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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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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行压抑“为个体”，以实现“为群体”，理论在宋明理学，核心价值观叫“存天理，去人欲”。 曾国藩信奉的道，正是宋明理学。
从“天理”这个大群体意识出发，曾国藩将个体的“人欲”强行刻意压制到近似残忍，他的形象由此变得复杂起来。
有两则故事可以证明：曾国藩睡觉稍微贪床，便骂自己“一无所有，可耻”。到朋友家看到有女子在座，心里激动起来，说了几句笑话，回家又自责：“放荡至此，与禽兽何异？”本来很正常也很健康的人性，经过刻意压制，他的内心开始变形，个体形象逐渐扭曲。弄到最后，“他的面孔永远是模糊的，连他的朋友、亲人都难以猜透。”
这正是宋明理学到了极致处的表现，所谓高深莫测谓之神圣。“曾国藩永远不以最真实最本来的一面示人，永远需要人来猜测他们的情感、意志和认知。”有人因此评价曾国藩“可怕”。
走进曾国藩的内心，人像掉进人性的太平洋，神秘、恐惧、惊险，读曾国藩可以发现：个性被压抑后，人还可以变种成这样。
有着强烈个体意识的左宗棠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处处有自己，这种个体的独立、尊严感，让他根本不再需要伪装，也没有地方可装。
左宗棠真实得多，人性化得多。他够朋友，重情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有真男人的大英雄气概。这就是为什么左宗棠论智商比曾国藩高，政治谋略也强，但没有人认为他“阴险”。曾国藩是阴气压过阳气，左宗棠则阳气盖过了阴气。
左宗棠处处有个性，看似“为个体”，很自私，但事实他最无私，处处在“为群体”，敢说出“心忧天下”。
为什么两人会出现如此的“南辕北辙”？
因为独立的个体已经最小，到了底线，不能内缩，只有扩张，一扩张自我就进入群体。已经“最小、最自私”的个体，进入群体无需索取，只好奉献。
有了独立自我，才敢去“心忧天下”， 才可以一心奉献，才会不虚伪做作。这就是为什么陶澍与林则徐先后都将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了他，慈禧太后为什么全力支持他收复新疆，还说“三十年内不准参左宗棠”。
任何独立的个体，追求的目标都是马斯诺定义的“自我实现的需要”。独立意识让他不必自我奴化，所以做事时着眼于成就感，这样主动的办事精神，带来创造精神。对应无个性、不独立，被奴化的人，追求的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马斯诺指出，这是两种动物性的、最强烈的本能需求。本能不具备超越性，凡事都着眼私利，办事自然处于被动，总带着完成任务的心态，这就导致个人敷衍塞责，大家相互指责。
八旗、绿营、满官集团之所以全盘崩溃，正在他们办事敷衍塞责，事后相互指责。李鸿章与左宗棠合作平捻，李鸿章也用这个思维，指责左宗棠是当代曹操。
左宗棠出山后仕途畅达，平步青云，每到一处被上级欣赏，并不主要得益于阴巧，恰恰在于他性格刚直，用今天流行话说，胜于阳谋。如果说，慈禧太后对曾国藩深夜还在打着灯笼警惕，左宗棠则哪怕在梦里也可以让她放心。曾国藩60岁刚过去4个月就莫名其妙地暴亡，不排除因为机心太重，时时防人与被防，心累而死。
学曾国藩的人都会感到很累，结局一般也都不会太好。以阴巧、机心、算计上位，最后必死在阴巧、机心、算计上。“文死谏，武死战”，人都是死在自己的长处上。
左宗棠处处都好，曾国藩处处不好，为什么百多年来，人多学曾国藩，少有人来学左宗棠？
一个重要原因，在“为群体”的高压环境与高调口号的环境里，学曾国藩可以自保，并且能够快速自利。
在人人都琢磨算计别人的“互害”社会里，将自己大脑安装曾国藩关系学软件，效果立显。只要社会的认识不变，民众文化心理没有改变，学曾国藩到现实中一用就灵。而学左宗棠则有条件，一靠社会通过法治管住了人性邪恶的一面，整体阳光；二靠社会人人个体意识觉醒，每个人都自觉维护自己的权利。
