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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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12月15日，左宗棠在江西景德镇与广东会党军迎头打上。楚军士气冲天，会党军应声而败。这是左宗棠“出湖”以来的首场胜利，他非常高兴，写信回家报告说，我10天内连打三场胜仗，连攻下两座城市，自己一个兵都没死，看来我训练他们胆量有效果，后面还有很多胜仗等我去打。
但部队真正开进“围点打援”区，双方都加大火力，集中优势兵力，战争迅速陷入胶着状态。
第一次走出湖南，急于立战功，左宗棠一改谨慎风格，决定冒险。
战斗发生在石门。左宗棠本来派重兵守在景德镇，但石门清军派人来向他求援。进攻石门的太平军由李秀成指挥，他的作战方法跟左宗棠差不多：军队靠气势，派人到处摇战旗，边打边喊，场面宏大，杀声震天，胆小的对手见了心惊肉跳，不敢迎战，主动败退。
李秀成率领一万五千人马，从天京出发，沿着长江南岸，经过当涂、芜湖、繁昌、青阳，刀锋所向，清军败逃，这样一路顺利，军队驻扎到江西石门。
左宗棠知道，李秀成是主帅，正要找他去挑战。现在机会来了，他当然不会放过，马上派王开琳、王开化带景德镇五千精兵，飞速赶往石门救援。
但景德镇就空虚了。杨昌浚（jùn，深）提醒左宗棠：假如李秀成反过来打景德镇，怎么办？
左宗棠已经冒险先做了，心里并没有绝对把握，只好说：不会，他正在打石门，分不出兵来打我。况且，他怎么知道我景德镇的兵全部派完了呢？
杨昌浚到底有些不放心，劝左宗棠稳妥点。左宗棠说，好！按规矩，三百守城的老弱病残，烧火的、做饭的，只要能走得动的，全部跑到城头上去摇旗子，以壮声势。
越是担心什么，越会发生什么。王开琳、王开化走后第二天，太平军插在城内的探子，马上将消息报告李秀成。李秀成一听，机会来了。马上派养子李容发带去三千兵，直取景德镇。
李秀成也是个谨慎的将领，已经听说了楚军的厉害，临出发前，他告诫儿子：左宗棠老奸巨滑，诡计多端。你先弄清楚守城的是左宗棠的楚军，还是江西的绿营，再到景德镇去摸清左宗棠的实力。到景德镇后，要仔细察看，不可鲁莽。
李容发一路想着父亲的告诫，将军队开到了距楚军50公里的地方。楚军探马火速警报，杨昌浚急得不行，连问如何是好，调兵已来不及。
左宗棠沉了一下脸，说，我们内部出奸细了，不然，怎么我们一派兵去，他们就来打？搬救兵来不及了，只能硬着头皮，学诸葛亮来一次“空城计”了。
“空城计”好学不好做。太平军将领看过《三国演义》，你再摆架古琴坐到城头去弹，等于告诉敌人：此地无兵，快来捉我。
得有自己的创意，不能照搬古人。
左宗棠决定以诸葛亮的智慧来做当代人的事情。他先派人加急传令王开琳、王开化星夜回来救援。在城内则大肆张灯结彩，大放鞭炮，摆酒庆贺，四下传言前方石门已经捉到了李秀成。左宗棠自己穿上四品朝服，站在门口春风满面，迎接宾客，庆祝大捷。
太平军的奸细听到了，马上出城，向李容发报告。李容发一听，大事不好，救父亲要紧，马上搬兵回石门。
然而，到了晚上，李容发又朝左宗棠杀来。另一路探子已经飞来告诉他，李秀成正在前线指挥打仗，根本没有被抓到。
还没开打，就已经上了左宗棠一个大当，他气得吐血，恨不得马上攻城。但来回一折腾，天已经黑了下来，只好命令部下，赶快绑好云梯，准备天亮再攻。
天蒙蒙亮，李容发准备吹号攻城，去活捉左宗棠。突然听到楚军前后同时擂响了战鼓，呐喊声地动山摇。原来王开琳、王开化接到密报，已经星夜赶了回来接援。太平军腹背受敌，阵脚全乱，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
李容发发现自己连上两当，既怒又怨还窝囊，带着一肚子气，逃回石门，拣回一条小命。
这个“空城计”比诸葛亮导演的要精彩得多。诸葛亮的“空城计”到底有没有，历史上还有争议。
左宗棠将这一仗作为自己毕生经典之笔。《左宗棠逸事汇编》中记载，左宗棠拿诸葛亮跟自己比较，认为这次成功的关键，是利用了敌方的间谍，帮自己暗通消息。这是诸葛亮“空城计”里没有的，所以自己已经称得上当代诸葛亮了。他说：“诸葛公料司马懿必不敢入空城，我却料李秀成必回师返救，料人料事，虽起诸葛公于地下，亦不过如此也。”
