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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双眼睛里的战争:南疆集团军在1979---1987-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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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牵�
我活了下来；真是侥幸
………高少林（现团部协理员，原担任穿插的二连指导员，残废军人）
我们二连1982年评为军区精神文明先进连，各方面突出，三十多年无事故。
我本来是连长，战前改任指导员。
穿插失利，原因很多。战前训练掌握不当，把部队搞得太苦是一个问题，伙食标准低，营养跟不上问题更大。好比熬一锅水，火太大又加不上水，只有把锅子烧炸。
当地集中很多部队，附近老百姓不多，只能到远处去买菜，买回来一半坏了，本来不高的伙食标准只能有一半吃到战士肚子里。
每个人两套衣服，很快磨烂了，要求补发，哪怕是收旧物资哩！鞋子更费，一星期就穿底。上级说，是需要解决，往上反映吧。上面的回答是：“一套军装，一双胶鞋穿多长时间是经过专家们研究实验过的，不可能坏得这么③üｗｗ。сōｍ快，你们等着吧，我们将派人来调查。”
不知是哪个单位果然派了个人来，五十多岁，爬不上我们的山头阵地，几个战士把他“架”上来了，结论是：“情况属实，你们等文件吧！”
有人提：罐头、压缩干粮在极度疲劳又找不到水喝时吞不下去，最好有1979年那种干粮袋，有水果糖、牛肉松、咸菜……还有净水药片……回答是：“那是给坐飞机的人准备的……使人听了更恼火。
战士每月津贴8元钱，战前抽烟都厉害，司务长不愿借钱，怕人死了没法还，好多战士卖手表。
衣服没时间洗，长期汗水不干，的确良布成了个硬壳壳，又臭又易碎裂，抓痒能抓住虱子，补衣服只能补“关键”部位，没有布，只好扯帽子里的衬布。
老鼠很多，晚上在睡死了的人身上游行，白天钻被子，咬干粮袋，咬得一塌糊涂。
有战士说：“指导员，其它都好克服，没烟抽受不了。”还有人说：“让我在死前把烟抽够吧！”我叫事务长把我们连结余的几千元拿出来，给抽烟的发几包烟。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作到的是尽力“丰富”一下战士们的文化生活，组织歌咏比赛，学跳集体舞，开晚会，组织诗歌朗诵。我们把书籍画报录音机都带到了临战训练地。许多牺牲的同志在录音带上留下了诗，没有人听了不感动，家属更是如此。
但我们不能说战前的工作多好，有许多教训值得我们吸取！
“左”的影响很深！
人的因素，精神力量决定一切，战胜一切。在当时根深蒂固，我看今天也远远没有肃清。
战前几天，我们还搞过一次长途拉练，天热，走起来渴得要命，不到一两小时把一壶水喝光。为了接受实战要求，一天一夜不停地走，干部战士都不吃不喝。有的人受不了啦，趴在稻田里就喝，一公尺外就是粪水。有一些人累躺下了，一个干部抓起他们就踢，还鸣枪威胁，这个干部责任心很强，后来打仗也很勇敢，但战士们就是不为他说话。还有个干部，本质也不错，就是爱对战士发火吼叫，一次行军他接过一个新战士扛的一箱弹药，扛过去就再没人接，他身体不行，终于也累趴下了。一个班长讽刺他：“你现在也道了吧，觉悟不等于力气呵！”
笑话多了！
一位首长来，要听听我的决心，我表什么态他都摇头：“不行，不行，不够劲！”教导员见我抓瞎了，给我递了个条子，三个字：“喊口号！”我（炫）恍（书）然（网），站起来高呼：“首长，拿不下阵地你就到突击排找我的尸体！”他满意了：“我要的就是这个！”
我们嘴上喊实事求是，实际上不懂也不去作，给下面带来很坏的影响和压力。开进时，明知自己体力不行，还生怕比人家少带了东西，拼命争抢着加码，结果沿途都扔满了器材：爆破筒、手榴弹、圆锹、十字镐、防毒面具，还有饭包水壶……