我们看到，曾国藩成功走到了臣民社会关系学极致高度者才能达到的高峰，而左宗棠则凭借他的个性与才能，凭独立的气质，自由的思考，进官场做事，他用个性去改变现实，去冲击官场陋习，不自觉中为公民打开了一扇天窗。
思想家胡适说，“争取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取国家的权利；争取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从来不是一帮奴才建成的。”一个好的社会，首先是由一帮有个性、爱自由、求幸福的人组成的。
这是个性刚直、张扬自我的左宗棠对当代人的一个重要启发。但他行动出来的价值，当然远远不止这一点。
法大于情
个性的左宗棠，一生特立独行，得罪过不少朋友。
朋友是左宗棠的私情。私人情感，关系好坏，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们并不关心。我们只是关心，他为什么得罪朋友？
有时是出于性情不合，有时是出于私人意气，有时是出于公私之争，有时是出于价值观冲突。
到底谁对谁错，谁是谁非？我们不妨以郭嵩焘为例，来看看其中情由。
照常理来说，左宗棠可以得罪所有朋友，也不能得罪郭嵩焘。
但左宗棠还是把郭嵩焘得罪了。不但得罪了，而且得罪得很干脆。从这个极端的案例，可以看出左宗棠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的一面。
郭嵩焘算得上是左宗棠的救命恩人。 1860年“樊燮事件”，湘官集团里营救左宗棠最得力的人物是他；而左宗棠得以帮曾国藩襄办军务，又多亏了郭嵩焘在咸丰皇帝面前的举荐。既救命，又保荐工作，作为老乡、哥们、朋友，做到这个份上，按中国“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的规则，左宗棠应该“涌泉之恩，以身相报”了。
但左宗棠并没有要“以身相报”郭嵩焘的意思。不但没有，他甚至以完全独立于世、不受制于任何人的姿态，对郭嵩焘像包公一样铁面无情。
左宗棠开始一直不知道郭嵩焘营救过自己。后来不知从哪里知道了，他说，我也不知道郭嵩焘跟潘祖荫说了什么帮我求救的好话，郭嵩焘自己从来不跟我说起这件事，一个字都没透露。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我不会因为这点私人感情而对他感动，从我这里能获得什么回报。左宗棠自己也跟四个儿子在书信里感叹起来：我与郭嵩焘先生之间这种高洁纯粹的友谊，最近几百年的中国历史里，哪里还找得到第二对呢？！＇3＇
政治与私人感情完全分开，信奉平等交往，一旦利益相撞，则容易发生冲突。
左宗棠第一次与郭嵩焘闹出矛盾，缘于一个有点孩子气的意气之争。
1864年，湘阴文庙里长出了一个灵芝。民间凡事非常讲究兆头，灵芝被当作吉兆，在街头巷尾沸沸扬扬地传开。吉兆一定得有吉人来比衬，谁算得上湘阴的吉人呢？＇4＇
郭家人说是郭嵩焘。因为发现期间，郭嵩焘刚好做上广东巡抚，这种“祥瑞”之物，不正是为郭嵩焘而生的吗？
说法通过家人的书信，传进了左宗棠耳朵。恰好这时，左宗棠被朝廷封了“一等恪靖伯”，爵位在郭嵩焘之上，听后很不高兴，就传话回去：文庙产的那棵灵芝，不就是一棵植物嘛，哪里有什么祥瑞不祥瑞的，没有这回事；如果硬说有这回事，那也是因为我封了一等恪靖伯带来的，没他郭家什么事。（“湘阴果有祥瑞，亦为我封爵故，何预郭家事乎？”）
郭嵩焘听说后，心里更不高兴，两人心里结下疙瘩。
古有“二桃杀三士”的典故。勇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论功争桃，三人彼此不服气。为了区区两个桃子，三位猛将竞攀排名，最终都倒在血泊中。读书人左宗棠、郭嵩焘因“灵芝交恶”，没有走出前人窠臼，实在是都有点孩子气。古人读书做官讲究光宗耀祖，难免闹出这类争论，今天看来像个玩笑，放进历史可以理解。
左宗棠与郭嵩焘真正弄得关系破裂，友情覆水难收，是因为官场共事。
1865年4月，左宗棠正在闽浙总督任上，兼督办广东军务的职责，负责消灭太平军残部，而郭嵩焘正在广东当巡抚。
