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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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勤政为民，除了每年生日睡满8小时，每天只睡4个小时。大量的时间里，他批阅了海量文件。执政近13年，单是文件批语就写了1000多万字。
这些批语，集中贯穿了“雍正新政”的主张。他在任内提出“新8条”，全面挑战官场潜规则。其中最醒目的，就是全国之内“打老虎”：实行“耗羡归公”，实现“养廉银”制度；全力打击私吞、私分国有资产的既得利益集团。＇7＇
雍正上位短短几年，就将各种腐败事情全部列为“陋规”，通过国家顶层设计，来规范出最严格的“制度反腐”：“养廉银”实现了制度化的“高薪养廉”；“耗羡归公”则由中央统一掌管官员的福利发放。
雍正皇帝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建造了清朝历史以来最清廉的政府。
雍正皇帝看得见自己的反腐成绩，但他无法看见，因为无法突破集权的体制，改革为更大的腐败埋下了伏笔。＇8＇
左宗棠权力远不及雍正，他本应有所顾忌。所以能全面挑战王朝陋规，全在他是收疆重臣，功高位显，可以保持个体的相对独立性，我行我素。
左宗棠并非刻意这样，出山以来，他一直这么为人处事的。与张亮基，待骆秉章，对曾国藩，看不惯就骂。现在他已经是朝廷重臣，别人奈何不了。
左宗棠的独立性，卧龙出山，主政湖南时有效，战龙出湖，纵横战场时有用，统帅大西北时可以发挥，但他没有想到，到了朝廷，看似飞龙在天，却感觉像飞龙被关进了笼子。
权力再大又能如何？哪怕他是雍正皇帝。源头滋生腐败，治标而不治本，永远解决不完。
在清廷全盘腐败的时代，左宗棠有勇气挑战，并争得局部胜利，意义也不是没有：国家无论制度多么完善，要想政府高效廉洁，都离开不了人去践行、力争。写在纸上的制度都是死的，要靠人用行动将它激活；没有人去激活，制度等于没有。左宗棠虽在对腐败治标，但他用行动激活了反腐制度。
显然，左宗棠的独立个性，不会只限于挑战“帝国陋规”。（“陋规”是封建官僚制度里的一个专有名词。上级来了要招待，要请吃，要送礼，要送钱，就属于“陋规”。翻译成现代话，吴思叫它“潜规则”，易中天则称它是“非典型腐败”。）
他刚直的个性，非凡的办事能力，注定会正面冲击到风雨飘摇的帝国大厦的根基：官僚制度。
官僚制度是催生官僚主义的温床，官僚主义是官僚制度的副产品。　1963年，周恩来总理曾列举了官僚主义有20种表现。概括地说，官僚主义是脱离民众、摆官架子、不担责任、不干实事、假公济私的行为。官僚主义是产生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根源。
左宗棠在湘官集团中的地位随之也发生了变化，曾国藩在1872年病死，左宗棠事实上已经成了湘官集团的领袖人物。进京后一次次冲击清廷陋规，是扳倒杨霈后的必然，是无意为之的第二轮冲击波。
第二轮来挑战，左宗棠是功成名就、功德圆满，还是会功亏一篑，功败垂成？
冲击官僚
左宗棠入值军机处，在工作中开出的第一炮，是以“廉干”的行动，冲击晚清臃肿低效、人浮于事的官僚体系。
慈禧太后病好后，两宫太后在勤政殿召见左宗棠及军机处各位大臣。
清廷官僚集团积习已久，早请示，晚汇报，中间只跑跑龙套。谁也没料到，左宗棠叩头面见后，第一句话就说，要修治北京城的桑乾河、永定河。
他说：“臣从山西入河北，所见大出意外”，尤其皇城附近郊区，河道堵塞，水到处乱流，而沙尘暴严重，田地几乎一片荒芜，再这样下去，过几十年，北京城非被沙尘暴淹没不可。因此，他主动申请，自己带三千步兵，来“修治河道，治沙植树”。
慈禧太后每天沉溺于政治斡旋，对眼皮底下的“北京治沙”完全陌生，听到十分吃惊，问：两位王爷、众位大臣，你们知道这些严重情况吗？
这一句问得大家都傻了眼。只好照实汇报：我们确实不知道，当地的县官也没有报告上来。
