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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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会”？当即命令亲兵，子弹上膛，大刀开路，只要有外国人阻拦，格杀勿论！
左宗棠这样锋芒毕露，剑拔弩张，没有挑起事端，反赢来外国人的妥协与尊重。他们不但撤销阻拦，沿路还毕恭毕敬。后来左宗棠又来过三次，外国人见左宗棠一到，主动将租界旗换成中国龙旗（清朝及以前，中国无国旗，统一用龙旗当作国旗），派兵警执鞭为他开道，发礼炮十三响，以主人身份迎接左宗棠。
左宗棠长年与外国人打交道，实践总结出一套经验。他说，我们与西方人争论一个事情，自己一定得事先将合同条款看明白，站定自己的立场，才开始去争取。自己道理站得正，就不妨笔直将道理全摆出来，但责问对方时却留点余地，不要将他们逼进死胡同，西方人知道理亏，一定会妥协。再就着他的妥协去谈，他们就会按你的来，这样就没有谈不成的事（“俾其有机可转，自无不了之事。”）。
但如果你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只知道附和西方人，他们会误会你中计上当了，反而得理不饶人，将你往绝路上逼（“若一意随和，彼自谓得计，反滋论端矣。”）。外国人的性情，“欺弱畏强，喜直忌曲”，中国人与他们交往，自己先要表现出强大，他们就已经打心眼里佩服；我们再表现率性、直接，他们对我们就心悦诚服了（我真自强，彼心已折；我只率直，彼亦心悦而服之矣）。＇5＇
可见左宗棠对外虽然强硬，但不是蛮干，而是有礼、有利、有节。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代表国家，他只是强调坚持独立性，以独立身份，追求己方分内应得的东西，取得己方实在的体面与尊严。而曾国藩、李鸿章，恰恰坏在丧失个体独立性，“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只知道附和西方人”。
因为左宗棠主持对俄战争取得巨大胜利，美国作家、《左宗棠传》作者贝尔斯说，有清一代，“这是自乾隆皇帝以来中国军队享有的最壮伟的功绩”。事实上，早在左宗棠收回喀什时，清廷就面临如何奖赏的问题。有大臣建议封王；而恭亲王建议封公。因为朝廷内外都看到了，左宗棠的事功已经超过曾国藩。慈禧将这两种意见都否定了。她的理由是，本朝之内，任何人得到超过曾国藩的封赏都不合适。
慈禧心有难言之隐。太平天国横扫清廷时，她曾许下承诺：谁取下南京，就封他为王。曾国藩梦想做王，从此坚决拒绝左宗棠与李鸿章派兵来南京援助，只让他们在各地转打攻坚战。经过曾国藩一番精心构思，弟弟曾国荃在他的直接指挥下率兵攻克清廷的面子工程——太平天国首都南京。不想慈禧最后食言了，曾国藩只获得一等勇毅侯。慈禧已经食言而错，干脆一错再错：封左宗棠为侯，曾国藩与左宗棠两个侯，加起来等于一个王。
慈禧不放开奖赏左宗棠，让左宗棠超过曾国藩，表面看，是左宗棠做官缘于曾国藩的推荐，深层原因，还在于集权帝国绕不过一个逻辑：左宗棠收复新疆，影响力再大，也是民族性、历史性的；曾国藩攻克南京，则是国家意义上的，至少曾国藩名义上挽救了清王朝。
根据帝国逻辑，挽救国家、政府比外争族权、强盛民族重要。清廷代表国家、政府，皇帝就是国家、政府；族权对应是天下同一民族的公民利益。左宗棠对历史与民族的贡献再大，清廷在封赏上一定不能真实体现出来，否则会产生民族利益大于政府利益的舆论导向，皇帝制度就会被连根拔起，皇帝再想集权、独裁就不灵了。这是左宗棠封二等侯，而曾国藩封一等侯的主要原因。
好在对官方这些荣誉，左宗棠并不在意。不是他看轻，而是他觉得太重了。左家自江西迁湖南以来，　700多年，一直是普通人家，慈善积德，出寻常人物，到了自己身上，被拜相封侯，家族像暴发户一样显赫，他觉得自己在严重透支家族的积累。这对家族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妻子、二哥、长子、小女在他拜相封侯前后相继死亡，他认为正是透支的报应。