出湖作战，战绩醒目，左宗棠倍感振奋。他晚年从新疆回到湘阴，还常拿它跟湘阴老家人闲聊时吹牛逗趣。
眼下他当然没闲工夫吹牛，战事正紧。李容发败走，黄文金再来。
1860年12月20日，黄文金统领数万人马，来切断祁门湘勇的生命线。
黄文金带兵有个特点，看不起打不赢他的人。他称曾国藩是手下败将，很是鄙夷。但他见识了左宗棠的厉害，不是一般的怕，他带着大军压过来，一路上心里不停地发毛。
这次左宗棠再不敢来空城计了。诸葛亮的特点是“一生惟谨慎”，左宗棠也是外松内紧，空城计不得已而用之。
楚军跟黄文金短兵相接，硬碰硬，以会打仗著称的黄文金如自己所担心的，果然输了，他自己也在战斗中负伤。曾国藩很高兴，马上向朝廷报功，左宗棠被提升为“三品京堂候补”。
太平天国开始急了。黄文金都不行，那最后只有派他们最厉害的侍王李世贤来跟左宗棠征战。
李世贤以善战著名，战功显赫，爵位叫“天朝九门御林军忠正京卫军侍王”，一个靠真本事打出来的将领。他曾在天京两度告急之际，配合忠王李秀成彻底摧毁清军江南大营，立下过“救驾之功”。这样一位枭将，可不会怕左宗棠。
这次双方一交手，左宗棠被打败。
左宗棠一败，后果就严重了。景德镇失守，祁门生命线被切断。湘勇3万，30天内等不到军粮；军心大乱，曾国藩再一次想到自杀。他又给幕僚欧阳兆熊写好遗嘱。
曾国藩到底选择自杀还是奏功？全看左宗棠最后是输是赢。
1861年4月，左宗棠迎难而上，主动出击，以5000兵引诱李世贤10万大军，在乐平城展开生死决战。
军事力量相差过大，为了抵消太平军在数量上压倒性优势，左宗棠战前先安排楚军士兵在城外挖筑掩护的战壕，再引水进战壕，将两头堵住，水顺着壕沟溢漫。这样，就可以大大地限制住太平军骑兵。
战阵铺开。强强狭路相逢，接上火力，战斗打得天昏地暗。双方各有胜负，成败陷入胶着。
人算不如天算。楚军人少，已经陷身大军包围，眼看沉没于敌军汪洋大海。陡然间，天空电闪雷鸣，狂风暴雨骤然袭来。暴雨妨碍双方士兵的战斗力，也极大地消耗他们的精气神。左宗棠抓住机会，指挥将领再次发起猛烈的反击，兵分三路，越战壕而出，在泥泞中肉搏。
楚军独特的“练胆”训练，关键时刻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在同样恶劣的环境里，楚军士兵心理素质过硬，在士气上开始压倒太平军。
李世贤部下士兵渐处下风，体力出现不支，精神近乎崩溃，开始败逃。楚军乘胜追击，越战越勇，胆气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李世贤大军全线败逃，一万多太平军战死阵地。李世贤差点被活捉，他换上士兵服，蒙混逃脱。
10万太平军第一次尝到了5000楚军的厉害，李世贤知道再留在江西与左宗棠决斗，是自寻死路。　1861年夏天，他临时改变全军战略部署，从江西转入浙江。
沿路碰上清军绿营抵挡，太平军如入无人之境，见兵杀兵，见将杀将，兵不停步，马不停蹄，长驱直入，顺利攻克常山、江山。
战略转移洞开了浙江西部大门，李世贤兵分三路，再向金华杀去。
祁门危机被左宗棠率楚军一战化解，曾国藩在后方听到捷报，高兴得直流眼泪。
曾国藩抓紧写奏折向朝廷表功，替左宗棠邀功，朝廷很快又发布两道谕旨：3月，命候补三品京堂左宗棠帮办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
5月，又授左宗棠太常寺卿。＇6＇
“襄办”改成“帮办”，表示曾国藩已经将左宗棠当作自己最得力的副手。从入张亮基幕府起，左宗棠出山已经10年，这是他第一次被授予真正有实权的官职。
到这时，太平军主要将领，基本都与楚军交过手。结果几乎都以太平军败逃告终，他们开始害怕与楚军作战。但湘勇与楚军还在合力，对他们进行围剿。
左宗棠在乐平集结楚军，再向婺源挺进。沿路见“人物凋残，为之悲悯”。他知道，这里是程朱理学的发源地，他们的陵墓还在那里，但经过战火的洗劫，程颢、程颐、朱熹的故居已经荡然无存，制度礼仪在民间也丧失得一干二净。程朱与湖南，与长沙城南书院有一段很深的教学渊源，算自己的师祖了。左宗棠恭敬地下马入城，“吊死扶伤，至深感喟”。
