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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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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左宗棠宁愿放弃立德、立言，期盼获得立功之名。这有难度。总督工作不同于做工务农经商，不是一艺一伎。在总督的位置上，怎么拒绝道德之名、文章之名的虚假，心安理得获得一艺一伎的利名？
左宗棠需要通过行动继续来回答。
廉干传后
男人一生最难获的事情是有权，最害怕有的事情是没钱，但最难处理的事情，却是家庭与事业的关系。无论精英还是平民，伟人还是凡人，这方面做到平衡不容易。
学左宗棠“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毛泽东，青年时期与萧子升有过争论。萧子升批评他：“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毛泽东反驳：“大丈夫当扫天下，安事一屋？”他后来还说了句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战争年代，这话有道理。但战争里也有和平，尤其到了和平年代，大男人无法避开家事。何况，革命的首要目的，不就是为了让每个家庭都请得起客、吃得起饭吗？
左宗棠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回到家庭，就与普通人一样了。他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丈夫、父亲的事业再大，不管是剿灭太平天国运动，还是平定捻军、安定回民、收复新疆，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天下家庭的幸福，让老百姓都可以安居乐业，有条件去追求幸福。否则左宗棠出山干什么？以“心忧天下”为己任的左宗棠，自己首先得追求到了幸福，才有说服力。
左宗棠的家庭生活，算得上幸福。他与妻子周诒端感情和好，相敬如宾，从结婚时起，周诒端就一直支持他、帮助他、鼓励他。在最贫困的时候，她从心灵上、物质上帮助左宗棠挺过难关。
但后来左宗棠入幕，家庭生活改变了。周诒端与他两地分居。一直等到左宗棠做上闽浙总督，才将夫人接过去。但随后平定捻军、安定回民、收复新疆，接二连三的战事，让左宗棠与家人聚少离多。
左宗棠任闽浙总督那几年，夫妻俩有过相互陪着一起慢慢变老的幸福时光。
周诒端是“闺中圣人”，年轻的时候，她对丈夫满意，对家庭知足，对生活安心，平时相夫教子，空余时写诗。但人一老，就不免考虑起后事。她终于问起左宗棠的工资来，这么多年来，左宗棠寄多少，她就收多少。现在住到一起，她想问明白，丈夫每个月到底收入有多少钱？
左宗棠告诉她一年有4万两白银，周诒端吃了一惊。好你个左老三，以前每月才给家里寄二十分之一，这么抠门。她说，我每月有你寄的那点钱，足够了，你还存了那么多钱，我看咱俩是不是考虑该给儿子和孙子们买点田产了？
左宗棠没有回答。周诒端见她不作声，又想起一事，说：咱家看门的何三，来了好多年了，他为人忠厚又老实，前几年老伴过世了，儿子也夭折了，晚年不好过啊，你看能不能按一个兵勇的标准补给他粮饷？一年也就四五十两银子，钱不多，他可以安生养命。
左宗棠这下没犹豫，张口答应了。
周诒端说：我还有个事情不放心，借机会顺便问一下，你每年那么多钱，都是怎么花掉的？不是我做妻子不放心，是实在难以理解呢。
左宗棠不好解释，就笑呵呵地说，反正我没有拿去吃喝嫖赌，不信你可以去打听、查访。
周诒端说，我不是要问你这些，我是问你钱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
左宗棠有点尴尬地看着她，笑了笑，说：你不问我还忘了，我这人公私不分，我的年薪、养廉银，基本上都花到国事上去了。