路太难走。本来｛炫｝高｛书｝涨｛网｝的士气被汗水浇灭了，被困倦压垮了，一停步就有人倒下，倒下就鼾声如雷。
拉肚子的很多。吃罐头，喝生水，拉起来就象开了水闸门。你不能叫他不拉，又不能走远。怕有地雷，只能拉在路边。
干部心里急，很想抽烟，但不能抽，只好嚼辣椒。
我们二连在最后，前面没跟上，把我们堵在一个苍天大林子里，憋了好一阵，我一看，快到总攻时间，只好按方位往我们预定的位置去。
我那时身体很好，每天冷水浴，但那晚上也感到很吃力，不咬牙就得往下倒。新战士杨中武十七岁，还未长成人，一米六不到，父早死，靠要饭长大，入伍后表现很好。他倒下了，我拉起他，他一把抓住我：“指导员，别丢下我，别丢下我。”我只好半拉半抱着他走。他边走边哭，还打自己，战士们后来说，那晚上是淌着汗水，流着泪水，踩着泥水，拉着稀水走的。
我们没走到地方我方炮击就开始了，一片惊雷在我们头上排山倒海般飞过，敌人阵地上转眼就是一片火海，天都红了，大家都兴奋起来，正吃干粮，敌人的炮火来了。
后来从缴获敌人一份作战图证明，我们的穿插路线正在敌人预料中，也许是敌人观察到我们的行军路线，人家的炮打得很准，很密，一来就造成我们很大伤亡。因为正走到一条狭谷里，没法躲。原来我们什么情况都想象过，就是没想过在这样的地形突然遭敌炮击怎么办。战士们一下子傻了，很自然地往一堆挤，以为靠得越近越好。本来大家都学过如何识别远炮近炮，如何防炮，这时候却反应不过来了。
干部没有慌，很快制止了一堆挤的现象。并指示了前进方向，带领大家拼命往前赶。
敌炮追着我们打，沿途又有人倒下了，为了尽快赶到目标，完成任务。我们顾不了伤员了，只有等后面的军工来救护。伤员们大哭大叫大骂，给部队心理压力很大，有个别人抱住大树喊妈呀，妈呀，神经错乱了。
我们大部份人还是冲出了炮火封锁区，但找不到前面的一、三连的去向。我看到前面一个山头上有敌人，看得非常清楚，动员连长攻击。连长不同意。他说：“上级没叫我们打这里，也搞不清这是哪，上头多少人。”我和他争：“现在还顾得了这些？只要有敌人的地方就是目标。”他说：“打好了上级或许不追究，打坏了，脱不了责任。”我说：“我负责！”他说：“等一等”，再不吭气。
我们就等在那，还是时刻遭炮击，时刻有伤亡。战士们这一时聪明多了，都就地挖了防炮洞。
可惜，一次可贵的战机，一次使我们连可能脱离危 3ǔωω。ｃōｍ险区域的唯一路就这么着等掉了！
我卧在地面，一发炮弹打来，听到“噗”地一声，如泼水。接着浑身一震，我知道糟了，想回头看看，但头转不过来，我想挪动双腿，也动不了，我意识到双腿没有了。很快，我感到一阵钻心的疼，好象一支手伸进我的胸腔内在抓挠，我将十指插进地里，让自己不喊叫，指甲都抠没了。
我身上的装具全掀烂了，背包、水壶、还有一部照相机………我带了十几个胶卷，原想凯旋后开个战地影展的。
一个战士扶起我，给我包扎。我才看清，我的腿还在，只是成了烂肉。与我同时负伤的还有步谈机员、通讯员、文书。新战士杨中武满脸血，对我哭喊：“指导员，指导员。”他不哭自己，哭我。
我又听到连长微弱的声音：给我包扎一下……
伤太多，战士们也不知给我包扎哪儿好。我准备了药片杜冷丁，吃了，我叫战士把连长抬下去，自己包扎了一条腿。
炮弹还在周围炸。这时大家只有拼杀的愿望，生死已置之于度外了。都在喊：“指导员，咋打？你说一句话！”我想调整一下部署，又一炮打来，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来，我已在四班副背上，我问：“你干什么？”他说：“我背你下去。”“这是哪？”他说：“不知道。”
我一会清醒一会昏迷。到了营救护所，我才知道，我们营大部份都没有到位，全营伤亡很大。我忍不住大声哭喊：“完了，完了！”教导员说：“你现在什么也别管，快下去吧！”
接着，我开始呕吐，这是休克前的征兆。
