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希特勒传-第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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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上将曾卡梅尔走到窗前，因为那里的空气好些。他坐在窗台上，心里正拿不定主意：墨索里尼下午就要来访，是否偷偷溜出去把最好的裤子换上？那时是12时41分。元首远远地探出身子看地图，正看得入神。豪辛格正在说着“除非将集团军最后从贝帕斯湖撤离，否则，灾难……”

12时42分整，震耳欲聋的响声把他的声音全淹没了。火焰猛然上窜；玻璃碎片、木头和灰泥如雨点般打下来。室内浓烟滚滚。在爆炸前的片刻，普卡梅尔觉得肌肉奇怪地痉挛了一下。倒下去时，他看见了窗台下的暖气片，便想：“我的上帝，暖气爆炸了！”但他马上醒悟到，不对，现在是夏天，也许这是在工地上做工的外国劳工搞的鬼。他虽然头昏目眩，却也觉得，最好还是呆在地板上。接着，他听见有人喊了一声：“火！”，他于是便向门口冲去。门板已平躺在地板上，他便跃身跳了过去。他突然问自己：其他人在哪儿呀？想着，便折身回去寻找元首。就在这时，希特勒与凯特尔一起出来了。

元首的脸被烟灰弄黑了，裤子也被炸得破碎不堪。两人都满身是土和木屑。他们像梦游者似的打他跟前走过。这时，普卡梅尔才感到几乎无法呼吸，因为空气辛酸刺鼻，他跟着希特勒和凯特尔沿着长长的走廊走去。一到外边，他一条腿的膝部支持不住了，倒在地上。他贪婪地吸着新鲜空气，瞥见希特勒和凯特尔朝最高统帅部的地堡走去，后边还有人跟着，但不知是谁。

党卫军副官根舍连爆炸声都未听见。他的耳膜破裂了。他前额流着血，眉毛也被烧掉了。室内烟尘滚滚，看不见亮光；地板最少凸起了3英尺高。“元首在哪里？”他想。军人的天性使他从一扇被炸碎的窗户爬了出来，急忙朝兵营的另一边走去。到那里后，正好赶上凯特尔和希特勒从里边出来。元首的裤子破烂不堪，头发乱成一团，身上却不见有血。根舍领着他沿小路走去时，希特勒问：“怎么回事？是不是俄国飞机扔的炸弹？”

施道芬堡离开会议室后，便直奔设在48号地堡内的通讯联络办公室。他与菲尔基贝尔将军站在外边，等待炸弹爆炸。

他们尽量随便地交谈着。一名可令部的通讯官员前来报告说，施道芬堡的车子已准备好了；然后又提醒他，司令官等他吃午饭。施道芬堡说，这他知道，不过他得先回会议室去。就在这时，爆炸声响了。

“出了什么事？”菲尔基灵尔喊了一声。通讯官不在意地解释说，大概是某种动物又踩响了一颗地雷。施道芬堡出尔反尔了：他说，他不回会议室去了，要直奔司令家去吃午饭。

他与菲尔基贝尔心照不宣，互道再见。接着他便与副官一起，钻进汽车走了。不一会儿司机（他不明白施道芬堡为何既不戴军帽又不系皮带）在第一个检查站前停住了车。卫兵听到爆炸声后，关上了门；这时，他拒绝为他们开门。施道芬堡一声不响，急忙走进哨所，向一位值班的中尉（他认识他）借用电话。他拨了号后，小声地说了几句，放下听筒，泰然自若地说：“中尉，我已获准通过。”哨兵未再提问题，路障挪开了。下午12时44分，施道芬堡一行便出了门。

90秒钟后，里边响起了警报。施道芬堡再不能靠嘴巴把路障打开了。警卫营的一名军士长坚持不让任何车辆通过。施道芬堡再次使用了电话。这次，与他通话的是司令的副官。

“我是冯·施道芬堡上校伯爵”，他说。“我在南检查站给你打电话。上尉，你记得吧，今天早晨我们在一起吃早饭。因为有爆炸声，卫兵不让我通过。我有急事呀。”接着，他撒了个谎。“弗洛姆将军在机场等我。”他匆匆把电话挂了。“同意让我过去了，你听见了，军士长”但这位军士长未被吓倒，连忙打电话去对证。果然不错。施道芬堡松了一口气。