李世贤一入浙江，浙江的八旗、绿营全线崩溃。从1861年9月到11月，短短三个月内，地州城市该占领的全被占领，太平军剑锋直指督抚府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大惊失色，连忙向朝廷写信，称浙江关系重大，请求安排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
这是最难得一见、主动求退的官员。平时官员们忙跑官，战时庸官们忙禅让。朝廷一看，明白事态严重性，数天内就下了谕旨，“令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
两个月后，根据曾国藩的保荐，“浙江巡抚着左宗棠补授”。
曾国藩这时已经学会了把准时机。从早年岳州、宁乡、靖港失败，曾国藩发现了，凡是自己指挥的战斗，基本上都会失败，他改作躲在后方指挥，多以胜仗告终。曾国藩是帅才，战略布局与政治运筹，是他的长处。
历经8年军事与政治双重的血火考验，在官场江湖的刀山火海中出入，他已经蓄养得深不可测。不但摸透了朝廷上下的脾气，对官场套路，玩起来也炉火纯青。
攻打浙江前，他迅速定下“救浙策略”：表面上积极上奏请示朝廷，推荐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暗地里又不下令楚军入浙作战。像动物世界里雄师捕杀角马，瞬间的算计与爆发可以做到分秒不差，曾国藩耐心等到李秀成攻破杭州城，才当机立断，下令左宗棠火速开进浙江。同时密奏皇帝，保荐左宗棠做浙江巡抚。
经过这一年多的合作，曾国藩已经离不开左宗棠。他很清楚，楚军以一当百，但就5000兵的家当，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清军在太平军屠戮下死得越惨，则越证明湘勇有存在价值。只有让浙江被打烂得不成样子，他再安排左宗棠去收拾烂摊子，才可以造成“天下不可一日无湘勇”的局面，湘官集团的主动权才可牢牢把在手中。
这在政治谋略里叫“倚敌自重”，曾国藩将它演绎得淋漓尽致。
可怜官员王有龄，成了曾国藩与朝廷钩心斗角的牺牲品。
王有龄，福建省候官（今福州）人，生于1810年，比左宗棠大两岁。他年轻时“为人倜傥，有奇气”，不屑读八股之学，跟左宗棠一样，科考取仕因此断路。
但王有龄祖辈多高官，到自己这一代，沦落为平民，感到愧对列祖列宗，内心惶恐不安。　24岁那年，赶紧去“报捐盐大使”。
“报捐盐大使”，就是花钱买官。清朝卖官爵捞钱是乾隆爷的发明，为了充盈国库，他开了“捐官”先例。“盐大使”是八品官，买下来也不算很贵，办执照、上下打点，要1000两银子左右。费用是左宗棠买秀才文凭的10倍。
1841年，王有龄去浙江报到，经系列“差遣”后，署理新昌县。用今天话说，做了代理县长。
代理县长虽然是花钱买的，但王有龄办事能力强，比考上的官员水平还要好，史书评价他“干练廉明”。
一则小故事，能看出他治县有方。刚到任时，新昌县内多盗贼，王有龄说：“此为饥寒所迫耳。”没有去抓，只出榜公示：“归田者不问，再犯者弗赦”，盗贼们自行解散，纷纷回家种田。
到1851年，王有龄凭出色的政绩，做上湖州府知府。随后因为能干，不断获得升迁，先后做上江苏按察使、布政使。也就在那时，太平军杀进福建，占领浦城，并以浦城为根据地，围攻延平、建宁等府。王有龄马上报告巡抚，亲自安排部署攻防，解了延平、建宁之围，收复了浦城。
1860年，王有龄收复杭州有功，升做浙江巡抚。他这个巡抚当得太不是时候。太平军被曾国藩“围点打援”逼迫，纷纷往江浙一带逃。要命的是，最厉害的李世贤被左宗棠打得带大部队转移过来了。
1861年10月，余杭、绍兴等地相继沦陷，饷源断绝，援师阻隔，杭州“成孤注无可解救”。王有龄有士人气节，坚决不降，与众将官仍坚壁清野，死守两个多月。奈何太平军攻势凶猛，熬到12月29日凌晨，杭州城还是被攻破，王有龄只好以身殉节。
王有龄是在书房中自杀的。陪同他一起自杀的，有浙江省各大小官员，以及王有龄的家属、女眷。数百人集体自杀，场面血肉模糊，与尸体横陈的战场一样，残酷凄凉，叫人不忍目睹。