慈安太后很不满，她说：你们平时都说关心百姓，现在北京眼皮底下的风沙水害都不知道，偏远的地方，想必就更加不知情了，你们平时大概都没有出过北京城，地方官也跟你们一样不关心，这怎么得了？赶快把当地县官们都撤职了，赶紧叫上来，我要问个明白！
慈禧太后当即宣布：现在就去查办地方官的家产，拿来“修治河道，治沙植树”。搞建设的事情，具体交付左宗棠与李鸿章负责。
这次会议，让一班平时相安无事的军机大臣们胆战心惊。以前瞒上压下，没出过岔子，现在半路杀进个左宗棠，原有的政治生态，一下子全破坏了。
左宗棠只想做事，而追查出的事实，用意并不在政治上打击同僚，但无意间却造成了一个事实举报，弄得大臣们颜面尽失。他这第一天上班不关心政治反着眼民生，等于当场给懒政者扇了记响亮的耳光。
从这一天起，军机大臣左宗棠看到哪里，走到哪里，总会无意打破官僚集团固有的规则。
其一是提高鸦片烟进口税。林则徐虎门销烟，结果将自己销到了伊犁，禁烟全面失败。左宗棠为了再次禁烟，利用经济杠杆的力量，发明了　“以税抬价”的做法。洋烟每百斤进口税从原来的30两白银，增加到150两。这样做，既可增加政府税收，又因价格门槛，减少烟民数量。
左宗棠没有去想，从林则徐走后，中国对外政策就断了骨气，除了退让还是退让，现在左宗棠将断骨又接上了，做法是对的，但将中国的对外政策的妥协求和的整体规划打乱了。
凑巧的是，左宗棠入值军机处，正碰上《中俄伊犁条约》兑现。
左宗棠研究专家杨东梁指出，曾纪泽与俄方谈判时，俄方勒索要1200万卢布，后面一路减，减到400万，曾纪泽不同意，只答应赔250万，俄方又增加到500万，最后曾纪泽同意赔偿400万。
现在恭亲王在具体落实。为了缓和与俄国的矛盾，他同意具体赔偿中增加到1200万。
恭亲王是慈禧当年发动辛酉政变的得力助手，也是体制内创新的积极推动者，是左宗棠的积极支持者。
但左宗棠为国事不会顾忌人情，还是忍不住插手进来了。《中俄伊犁条约》本来就是自己统帅大兵压向伊犁争取过来的，现在他还要争取。俄国人惧怕左宗棠，又妥协下来，从1200万降为400万。
为国家节省了大笔钱财，做皇上的当然高兴。但具体办事的官僚，就觉得钱少难开路，以后跟俄国难处好，毕竟外交外交，天天要交。执行的恭亲王与问责的慈禧，在这件事情上态度相反了。
左宗棠与俄国公使谈判回来，慈禧太后马上召见左宗棠，当面夸奖他：“尔向来办事认真，外国怕尔声威。”这句话是对左宗棠的最好的褒奖，左宗棠也觉得自己办对了，信心更足。
有了前面三件事，慈禧太后对左宗棠印象很好。她觉得，左宗棠做个封疆大吏固然可以为自己独当一面，做个朝廷重臣也可以为自己撑腰分忧。从此，慈禧每次都力排众议，用颇有预见性的决策，对左宗棠从物质上与精神上予以支持。
左宗棠与慈禧在许多事情上观点接近。从1861年垂帘听政以来，慈禧对左宗棠的信任与支持，基本就没有变化过。当年西征新疆，李鸿章咄咄逼人地攻击，慈禧太后为他辩护，说　“宗棠乃社稷大臣”，后来她干脆还口头规定，“三十年内不准参左宗棠。”这种君臣之间的信任，是左宗棠得以放开手脚，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的动力。
但左宗棠没有想到，在慈禧太后的鼎力支持下，自己全副身心投入进去，用一股清新的急流，全面冲刷清朝的浊水，就必然会得罪官僚集团一大批既得利益者。
集权政治绕不过的一个怪圈：上级很满意，同级与下级总会有不满。他们就是满清腐朽而庞大的官僚集团。面对它，左宗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同流合污，要么发起冲击。
根据左宗棠的方式，他会锋芒毕露地来打破旧规则。这就必然需要建立新规则，来达成以下两点：一、官僚集团内，每个官员都必须会做事，认真做，还要做好，不贪不腐，执政为民。
二、对外政策，坚决反对妥协、投降、卖国求和，这需要壮大自己，让国家强大，发动民众都起来支持，打破官僚集团的精英政治垄断传统。
这个新规则对原有的臃肿低效、人浮于事的官僚系统，会造成无穷的压力，弄得每一个混日子的既得利益者都难以再混下去。
但问题恰恰是，晚清官场，相当部分既得利益者在混。不少人的官位本就是花钱买的。像浙江巡抚王有龄那样买了官既有责任心又有治民能力的都已经凤毛麟角。八旗子弟，王公贵族，都是世袭继承的，他们除了混日子还真的什么都不会。