当施道芬堡和副官坐车赶至“海因克尔III”型飞机跟前时，已经快到下午1时30分。片刻之后，他们便升空了。前面还有3个小时的航程。由于飞机上的无线电没有柏林广播的波段，他除了担心外，再也无事可做。菲尔基贝尔是否已把消息传给了本德勒大街的密谋者？如果传出去了，他们是否有决心夺取首都，把事先准备好的电文发给两线的各位司令？

那个棕色公事包如果不是被挪至橡木桌支架的外侧，希特勒恐怕已一命呜呼了。元首同样幸运的是，他身后的那扇门直接与一条又窄又长的过道相通，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从那里冲击去了。好运气，令人难以置信的运气，再次救了阿道夫·希特勒一命。

爆炸发生后几分钟，医务人员和抢救人员便行动起来。重伤者被救护车运往拉斯登堡的陆军医院抢救。首先为元首治疗的是他的私人医生汉斯卡尔·冯·哈塞尔巴赫。他为希特勒包扎好伤口，用吊腕带将他的右臂吊起来——肘部严重扭伤。“有了，那些家伙！”他喊道，与其说是生气，倒不如说是高兴。“现在我可要采取措施了！”

莫雷尔医生赶来，为元首检查了心脏，还给他打了一针。病人处在兴奋状态，不断重复说，“想一想，我什么事也没有。想一想！”他的脉搏正常，这使莫雷尔医生很是惊异。三个秘书闯了进来，亲眼看见元首还活着。看见他的头发竖了起来，像豪猪似的，特劳德尔·容格差点笑了出来。他用左手向她们打招呼。“嗯，我的女士们”，他微笑着说，“我再次安然无恙。这再次证明，是命运选择了我去完成我的任务。否则，我就活不成了。”他的话很多，把这次阴谋归咎于某个“懦夫”，毫无疑问的是哪个建筑工人。“我不相信有别的可能性”，他加重语气说，还把脸转向鲍曼，要他证实。与通常一样，鲍曼点了点头。

接着前来祝贺的是希姆莱。他也认为是建筑工人把炸弹筑在墙里。还是一个外行人把线索弄清了。侍从林格去了会议所在地的兵营，从主管电话室的下士那里得悉，施道芬堡曾在那里等柏林的紧急电话。后来，不知谁想起，施道芬堡上校把一个公事包放在桌下。他们忙给机场挂电话，证实了施道芬堡已于下午1时多一点匆忙飞返柏林。现在，希特勒再也不怀疑了，施道芬堡就是罪魁祸首。他下令将他逮捕。

由于一连串奇特的偶然事件，这道命令未发往柏林。爆炸发生后不久，希特勒的一名副官命令统帅部通讯官山德尔上校把电话、电传线切断。任务完成后，他把此事向通讯联络主任菲尔基贝尔作了汇报。作为一个密谋者、担负孤立统帅部的任务的菲尔基贝尔庄严地说，采取这个行动完全正确。但是，片刻后，在得悉希特勒未死时，他往自己的办公室挂了个电话。“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他对他的参谋长说。

“元首活着。将一切堵死！”这位参谋长对这惊人的消息心领神会，因为他也是个密谋者。几分钟后，统帅部和陆军司令部的主要变电室都关闭了。

通讯的切断为柏林的密谋者提供了夺取首都的时间，但他们并未采取行动，原因是，本德勒大街已乱成一团。由于不知道希特勒是否已死，阴谋起事者不愿将“女神行动”付诸实施。“狼穴”传来的消息含混不清，他们不敢冒险再来一次7月15日的虚惊。

于是，在总参谋部大楼，人人都不安地等待着施道芬堡回来——施道芬堡仍在半小时飞机航程以外。阴谋起事的两个有名无实的领导人，贝克将军和陆军元帅冯·维茨勒本，本应发布事先准备好的通告和命令的；本应向全国广播，希特勒的暴虐统治终于结束了。但两人都未来到本德勒大街。

也许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天空阴沉沉的，空气很压抑。有个密谋者阴郁地说，这不是搞革命的天气，但有人又指出，法国人是在7月间令人同样难熬的一天冲击巴士底狱的。他们坐等菲尔基贝尔把“狼穴”的进一步情况报来。什么消息也没有。这样，宝贵的时间便白白过去了。