论办事能力，王有龄是个好官。他擅长治理，清正廉洁，爱民如子，与三国时的刘表相似。如果生在和平年代，他可以做个好父母官；但生在乱世，他只能替朝廷殉葬。
王有龄菩萨心肠，死前仍不忘百姓。为了防止太平军破城后屠城，他留下遗书：“饥不食腐鼠，渴不饮盗泉”。李秀成看到，被他感动了，破城后，不但没有屠城，反而对他进行厚葬。＇7＇
王有龄一死，浙江彻底沦陷。左宗棠任浙江代理省长，追击太平军余部。
在这里，左宗棠再次追到了强敌李世贤。
楚军凭气势发起凌厉的攻势。这次与上一战一样，双方打得难分难解。李世贤士气不振，开始一路败逃，逃到江山、花园岗。
在花园岗，两军再次碰上了乐平城同样的情形。
这次左宗棠改用火攻。处于攻势的左宗棠，借大火烧得太平军快要无路可逃。节骨眼上，倾盆暴雨骤然袭来。灼烧太平军的熊熊烈火，瞬间全被暴雨浇灭。太平军备受振奋，击鼓出战，楚军将寡兵少，失去火助优势，措手不及，顿时大败。
一次歼灭李世贤部的机会，又这样溜走了。真是成也暴雨，败也暴雨，天助自己，也助对手。
几场大战下来，左宗棠清醒地发现，楚军靠气势是万能的，但不是无所不能的。要彻底消灭太平军，凭楚军5000人马，有点单薄。于是马上打报告请求朝廷调拨人马。经过重新整编，楚军增加到27000兵，规模初具。
在左宗棠整装待发的时候，李世贤也抓住空隙，又重新召集7万人马，去保卫天京。洪秀全这边拒绝李部进京，却严令李秀成回援天京，李世贤只好又改向安徽南部撤退，借以回避楚军锋芒。
让太平军闻风丧胆、望风而逃的楚军，眼下成了湘勇事实的脊梁、朝廷倚靠的中流砥柱。
依靠楚军这支特色军队，左宗棠的战功，越打越大；他的官位，越封越高。
已经大权在握的左宗棠，怎样抓住时机，收拾乱局，将事功迅速做大？
＇1＇　“四品京堂候补”是个什么职务呢？京堂是明清时各衙门长官，意为“堂上之官”。清代对都察院、通政司、詹事府、大理、太常、大仆、光禄、鸿胪等寺及国子监的堂官，一律叫作京堂；职责是负责文书，草拟者叫京卿。中期之后，对官职小但任务重的人，另加三品京卿、四品京卿者，也叫京堂。其实就是不好封官，又要给左宗棠地位，就弄了这么顶帽子，供他暂时戴用。
＇2＇　湘军使晚清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局面，“中兴将相，十九湖湘”，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的有15人，位至巡抚的有14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员不胜数。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投入到曾国藩麾下，还包括一批卓越的工程师、科学家，如李善兰、徐寿、容闳等，成为晚清历史最显赫的一页，后来的洋务运动也主要由湘军人物一手发起。
＇3＇　事实上，此时曾国藩如果与左宗棠换个位置，两人的合作或许会更好一点。曾国藩一生谨慎，左宗棠一生豪迈。谨慎属阴性，尚柔，善谋；豪迈属阳性，性刚，善断。做老大要什么本事？一要敢拍板，二要会用人。这需要阳刚气足的人来做。阴柔善谋的人，可以做个好参谋，用人可以，拍板不行。但两人既然已经串位，也只好将就着这么干了，以后的磕碰，肯定会有的。当然了，如果左宗棠率领曾国藩，不见得一定就好，也可能出大错。如果左宗棠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好大喜功，他自己会犯大错，曾国藩也可能会被他活活拖死、整死。
＇4＇　左宗棠这方面跟毛泽东最接近。毛泽东说“老粗出人物”，对武人将领格外看好。这样安排，在战争年代无疑是优势，所谓处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但和平年代，需要懂科学的知识分子。
＇5＇　打仗的人最后才学怎么打仗，左宗棠这个想法很新很大胆。这跟他的精气神有关。左宗棠是个精力旺盛得超过蛮牛的人，自己胆气足，部队胆气跟着足，士气这么旺，一般的军队，碰到他气势上就先垮了。两军相逢勇者胜，打仗的技术，学与不学，总之差不了太远。冷兵器时代，胜败关键，看谁不怕死，谁打得猛。