买官的原指望从职位上捞一把，现被左宗棠搞得既辛苦，又不赚钱，谁还会花钱买官？世袭继承的，都指望混既有体面的身份，也有潇洒的日子，一旦混不下去，还不如跟左宗棠拼命。
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就是这个典型。他跟杨霈一路货色，是左宗棠当年西征必须打穿的天花板。　1873年1月17日，左宗棠参劾，朝廷下旨将成禄拿问，后经审讯，判处死缓。
但混官不只杨霈、成禄，官文、崇纶、富阿吉、崇厚，还有很多。只解决官员，不解决制度，左宗棠忙得过来吗？
只有少数有远见、想办事、能办事，不愿与体制一起慢慢耗老，随体制一同被埋葬的清醒者，才会赞同左宗棠的方法，但他们不是成了政治斗争牺牲品（肃顺），就是被政治现实逼得弯了腰（奕訢）。
古人说：“利不十，不变法。”没有十倍的利益就不改变原有的规则。但哪里有一种改革，可以让利益增加10倍？
没有“制度红利”，“改革红利”注定水花镜月，昙花一现。
当一个王朝都倾向于腐朽堕落，而“裱糊匠”李鸿章粉饰太平能赢得粉丝，真正的民族梁柱可能被视为异端。“劣币驱逐良币”，打破规则的改革者，首先被体制淘汰出局。
于是，有看不惯的、甚至直接遭遇到左宗棠方式威胁自己利益的人，就这样提醒他：在朝廷为官嘛，想顺利，“多磕头，少说话”。
而朝廷的条框也太多了，这里等级森严，一举一动，讲究上司下门，先来后到。比方每次发言，根据规定，恭亲王先回答，醇亲王再回答，然后才轮到军机大臣。
左宗棠多年做地方官，地方开会，从来没有按套路来过，习惯了民间江湖的率真、自由。
从楚军到西征军，他从来都推行，谁厉害谁先说，谁牛谁打先锋。一切凭实力说话。现在年过花甲，从头再学关系学，比水牛学跳舞还难。
左宗棠上朝不按顺序发言，慈禧太后无所谓。她只需要会办事、能帮自己出力的顶梁柱。
同僚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本事不如左宗棠，事功基本没有，办事基本不会，出人头地就靠这个发言顺序。所以，有被冲击到的同事就提醒他：这里的规矩，总是跟着王爷走的，当上头问及，我们才能开口。
左宗棠一听，哈哈一笑。他心里很反感，但不好说出来，打算以恶作剧的方式来否定它。第二天，他很安心地跟着恭亲王，恭亲王走到哪，他就跟到哪。恭亲王上厕所，他也跟着上厕所。开头几次，恭亲王还没在意。次数多了，他觉得很奇怪，就问：左大人，你为什么老是跟着我？连我每次上厕所了，你也刚好要去上厕所？
左宗棠说，可不是吗？宝大人（军机大臣）吩咐我，说这里的规矩不同外面，凡事跟着王爷走。
恭亲王哈哈一笑，没怎么在意。可宝大人知道了，羞愧得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左宗棠越来越不自在起来。他甚至无法适应这里慢节奏的工作。多年来，带兵打仗、搞洋务，边疆屯田、植树忙惯了，老感到还有许多大事在等着他办，而悠闲度日，他感到时不我待。
想起1841年听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他一介书生，手无寸权，在湘阴柳庄叹息“世局已极颓靡，惟闭户私忧，仰天长叹已耳！”40年后，等自己做了军机大臣，成国家军事政策的决定者，他才明白，在如此臃肿低效的机构里，老年左宗棠正是青年左宗棠痛恨的对象。
他甚至明白了自己20年来军事报告审批的全部机密：1861年自己带领楚军、　1876年自己统帅西征军，每次都是在前线奋勇血战，前线十万火急，他打报告给朝廷，批示却总慢得像老黄牛。原来，这里掌权的都是些像他这样的老头，每天的工作就是闲坐聊天，碰上一两件事，相互间先商量个来，又商量个去，事情磨得掉光了皮，像鹅卵石光滑，才报告给皇帝。
左宗棠习惯了前线高效的指令，对这种耗时间耗生命的日子，心中愧疚。他年轻做过农活，知道下层辛苦，做事求问心无愧。
但一帮以八股文起家的高官，哪里知道左宗棠这些感受？依然在寻章摘句中打发日子，玩笑甚至开到了左宗棠头上。