午餐前，希特勒拒绝休息，坚持独自外出作长距离散步，与开始时受到怀疑的建筑工人们交谈。他的党卫军副官远远地看着他，心里猜想，他是有意让人们知道他还活着，他已不再认为工人们与此事有牵连。午餐时，施洛德小姐惊奇地发现，他的面容变得年轻了，即使在简朴的餐室内无罩电灯的照射下，他也显得很镇静。不等人们催他开口，他便把发生的事情详细地告诉他们。我的运气好得令人难以置信。”说着他便向众人解释，那张桌子的支架如何保护了他。他自豪地把被炸得七零八落的裤子拿给众人看。如果爆炸发生在地堡里的大会议室内而不是在用木头建成的兵营里，那末，他相信，所有人都会被炸死。“怪事！好长时间来我都有一种预感，觉得会有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

午餐后，他乘车前往“狼穴”附近的小车站月台。天空乌云密布；稀稀拉拉的几个雨点，解除不了下午的闷热。他把帽沿拉得低低的，挡住了脸，还披着一件黑色的斗篷，在月台上走来走去，直至墨索里尼的火车进站。他的客人似乎成了自身变的鬼；他重建了一个新的法西斯政权，但在这一过程中，在希特勒的逼迫下，处决了不少“叛国者”，包括他的女婿齐亚诺在内。元首脑中想的只有当天发生的事件。“总理”，他一边伸出左手，一边激动地说，“几小时前，我经历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好运！”他坚持立刻带客人前往犯罪现场。在3分钟的行程中，希特勒述说了事情的经过，他的“声音非常单调，好像他与此事无关似的”。

两人默默地视察着被炸毁的会议室。墨索里尼在椅子上就座后，希特勒坐在一个箱子上。希特勒以罗马废墟向导的熟练技巧，把爆炸情形原原本本地作了解释。墨索里尼听得好生惊讶，眼珠子骨碌碌直转。之后，希特勒又向他出示被炸破的裤子，相当轻松地说，让他不高兴的是，他的一条新内裤给弄坏了。墨索里尼苦笑了一下。接着，希特勒便让他看后脑勺——那里的头发给烧焦了。

墨索里尼被吓坏了。最高统帅部里怎能发生这种事情？希特勒兴奋起来。他再次告诉总理，参加会议的人，有许多受了重伤，还有一人被炸到窗外去了。“你看看我的军服！看看我的烧伤！”他还谈到，在几次针对他的暗杀行动中他是如何死里逃生的。“今天在这里发生的算是高潮！”他喊道。最后一次的死里逃生，毫无疑问，是一个信号，表明他为之服务的伟大事业定能渡过目前的险关。在他的热情的感染下，墨索里尼也开朗了。“我们的处境很糟”，他说，“甚至可以说是绝境，但是，今天发生在这里的事情却给了我新的勇气。”

他们离开被炸坏的会议室，步行下了小路，准备一边喝茶一边讨论。中间，希特勒走到铁丝网前，再次与工人们交谈。他告诉他们，他起初对他们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他的调查人员已发现了真正的罪魁祸首。到了茶室后，他的情绪突然变了。他坐立不安，心神不定——由于通讯已局部恢复——他与墨索里尼的会谈不时被将军们的电话打断，将军们想要知道，外边报道他已死亡的消息是否属实。希特勒的情绪一落千丈，沉默着，还疑心重重。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吸吮着颜色鲜艳的药丸，对戈林、凯特尔和里宾特洛甫3人间进行的舌战充耳不闻——3人在互相指责，都说是由于对方的错误才把德国引入绝境。当海军上将邓尼茨（刚从柏林北面的指挥部来）指责陆军叛变时，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又进入新的回合。当戈林随声附和、同意邓尼茨的意见时，邓尼茨却又把矛头一转，把一肚子怒气全发泄在空军身上，说他们表现恶劣。里宾特洛甫连忙插话表示赞同。戈林空军元帅绰起司令杖，好像要打他似的。“闭嘴！里宾特洛甫，你这个香槟酒贩子！”“我还是外交部长哪”，他反驳说。“我叫冯·里宾特洛甫！”

天下起了小雨，雨点不停地打在玻璃窗上。不知是谁提到罗姆叛乱一事；只是在这时希特勒才活了过来。他探身向前，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他是命运之子。他勃然生怒，跳了起来。“在自己人的怀抱里叛卖的人罪该万死！他们会被碎尸万段的！”他声音中带着威胁，很是刺耳。“将他们灭绝，不错，灭绝他们！”他的怒气生得快，消得也快。复仇的幻影一消失，他便突然变得空虚了。他双眼失去了活力，脸色惨白。

