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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双眼睛里的战争:南疆集团军在1979---1987-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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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双眼睛里的战争：南疆集团军在1979——1987》
作者：丁隆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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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话
我是奉命到南疆采访的。首长说：成都军区驻云南集团军在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的几年中打了很多硬仗、关键战、漂亮战，扣林山、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是他们收复的，后来又经历了最激烈最艰苦的防御战阶段，多次粉碎敌人进攻，尤以1984年7月24日彻底歼灭敌精锐师团大规模反扑一战最为出色……首长指派我为他们写一本书，我答应去试一试。
我先在军区机关采访了与前线作战有关的部门和一些在前指工作过的同志，搞研究和管资料的同志。然后去了云南，到过集团军的所有团队，也到过曾配属该集团军作战的炮兵部队、后勤部队和守备师、军分区。采访时间将近一年。
边走我边犯愁，边后悔！
原先我怕我这个五十多岁的人单身提个包，到了异地，找不到住处，找不到车，找不到我想找的人，找到了也无非说一些报纸社论上的话和书上都写过了的英雄事迹。我只好请首长亲自打个电话，打个招呼。这个惹麻烦了！集团军首长给了我意想不到的隆重接待和大力支持，给部队专门发了通知，先后派了几位同志陪同指导，一辆专车跟我们跑了五个来月，行程上万里，我不能不想：我要写不出点什么来，乍个交代？
但我也因此得到了异常丰硕的收获，前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政委谢振华和我作了长谈，介绍了只有他们才了解的情况。集团军领导对我可谓推心置腹，无所不谈。到师团，则是早早地安排了一长串名单。重要的人物有从远道被召回的。许多同志伤心时悲不成声，激动时大声疾呼，他们讲战场的经历与见闻，也讲感受与思索，其中与不无牢骚与不平。我发现，他们不全把我当个采访者，而是首长的“代表”………我如实说明过我来时首长给的任务，但决非代表，我或能写出他们的部份意见，但无法当面转达。对他们指名道姓的批评意见我确曾表示请用别的方式反映，这仅是怕牵连进是非之中，决非要煽动告状………总之，采访过程中，我的情绪常常“失控”，忘了自己“吃几碗干饭”，我表过态，说我一定要写一本什么什么样的书。
回到成都，我傻眼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大范围，这么多次的战斗，这么些部队和兵种，近300人的谈话，集团军翻箱倒柜为我搜集的几十公斤资料所包罗的这场战争，我哪有本事写得下来呵！1988年春节，我没过好，满城的鞭炮都像在我心里开炸了似的！
但当我又信手翻开我的20多本采访笔记时，我的心又腾跳起来，沸扬起来！我再次认定，我是真有收获，真有感受、真有抑控不住的激情的呀！我的困顿只是找不到一个能盛下所有这些的“筐筐”。于是我去找朋友，找作协求教，给他们摆素材，讲故事。几乎一致的意见是：你何必去另找结构呢？你的采访对象讲得多好呀，多么真实、广阔、新颖呀！你不如忠实地把他们的讲述整理出来。
我不是很快就采纳了这些意见的。我知道，口述体的文学已经很老套了，而且有好些人不认为它可以称之为文学。但我又想，能够使我被吸引、被打动，以至对我不曾参加过的这场战争有了亲历目睹之感，对征战者们产生了深深地热爱与敬仰的，不正是来自这些毫无粉饰与编造痕迹的口述？如果我把它还原于文字，能够使读者多少与我同感，我也就完成了任务，管它老套不老套，算不算文学呢！