慈禧太后曾偶尔问起：早起上朝辛苦否？左宗棠答：经年用武，早起弄惯了。慈禧太后对“弄惯”不懂，一问才知是湘阴方言，“习惯”的意思。大学士李鸿藻以此为典故，做了个打油诗来笑话他：军营弄惯入军机，饭罢中书日未稀；
坐久始知春昼永，八方无事诏书稀。
左宗棠还没有完全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朝廷，一身的文艺细菌，看到哪里惊心到哪里。八股起家的看重辞藻，经世致用学问只认办事能力。左宗棠觉得他们酸腐，但身边大部分都是李鸿藻这样的玩弄酸腐辞藻的人，他们觉得左宗棠粗野。事实上，左宗棠一直都在丰满理想中野蛮生长。
左宗棠现在面对的，是一个硕大无朋的官僚集团。它与自己完全异质，自己却无力对整个官僚集团进行颠覆重建。
这次与“樊燮事件”完全不同了，那次是集团对集团，势均力敌，从下往上冲，有把握赢。这次特立独行的左宗棠凭个人力量向集团发起挑战，是平级对撞，赢不了。
官僚集团也明白了，不能将左宗棠同化，只有将他排挤出局。
事情发生在左宗棠早朝迟到后。
左宗棠在军机处本来不用正点上下班。慈禧考虑到他年事已高，给了他这个特权。但碰上光绪皇帝的生日，这是清朝的“万寿节”，是最隆重的全国性节日，全体大臣必须参加。
为皇帝祝寿，是朝廷大事。延误怠慢，轻者丢官，重者入狱。
1881年8月14日，光绪皇帝10岁大寿。官僚们早早都到了乾清宫，按照严格的等级、规矩，向光绪行礼。左宗棠醒得晚，迟到了。他到时流程走了近半，只好直接过去行最重要的“三跪九叩”大礼。左宗棠毕竟快70岁了，跪起不便，同僚们九个叩叩完了，他还欠两叩，不好一个人再叩，跟着起来了。
礼部尚书延煦一直在数左宗棠跪叩多少次。看他起身，抓住把柄，马上上折参劾，说左宗棠不过一个“乙科举人”，算怎么回事呢？朝廷没有嫌弃他，“皇恩可谓厚矣”！可是堂堂内阁宰相，居然不把皇帝放在眼里，“竟益骄蹇，蔑礼不臣”。
这跟当年樊燮事件中弹劾“著名的劣幕”一个模子。只是这一次帽子更大，问题还要严重得多：蔑视礼教，反对皇帝。果真如此，政治路线上完全不正确，10颗脑袋也不够砍。
但这次事件好就好在直接发生在慈禧眼皮底下，她看清楚了，这算个什么事！“骄蹇”是事实，可左宗棠就这么个脾气，你反对我还喜欢呢！“蔑礼不臣”太夸张了，自己已经考察他30年，要不臣早就不臣了，不用等到今天。她不仅欣赏左宗棠办事忠心，而且对他人品颇有几分敬重。慈禧看到这个折子，当时就留住不发。
但延煦用心实在险恶，料到慈禧会偏袒，一开始就用了明折。这等于现在的公开举报信。朝廷上下很快都知道了：左侯相又让人给参了。
慈禧看压不住了，说：朝廷应该有个明确的说法。委派醇亲王奕譞来处理。
醇亲王是光绪皇帝的父亲，他本人也觉得弹劾太夸张。但这个举报太符合政治需要，自己不敢直接反对，于是找到军机章京领班许庚来问计。
许庚在军机处上班，他将一切看在眼里，对前因后果十分清楚：左宗棠到军机处后，天天喊要与法国人开战，大家不胜其烦；他办事又喜欢独断专行，大家都有些吃不消。但许庚与左宗棠关系铁，两人经常可以随便拿对方开玩笑，当然会想方设法来保左宗棠。许庚给醇亲王出主意：要给左侯相出一口气，那就必须反过来“申饬”（斥责）延尚书。一般人没资格去指责礼部尚书，所以只有王爷您上个折子，纠劾延尚书，到时朝廷再发个明谕，批评他小题大作，事情也就解决了，左侯相面子也保住了。
慈禧支持，醇亲王来出面，许庚应对，攻击左宗棠的延煦，自然讨个没趣，反被臭骂一顿。
这时的左宗棠，不再是“樊燮事件”时的愣头青，是功高盖世的重臣，怎么可以说赶走就赶走？！事后，慈禧太后猜测左宗棠年岁大了，事情干多了，会影响起居。于是免去他的“总理衙门行走”一职，考虑让他少参与政事。
左宗棠为什么这次早朝迟到了？
他17岁的夫人章氏没忍心从熟睡中叫他醒来。
左宗棠什么时候娶了第三个老婆？
两宫太后同时召见他那次。
慈禧太后将身边的章才人赐给了他。因为细心的慈安太后聊天中知道了，左宗棠的两位夫人都已去世了。
章才人，西安人。西安自古盛产美女，“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沟的炭”，民谣道出的是这个事实。章才人身材苗条，样貌出色，美人胚子。她的父亲是西安知府，因才貌出众，被选入宫中。