左宗棠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人，因此他在意历史荣誉。他从小就将自己放进几千年的历史中去比照，以当代诸葛亮自居，在朋友胡林翼、妻子周诒端面前都有过自我反思，对自身的优点、缺点，看得比别人还清楚。他知道，自己求“一艺一伎之名”，这需要沉得住的实在事功，而不靠现实虚浮的纸张荣誉。左宗棠相信，自己成事的方法，自己身上那股精气神，不会随朝廷一同腐朽，它可以超越时间与朝代，与历史永远同在。
左宗棠这种可贵的独立精神，事实影响了一批后来人。
1886年11月，左宗棠的棺材由福州起运，到长沙后停在城北史家坡墓园，再由兴汉门入城，进入司马桥旧居。大祭过后，葬在今天长沙县跳马区石门乡柏竹村。墓碑上刻“皇清太傅大学士恪靖侯左文襄公墓”。
左宗棠葬身的县域，是中华民国缔造者之一黄兴的故乡，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总理朱镕基的家乡。
孙中山评价黄兴说，“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这与“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是“同义句”。朱镕基说，“准备100口棺材，　99口给贪官，　1口留给我自己”，这种“抬棺反腐”，与左宗棠“抬棺收疆”是“同义事”。
左文襄公官方谥号盖棺论定，只让我们看见左宗棠的一个侧面。盖棺不能论定，左宗棠对中国与世界后来的影响力如此巨大而深远，以致今天的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反思：真实的左宗棠，远没有被真正挖掘出来。
＇1＇　茹费理，　1880—1881年11月任法国总理。　1883年再任总理，在任期间，积极推行对越南和中国的扩张。他撤换法国驻华公使宝海，中断和清政府的谈判，坚决主张武力侵略。　1885年3月，法军在镇南关大败，茹费理内阁随之倒台。他还曾直接参与对巴黎公社的镇压，恩格斯评价他是“镇压公社的可耻的刽子手中最可耻的一个”。
＇2＇　签订条约之前，李鸿章乘马车从春帆楼返回寓所途中，被日本浪人行刺，面门中枪，血流如注。伊藤博文得知后勃然大怒，咆哮说“宁将自己枪击，也不应加害中国使臣”。李鸿章挨了一枪，日本同意“将赔偿日本军费3亿两白银”减成2亿两。迫于俄、德、法三国武力与舆论的压力，日本人以李鸿章被刺为借口，同意无条件停火的协定。李鸿章以为自己谈判起了作用，说，再给我补两枪好吗？并在签约后作诗：“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李鸿章这种矛盾心态，是自己“和戎”外交政策与本能爱国心严重矛盾带来的。事后他总结教训说“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其实没有跳出“和戎”思维，还是“裱糊匠”的想法。
＇3＇　谥号是封建时代里有社会地位的人死去后，朝廷根据他的生平事迹、品德修养，来褒贬评定，给予善意评价的称号。谥与号各有含义，一般地说，“谥者，行之迹也；号者，表之功也”。
中国最早在周穆王时，赐予谥号固定下来。流行谥号的国家，东亚有中国、朝鲜、越南、日本；给予谥号的对象，一般为君主、诸侯、大臣、后妃。
＇4＇　有版本将“上相”写成“大将”，是误传。当时左宗棠已被封作东阁大学士，是内阁宰相。
＇5＇　原话见《左宗棠家书》“谈与西人论事之法”一章。左宗棠这种骨气、气魄、风度，今天中国人都是应有的。具备左宗棠这种气魄的邓小平，时隔百年，在主权问题上后来也说过一句名言：“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第十八章　奋激千秋
第十八章

奋激千秋
个性行世
人生不满百年，过程非常短暂。不长的一生，再伟大的人，一般也只能做成一件大事。左宗棠兑现了年轻时的话，做成了当代诸葛亮。
回想起来，青年左宗棠考场接连失败，放弃“科考取官”，转而在民间自学地理学、农业科学这些经世致用学问，本来已经失去做大事的机会。但因为准备充分，接连碰上机遇，或者说机会找上门来。
生在中国，有能力、机遇、运气，还不一定就能做成大事，得先看他做人怎么样？
古人说“做事先做人”。“做人”在中国很重要，意味也很深。它可以理解成怎样弄乖取巧，四方无角，八面玲珑，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曲意迎逢，利用人性弱点，取得成功；也可以看成有道德、守信用，为人正直，处世大方，重然诺、能办事，各方面关系处理得体。