太平军进入广东，郭嵩焘十分紧张，他不擅长打仗，疲于应付，天天盼救星一样盼左宗棠率军来。刚好楚军旗下郭松林、杨鼎勋追李世贤、汪海洋追到了福建，跨一脚就可以进广东。节骨眼上，左宗棠下达了“不准入粤”的命令。郭嵩焘又气又急，写信跟左宗棠论理。左宗棠很干脆地回答他：广东的军事安排像个银样蜡枪头，这样搞下去很危险。老郭你的能力跟不上你的思想，又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辅助，所以你每次事故发生前都看得很清楚，却无力防范，也从来不去下大力气用行动解决，反而首先想到的是与领导划清责任界线，将分内的事情全部推脱到别人身上。等到事情基本上按你预计的那样失败了，你再拿出原来的责任文书向皇帝报告，以显得责任全在总督等人。总督要跟你翻脸了，你又站出来当和事佬、好好先生，做一些事后弥补关系的工作，说什么不要严重惩罚的话。
郭嵩焘心急火燎中没有等到左宗棠雪中送炭的救兵，反等来了一番直通通的批评，心里既怨又恨，他不怪左宗棠说得对，怪左宗棠以领导的姿态来教训自己。
1865年6月8日，左宗棠命令部下率兵进入广东，郭嵩焘负责筹军饷，这一下麻烦更大了。左宗棠根据他一贯“言必信，行必果”的原则，雷厉风行，不断写信指责郭嵩焘“办事不力，输饷迟缓”。郭嵩焘不去反思左宗棠一针见血指出自己的毛病，自己怎么克服，从此提高办事效率，反而又想着来跟左宗棠论理。
左宗棠已经身经百战，知道战斗早已打响，真枪实弹的前线，当兵的吃饱肚子打赢仗才是王道，敌人的刀枪子弹可是从来不听你解释的啊。郭嵩焘没带过兵，他不会这样想。
左宗棠急了，对郭嵩焘进行催逼。郭嵩焘这下崩溃了，他要有能力办好，早就办好了，不用你催。根据他“思想超强，行动乏力”的特点，反过来埋怨左宗棠“用心太酷”，老催要军饷是将自己往死里逼，而不看实际情况等等，不听解释。（“不察事理，不究情势。”）
左宗棠着眼办事，看重结果。他很反感别人猜他的心。郭嵩焘猜他“用心太酷”，他觉得转移了话题，以想当然的猜想作为事实。自己用心没有很酷，而是很善。
以理论与思想见长的郭嵩焘，做巡抚做得问题越来越多，时间越长麻烦越大。不久，他与总督瑞麟又严重不和，笔墨官司打到皇帝那里。皇帝当然没时间去调查，左宗棠恰好在做闽浙总督，兼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福建、浙江、广东三省军务，是郭嵩焘的上级，查办的任务，自然又落到左宗棠身上。
左宗棠也不看私情，只根据郭嵩焘的举报，逐一仔细核实，不但查清了瑞麟被举报的问题，还调查出瑞麟两条贻误广东军务的新证据，这些都定作“渎职罪”，要受到应有的处罚。郭嵩焘原本指望，左宗棠这次可以尽心帮自己一把了。没想到左宗棠没有任何偏袒，不但没有趁机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里吹捧郭嵩焘，反而毫不隐讳地向皇帝全面客观地评价了郭嵩焘，然后建议给他换工作。
左宗棠在汇报材料里说：郭嵩焘为人勤恳，做事谨慎，为人廉洁。不但如此，他的谨慎已经到了过头的地步，因此既不敢办事，也办不好事，随机应变地处理事情的策略，也不是他所擅长的。
那怎么办呢？左宗棠建议，朝廷派自己的老部下蒋益澧取代郭嵩焘担任广东巡抚，而请求将郭嵩焘召回北京，另作任用。
左宗棠此时用心如何，不得而知。从坏的方面猜测，他在对郭嵩焘落井下石；从好的方面猜测，他在对郭嵩焘进行挽救。战争让文人走开。左宗棠亲眼看见过，浙江巡抚王有龄一家几百口怎么集体自杀于家屋中，弄得屋内血满如池塘。他心里最清楚，郭嵩焘当巡抚很吃力，也很勉强，他有在皇帝身边工作多年的经验，去北京更有利于施展才华。
但郭嵩焘不这样想，他一直想做巡抚。巡抚是封疆大吏，地方实权派，比在皇帝身边做秘书自由得多，也有成就感得多。左宗棠请求朝廷将他调回北京，郭嵩焘自然一肚子气，这进一步强化了他对左宗棠“用心太酷”的结论。那段时间里，他梦里都在盼左宗棠过来向自己道歉。
但左宗棠不但不认为自己错了，反而认为自己是真正对郭嵩焘负责。两人想法各异，郭嵩焘越想越郁闷，他无力强迫左宗棠道歉，只好写日记来发泄。有一天晚上，他梦见左宗棠来见自己，说非常后悔得罪了他，不停地打巴掌自我责备，郭嵩焘心理稍微宽舒了点。但醒来才发现是南柯一梦，郭嵩焘更加失落。