周诒端不听解释还好，一听更加糊涂了：国家不是有拨款吗，再说你那点钱，放到口袋里是算多，放进国库里去，也太少了，能撑起什么事？
左宗棠说：主要解一些燃眉之急。当兵的有个三长两短，受冷了，挨饿了，家里有老人过世了，我能不想办法帮他们一把？到地方上办事，国家的拨款总会差一些，我不补上去就会耽误事，为了早点做事，我也不在乎这几千上万两银子。原来我在福州办了个船政局，推荐沈葆桢在掌管，这回经费又吃紧了，我自己带头捐了6万两。这些花钱的事，我本来都要与你商量的，但你在湖南，每次都来不及，所以我就自作主张了。再说，我挪用私款做公用，账本在胡雪岩那里，有据可查。
周诒端一听，十分意外。她读书不少，还没听过哪个朝代有当官的将自己的工资放进国家库房里的。就算自己满足湖南那个中产生活，可她还是不愿意看着子孙跟自己一样，应该更好点才对。这样一想，她心里有点气了，说：你将朝廷的钱和自己的合在一起，最好还是分清楚，将来万一查不清，你“挪用私款”被说成“挪用公款”，是是非非，真说不清了。
那就随别人去查，随别人去说好了。左宗棠知道妻子说的是气话，只好笑着说。
左宗棠当然不可能知道，在他之后，美国后来出了两位在职不拿薪水的“大公无私”总统：第31任总统赫伯特·胡佛和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他们比自己晚了半个多世纪，可也没有“私款公用”的记录。
不久，周诒端又提到给子孙买田置地的事。人老了，总想后事，事没办妥，心里就不踏实。左宗棠知道，必须得有一个交代了，他就拍着妻子的肩膀，说：诒端，咱们商量一下，我看最好不买了，你想想，子孙比我强，要田地干什么？子孙比我弱，他能守得住？
左宗棠内心更深一层的考虑，是看出自己的后代中，还没有像自己天分的人，那么就走常人之路。天才有天才的走法，从“身无半亩”起家，清楚家族怎么才能兴起。何况，从苦水中泡出来的人，希望自己经历过的，后人也经历一下。
左宗棠考察三个儿子，左孝宽、左孝勋“性质近厚”，左孝同“天分颇优”。 他相信与其希望儿子中出一个有才干的人，还不如出一个道德敦厚的人（“子弟得一才人，不如得一长者。”），左宗棠盼子的最高目标，就是希望他们都成为 “老实秀才”。他对下一代的担心确实很多，“聪明者怕其沾染名流习气，庸下者怕其沾染纨绔习气”。
左宗棠是这样安排自己的遗产的：他跟二儿子左孝宽交底（长子左孝威已去世），只拿出2万两养廉银作遗产，三个儿子，每人5千两；侄子左世延父亲死得早，欠了一屁股债，给1千两还债；再拿部分给自己买祭祀田地和墓地，剩下的捐给国家。
左宗棠清楚，子孙平安幸福，要靠自己开创。如果给得太多，像李鸿章那样，借由政府办企业的洋务运动，将国家的钱基本都赚进自己口袋，给儿子留下2000多万两，后人成了纨绔子弟。
当然，也不能给太少，自己当年买秀才要108两也拿不出，进京赶考还要倒插门得来路费。人穷志短，会错失机会。
5000两最合适，既不假唱道德高调，也不假装以廉出名，而是实实在在：既可以解决后人衣食之忧，又让儿子们无法“玩钱丧志”。到底是鱼是龙，是骡子是马，得靠自己。人可以拼自己，不能“拼爹”。
安排好了遗产，左宗棠也考虑自己身后名。
他很明确，自己要“一艺一伎之名”。
取得这个名的方法很简单，自己努力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取自己该得的实在名声。
左宗棠对待乡亲的态度，也很特别。从湘阴小地方干成了封疆大吏，乡亲们闻风而动，隔三岔五找上门来，要钱，求找工作。凡是借钱的，只要说明困难，他觉得可以借，当场就给了，数目不论大小。只要是托他帮助找工作，一律没门。他打发手下的人安排送回家。路费也不是一次给，在南京给一半，另一半要老乡去武汉领。这样就避免了老乡拿到钱后逗留，乱花光了回不去。路费一般在50两银子左右，回家还够花上一阵。人情与原则，都照顾到了。
左宗棠刚做浙江巡抚时，将8000两平余银捐掉，但又不鼓励别人学他，因为他考虑，其他官员生活未必像他一样节省，如果家庭开销大，则会入不敷出，而自己独自霸占一个清官的虚名，将其他官员都逼进了窘迫的境地。所以自己索取的和给予的都应该以人道与正义作为准绳，而又不能不近人情。（“应知取与皆当准之与义，而又不可不近人情也。”）