左宗棠超出了上面两种“做人”评价。他个性太盛，锋芒毕露，颠覆传统，自我评价比别人对他的高度评价往往还要高。也因此，他是一个朋友不多的人。胡林翼说得很中肯，“惟以虑事太密，论事太尽为戒”，左宗棠个性外露，评价人走极端，一般人都很反感他当面说出自己的毛病。能够跟左宗棠做成朋友，都是知心知肺的好友。
左宗棠到底会不会做人？照同一时代人的眼光，不会。
说一个人不会做人，是骂人；说一个人很会做人，也是骂人。同样：说一个人很简单，是骂人；说一个人很复杂，同样是骂人。怎么样才不是骂人？不简单，不复杂。
中国人如此委婉中庸，委曲求全，这就很让人奇怪：难道我们天生跟个性有仇？
个性与仇恨无关，因为中国文化历来不主张个性。
要弄明白其中原因，需要去源头找答案。
中华文明，源于河流。
与西方文明崛起于蔚蓝的海洋不同，黄河常年水患频繁，含沙量超过42％。尼罗河如果发一次洪水，留下的是肥沃的土地，而黄河如果发一次大水，留下的是厚厚的黄沙。
治理河流，历来是国家头等政治大事。大禹因为治水成功，做成部落首领，得到邦国的帝位。
其后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邦国时代，诸侯林立，战乱频繁，战败国常来黄河边挖堤，决堤河水凶如猛兽，对战胜国造成淹国之灾。你挖我挖，民不聊生。
诸侯王逐渐达成一种共识：怎样将黄河沿线的无数自由的小政权统一起来，不要再因人为挖河而造成灾难？大一统的内在需求，开始沉淀为民族潜意识。
黄河流域土地肥沃，适合耕种。耕种需要耐心守候，三五成群，你耕我种，不需要流动迁徙。种族繁衍下来，一个世代守候土地的熟人社群逐渐形成。封建宗法制应“熟人社会”需求发明，被实践应用。＇1＇
这样一个依靠封建宗法建立起来的社会，最根本的特点，处理一切事情，只讲情感，不讲理性。《论语·为政》对它做了规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儒家规定，理性的政令、法律，必须让位给情感的道德、礼仪。文化定下来后，中国人心顺着这个方向来发育，进化出一套强大的“心灵文化”：追求心心相印，以猜测、揣摩他人的心为目标，以对方的情绪、感受，作为待人接物的依据。所以民国学者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说，“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建立大一统国家的强烈内在需求，只讲情感不讲理性的宗法社会规范，两者结合，直接催生出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的需求。
封建帝国制度在秦朝建立后首次实现。
封建王朝不但要大，而且要“老大”。是梁启超说的“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
“老大帝国”有三个特点：一追求地域规模大；二追求内部和谐统一；三追求权力高度集中。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大一统”的世界观，让中国人文化血脉里种下家国天下意识。
群体意识具体承载了家国天下意识。表现为：家庭意识、集体意识、团体意识、阶层意识、阶级意识、民族意识、社会整体意识。
群体意识是构建中国家庭、社会、国家的基石。国家怎样在意识形态层面，将上述群体意识输入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便成了稳定政权的关键。
群体意识的核心，是“群体为大、个体为小，个体服从群体”。在这样一种价值观的规范下，每个中国人都需要找到组织、单位、圈子。个人只有依附群体，才能得到社会认可，个体才有可能生存下去。
群体核心意识与儒家等级观念结合，群体大于个体，组织、单位大于个人，国家大于组织、单位，就成为一种不需证明的公理。
这个价值体系的形象化的比方是：组织、单位是国家的螺丝钉，每个人是组织、单位的一个螺丝钉。个人随时要为组织、单位奉献自己、牺牲自己，组织、单位随时要为国家奉献自己、牺牲自己。
在强大的群体面前，每个人都是渺小与无助的个人。群体意识逐渐侵占个人的一切，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但问题由此而起：在群体中，每个人都开始惊慌失措，他们已经找不到自我。
