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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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振军威而顾大局，三省防军进止亦得有所秉承。着派李鸿章迅速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
左宗棠已经71岁，无力再亲自招募兵勇。　1883年10月，左宗棠调来广东东莞人王德榜，命他按当年楚军的模式，招募士兵。王德榜根据自己的人脉，在湖南永州招募湘勇7个营，在广东东莞招募粤勇3个营，共8000士兵，组成“恪靖定边军”。
恪靖定边军沿用楚军、西征军模式：首先练心，再次练胆，最后练打仗技术。
两个月后，恪靖定边军练成。王德榜带领4营驻守谅山，　4营驻守镇南关，另外2营增援，挺进谅山。王德榜向朝廷请示战略指示，得到这样一句话：如法军打来，战亦违旨，退亦违旨，已电总理衙门请示。
根据清廷的这个指示，跟法国人作战不好打：上阵杀敌是违抗命令，撤退逃跑也是违抗命令，那就只剩一个动作：站在原地不动，等着被法军来打死。
王德榜接到这种奇怪的指令，当时就懵了，不知道自己是战是退还是守，当场发起脾气来。
这个战略中国当时只有一个人想得出来——“督办越南事宜、节制三省防军”的李鸿章。
李鸿章以“钻石打麻雀”作比方，自己不去打，左宗棠迎难顶上，他又来幕后干涉，指手画脚。
对战争的结果，李鸿章也做了指示：“败固不佳，胜亦从此多事。”
打败了固然不好，打胜了还要更差。
王德榜再次发怒了：“不胜不败”的战略指导怎么执行？法国士兵又不是排好了队等中国士兵去对准胸口练枪法，打仗是双方拼命的事，谁有把握控制自己刚好打出个“不胜不败”？
李鸿章代表朝廷连下两道“神战略”的时候，法国却一点也不客气，正在磨刀擦枪，计划大举进犯。
1884年2月，法国政府任命米乐为法军统帅，取代孤拔。兵力迅速增加到16000人，图谋侵犯北宁。
中国士兵无奈按照李鸿章的指示，既不能战，也不能退，法军顿时如入无人之境。　3月12日，攻下北宁；3月19日，太原失陷；4月12日，法军进驻兴化。
到1884年4月，中国军队在李鸿章的指导下，让法军顺利地攻破了镇南关。
东部法军统帅、将领尼格里大喜过望，他哪里想到打中国会这么顺利？被胜利冲昏了头，他派士兵在镇南关的废墟中插上一块牌子，口气张狂地写道：“广西的门户已经不再存在了！”
法军一路打得出奇地顺利，此时已经完全走出了大沽口失败的阴影，胃口也被极大地刺激起来：原有以越南为据点的预想太保守了，对中国的土地，应再次进行详细的瓜分谋划，将日程表提速。
中国西南防线在法军出师必胜的攻击下正全线崩溃。李鸿章如愿以偿，得到谈判机会。
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代表中国政府，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约》，规定：一、中国同意法国与越南之间“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一概不加过问，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二、法国约明“应保全”中国与越南毗连的边界，中国约明“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三、中国同意中越边界开放通商，并约明将来与法国议定有关商约税则时，应使之“于法国商务极为有利”。
通过条约，法国不但实现了《西贡条约》的欲望，还打开了中国的门户。这又进一步刺激了它的野心。
签字未干，法国决定再次起用孤拔为统帅，组成远东舰队，开进福州、基隆口岸，准备随时发动攻击占领。
海防跟着面临崩溃，清廷终于急了。李鸿章“和戎”，弄得西南不保，福建马上也要成为法国的殖民地了，这个战略决策是重大失误！朝廷内部责任追究斗争白热化。追责下去，权贵们树大根深，关系盘根错节，根本动不了，追着追着，完全走样，反倒演变成权力斗争。军机处责任首当其冲，被迫全面改组：礼亲王世铎取代恭亲王奕訢；庆亲王奕劻主持总理衙门；实权则转移到光绪帝生父、醇亲王奕譞手中。