这本书就这样确定了体裁，至于从二十几本笔记中如何取舍，首长们表示不干预，由我自行定夺，这是让我颇费思索的。我不知道我是否过多地写了战场上的惨烈场景与不尽人意的阴暗画面？坦率地说，我写了又删，删了又添。我觉得正是这个部分的真情实况和征战者勇敢奉献的心灵活鲜鲜地推到了我面前，让我的心燃着了！我只有冒点险了！不然我只有逃避。而逃避了真实则无论怎么写都不可能算作是文学。
还有两点要说明，凡是军以上现职领导的谈话，由于我拿不准现在是否宜于公布，只好一律略去不写。再是，采访一般都有多人插话，由于我当时未想过用现在这种写法，故难免将插话全安在主讲者名下的差错，以致有可能给讲述者带来麻烦和怨责，果如此，我只好请他们给我一点理解，一点包涵了。
如这本书能得到我见过和未见过的南疆战友们的基本认可，我就算交了帐，似乎也将感到欣慰。不不，交帐，欣慰，谈何容易！当我再次翻开我只不过转述了其中十之二三的笔记，当我想到你们至今驻守着的雨雾交飞的南疆高山从林，你们中许多人至今还在阴暗潮湿的猫耳洞内蜷伏，以两根木棒当床，想起我曾久久伫立在烈士墓碑前默默发过的誓言，以及曾不止一次当着你们的面发下了宏愿……我只有羞愧，我的笔永远感到无力，我其实一辈子也难以向你们交帐，一辈子也难以得到安宁了！
笔呵，我无力与羞愧的笔！
丁隆炎
一九八八年九月
一、纵横篇
这是几位参战者，同时又是这场历时近十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研究者对笔者提出的文学如何反映这场战争的答问。他们一再声明：纯属朋友间私下交换意见，仅供你个人参考。我觉得，它对有可能阅读这本书的人也不无参考价值，故“违约”披露，并列入前篇，用以作为这本书的题前说明。
这一仗是没有别的选择的选择
………赵振民、杨理溪（前昆明军区作战指挥部负责工作工人员，现战史研究人员）
国内外对这场战争有不同反映、肯定与赞扬的有，怀疑与否定的也有。国内常有这样一些说法：十亿人的泱泱大国打人家小小越南干什么，惩罚它一下也可以，怎么打这么久打不下来，死了那么多人，埋了几匹山？……
火车上老百姓公开议论、故意说过你当兵的听。
你写文学作品，不是专门解释为什么要打这一仗，这是写政论作者的任务。但你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你只写战场上的人，写他们的英勇，但这种“英勇”要是被人认为是毫无意义的，它岂不是“盲从”“愚味”的同义语？
恕我直言，我们有些文学作品是给这场战争帮了倒忙的，且不说个别带有反战情绪的作品，老百姓对南疆前线的印象恐怕主要是来自那些本意是歌颂它的影视作品和文章。什么滚雷英雄呀，一个死了另一个接上去滚呀，这说明什么，无非是我们部队装备落后，指挥员不爱惜下级生命……我不是说没有滚雷英雄，真有，也真不是一个、两个，但都是在一定特殊情况下误入雷区并负重伤之后为了减少战友的伤亡，豁出命来为战友开辟道路，而不是主动或被迫以肉体当排雷器的。还有，为了表现我们将士奉献之大，一再地显示烈士陵园垒垒坟茔的镜头。不错，我们有那样的烈士陵园，让人一看，确实触目惊心，也令人肃然起敬。显现那么一两次也无不可。但太多了，一现再现。不能不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太可怕了，我们这一仗打得太糟糕了！其实，几个陵园加起来也不过上千烈士。我不是说死的人少了，更不是说没什么了不起。而是说不能由此得出上述那样的结论。比如，我在一个城市大街口看到一块很大的交通事故伤亡公告牌，有一个月死亡20多人。算起来一年可能是多少，八、九年加在一起呢？如果把八、九年内因车祸而死亡的人埋在一个或几个山头呢？你能得出这个城市大街上太可怕太糟糕，最好不出门的结论么？
中越关系其实就是中苏关系，中越之战其实就是中国与苏联代理人之战。
苏联首脑勃列日涅夫当政年代，千方百计想掐死困死中国，这是世人皆知的事实。面对苏联百万大军压境的严重威胁，中国当然不能不感到压力，不能不设法摆脱自己的孤立处境、谋求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改善关系。这一来，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越南对苏联是亦步亦趋的，只是当时它还需要中国的时候，不敢太明目张胆而已。