有一则小故事，能很清晰地传达出左宗棠不取道德、文章虚名的人生观。湘阴准备建一个义庄，以帮助那些鳏寡孤独的人，扩充备荒谷，在灾荒年自救，请左宗棠捐款。左宗棠当即委托李仲云代自己送过去了。跟儿子谈起，他不建议学自己。说：这是义举，我分内应该做的。局外人有的说我做作，也有人说我清廉，他们都不知道我的心啊。＇4＇
做自己“分内应该做的”，自己该做的绝不推脱，也决不要求别人都来学习自己，很朴素实在，不高调，真实、不遮掩。这就是着眼办事官员的风格。左宗棠以这个原则，来带兵打仗，为官一方。现在他也以这个标准，为自己求得实实在在的“一艺一伎之名”。
左宗棠自做官后对清廷充满了感激，他“以布衣直取卿相”，缘于朝廷格外厚恩。他通过拼命工作来回报朝廷，这也是他不断捐款、私款充公的一个原因；既不是愚忠，也不是盲从。在他的内心里，物与我，人与我，群与己，界限都分得清清楚楚，他对自己做“分内应该做的”的定位，有着鲜明的理想色彩，这个目标一点也不高，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现在，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朝廷奖赏的这种半做官半养老的安排，让左宗棠晚年终于有时间享受一段天伦之乐。他在柳庄拜亲访朋，再准备将家人从湘阴接到南京。
左宗棠与家人在一起，一般比较严肃。毕竟带兵打仗出身，加上性格刚直，不是慈父形象。但他有时候也开玩笑，开起来比一般人更好笑。去两江任总督前，在长沙司马桥住宅，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团聚，他吹嘘多年来打仗的事，比较起湖南人物来。
他说：湖南人做上两江总督，历史以来只有三个，陶澍、曾国藩和我，但他们两个没有我幸运。
家人纳闷，问为什么？左宗棠说：你想想看，陶澍一生没有拜相，曾国藩虽然封侯拜相了，但是他没有回湖南老家。家人听明白了，同时“哦”了一声，有点道理。
不过呢，我也有一点遗憾，我有一点比不上曾国藩。左宗棠又说。
家人都停住了，等他说出答案。左宗棠看着大家，用手抚摩着下巴，说：我的胡子没有他长呀！
一家人顿时笑得前仰后翻，十分开心。
其实笑声现场让人还是多少有点伤感，家人中已经有四位不在了：二哥左宗植已经离世了，妻子周诒端不在了，儿子左孝威与女儿左孝琪不幸病亡。这些伤感的事情，都发生在左宗棠进入陕西平定捻军前后。
妻子周诒端1870年3月与左宗棠在汉口见面回家后即去世了。左宗棠得知噩耗，回想妻子一生“贤明淑慎，常履忧患，终生不知安闲享受之乐”，一面竟成永别，心中极度悲痛，“形未瘁而神已伤”。
他怎么会忘记，倒插门周家那段时间，自己失魂落魄，妻子写诗细心安慰，负责他的衣食起居，帮他描绘地图，从来没有一句怨言。他们像牵牛与织女一样，命运紧紧连为一体，妻子先去，左宗棠的心像被带走。他预感等到大西北的事情大致办得差不多了，自己也远离凡尘杂事，将追随妻子而去。（“计西事粗平，吾亦将辞尘界而同归大暮矣。”）
大儿子左孝威因病死去时，左宗棠刚好收复了肃州，清廷授予他“东阁大学士”（内阁宰相）。悲喜交加同至，祝贺的人站在门口道喜，凭吊的人站在屋内哭泣（“贺者在门，吊者在室”）。左宗棠自己没有一丝高兴，“连日形神惘惘，了无生趣”。他想，自己所以受到老年丧子的惩罚，都是因为官位、荣誉升得太高太快带来的。但荣誉有什么用呢？身外之物，供自己死后挂在旗子上给别人看看而已。儿子才是自己今生最看重的骨肉血脉啊！因此，他的态度很特别：凡是来吊丧的人，他一律拱手道谢；对来祝贺他升官进爵的人，全部臭骂一顿。他说：你们这些人，“可谓全无心肝者矣”。
亲人相继离去，他不胜哀痛，夜里醒来，常失声痛哭。
左宗棠声名已扬世界，但他确实累了。年过古稀，他很想在家含饴弄孙，用子孙的童稚亲情，消解自己战场杀戮那钢铁般的意志力。半生来，东征西讨，南征北战，晚年功勋累累，青山还依旧，夕阳却落红。
坐在柳庄门前，看青山绿水、望高天淡云，左宗棠回忆40岁入张亮基幕以来的日子， 30年来的战争生涯，顿觉像一场秋梦。