改组的军机处，急需梁柱撑起来！1884年6月13日，左宗棠再次入值军机处。朝廷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恩准他留在福建“值军机处”，领导中国援越抗法。
1884年8月26日，慈禧听取左宗棠的意见，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全国下发文件，谴责法国“横索无名兵费，恣意要求”，“先启兵端”，要求陆路各军迅速进兵，沿海各地严防法军侵入。
早已愤怒的前线军人，终于不用再听李鸿章的战略遥控了。
冯子材趁战局混乱，率军进入镇南关，与王德榜率领的恪靖定边军相互呼应。他们对着法军插的牌子，也立下坚决挑战的一块：“我们将用法军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
枪对枪，炮对炮。一场生死大战，在镇南关对阵。
战斗一开始，王德榜与冯子材配合夹攻。法军攻势凶猛，冯子材节节败退，王德榜派兵来增援。
胜败关口，王德榜根据左宗棠发明的“楚军兵法”，决定采用刘锦棠的打法，派一支正面部队与法军佯攻，另派出一支奇兵，翻过荒山野岭，去攻打法军后路。
法军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打法，战前毫无防备，后路军薄弱，经不起声势浩大的猛攻，顷刻覆灭，武器全部没收。前线一听后路被截断，武器失去后援，军心大动。恪靖定边军发挥楚军风格，排山倒海压过来。
地动山摇的冲杀声中，潮水一样的中国士兵，将法军冲得片甲不留。战场统帅尼格里被打得遍体鳞伤，差点阵亡，躺在担架上逃过一命。
谅山—镇南关大捷，是整个中法战争最关键的一战，中国转败为胜，扭转了中法实力对比。中国兵乘胜追击，连克文渊、长庆府，逼近北宁。北宁义军两万，也来响应。
法国军队兵残将败，灰头土脸，士气全丧。
恪靖定边军带领中国军队却越战越猛，越打越精神。全国各地民众闻风而动，打出冯子材的旗号，为中国兵挑饭、打杂、做向导。
法军眼看在中国要全军覆没。这一震撼性的国际消息，瞬间传到法国国内。法国上下全部震动，他们起来抗议政府，矛头直指总理茹费理。发动这场战争的茹费理内阁当天倒台。＇1＇
可惜的是，清廷并没有下令再乘胜追击。
朝廷上下，从1840年以来，已经形成一个思维模式：一旦胜利，马上求和。“和戎”的李鸿章早已定好了调子，“战亦违旨，退亦违旨”，“败固不佳，胜亦从此多事”。胜利初现，李鸿章的“和戎”主张，在朝廷上下又引起附和。
与上次从俄国口中取回伊犁后一样，清廷迅速派人签订和约。
1885年1月，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插手干预，清廷授权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驻伦敦办事处的英国人金登干作中国代表，同法国外交部进行秘密谈判。金登干得到清廷授权后，　4月4日同法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毕尔签订了《中法议和草约》（又称《巴黎停战协定》）。
英国人金登干代表中国签订草约，正式文本由法国政府代表兼驻华公使巴德诺来到天津和李鸿章敲定，即《中法新约》。
《中法新约》由李鸿章迅速签订。新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越南改由法国来保护，从此与清廷无关；中越人民往来两国边境，发放护照；中国与越南北圻陆路处，允准法国商人及法国保护之商人并中国商人运货进出，保胜以上，谅山以北，法国商人可以居住。
法国在战场上大败，但通过与李鸿章签合约，取得了战胜也难以达到的目的，法国从此打通了来往中国西南的商路。
战胜的中国却按战败国处理，签合约的消息传到前线，王德榜与冯子材“拔剑砍地，恨恨连声”。
“和戎”声又起，秋后算账。凡是没有根据李鸿章两条“神战略”打仗的，都得惩罚：王德榜因为不听李鸿章指挥，所以打了胜仗，李鸿章对他将功作罪，“革职治罪”。彭玉麟出面抗议，处分又改成“只革职，不治罪”。　冯子材也没有幸免，李鸿章对他处理稍轻：调离原职。
中法大战，中国“因胜而败”，左宗棠痛恨连声。但他已是一个73岁的老人了，每天“食少事烦，经常咳血”。他知道来日不多，抓紧时间，写下一篇全国海防全局的完整规划蓝图——　《清专设海防全政大臣折》。