凭着意大利人的、锐敏的洞察力，墨索里尼想必觉得该由他去解围。他将一只手放在希特勒手上，微笑着看了看他。此举令元首从沉思中醒转过来。不知谁把外边的门开了。希特勒忙派人去取墨索里尼的外衣。他解释说，下午一般会起东风，他不能让他的客人着凉呀。墨索里尼用意大利语回答说：“在这样的时刻，意大利的总理是不会着凉的！”但他却穿上了军大衣。

下午3时42分，施道芬堡终于在柏林城外的一个机场着陆了。他感到奇怪的是，不管是敌是友，机场上无人等待他。

他的副官给本德勒大街去了个电话，找到了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他用暗语告诉他，暗杀已经成功。奥尔布里希特的答话很含混，这说明“女神”并未行动。施道芬堡夺过话筒，要他们立即行动，不必等他回来。他叫了一辆空军的车回柏林。

时至下午3时50分，奥尔布里希特才开始行动，要陆军柏林军区司令科茨弗莱契将军立刻向警卫营各单位、施潘道卫戍区，以及两所陆军武器训练学校发出戒备令，要他们作好一切准备。并未参与这一计划的科茨弗莱契依命行事。

为加速事态发展，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亲口向另一名密谋者、柏林的城防司令冯·哈斯将军发出戒备令。下午4时10分，他的部队已准备好开拔。柏林城外的部队亦然。在本德勒大街，哨兵们已作了戒备。奥尔布里希特向警卫营营长作了口头指示：若有党卫军强行进入，便以武力对待。不到几分钟，过境车辆被令停驶，所有外出通道均被堵塞。

奥尔布里希特现在做的，理应在3个小时前做完。他突然闯入弗洛姆将军的办公室（对这一阴谋，弗洛姆没有完全卷入，但也没有完全脱身出来），解释说，希特勒已真的死亡，他敦促弗洛姆，作为后备军司令，向各军区司令发出“女神行动”的戒备令。有野心又喜欢装腔作势的弗洛姆，与几个月来的表现一样，又犹豫不决。他坚持先给凯特尔挂电话，待证明希特勒真的已死再说。

“一切都跟平常一样”，凯特尔从茶室回话说。弗洛姆说，他刚收到一份报告，说元首已被暗杀。听到这话，凯特尔发火了：“全是胡说八道。”元首依然健在，不过受了点轻伤而已。“我顺便问你一下，你的参谋长冯·施道芬堡哪里去了？”弗洛姆很紧张，连忙回答说，上校还未向他报到——他也就此暗暗放弃密谋，洗手不干了。

几分钟后，大多数密谋者都集中在奥尔布里希特的大办公室里，焦急地等待着施道芬堡。有人宣布：施道芬堡的车子已进了大院！片刻后，上校神采奕奕地闯进办公室，带来了热情和信心。施道芬堡把自己看到的告诉了他们——一声巨响，火焰和浓烟。“可以断定”，他说，“希特勒已经死了。”他们必须立即行动，一秒钟也不能再浪费了！即使希特勒仍然活着，他们也要尽一切努力，推翻他的统治。贝克同意这一意见。

施道芬堡给他的表弟挂了个电话——他表弟在巴黎，在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的司令部工作。他把爆炸一事告诉了他。“行动的道路已敞开了！”他说。听到这条好消息后，施图尔纳格尔将军便立即行动起来。他令在法国的高级通讯军官将法国与德国之间的无线电通讯和电话通讯全部切断——他们自己与柏林的通讯除外。

在本德勒大街，施道芬堡正在使出全身的解数，力图将弗洛姆将军再次争取过来。他向他保证，希特勒确实死了。但弗洛姆却一再重复凯特尔的话。“与通常一样，凯特尔陆军元帅又在撒谎”，施道芬堡说。紧接着，他自己撒了个谎：“我亲眼看见人们将死了的希特勒抬出去的。”

“根据这点”，奥尔布里希特插话说，“我们已向各军区司令发出了内部发动兵变的暗号。”弗洛姆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他的身体如此笨重，此举确实令人吃惊。他一边插桌子一边高喊（像在操场上训话时那样）：“这分明不服从上级。你说‘我们’这是什么意思？”他下令取消“女神”的警备令。

施道芬堡再次努力，试图让弗洛姆相信希特勒真的已死。“那屋里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的”，他争辩着。但弗洛姆却无动于衷。“冯·施道芬堡伯爵”，他说，“这次行动失败了，你必须立即开枪自杀。”施道芬堡断然拒绝。奥尔布里希特也请求弗洛姆立刻采取行动，否则，德国便永远被毁灭了。弗洛姆把矛头转向了他。“奥尔布里希特，这是否意味着，你也参与了政变？”“是的，将军。不过，我只是外围边上的人物。”