从营救护所再往下抬的途中，我被颠醒了，看到我连副指导员汪斌，我很吃惊：“你怎么到了这儿？”
他说他来找军工连上去抬伤员，还说了什么，我记不清了。我叫他好好组织部队，他满口答应，还给团里写了个条，大意是连队伤亡很大，连长指导员都负重伤，他们表现很好等等。
就是这个汪斌，后来被敌人俘去，并且在广播上发表讲话，说了一些迎合敌人政治需要的话，成为我们连营团师军的奇耻大辱。不管我们在这次攻克老山的战斗中有多大战果，多大牺牲都不能消除它的极恶劣影响，至今也抬不起头，翻不了身！
我认为，战争中被俘是难免的，我们不是先后也抓了越南成百上千的军人么？各级都有，提供什么情报的都有，不必把这事看得多重。
汪斌战前几个月从别的部队调来，他知识面广，能说会道，但做的不如说的好，我对他的印象总的说不坏。我至今认为，他是中途遭遇敌人被俘，不会是有意投敌。
那次我见了汪斌，继续往下走不了多远，敌炮又来了，八个抬担架的人都跑了，我动不了，眼睁睁看着炮弹炸，看着我们的人在炮火中飞。那是敌人炮火重点封锁的一条狭谷，是死亡狭谷。
我只有等死。这时反倒忘了伤痛，脑子格外冷静清醒。我想起，1979年我们攻进老街后，住在一座大楼里，敌人一个特工抱了炸药包来炸楼，刚要拉火，被我们一个游动哨兵发现，一枪击中对方要害，不然那次我们就完了。
1979年我也在三连，是进攻老街的突击班长，我们冲进敌营房时，收音机还在响，被炮火摇动着的电灯也还亮着。过后我们班在老街城里守护三天。老街相当漂亮，我们的任务就是防止敌人自己烧城，有些屋里还有人，但我们不曾无故惊扰一家老百姓。
一棵大树干被劈断，直直地朝我倒下，我闭上眼睛，但它只是砸在我的伤腿上。我第三次负伤，腿断了，象切豆腐，我当即昏死过去了。
事后我得知，是护送我的号兵潘贵德把我拖出来，他拖起我到另一棵树下包扎，没有救急包，他向本营一个背了很多救急包的事务员借，对方不干，说这是有数的，只能给本连的伤员用，还一再强调他得遵守纪律！
这说明，我们以往对战士纪律性教育是有片面性的。我的号兵哭了，他也哭了，但就是不给。
我终于被抬到团卫生所，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了。团卫生所长后来对我说，抬来时你的血压脉搏都没有了。
我还是活了下来，真是侥幸。
十、理解篇
边境局部战争的特点在于，它不是举国动员，全民参战，它的战场限于边境狭小地域，参战者只是占全军比例甚小的部队，它不会给更多的民众带来生死选择的痛苦，它的胜败与国家安危的联系也不明显。我们对越南进行的边境局部战争，情况又更特殊………对方不是势均力敌的对手，不可能给我们什么大的威胁。加之这场战争正逢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时期，前后方确实出现了极大的差异。……正是这种局部战争的诸多特殊性才出现了“理解万岁”的口号！
人民的理解是前方将士的巨大力量源泉，反之，也是对他们战斗力的消蚀。我抄录了几个人讲述的故事，目的就是希望有更多人理解“理解万岁”！
家乡为我举行庆功火把节
………金古阿格（指导员，彝族）
打完“7。12”那一仗，军区授予我英雄称号，报上也登了我的事迹，写清楚了我是云南宁蒗彝族自治县的人，县武装部、丽江军分区立刻到我家去报喜，还放了鞭炮。
我父亲金古尔石认识汉字，接过喜报一看，连忙把喜报塞回报喜人手里：莫忙，莫忙！我儿叫金古阿各，不是金古阿格！再说，他当英雄除非山鸡变凤凰！
不怪我父亲主观。我过去在家的确是个捣蛋鬼，给他添了好多乱子。
1979年我高中毕业，考大学没“眼”，成天到处跑。父亲怕我和不三不四的人伙在一起学坏，就给我找了个临时工，给邮局往各山寨送报纸。有时我十几天也不送一回，还和人家打架。次年父亲又托人送我去“考”兵，验上了，我很高兴。
当兵的通知发下来，父亲要我把亲事定下再走。我们那地方有订娃娃亲的习惯，我小时和表姐订了亲，她比我大两岁，我本不愿意，怕父亲不让我走，不敢说，由随父亲杀了猪宰了羊给表姐家送去。我想订亲又不是结婚，走了我就不认帐。谁知表姐也不愿意，还和我家的人吵了起来，说她根本不喜欢我，骂我是“野鬼”。