一生以行动与实干改变不合理世界的左宗棠，这时只能以思想来影响后世了。他深知海防重要。当年他坚持主张“海塞并防”，行动上“先塞防、后海防”。之所以这样做，考虑新疆塞防容易收复土地，而中国海防岸线漫长，固防是长久之计。通过5年西征，中国大西北已经固防，可以保百年太平，现在他要集中精力来坚固中国海防，这是千年大计。
作为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的创办人，作为中国海军事业的创始人，当时有谁比左宗棠更懂得海防呢？关于海防他谈了18年，写了几百份奏折，而中国海军的现状，还是和太平天国覆亡时一样，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了。
左宗棠通过办洋务也弄明白了，中国文化“重义理、轻艺事”的弊端，只能靠经世致用来克服，靠科学与技术来改造。
作为军事家、政治家，左宗棠明确告诉后人：中国的未来在海洋。如何让中国以长江、黄河为标志的河流文明，通过独立自主、平等开放的方式，与蔚蓝深邃的海洋文明对接，让中国真正成为一个海洋强国，这是未来几百年里中国国家管理者应做的事。
在奏折中，左宗棠向朝廷建议，设海防全政大臣，要求统一事权和加强海防建设，共提了7条切实可行的意见。
当天，他紧接着再上奏《台湾紧要请移福建巡抚镇摄折》，建议移福建巡抚驻台湾，奏请台湾改设行省。
10月12日，清政府设置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批准台湾改设行省，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
写完规划蓝图后第38天，左宗棠带着“此生未完成”的遗憾，在福州去世。
时间定格在1885年9月5日，一个同1812年11月10日一样普通的日子。两个时间点中的73年里，一个从生下来就被寄托了“牵牛星降世”美好愿望的平凡人家的孩子，通过自己坚定的理想，执着的奋斗，在中国的土地上留下许多独特的传奇故事。
左宗棠合眼长眠，李鸿章却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这个与他争论了一生的政敌，这头铁骨铮铮的蛮牛，终于不会再站出来跟自己唱对台戏了，他终于可以放手按自己的意愿来主持中国外事。
李鸿章从此一心单角度影响慈禧，独角戏一唱，又过去了10年。
1895年，慈禧太后已满50岁，真正是个老太婆了。这个当年泼辣敢为、工于心计的女人，　26岁发动政变，将力拔山兮的武将，笔底波澜的文臣，统统制服到裙裾之下。
24年来，慈禧经历过太多政治大风大浪，有种阅尽人间沧桑的心态，来看待王朝内外的各色人等，这种心态，恰是衰老的表现。进入老年的她，开始显露“老人政治”的固执、霸道、独裁。放眼朝廷，再也见不到左宗棠这样的人站出来为她撑腰，终年如一相伴的，只有李鸿章和颜悦色的动听声音。他满足了一个女性强权者时刻需要把控住一切的心理需求；也让慈禧体验到凭借权力随心所欲、指使一切所带来的巨大快感。
李鸿章利用慈禧的心理转变，尽力迎合讨好，在她的荫蔽下，及时推销政见。
1894年，中日海战在即。慈禧要准备好她的60寿诞。钱从哪里来？李鸿章帮她提早从北洋海军的军费中挪用600万两白银来修建颐和园。
这一下波及了左宗棠生前建好的墙角。
左宗棠是中国海军的奠基人。遥记1866年7月14日，左宗棠接过慈禧幕后确定的、以同治皇帝名义作出的批复，于当年秋天在福建福州的马尾成立了福州船政局，三请沈葆桢出山，自己又捐赠了6万两白银做启动资金，真正耗费大量心血。这个存在过41年的船政局，是北洋海军的母体，共造了40艘舰船。
北洋海军1888年正式建军。但不妙的是，从创建那天起，军费就被官僚贪污、挪用，没有人想认真去办事，去用心管好，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大炮轰隆隆打起来。
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按照“和戎”战略，本着保存嫡系淮军和北洋海军实力的目的，企图通过谈判和解，后又寄望于西方调停，均告失败。