自己本是一介书生，以研究农业科学和地理学为志业，一心想经世致用，学用结合，建设桑梓。没有想过今生要带兵打仗。保卫家乡，保卫国家，只是出于人的本能，更没料到做成军事统帅，是时势注定了今生命运。
他曾梦想像牵牛星一样，在天上与人间自由来往，种田、读书，“为樵为渔，访鹿友山中，订鸥盟水上，消磨锦绣心肠，逍遥半世”，却都没有实现。
对已定的卓著人生道路，他心中总会生出一种莫名的惆怅。他厌倦了战争，也痛恨战争改变了自己的书生形象，弄得“主兵之人，如秋官然，生长之气少，肃杀之气多”。他将自己家人这些年来遭遇的无数变故，都归结于战争带来的“未尝非权威过重所致”。
但左宗棠没有后悔过。“心忧天下”固然要心忧家人，但主要是心忧国人的幸福。明白自己怎么去追求、去实现国人的幸福，荣誉不过是一朵昙花，他关注的是做大事，以及大事实现后的效果。
就在他为两江管理与建设操尽了心，好不容易偷得浮生三月闲，国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朝廷又要来烦劳他了。
＇1＇ 再次到任后，左宗棠主要做了以下事情：1883 年1月，巡视水利。 2月，到朱家山督查，处理山东教匪一案，创立渔团。 4月，督修运河。 6月，筹军火、募新军，增援广西、云南抗法。 9月，出阅渔团。 1884 年1月，出巡上海、靖江， 2月，到朱家山巡视水利。期间，他还经常挂念新疆、关注前线。
＇2＇ 利国驿煤矿由徐州道员程国熙令胡恩燮创办，胡恩燮委托儿子胡碧徵为煤矿提调。胡氏父子与两淮盐商有密切关系，胡碧徵是这个矿业的重要股东和实际主持人。左宗棠放权，煤矿从提调到股东，都是商人。经营管理“不请官款，一律由商集股办理”，“资本盈亏商自任之”。经费发生困难时，左宗棠则准许产品销售减税，以及由“江宁潘司酌提库款”大力扶持。
＇3＇ 在《名利说》中，左宗棠集中阐述了他的“义利观”：天下圆顶方趾之民无数，要其归有二，曰：名也、利也。人率知之，能言之。然试察其志之所分，与其途之所自合，则亦曰利而已矣，乌有所谓名者哉！名有三，曰道德之名，文章之名，一艺一伎之名。古人吾弗能知，吾思夫今人之于名。以道德名者，人因其道德而名之乎？抑已因其名而道德者也？或市于朝，或市于野，归于厚实已矣。以文章名者，亭林顾氏所谓巧言令色人哉？负盛名招摇天下，屈吾身以适他人之耳目，期得其直焉，不赢则又顾之它尔。以一艺一伎名者，其名细，今之君子不欲居，然亦百工之事也。吾益人而不厉乎人，尽吾力食吾功焉，斯亦可矣。顾伎庸术劣，抑人炫己以求自利者又何比比也？徇私灭公，适己自便，此皆宋儒谢氏所谓小儒者也，利也。夫恒情所谓求利者有其具，农之 畔，工之器，商贾之肆，此以其财与力易之者也。此之所谓求利者亦有其具，不以其财，不以其力，以其廉耻易之而已。诗曰：“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兀猓俊薄９湃烁且晕镆樱拷窈我蕴袢蝗粑拮闵畈铮蚁嘤腠拗粜艉蹩直酥蝗缫苛苤郎ィ壤木骸Ｒ馄浔妆赜惺苤撸撬谷酥皆眨�
＇4＇ 《左宗棠家书》与诸子丁卯（谕知办义庄等事）：先世贫苦忧瘁，惟积功累德，以有今日。吾蒙国恩，禄入甚厚，岂能但顾其私！自应先就宗祠学塾为之。试馆改造，义学举行，究需钱若干，尚须添置义庄，以赡族之鳏寡孤独，扩充备荒谷，以救荒年，吾苦力不给耳。带兵多年，不私一钱，任封疆数年，所馀养廉银不过一万数千两，尚拟缴一万两作京饷，则所馀不过数千已耳。现拟托李仲云代为拨兑，收到宜从速办理，勿因循也。此系义举，分所应为之事，至沾溉子孙，则非我意，而外人尚谓我矫，或称为廉，均不知我心也。
第十七章 挂剑枝头
第十七章
挂剑枝头
援越抗法
1883年5月，中国大西南出了大事：从云南到贵州到广东，法国以越南为跳板，对中国发起侵略攻击。
法国对中国西南三省垂涎已久。早在1859年，法国就联合英国，对中国大沽口发起战争。战争挫败后，法国转移阵地，将舰队开进越南。
1862年，法国攻下交趾的首府西贡（今胡志明市）。越南投降，签订《西贡条约》，割让交趾。
占据交趾后，法国商人活跃起来，四处寻找在越发财机会。一个叫久辟酉的商人在河内意外发现，这里可以通往中国云南红河。久辟酉利用这条河道，偷偷向云南贩卖军火。越南官员发现后，要求法国总督召回。