左宗棠这时靠战功在清廷已经树立了威信，他的建议举足轻重。最后结果是，蒋益澧成功取代郭嵩焘。朝廷工作是回不去了， 1866年，郭嵩焘负气罢官，回到湖南，在长沙城南书院教书、讲学。他崇拜思想家王船山，创办了思贤讲舍，以弘扬王船山学说为己任。
郭嵩焘在思贤讲舍隐居近十年。 1875年，军机大臣文祥想起郭嵩焘，举荐他进入总理衙门，随后得朝廷重用，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外交官派出，担任驻英公使， 1878年兼任驻法公使。
但郭嵩焘还是摊上了大事，这次跟左宗棠毫无关联。 1879年，因为思想过于深刻超前，郭嵩焘指出中国落后根源在国家体制，中国应学习西方先进的民主政治制度。他写成日记出版了，这引起清廷上下恐慌，被紧急从法国召回，驻英法大使由曾纪泽取代。郭嵩焘从此被清廷荒废，蛰居乡野，郁郁终生。
郭嵩焘回到湘阴后总是认为， 20年来，左宗棠建议清廷给自己换工作，是下半生官运落魄的开始。郭嵩焘在失落中对左宗棠怨恨积压日深。而左宗棠1877年12月被拜相封侯，喜讯很快传回湘阴，郭嵩焘想起文庙灵芝一事，更加羡慕嫉妒恨，刺激巨大而深刻。
左郭关系由此彻底闹翻，隔断通信16年。
左宗棠这边，对郭嵩焘也有一事耿耿于怀。 1878年，左宗棠收复新疆进展大顺，英国政府找到中国驻法国公使郭嵩焘，对他说，阿古柏如果建立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对中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郭嵩焘认为有道理，就向总理衙门建议。左宗棠一听，怒不可遏。他当即答复总理衙门：阿古柏问题纯粹是中国内政问题，与英国或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这个问题不在总理衙门管辖范围，而在我的管理范围。如果英国真想在中亚建立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那么应该考虑到印度北部去搞，而不能老盯着中国的新疆打主意。
左宗棠觉得郭嵩焘这次在英国与阿古柏之间扮演了一个丑角。他既不背后议论，也不写日记，更不在梦里批评郭嵩焘。他在北京一个公共场合里找到机会，当着许多人的面告诉郭嵩焘，一个中国人，被英国人利用，而忘记了本民族利益，应该感到羞耻。
郭嵩焘对左宗棠旧恨未消，这次被责骂，又添加一道新伤。郭嵩焘十分生气，决定今生不再见左宗棠。
郭嵩焘被激怒后，他很难再客观理解左宗棠。他不知道，左宗棠表扬人也是这么干的，当着许多人的面，不加掩饰地说出来。
1882年1月，左宗棠从两江总督任上回长沙，专门登门拜访郭嵩焘。他们不但是儿时伙伴，现在也是儿女亲家。郭嵩焘还没有原谅左宗棠，所以拒绝见面。左宗棠急了，站在门口说：老郭，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难道还要将那些过节带到下辈子去吗？郭嵩焘这才从屋里走出来，但见面态度依然不冷不热。
与左宗棠豁达不同，郭嵩焘记仇。左宗棠死后，郭嵩焘心中依然疙瘩，他送的挽联，这种心迹表露无遗：“世需才，才亦需世；公负我，我不负公。”
“才亦需世”是暗示没有郭嵩焘在樊燮事件中营救，在咸丰皇帝面前举荐，左宗棠没有出头之日。“我不负公”是明确宣布，自己到死仍不原谅左宗棠。
隔阂如此之深，到底隐藏一段怎样的是非曲直？
简单地说，缘于价值观的冲突。左宗棠的价值原则是“公大于私，法大于情”。而郭嵩焘在某种程度上反过来了，至少他坚持认为，“私有时大于公，情有时大于法”。
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任外交官，也是近代走出中国看世界第一人，飘逸高远的郭嵩焘，他的思想力、眼界，百年内没有几个中国人可以跟上。但他确实如左宗棠所说，不是做巡抚的料。这一点曾国藩也看出来了，他说郭嵩焘“乃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郭嵩焘著书立说是天才，处理官场关系、搞军事、政治斗争，是庸才。左宗棠正是看死了这一点，活活将他从广东巡抚的位置上拖了下来，免得他卷身官场旋涡，身败名裂。