人最恐惧的事情，是失去自我存在感，找不到自己存在的证明。这逼迫中国人发问：群己界限到底在哪里？如果群体始终大于个体，而个体没有独立的依据，每个人都会感到群体是个巨大的包袱。
群体文化一开始就有这么强大的魔力吗？中华文化在奠定时并不是这样。群体与个体到底谁大？两端都有人主张。“为群体”还是“为个体”？两种价值观都有人选择。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杨朱说：“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这种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利己主义，影响一时，社会人心归附。杨朱的理由是：天下固然不是拔一根毛就可以救得了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爱惜自己，将自己保护得完好，不损失一根汗毛，那么天下就已经是最美好的理想社会了，还用得着一帮“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去救吗？由此结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杨朱实践了他的学说，自私到了头，没有为后人留下一个字。因为让这些话留下来，对别人已经有利，与自己的学说矛盾了。他的观点所以流传至今，全靠对手批判他时附带记了下来。
不能说杨朱观点全对，也不能说没有道理。社会科学，哪里去找无懈可击的绝对真理？只有在各说各话中让更多人接受的思想。庄子的“不可知论”，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但在哲学层面，却直逼社会学真理。
一个好的社会，真正要有思想，就得让各种思想都可以自由表达出来，社会选择接受还是拒绝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杨朱的粉丝刚开始很多，时人形容，“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于墨”。
但杨朱、墨翟、先秦诸子百家自由思想的好日子不长，秦国既然统一了中国，集权政治就要来统一思想。杨朱第一个被当作极端个人主义而被否定掉了。
杨朱被批判，根本原因，在他的学说虽然对天下民众有利，但对皇帝制度不利。皇帝要大一统，要集权，要独裁，这必然需要每个子民都没有自我。如果每个人都有自我，看重自我，可以自由表达，自由选择，那么自由权就出来了，这需要用选举的方式来产生国家、确定政治制度。这将从根本上颠覆大一统、集权、独裁。
封建帝国既然掌握了话语权，为了维护大一统，首先要用群体观念，风化万民，来消灭民众的个体意识。
风化与消灭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标志性的人物：秦始皇和汉武帝。
秦始皇实现中国地域上的大一统。他用手中的绝对权力规定，四海之内，“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思想上的集权独裁则在汉武帝手中实现。他规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2＇
政治权力集中于一，思想表达集中于一。万千不同思想、主张的人，被迫往一条路上赶，像一条绳上的蚂蚱。秦皇汉武之后，群体终于成功吞噬掉个体。中国文化在否定个体、个人权利的路上高歌猛进，发展到最后，只有群体，不见个体了。
群体意识、团体精神被不断强化，发展到最强盛的时代，则不但个人的财产要归群体，思想归群体，连个人的心、包括隐私，也要归于群体。
国家的群体意识，具体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让每个人都失去个体？
消灭个性。
意识形态上通过所谓儒家圣贤学说，民间引导则通过社会舆论。圣贤的风，吹着民间的草，都朝一边倒。“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行高于众，众必非之”，等等，社会舆论密集来对个体搞全方位恐吓。失去个性的人，像动物园里的猴子，这个跟那个，怎么看怎么差不多。