到75年，越南抗美战争结束，南北统一，黎笋集团的反华面貌也开始暴露，愈来愈穷凶极恶。公开发表反华文章，对我西沙、南沙群岛提出领土要求，挑起边境冲突，大肆驱赶迫害华侨，其后，又在它的一次党代会上下达了一个“教育提纲”，宣称中国是它的头号敌人，要对中国实行坚决地进攻……等等。
针对越南种种背信弃义、为虎作伥的行径和挑衅，我中央多次开会作了研究、分析，有几次我们作为首长的随行人员参加了，直到1978年底越南大举入侵柬埔寨前，中央确定的对越方针一直是：克制忍耐、后发制人、不扩大事态，保持边境相对和平稳定。
如果没有越南侵柬这一着，我们认为决不会有以后的中越武装冲突。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1978年11月越南和苏联签订了一个军事性的友好同盟条约，不到一个月，越南就出动了近20万大军分五路向柬埔寨大举入侵。这就等于是苏联摆了个擂台，叫它的小兄弟出面叫阵：中国，来呀！看你敢怎么样？
越南人民终将有一天会清算黎笋这笔债的！为了主子一个笑脸，中越柬三国不知多少人被迫投入了血海！
中国，面对越南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悍然入侵，是有所作为还是无所作为，自然是举世瞩目的，尤其为东南亚诸国所翘首以待。
越南这一着得逞，不仅使苏联当时旨在包围、封锁中国的南下战略扣死了关键的一环，也将使东南亚从此再无宁日。
直到这时，我们仍然是忍耐的。因为我们刚走出十年灾难的深渊，国家、军队元气大伤，迫切需要一个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除了发表一些措辞强硬的声明与照会之外，也派了一点部队向边境开进，其实是警告性、牵制性的，意在提醒越南，识相一点，赶紧悬崖勒马吧！还不是真要打。
1979年1月初，越南攻下金边，民柬被驱赶到柬泰边境的狭小山区。
中央军委领导终于下了决心，看来忍耐委屈不能求全了，得有所作为才行，有所作为就不能小打小闹，只有打一场大仗、恶仗了！
全国各地共XX万大军开始迅速向云南、广西边境运动集结。
我们的方针是：“杀鸡用牛刀！”快打快撤，狠狠惩罚，不要越南一寸土地。
全世界都睁大了眼睛，一片惊呼：中国怒狮扬鬃了！有兴高采烈的，也有为我们提心吊胆，劝说我们谨慎克制的。
邓小平主席告诉外国人：我们不牵连别人，不要别人一兵一弹相助，天塌下来，中国人也能顶得住！
我们能打嬴这一仗吗？国内也有人担忧。
确实，这一仗打好打坏，非同小可，关系到外国人怎么看中国，也关系到我们从此能不能争取到一个集中力量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外部环境，能不能按自己的意志衽改革开放的政策。
1972年2月16夜，我们云南方向部队一举突破越南人吹嘘至少可以坚守三月的红河防线。
越南当然很清楚我们肯定要打它一下子，但它没料到我们用这么大的兵力，这么大的进攻规模，更没料到，我们的进攻时间与地段，当晚，与敌老街隔河相望的我河口市灯火辉煌，人来车往，商铺夜市热闹非凡，喇叭高奏（其实，老百姓早疏散了），到半夜，数万大军便渡河长驱直入，事先未进行炮火准备，这更出乎他们意外！
不仅仅是为了一个柬埔寨，一个波尔布特，而是为了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尊严，她在这个世界上不应被剥夺的权利与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1979年这一仗我们是出境反击，军事上是一场进攻战，政治上是一场自卫战、突围战，面对当时苏联搞霸权主义的求生之战！
1979年那一仗，从出境反击到全部撤回不过半月之许，我们达到了歼灭敌有生力量，夺取敌重大战略要地的预定惩罚目的。政治上，它光扬了我们的国威军威，使我国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外国报纸纷纷评论：“中国的反映是坚决而凶猛的，但又是适可而止，恰到好处的。”“中国的行动肯定给东南亚一些国家留下它说到做到的印象，也给一些脆弱的政府带去了更大的安全感。”……军事上，比我们预想好得多，但又不是十分理想的。原因是山岳丛林地带大兵团不易展开，有几股敌人从我们指缝中溜脱了，未能全歼。