我当时很“牛”心想我不喜欢你可以，你怎敢不喜欢我，还骂人！我找到她家，要回骂她一顿，把猪羊肉扛回来。表姐躲了，不敢见我。父亲说算了算了，其实没“算”，送了猪羊就是“定”了。
到部队后，我开始和班长也搞不好。排长找我谈话，我说：“为啥每次评好都没有我？”后来，我考上了特等射手，拉练是全连第一，我入了团，当了班长。但在搞生产时又和指导员吵了一架，他给了我个行政警告处分，我的情绪落下去了。临打仗前，各班争尖刀班，比谁训练好、体力好、团结好、纪律好……连里决定我们班当尖刀，我的情绪又起来了。
收复老山的战斗结束后，连里叫我代三排长，很不巧，关键时刻我病了，两条腿肿得又亮又粗，还流黄水，腿打不了弯，裤子也脱不下，连长指导员强迫我去住院，送我下山，把好吃的放在我担架上，我是一路哭着走的。
在医院，我听说连队打了一场大仗，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疯狂反扑，光8班就毙敌50多名。我病未全好，但再住不下去了，坚决要求出院回连。大家见了我高兴得一个个抱住转圈。
7月12日，敌向我老山地区大规模反扑，团命令我连增援7连，到达后，连又命我带一个排增援7连2排阵地。中途，我们遇到敌人各种火器拼命拦阻射击，我排8个同志负伤倒下了。7班又走错了方向，只我带了八个人上来。这时，二排阵地到处是浓烟弹坑。堑壕被炸成一段一段的，他们排伤亡很大，只剩下五个战斗员了。排长王尚荣见我们上来了，紧紧握住我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2排阵地前七八十米处是169高地，敌人刚从我们手里夺去的。这高地控制着通向我方防线几道山梁，敌人多次想从这里突破，付出过很大代价，只这次它终于得手了，猖狂得在那上面又敲打又喊叫：“中国兵完蛋了，快投降吧！”
团里命令我连必须迅速夺回169，我向连长指导员要求：“我带我排剩下的六个同志打头阵，打不下169我不回来！”
我在阵地上掏通一个洞观察169，看清了敌人穿的马裤，正在加修工事，压子弹。
连长指导员又交给我几个人，说这十二个人交给你了，怎么打你决定。我说行！
下午5时，我们强大炮群开始向169袭击，正当炮弹呼呼从我们头上飞过，轰轰在敌阵地上爆炸时，我们已前进到离敌前沿30米处，清楚地看到敌人在我炮火下鼠窜嚎叫。炮火一停，我们只用几秒钟就冲上了高地。敌人作梦也没想到我们来得这么③üｗｗ。сōｍ快，一团团抱头往石缝、堑壕里钻。我们端起冲锋枪猛扫，边打边冲，仅用五分钟，我们夺回了169高地，击溃敌一个加强连，毙敌45名。
后来我听说，这天指挥全线抗击越军大反扑的一位师首长，听到我们夺回了169，掐熄了他连续抽了一天的最后一根烟，跳起来喊：“投入预备队，全线出击！”
这位指挥员对笔者说：“敌人丢了169，暴露出它后劲不大了，我一下子放心了……并说：“金古阿格，真是好样的！”
7．12！这是我们师光辉的节日，它叫敌人在我们阵地前留下了几千具尸体，至今我们师无论上下，提起它都眉飞色舞的。
回头再说我父亲，他嘴上说：“我高矮不信！”但对我叔说：“八成是那小子！龟儿犟，从小屁股打烂了也不叫一声，你去打听打听！”
我叔跑到县武装部翻名册，全县参加的只有一个金古阿格。我叔还带回一份报纸，对我父亲说：“看，这上写的是翱翔在老山之巅的凉山雄鹰，是他，没错！亲戚们开始牵线地来我家道贺了。我父亲说：“莫忙哆，是不是，只有等和他本人照了面才算巴实。”
1984年底，我回去了。我的乡亲、母校老师和同学，排了两公里的长队，敲锣打鼓迎接我，地方领导还早早把我父母接了来，给我，也给我父母带红花，感动得我父母直掉泪。县委书记县长还讲了话，说我为家乡争了光，为我们彝族争了光，奖励了我父母五百元钱。
晚上，又在我家所在的战河区坝子上为我举行庆功联欢火把节。我们家乡一年一度的火把节早在阴历五月二十四日举行过了，专为庆贺一人一家的喜事另举行火把节，这在过去是没有的。