身材高大的弗洛姆，低头对奥尔布里希特怒目而视。“那末，我正式将你们三人逮捕。”奥尔布里希特面无惧色，同样怒目而视。“你无权逮捕我们。你不明白谁在掌权。是我们要逮捕你！”两位将军从唇枪舌剑发展成拳脚交加。施道芬堡前去解围，脸上挨了一拳。弗洛姆这个庞然大物，只是在手枪的威逼下才被制服。他被捕了，被关在隔离房间。下午5时许，大楼的各大小进出口，以及楼后被炸的地段，都安了岗哨。持有由施道芬堡签署的橙色通行证者，方得进楼，没有类似的通行证或有签字的命令，谁也不准离开大楼一步。

（6）

虽然本德勒大街终于被密谋者完全控制，在“菩提树下”办公的冯·哈斯将军却陷入了困境。1小时前，他以柏林卫戍区司令的名义，命令警卫营封锁政府区，谁都不准外出，不管是将军还是部长。原系“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之一的警卫营营长奥托·雷麦少校，要求首先证实元首确实已死。

哈斯说，他确实已死，是被党卫军谋杀的。谁接替希特勒？雷麦问——因为他觉得“事情有点可疑”。哈斯要他别再傻问，赶快让警卫营行动。

雪麦的伙伴汉斯·哈根中尉（就是在柏林向警卫营演讲国家社会主义者）也同样产生了怀疑。趁周围没有别人时，哈根对雷麦说，这好像是军事政变。雷麦相信了。哈根请求允许他去找他的老上司戈培尔澄清局势。雷麦给他找来一辆摩托车，并令他立刻将情况报回。雷麦在检查对内城的封锁情形时，哈根（入伍前是个作家）已坐在摩托的斗车里，直奔宣传部长的官邸去了。他听见戈培尔不时在喊，像是条顿人的保罗·列维尔（1735818，美国爱国志士——译注）似的：“军事政变！”

戈培尔的官邸已成了混乱的中心。柏林市长带着一名市政议员，也前来找戈培尔；相互矛盾的谣传把两人搞得糊里糊涂。施佩尔也是如此。刚才施佩尔看见一群雷麦的士兵，扛着机枪，朝布兰登堡大门跑去；还有的就在宣传部门口站岗。

满头大汗的戈培尔，正在给党的官员和军区司令打电话询问情况。看来，驻扎在波茨坦的部队和省卫戍区的部队正朝城市开来。形势非常危急，但戈培尔却发现了一线曙光：叛军尚未在电台发表政变成功的通告。于是，他便急忙草拟自己的公告，这件事是很难处理的，因为将事实草草说上几句便会引起惊慌。

就在这时，被摩托车颠得够受的哈根，推开人群，挤到戈培尔跟前。这个军人兼作家上气不接下气地叙述了一通，戈培尔听得很不耐烦。末了，戈培尔问，雷麦其人是否可以信赖？绝对可信！他不是在战场上8次负伤吗？戈培尔仍有疑心，令哈根把雷麦找来。如果两人半小时内不回，那末，戈培尔说，雷麦少校不是叛徒便是被武装扣押——他便派党卫军去夺取“菩提树下”的卫戍区司令部。

片刻之后，即下午5时30分，戈培尔再次被叫去听电话。电话是希特勒打来的。他督促戈培尔立刻广播，让人民知道他依然健在。戈培尔立刻将广播稿用电话传给了广播电台。电台已被步校叛军占领，但戈培尔的声音却把叛军的指挥官搞糊涂了——或者说吓坏了。他连忙答应不干预这份公告的广播。

与此同时，希特勒已为坐立不安的顾问们所动，怀疑宣传部长戈培尔也是个叛贼。他再次给戈培尔打电话，严厉斥责他长时间拖延，不广播告示。戈培尔激烈地反驳说，此事不该由他负责，责任该由无线电广播处的人来负。希特勒信了他——至少是他说他信任他——把电话挂了。

最初谣传的希特勒的死讯，给几十个女电话接线员带来了歇斯底里和眼泪。它传开后，人们感到愕然和恐惧。证明元首未死的新闻广播又给人们带来了眼泪——喜悦的眼泪。

贺电、贺信纷纷向“狼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