其后8年多来，我们则是在边境上紧紧揪住敌人，根据它在柬埔寨的行动，给予它时断时续，时紧时松的打击。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越南必须从柬埔寨撤军，柬埔寨问题应由他们自己谈判解决！
不是打了这么些年打不下来，而是我们打这场战争的目的不是要征服谁，不是攻城略地，更不是要把越南打下来。
怪我，宣传处长不会宣传
………苏应奎（集团军宣传处长）
我们军1979年是河口方向主力之一，以后闻名全国的扣林山、老山、者阴山都是我们集团军打下的；1984年7月12日粉碎越军大规模反扑也是我们军。这一仗简称“7。12大捷”，军事科学院的人说这是现代化合成军作战十分理想而完善的一个战例，是我军进入现代化作战的一次成功的典范！
我们也出了一些著名的战斗英雄，岩龙、海水干、张大权、甘在和、高华忠、李海欣、史光柱、安忠文、陈洪远、马平……
从参战时间长，大的战斗多，部队出动多这几方面看，我们评选出来的英雄是少了些，宣扬得更差劲，我们整个部队几年来的战绩越南人是深有“体会”的、头痛的，给我们的代号是“老姜”“老鬼”，但国内知之甚少，指战员对此是有意见有怨言的，说我们吃亏就在不会宣传。我这个宣传处长没少挨骂：“就你操蛋！……”我很难受，很愧疚，我也有苦处，有委屈。
以前，上级有过指示，说对越作战要“多作少说，作了不说。”我是这样理解的，打一个小小的越南，从哪方面说它也不是势均力敌的对手，有什么好宣传的？宣传多了，反而抬高了它！我们攻下老山的团副政委周忠仕最先提出“老山精神”这个词，我们一位军首长说：“什么老山精神？谦虚点嘛！……”我当时没附和，觉得打下老山确实不易，但宣传还是不能高八度。后来，友邻部队同意并宣扬了“老山精神”，此后，我们才敢提“老山精神”，并得到了军区和总部充分肯定，成就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在八十年代的体现。这说明我们在“水平”上比人家低，太迟钝，太土！
还有立功授奖范围，我们卡得过死。当时一位领导说：“评那么多功、那么多英雄干什么？长征评了几个英雄？抗美援朝也就那么几个嘛！”卡比例，主攻、助攻、二线，各类部队不能突破多少多少。部队评定中觉得难办，于是又提出“生者让死者，好的让伤的，干部让战士，机关让部队”的评定原则，我们把这原则当经验宣传了，推广了。现在看，这确实反映了指战员的高风格，也反映了我们部队对战功评定和宣传是坚持了高标准严要求的，但有很大缺陷，它不能充分地如实地反映干部战士在战斗中的作用和表现，不利于鼓励再战。再是，下面报来是英雄的批一等功，报一等功的批二等功……当时我也认为这就是“从严治军”，后来才看出这样作埋没了不少“人物”，挫伤了一些同志的积极性。
前几日，有个战士千里迢迢找来，要他的连队证明，他（火箭筒手）曾打掉3个敌火力点，还击毙5个敌人。连队说，不是在你档案里记着的，还证明什么？战士说，我们同村的一个复员兵击毙两个敌人，二等功，安排了工作，我才三等功，人家说，足见我档案里的记载是假的！他又说，我回来不是为了补功，也不为安排工作，只为人家不戳我的脊梁背骂我骗子……这战士，按说给个英雄称号也不愧。
我们有个团长叫王佐明，他在军事学院听教员讲他当营长的一个战例。教员不知课堂里坐着一位当事人，想当然地说，这是个英雄营，营长也是英雄！王佐明自己什么也没说，后来还是我们部队同去学习的人把这事告诉了我们军的苟政委。政委说，我听了眼泪都差点掉下来了。那一仗，“英雄营长”王佐明什么功也没立，让了！
主攻老山时的团副政委周忠仕，原来是新闻干事，宣传科长，攻老山前主动要求下去，说过去他用笔写别人，现在要用行动来写自己。他带主攻营。表现突出。战后作了几场报告，讲得很感人。不久前我们军应邀组织报告团去北京，大家都推举他，领导上也认为只有他才讲得出来。可人家邀请的是英模呀，他周忠仕才是个三等功！他，大概是我们这里团以前干部少有的三等功吧。当时不是有个上级让下级吗？哪里轮得上团级干部？
我还有个大失误，至今想来后悔莫及。打老山前，为了保证战斗的突然性，上级强调保密，有那么几个记者记了我们一次作战会议情况，还照了相。有关部门奉命去收了他们的记录和胶卷。这下得罪了记者们，差不多都走到另一个战地去了。这不能怪记者，也不怪有关部门，只怪我这个宣传处长没当好，不懂得把新闻工作抓好对鼓舞士气与增强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性，不会宣传，没当好“参谋”。