1873年，法国派海军官员葛尔里前往调查久辟酉，不想久辟酉能说会道，反将葛尔里说服，回去后建议总督派兵并吞越南北部。
越南政府由此对葛尔里痛恨入骨，秘密联络黑旗军领袖刘永福，在狙击中伏杀掉葛尔里。
刘永福是中国广东省人，黑旗军曾是太平天国南部一支，约2000人。因军队打着黑颜色的旗帜，故名。
太平天国失败后，刘永福在中国无处藏身，逃到越南。刘永福这次为了赢得越南政府认可，把葛尔里等五颗法国人头送给越南国王阮洪任，国王很高兴，任命刘永福做三宣副提督，相当于兵团副司令。
法国对刘永福的做法很生气，苦于抓不到他，就拿越南出气，借口越南杀死了葛尔里五人，改签《西贡条约》，规定三点：一、法国承认越南是独立国；二、越南外交由法国代理；三、开放红河自由航行。
法国要清廷做《西贡条约》的公证人，清廷当即拒绝。理由是：越南自古就是中国的藩属国；没有我们承认，越南怎么可能是独立国？三条规定都无从谈起。
法国决定用事实说话，再给清廷一点颜色瞧瞧。 1883年初，再派大军进攻越南首都顺化，越南国防军被瓦解，国家完全沦陷，国王投降，内政外交，从此全归法国管理。
越南有骨气的官员都不甘心做亡国奴，一边另立阮洪任儿子阮福吴当国王，一边暗地派急使到中国紧急求救。
中国接到求救信，吃惊不小。越南沦陷，中国西南门户对法国已经全面洞开，而法国吞并中国大西南的野心早写到了脸上。
形势严峻。是“拒越迎法”，还是“援越抗法”？慈禧太后问大臣意见，习惯性扫视四周，想起左宗棠不在。
左宗棠这时正在湖南休假。前段时间，他以精力严重下降，“动辄遗忘”为由，请求休假调养。
朝廷开始没批假。慈禧发布任命前说得已经够清楚，主要是借他的威望，镇住外国人，政府工作干不好可以请人代干；顺便让左宗棠抓紧借职务便利，多捞点钱。
但左宗棠牛脾气，朝廷不批，他就三番五次打请假报告。慈禧一看，是真不行了，好言安慰一番，批了4个月假。
朝廷第二个想到李鸿章。李鸿章就在北京，朝廷发布任命可以不商量，慈禧下令李鸿章去广东督办越南军务。
李鸿章接到任命书很生气。他说：如果因为我向来会带兵打仗，国家有困难就想到派我去当先锋，也不想想我老人家年纪一大把，这样做难道不是很轻率吗？这就好比用颗大钻石做子弹去打麻雀（“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也不想想划不划得来，这事真是亏朝廷说得出口，想一想都叫我特别的寒心啊（“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
慈禧太后拿李鸿章没辙了。李鸿章这时头顶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一堆官衔，跟他的老师曾国藩在剿灭捻军前一样，喊不动，骂不得。慈禧心中不禁掠过一道阴影：当年派曾国藩剿捻，剿了两年无功而返，秋后算账算责任，还好像朝廷错了似的。李鸿章会不会历史重演？
李鸿章虽然比左宗棠小11岁，但确实刚满60岁，是花甲老人。如今他已拜相封侯，拿资格来抗命，朝廷奈何不了。
慈禧烦闷，无计可施。
没想到，左宗棠主动站出来了。
左宗棠4个月假才休了1个月，就在湘阴柳庄知道了战事。他马上自动销假，写成一篇《时务说帖》，去北京见光绪皇帝。他说：这次侵略比以往还严重，中国马上要面临被瓜分的危险，现在只有跟法国来一场大决战，才能解救被瓜分的危局。
左宗棠主动回来请命，慈禧太后当即批准，任命他“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福建军务”。
吊诡的是，不愿主动带兵出战的李鸿章，这时却手握朝廷军政大权。 1883年5月1日，清政府已经给李鸿章下发了谕旨：“现闻法人在越势更披猖。……亟须有威望素著通达事变之大臣，前往筹办，乃可振军威而顾大局，三省防军进止亦得有所秉承。着派李鸿章迅速前往广东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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