的怨气。整封信的调子是尊敬的，甚至接近恳求，在信的结尾，他几乎是在忏悔。“尽管我们十分真诚地作出努力，以求得最后的和解，但是，与苏联的伙伴关系常常使我讨厌。这是因为，我觉得，它这样或那样与我的出身，我的概念，和我先前的义务格格不入。现在，我高兴了，因为这些思想痛苦业已解除。”

在莫斯科，莫洛托夫刚刚召见冯·德·舒伦堡大使。这位外交委员想给苏联驻柏林大使还未向里宾特洛甫转达的口头照会增加份量。“有许多迹象表明”，他对舒伦堡说，“德国政府对苏联政府不满，更有谣言说，德苏战争一触即发。”这是很令人尴尬的，舒伦堡只能说我将会把你的问题转给柏林。他回到办公室后，与莫洛托夫一样，仍然不知德国将在几小时后进攻苏联。

东线的一名指挥官给士兵宣读了希特勒的训话稿。“多少个月来，不安和焦虑压得我抬不起头来，不得不保持缄默。现在，我终于可以公开向你们讲话了，我的将士。”他谈到了俄军在德国边境的集结，以及对德国边境的许多次的侵犯。让他们与芬兰和罗马尼亚的盟友一起走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前线”的原因就在于此。“德国的士兵们！你们将要参战了。这是一场艰苦的又是关键的战斗。欧洲的命运，日耳曼帝国的前途，我们民族的生存，现在就在你们的手中了！”

在长达930英里的曲折的战线上，从波罗的海到黑海，300万士兵在洗耳恭听，且信其所云。他们龟缩在战壕里，既恐惧又怀着希望。这天是夏至。夜，是一年中最短的。但是，对那些在鱼肚白光中等候进攻令的士兵们说来，真是此夜绵绵无尽期。午夜片刻，莫斯科——柏林快车隆隆通过边境大桥，开进了德国领土。接着，一长列装满粮食的火车，也是斯大林向其盟友阿道夫·希特勒最后一次交货，开了过去。

在柏林，当晚出现了期望的气氛。各国记者集中在“外国记者俱乐部”，希望能从一群外交部官员中得到一点消息。午夜快到了，由于还没有外交部官员前来，记者们便开始回家安歇了。在总理府，由于活动异乎寻常，连像希特勒的新闻发布官狄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