日本从汉唐以来，一直在向中国这位老师学习。积蓄了1000多年的能量，学生挑战先生的野心愈来愈强。日本终于对中国北洋海军发动凌厉猛攻，李鸿章命令北洋水师不能还击：“战亦违旨，退亦违旨”。这个决策，直接导致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左宗棠30年海防建设规划的辛苦经营，被李鸿章毁于一日。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下关签订中日《马关条约》，一举开了中国割地求和及超巨额赔款的先例：中国割让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中国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2＇
这些左宗棠都看不到了。他看到了又能怎样？封建集权的体制，注定会走到这一天。个人有再强的办事能力，也无法挽救没落的王朝、垂死的帝国制度。左宗棠为日薄西山的清王朝注入活力，不是青春焕发，而是回光返照。
73岁的朝廷重臣，终于累死于国事，老死于任上。
人死入泥，盖棺论定。如何评定左宗棠的一生？
盖棺未定
左宗棠带着“中国如何面对未来海洋”的问题和遗憾离世，朝廷却为怎么给他加谥（侍）号而争论不休。＇3＇
从西汉到清末，中国历代宗室、百官得谥号共10473人。根据清代赐予大臣谥号的规定，一品大臣过世，按例请皇帝决定是否授予谥号。一品以下官员除非特旨，一般不授予谥号。得到谥号的人，只有曾入翰林，或者获授过大学士头衔，才能称“文”。
“文”　为谥，号在“文”后。有清一代，谥号“文正”最高，“文忠”次之，“文恭”再次之，后面依次还有“文襄”、“文成”、“文端”、“文恪”。
左宗棠去世后，大学士额勒和布，协办大学士阎敬铭，考虑选定“文忠”上报。
慈禧太后一看，“文忠”两字不能准确概括左宗棠生平。于是问军机大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切合实际地表扬左宗棠平定中国西北、收复新疆的字？
回答是“文襄”。
清代“文襄”，多授予有学士背景、同时又有军功的大臣。比方小左宗棠25岁的张之洞，后来因在抗日与镇压两湖农民起义中军功显赫，被谥为“张文襄公”。
但咸丰皇帝曾有过规定：文武大臣阵亡或在军营中积劳成疾，或者一生的武功并没有成功的人，不能谥号“文襄”。左宗棠收复新疆武功大成，但保卫大西南却事功未成。
慈禧太后明白，左宗棠对朝廷功劳巨大，自己不能在谥号上小气，这样对不起左宗棠，于是又问：本朝得到过“文襄”　谥号的有哪些人？回答有靳辅。
问：靳辅有武功吗？答：靳辅是治河名臣，他花去30年时间治理河水，最后病死在任上。康熙皇帝认为他治河就等于在中国开辟了新的疆土，所以特别关照。
慈禧太后说：要说开辟疆土，左宗棠才完全称得上。看来，也只有“文襄”两个字，才配得上左宗棠，就这么定了。
慈禧太后一锤定音，“左文襄公”从此作为左宗棠的谥号，流传下来。
这个谥号，核心是“襄”字。襄的含义，一是帮助，二是同“攘”，扫除，三是完成。
“左文襄公”四个字的含义是：左宗棠以文臣身份，帮助清政府用武力戡平叛乱，赶走侵略者，实现国家统一。
作为官样头衔，从朝廷角度去看，这大致不差。左宗棠以事功著称，他的角色定位，是给朝廷“帮忙”。也正是一个“襄”字，将他与曾国藩、李鸿章区分开来。
曾国藩、李鸿章同是进士出身，他们从一开始，就是朝廷的人，是体制内人。他们的人生，与朝廷完全融为一体。曾国藩谥号“曾文正公”，李鸿章谥号“李文忠公”，无论文正，还是文忠，在封建时代，他们代表朝廷，某些时候，他们就是朝廷。
但左宗棠就不同。他48岁前，流落民间，是“湘上农人”，江湖人士。入幕期间，也是以完全独立的身份，与政府合作。　48岁后，他正式进入体制，这段时间，作为高官，他的身份与曾国藩、李鸿章才没有区别。
但做官员时，他面对的事情、行事的方法，与曾国藩、李鸿章大相径庭。曾国藩一生事功，是以体制内的“教育部副部长”身份，号召湖南底层农民、落魄书生，组织起来，去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李鸿章与曾国藩类似，他组织淮河农民、书生，多了平捻、定回的功劳。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中只是曾国藩的帮手，他一生中真正独立操办的大事，只有一件，收回新疆160万平方公里领土。
曾国藩与李鸿章打的主要是内战，左宗棠主要打外战，尤其最后两年与法军开战，是纯粹的国际战争。曾国藩与李鸿章属“内战高手”，左宗棠则是“外战英雄”。