同是读书人，左宗棠是“军事家加政治家”型，而郭嵩焘则是“书生加思想家”型。形象地说，左宗棠是一只老鹰，郭嵩焘是一只鸽子。
郭嵩焘艺术家气质很浓。他情感十分细腻，对外界非常敏感，情绪起伏非常剧烈，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如他的字“筠仙”，仙风道骨。他与“燕颔虎颈”的农夫一样的蛮牛左宗棠站到一起，差异感立刻就出来了。
今天再看，左宗棠对郭嵩焘的批评，事实证明全说对了，公正客观得惊人。只是，作为艺术气质强烈的当事人郭嵩焘，情绪化掩盖了理性，很难接受现实而已。
但在国家利益面前，试图要左宗棠以亲家、乡亲、老朋友的关系，为自己网开一面，来帮自己说话，今人也很难接受。这不就是“官官相护”吗？官场搞人际关系网，重私不重公，对人不对事，老百姓深受其害。拿公共权力做私人交易，比腐败还可恶、可怕。如果权力来自于上级或某个人，就只需对上级或某个人负责，需要感恩并回报，这与现代法治精神无疑完全背道而驰。孟子说：“民心所向，天必应之”， 民意即天意，统治者权力来自于民。
难道左宗棠就没任何错吗？
与郭嵩焘“思想上的理想主义”同类，左宗棠有“公大于私，法大于情”的理想主义毛病。不错，郭嵩焘并不适合做巡抚，他行动力跟不上思想力，弄得左宗棠打仗很被动。但毕竟郭嵩焘对左宗棠有“既救命，又保荐工作”的恩，如果左宗棠对郭嵩焘也完全按原则来，那么人情就完全被原则葬送了。
关键还有，郭嵩焘当年如果不是出于人情考虑，而完全本于国家理性，按照原则办事，他可以不闻不问，左宗棠可能早就没命了。左宗棠毕竟生活在“情大于法”的社会，原则性与灵活性把握失当，他的变通能力在这里欠缺。
这样就可以看出，左宗棠在事业上坚持现实主义，人情上相信理想主义；郭嵩焘则是人情上的现实主义，事业上的理想主义。这种观念的差异，是导致两人交恶的根源。
左宗棠值得称道的，是客观但不绝情。他回长沙时主动请见比他小6岁的郭嵩焘，当然有登门道歉的意思，自己的脾气是差了点，也不是低不下头。
但郭嵩焘又不这么想：你现在拜相封侯，衣锦还乡；我出使英法归来，正被全民喊打。（时人做对联讽刺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红人”见“黑人”，岂不是给我压力？所以勉强见面后，郭嵩焘心里一直不舒服，他逢人笑话左宗棠现在人模人样。毕竟郭嵩焘进士出身，而左宗棠只是个举人。他从与人嘲笑左宗棠中，找到一点心理平衡。这种文艺腔、书生意气，可以一笑而过。
左宗棠并不是不懂还人情，他拒绝在国事上还，坚持私情用私人方式还。当年因樊燮事件卷入“生死门”， 潘祖荫救了自己一命。做陕甘总督时，左宗棠送他3000年前周康王时的文物“大盂鼎”一对。这事曾轰动中国，潘家藏有宝鼎的消息不胫而走，求见大鼎及求铭文拓本的人络绎不绝，有人或诱以重金，或企图强取豪夺。 1951年，潘家后代将这对宝鼎捐给了国家，留下一段历史佳话。
左宗棠做得过分的地方，是一直没有还郭嵩焘人情。或许他认为，两人关系太近了，多年老友，又是同乡，还是亲家，相互还在攀比、较劲，谁也不愿意低头认输，不用还这个世俗的人情。偏偏郭嵩焘又很看重。左宗棠的心胸并不比郭嵩焘宽广到哪里去，也难怪重情的郭嵩焘耿耿于怀，至死还在惦记。
通过左宗棠与郭嵩焘这种奇特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左宗棠得罪朋友，因个性刚直，不隐恶伪善，又坚持“公大于私，法大于情”。这将人情化中国丑陋的一面，不留情面地撕开，叫当事人情何以堪！
在历史的当时，这算是不近人情；百年后再看，以个性立世，坚持“公大于私，法大于情”，也正是左宗棠的伟大之处。
晚清官场人物峰起，为什么单单一个左宗棠特立独行？他这些性格、风格，到底怎么养成的？
草野人生
左宗棠家南宋时从江西迁居湘阴柳庄，已有700多年。湘阴在南朝刘宋元徽二年正式置县，属长沙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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