“两个哥哥打架，你何必抱住一个人的大腿朝另一个人踹脚？”
………唐万明（前群联处长，现师政治部副主任）
我原是学越语的，从对越自卫反击战以来，一直做战俘工作。
作为一个军人，我是很佩服越南士兵的。他们很苦。打死的士兵身上常常可见芭蕉叶包的冷饭团，有一点咸味；烟是最劣等的；有的把鞋子插在腰间，大概是怕冲锋时鞋子不耐剌磨。他们也很顽强，能打，瘦精精的，却十分“诡”，跑得快，个人技术也不错。加上越南当局的欺骗宣传，使他们很自信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不当亡国奴”而战，所以在战场上还真有点“玩命”的劲头。我敢说，和这样的兵打常规战，尤其是在像老山这样的云遮雾盖，草深林密的高山峡谷地带与之交手，除了我们中国士兵，别人怕是很难制服他们的！
这是两个同样强悍而又有同样强大思想武装的民族狭路相逢，他们的搏斗虽只在极小范围因而不易为世人注意，却是当今世界空前惨烈的一次较量！
战场上抓到一个活的敌人很不易。在老山，我们攻下一个高地后，见一个越南老兵负了伤，血流了一地，但他手里握一颗手榴弹，我们怎么喊话他也不放下，直到他的血流尽……在另一个阵地，他们七八个人钻了洞，也是怎么喊都不出来，费了很大劲挖，又遇到顽抗。我们有的同志主张炸，但大部分人不同意，说“越南人民和普通士兵还是我们的同志加兄弟嘛！”后来他们出来了，原来是有个兵听懂了我们在洞上的争论，加上他们的排长死了，一个老兵把他们带了出来。
几年来，我们还是先后俘获了几百名越南官兵，由于我们两国有过很长时间的亲密关系，所以教育说服他们比战场上制服他们容易很多。
“你们先打我们，你们侵略，我们是抵抗……”我们的对话常常以他们这样的质问开始。
“你们先侵略柬埔寨呀！”
“他们……反革命，我们是去尽国际主义义务。”
因为对俘虏只有提纲式的教材，我周围的同志又不懂越语，所以我和他们对话能“敞开思想、畅所欲言。”
我向他们承认，民柬领导过去确实犯了很多错误，但不能怪他们，他们是向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学的，我们“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很荒唐，很可恶，我们现在正在彻底否定它，我想如果没有你们的入侵，民柬领导也会改正过来的。
“我们本意还不是为了拯救柬埔寨的社会主义！”
我说，你们要替柬埔寨拯救的大概就有你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吧？看，你们一天就这么两个芭蕉叶饭团，你们冲锋时连鞋子都舍不得穿，你们一个班只一件大衣站岗时穿，你们一个士兵每月的钱还不够买一包次烟。还有你，才十三岁就不得不替你有病的哥哥来当兵；你，一个姑娘家当兵受过什么欺侮你自己知道（这个女兵叫阮氏金钗，十九岁，她被俘后很顽固，但我们发现她给未婚夫的信中讲了连长是个魔鬼……她真想去死）；还有你，因为排长的一条裤子找不见了就罚你跪一晚上，还背石头……最后我说：
“你们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你们和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样，都是受欺骗、受蒙蔽、受愚弄的！我们有的人那时跟‘四人帮’狂呼乱叫……你们则当了苏联搞霸权主义、搞南下战略企图包围中国的炮灰！”
我还给他们讲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讲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为什么要和“美帝国主义”发展友好关系。
“你愿意打仗么？”他们问。
“我不愿意！我想我的同志们也不愿意。尤其是不愿意和你们这样一个长期受侵略的国家打，但我们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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