舆论压倒一大批人，国人纷纷自削个性以适社会。但总还有个性没有被完全磨掉的人，他们在这个社会上怎么生存下去？
一是继续耐性地磨掉个性；二是压抑自己，假装没有个性；三是挑战权威，打破传统。
左宗棠之前，有魏晋风度、竹林七贤等，他们用个性挑战权威，而到了左宗棠，他凭借个性，无情地来打破传统。
左宗棠有个性，不是一般的有，是特别强。年轻时的他，个性到了狂放的程度。　23岁那年，他写下“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这种强烈的个体意识，完全打破了儒家中庸、平和价值观。
左宗棠个性最显明的特征，是刚直。因为个人很刚硬，所以不怕，只要是事实，是真相，他就敢捅。因为个性很直率，所以左老三有话说，如果不说出事实与真相，他会生不如死。捅破真相，既有欲望，也有勇气，传统文化虚伪的那面，在他面前无处藏身。
晚清有左宗棠这样个性的读书人不止一个。但多数人在个性不容于社会时遭遇挫折不断，到最后逐渐丧失了。左宗棠能够保留并发展完善，得益于他一介穷苦书生，一直留在自由、散漫的民间。民间在大一统的帝国权力结构中，具备相对的独立性。拥有了这点独立，就不用磨掉个性，不需要压抑，照样可以生存。
有个性就接近道家庄子说的“真人”，自然化程度较高，社会化程度相对少，保留了人本性的品质。
与中国文化凡事着眼于人与人、人与关系不同，西方文化着眼于研究人与物、人与自然，这是催生科学、技术的根本原因。倾向自然的人，一般对技术、探索、真相比较感兴趣，这也是少年左宗棠接受的虽然全是传统的四书五经，但18岁那年一旦接触了经世致用的学问，马上就会对探索画中国地图、科学种田发生本能兴趣的原因，而这种青年时期的兴趣，直接影响到壮年后对建造军舰、工业织布的兴趣。
“真人”开始离开中国传统，成为另类。在传统的、充分社会化的人面前，这会被看作不合常态。他会用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来打破传统，这是精通传统、践行传统的曾国藩、李鸿章对左宗棠恼火、嘲讽、反对的重要原因。
围剿太平天国时，曾国藩某次打了个小仗，只杀了几十个敌人。朝廷逼得紧，曾国藩久未取胜，急需成绩，只好撒谎向咸丰皇帝汇报“大捷”，左宗棠马上向朝廷报告是“小捷”。曾国藩被弄得一脸尴尬，下不了台。其后，曾国藩攻下南京，谎报幼天王被抓到处死；李鸿章跟左宗棠平定西捻，向朝廷谎报西捻军首领张宗禹已被自己乱兵杀死。左宗棠都如实向朝廷举报他们作假。这些直接导致他们关系交恶。
曾国藩与李鸿章用大家都习以为常的规则来撒谎，对习惯传统的人，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但左宗棠用一种科学技术式的求真思维，来处理社会学的事情，带着几分“说皇帝什么也没穿”的童真。
曾国藩与李鸿章都严重不适应左宗棠的刚直，更无法接受他的个性，如此直率通脱、只认事实、不顾关系的人，在他们看来是个不按潜规则出牌的怪物。
造成这种分别，与他们的经历有关，也与他们所信奉的道有关。
左宗棠在民间独立自学，学到的是“源头的儒家”加“经世致用学”。源头的儒家，有孔子说的“君子之道”，孟子说的“养浩然之气”；经世致用则强调“知行合一，学以致用”。
为什么左宗棠学到了精髓，没有被利益牵绊？
考上的进士才跨进官场大门，却马上面对权力、金钱、名誉的诱惑。
进士学成文武艺，不单可以谋稻梁，还可以谋金钱、美女、官位。利益扑面而来，竞争者如云如雨，怎样分得蛋糕？环境逼得懂“君子之道”、想满足私欲的进士们绕过群体意识的束缚，除了去装、还要算计。
装和算计，导致“伪君子”。“伪君子”事实都是“权力大一统”和“思想独尊儒家”的群体文化逼出来的。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个人私欲激发，违背了圣人训。但人的本性中存在私欲，这是事实。怎么办？需要巧妙伪装：口号“为群体”，行动“为个体”。口号喊“为公”，背后去“谋私”。人性中本来的善，被这种文化逼成了恶。
曾国藩是伪君子文化的践行者、殉道者。一方面，他很想践行“君子之道”，　养“浩然之气”，“为群体”；另一方面，他无法抵挡住是人就有的本能的欲望与渴求，生有七情六欲，他也想去“为个体”。　孔子说“食色性也”，个体的本能欲望，孔子都无法回避，曾国藩能避得开吗？
强行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