＇6＇　“太常寺卿”是掌管朝廷宗庙祭祀之事的长官，虽属正三品，但也是个虚职。
＇7＇　残酷的战争年代，让王有龄生不逢时。王有龄买官入仕，以他的才干与廉洁，反受到体制内外一致好评，这构成了对清朝官场最辛辣的反讽。

第十章　一起一落
第十章

一起一落
总督闽浙
左宗棠带领楚军，以血肉之躯打拼，换来浙江巡抚官帽。
1862年1月23日，清廷正式授予左宗棠浙江巡抚官衔。
准确地说，这是画在纸上的官帽。浙江事实已经完全被太平军占领，浙江各级地方政府已被太平军武力推翻。
朝廷以太平天国的土地做封辖地，是何心意呢？往好里想是鼓励士气，信任忠臣；往坏处想是惠而不费，批发官帽来换取前线士兵的鲜血。
戴上这顶纸糊的官帽，左宗棠已经没有退路。他必须拿下浙江全境，坐实成为真正拥有浙江土地与民众的巡抚。这当然还要付出成倍的血汗代价。
前线将士正在流血浴火，朝廷内部陡生事端：1861年8月22日，咸丰皇帝病死于热河避暑山庄行宫（今河北承德市）。
咸丰皇帝一病死，慈禧太后紧急发动政变，将重用汉官集团的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都处理掉了。
这对湘官集团一班人，无疑带来巨大的冲击。肃顺是将左宗棠从刀口下救出来的第一恩人，也是曾经提拔曾国藩、胡林翼的上级。
湘官集团的命运变得悬拟起来。如果朝廷顺藤摸瓜，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可能会被一锅端。
慈禧太后工于心计，喜怒不形于色。表面上看，她像不知道肃顺跟湘官集团有什么瓜葛，照着咸丰的老样，对湘官一如既往地重用。
表面上的平和，掩盖不了骨子里的凶狠。慈禧太后铁腕肃敌，开始垂帘听政。
对左宗棠来说，远在千里之外，除了奏折的审批对象变了，还不能感觉到什么明显不同。他与湘官集团就此事专门秘议，曾国藩态度不冷不热，他也就不再过问了。
安心下来，静观一会，他对朝廷玩弄权术、关系，到底再没有什么兴趣，又埋头办自己的事。
官帽一戴，他感到肩头责任陡然变重：自己既然已经奉命治理浙江，浙江土地上的民众都需要自己负责；既然又奉命督办，东南地区的大局也需要自己来负责。
但大战对社会已经造成毁灭性的灾难。浙江被打成了一副千疮百孔的图画，烂纸一张，要治理好，百废待举。
左宗棠行走浙江，看到的全是“昔时温饱之家，大半均成饿莩，忧愁至极，并其乐生哀死之念而亦无之”的乱世衰象。“所过之地，分粮煮粥，俵散钱米，然涓滴之泉终难有济”。
他的眼眶湿润了。
民众物资极度匮乏，作为责任压肩的父母官，他能够做的，是带头在浙江搞节俭，以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他给自己立下两条清规戒律：一、凡是不到宴请宾客的时候，绝对不用海产品做菜；二、寒冬腊月的天气，只穿乱麻和旧棉絮做成的衣服。
他身先垂范，将自己的工资管起来，每月除了向柳庄家人寄200两白银做基本生活费，其余全部捐掉救灾。单是宁波海关一地的收入，左宗棠每月可得8000两白银。他全部捐掉，直接转账划拨给赈灾机构。
左宗棠这样做，不为装样子、做形象工程。他既没有在全省发起大规模的官场节俭运动，也不以自己节俭就标榜道德，而是充分考虑全省官员的个体差异性，承认“未必人皆似我之省约”。自己只做个示范，官员是选择学习还是反对，都由他们自己决定。既不开会表彰，也不私下惩罚。
处身乱世，战火仍在烧，战争大于建设。为早一天将巡抚帽子戴稳，将浙江土地、百姓夺回来，　1862年2月13日，左宗棠率军开进浙江开化县。
这时，他遇到了打仗以来一个大难题，军粮严重短缺，士兵几乎要酝酿哗变。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在左宗棠伤透脑筋也拿不出办法时，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主动求见，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