远近来了几千人，当然这就不都是我家的亲戚朋友了，彝族居多，也有汉族，机关干部，学生……乡亲们抬来了甜米酒，拉来了羊，烧起大火，烤沱沱肉下酒。一坝子燎眼的火把，一坝子欢歌狂舞的人群，闹了几个晚上！
表姐没来，我姑也没来。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她们家，故意装腔拿调问我表姐，别人都为我贺喜庆功，你为啥不来？表姐低着头不敢看我，我姑先也愣了，后来过来劝解，说她女儿过去不懂事，求我谅解。我大笑，对表姐说：“表姐，我是来谢你的哩！”她抬起头，似信不信。我又说：“我在部队当英雄，半靠你呐！部队有规矩，当英雄，不光要看打仗，还得是没有违法乱纪行为的。你想，我如真和你订了婚，那可就违犯了婚姻法，那上边规定表姊妹是近亲……”表姐跳起，拉着我的手说：“金古阿各，你现在长大了，懂事了。这规矩我早知道，怕和两家人说不通，只好说我不喜欢你，还说你是头‘野牛’。”
跟着，表姐，我姑来到我家贺喜，还带来了一个小伙子，是运输站一个会计，我已听说表姐和这会计好，就叫了他一声姐夫，表姐好高兴！他们给我家送来了羊子，鸡和酒作贺礼，其实也算退还了“彩礼”！
但还是出了一个事，第二天火把节上，我姑喝醉了，又闹着要把她小女许配我。她小女才十一岁。我父亲这时“开通”了，说“这不行，不合法”。姑妈说：“不是不合法，是你儿子出了大名，你门第高了，我攀不上了。”
归队前，父亲再次叮咛我：“记住乡亲们的厚望，可不要让几晚上的米酒灌迷糊了。牛皮鼓经不经得起敲打，要过三伏三冬才知道！”临离家，父亲把我抱住了，久久不放，我们两父子还从来没有这么亲热过。
今晚我们举行婚礼
………杨正宏（伤残战士、新郎）
来到收复老山的英雄团队，刚落座，政委就说，可惜你们来晚了，打老山时的战士，走了几批，明天是最后一批了。我当即提议，我们今天就开一个老兵离队前的座谈会如何？政委说，他们今天都忙着在车场交运行李，如本人不在场，怕把行李搞错。我实在不愿和这批大多是有战功、部队想留又留不住的老兵失之交臂，决定到车场去看看他们，找他们交谈几句。在车场，最先见到就是这位杨正宏。
他的连长先介绍，他是二等功臣，二等甲级残废，战场上一直跟着已牺牲的全国著名战斗英雄，副连长张大权，在给各攻击点传达命令时，多少次往返于敌密集火力下……正说着，杨正宏远远地走过来了，一看就是一个乐观灵活，很有风度的小伙子。待他在我面前站定，我禁不住在暗中一声惊呼。他的鼻孔窄陷，色泽有些黑黄，一只眼睛上贴一块胶布，………后来他揭下了………那只眼球显大、浑浊、下斜。这副面目比之于他的潇洒身段，不能不使人惋惜！
我首先想到，这个昔日的漂亮小伙今后找对象麻烦了！
车场的阳光烤人。连长问明白杨正宏的行李已交运完，便邀请我们去他的连队坐坐，又对小杨说：“几位首长从军区来，专为参加你今晚的婚礼！”
杨正宏高兴得直搓手：“欢迎，欢迎！”
余连长告诉我们，他的未婚妻是他家乡人，来接他。但全连离队和留队的同志一致要求，一定要给他们热热闹闹办个婚礼。
同来的一个年轻干事消声问我：“你猜，会是个什么样的姑娘？”我没有回答。事后他自己回答了：“我原以为是个黑瘦矮小、一头黄发、嫁一个正常人很困难的女娃子。”
我虽没作过这番猜想，但当见到杨正宏的新娘时，惊异之情丝毫不亚于我的年轻朋友。说实在话，昆明街上走过这样一位姑娘，也是会引人注目的！
很多战士在忙乎张贴大红喜字，我们则在新人的洞房内采访他们的恋爱经过。
可惜，那位姑娘怕羞，很少说话。
我负伤后，五天后才恢复知觉，已经住在昆明的医院里，后来又到西安、上海整容。
1986年8月，我回了一趟家………云南蒙自芷村乡。我知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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