老牛面前摆上嫩草，左宗棠当面辞谢。他说，“臣年事已高，体衰多病，而章才人正青春年少，实在不敢接纳。”
慈禧太后说：你不要小看这件事，这是朝廷赐给你的，你带在身边，就没有人敢议论了。你看以前那个曾国藩，大行皇帝（对刚去世的咸丰皇帝的敬称，一般在皇帝去世后至谥号、庙号确立之前用）国丧期内还私纳民女赵曼做妾（民间广泛流传的叫赵曼；唐浩明在《曾国藩》中称是陈海燕，系胡林翼帮忙物色），弄得自己声名狼藉。你跟他不同，你为大清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晚年怎么可以在凄清孤独中过日子？
左宗棠一听，答应接纳。
有西方作家将左宗棠的私生活描写得混乱不堪，以致完全没有一点事实影子。也有西方作家因左宗棠生活作风过于正派，反过来怀疑他不是正常男性。波尔格干脆说，“他憎恶女性，不知出于天性，还是出于成见”。这些谣言，都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
在对待女人与性的事情上，左宗棠的态度与他的人品一样，表里如一。＇9＇
慈禧太后许配章才人给左宗棠，是动了让他安心养老的念头。既然军机处无法让他适应，他也再没有精力，帮助自己冲击官僚腐败，再注入新的血脉，开创一个全新局面，那么，就让他到地方上再发挥，安心度过晚年吧。
1881年9月，慈禧太后召见左宗棠，说，朝廷命你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你愿去吗？接着道出了自己的目的：“上海万商云集，洋人占有租界，动辄有纠纷，那里东邻大海，外国兵船常来，朝廷借你威望，以资震慑，此其一。再则，你年岁已高，不必事事躬亲，派人去办就是，两江是富庶之地，你的儿孙又多，平时又不积钱，这次去多少留下几个钱给后人吃饭，也是为国操劳，留点余荫。你听懂了么？”
清朝共设有八大总督，有两个最为显要，一是直隶，二是两江。直隶总督是权把子，两江总督是钱袋子。让左宗棠告别陕甘总督的清贫，去富裕的江浙地方做官捞笔钱，也算朝廷对他的恩赐。
走马上任之前，清廷赏假两个月回籍省墓。　1881年10月28日，朝廷正式发布任命。　11月，左宗棠从北京起程，先回到长沙司马桥左公馆，与家人团聚。　1882年1月21日，左宗棠从长沙携全家回到湘阴柳庄。
别梦依稀，故园39年前，柳庄仿诸葛亮南阳故居的模样还在。左宗棠想起青年时代以当代诸葛亮自称的日子，看着自己手书的“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对联，想起自己说出的“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飞黄腾达之时，不被人嫉”，　70年来的艰难时岁，如今历历都成过往，不禁会心一笑。
他得准备去两江总督赴任了。陶澍58岁时预言自己将坐这个位置，不想在自己70岁时真兑现了。
清廷让他去两江，一个目的，是为了让他去富裕的地方多捞点钱。这说明，左宗棠身上依然没有钱。
左宗棠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1＇　1877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在兰州通远门外（今兰州第一中学校址）创办。从德国买进的全套机器，是甘肃第一家毛纺织厂。毛纺厂总投资301312两白银，建有厂房三排。开工后聘请了德国专家来兰州安装调试设备，进行技术指导。　1880年9月正式开工，织机只投入10台，日产成品呢8匹（长50尺，宽5尺）。　1934年9月，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拨款30万元，工厂又复工生产，主要产品是呢毯，供应西北各地军需。　1938年国民党军政部租用该厂，改组为军政部兰州织呢分厂，以生产军毯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