即使在战争时期，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的侧重点也不一样：曾、李落在政治运筹，倾向于卫道；左宗棠落在办事，倾向于建设。
洋务运动的大潮中，左宗棠走在最前列。在福建时他创办过福州船政局，成为中国海军事业的奠基人；在陕甘时则创办过甘肃织呢总局，这是中国西北第一家工业织布厂，也算是开发大西北的先声。
左宗棠考虑国防建设，呼吁在新疆建省。战争之外，他在新疆设置开科取士的机构，不打仗的时间，不是屯田，就在种树。在新疆时，仿照在柳庄时种柳树的经验，在新疆种下了槐树、杨树、榆树、柳树。其中柳树最多，绵延千公里，数以千万计。
这无意中也成了左宗棠人生成功的一笔。　1879年，接任陕甘总督的杨昌浚应在肃州大营的左宗棠之约，“自泾州以西至玉关，夹道种柳，连续数千里，绿如帏幄”，被左宗棠史无前例的美丽生态建设所感奋，当作功被千秋、泽及万代的大事，写下七绝《恭诵左公西行甘棠》来感叹：“上相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4＇
历史上，习惯将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并称为“晚清中兴名臣”，这种笼统的归类划分，模糊了他们之间的区别。
左宗棠着眼于经世致用办大事，处江湖之远时有慈善行动，以身作则去建设；居庙堂之高时利用手中权力搞生态建设，治理河道，办理洋务实业。
连政敌李鸿章写挽联时都说：“周旋三十年，和而不同，矜而不伐，惟先生知我；焜（kūn，光明）耀九重诏，文以治内，武以治外，为天下惜公。”
后句评价十分到位：左宗棠处理国内事情，显的是“文”，菩萨心肠；处理国际争端，用的是“武”，霹雳手段。其实，前一句并不对，李鸿章名义上是夸，是借左宗棠在自我安慰。左宗棠每次力主外战，他总是缩在幕后“和戎”，喊暂停、拖后腿，左宗棠怎么可能还“知”他？
尤其在处理对外事务上，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有根本区别。
曾国藩、李鸿章一生主张“和戎”。面对外国人的侵略，他们习惯性牺牲中国人利益，充当和事佬。“天津教案”中，明明是外国传教士涉嫌绑架中国孩童，天津民众觉醒后才起来抗议，集结攻击法国教会机构。曾国藩完全可以代表中国民意，向英法俄提要求，当作外事处理。但没想到他所谓的代表朝廷，用权力镇压内事的习惯性方法，反过来处死中国带头冲击教堂的1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还赔偿46万两白银，派崇厚出使法国，专门去道歉。
曾国藩对内残忍，对外仁慈，处理外事无法服众，导致民怨沸腾。自己“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色厉内荏无力压住。朝廷想到派李鸿章接替。
曾国藩问学生李鸿章：“你与洋人交涉，准备怎么办？”
李鸿章答：“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
他们都以屠杀本国民众来儆尤，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试图借这种方法给外国人面子，以平息事端。全不想，外国人关心的是“艺事”，　注重的是法律条文，而不在乎“义理”、面子。
比如，李鸿章割让台湾时，日本谈判官伊藤博文催索，他居然说：“反正台湾已经是贵国嘴里的肉了，何必着急在这一刻呢？”
伊藤博文当即回答：“饿极了，得马上吞进肚里！”
李鸿章处理外事，总以牺牲中国利益，以和为贵，因而落得　“裱糊匠”的称号。
左宗棠恰恰“平生最恨是和戎”！
左宗棠不但战场上凭气魄与实力打败了俄、法的挑战，打出了中国人的骨气，争来了国家利益，就是在日常工作中，同样敢与外国人正面硬碰硬。
1882年4月，身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去上海检查工作，要进上海租界。根据外国人的规定，中国人要进入租界，得去工部局先领到“照会”证。左宗棠听后当场大怒，痛骂：上海本来就是中国的土地，外国人只是租借一下，中国军人在中国的地盘上走，哪里需要什么狗屁“照会”？当即命令亲兵，子弹上膛，大刀开路，只要有外国人阻拦，格杀勿论！
左宗棠这样锋芒毕露，剑拔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