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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第1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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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斯是律师出身，这时已是熟悉德国问题的有相当权威的情报专家，对特别行动队的情况有不少了解。因此他立即追问下去：“在你任特别行动队Ｄ支队队长的那一年，你的那一队一共杀害了多少男子、妇女和儿童？”
哈里斯事后回忆说，当时奥仑道夫耸了耸肩，稍微迟疑了一下回答道：“9 万！”
特别行动队最初是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于1939年组织起来的，其目的是跟随德军进驻波兰，搜捕犹太人，把他们集中到犹太人隔离区。过了将近两年，在进攻俄国的战争开始以后，特别行动队才与德国陆军取得协议，受命随战斗部队之后执行“最后解决”的一部分任务。为了执行这项任务，组成了4 个特别行动队：Ａ支队、Ｂ支队、Ｃ支队和口支队。奥仑道夫于1941年6 月到1942年6 月之间领导的便是Ｄ支队，该支队在乌克兰南端地区活动，附属于第十一军团。约翰，哈兰·阿门上校在法庭上问奥仑道夫曾接受过什么指示，他回答说：“指示要求我们清算犹太人和苏联政治委员。”
“你所说的‘清算’，是不是就是‘杀死’的意思？”阿门问他。
“是的，就是杀死。”奥仑道夫回答道，并解释说，杀掉的人中有男子，也有妇女和儿童。
“为什么要屠杀儿童呢？”俄国法官Ｉ·Ｔ·尼基钦科将军插口问道。
奥仑道夫：命令是必须全部消灭犹太居民。
法官：也包括儿童在内？
奥仑道夫：是的。
法官：犹太儿童全部杀死了吗？
奥仑道夫：是的。
奥仑道夫在回答阿门提出的其他问题时以及在他的供状中，叙述了一场典型的杀人情况。
特别行动队到了一个村庄或市镇以后，就命令当地犹太人中的头面人物把全体犹太人集合起来，说是要给他们“重新安置”。他们被勒令交出自己的贵重物品，并且在临刑前脱下外衣。他们被装上卡车押往刑场，刑场通常是在反坦克战壕里——往往当场能杀死多少便装上多少。用这种办法是想使被害人从知道死到临头至真正被处决的这段时间越短越好。
不一会儿，摆出一副战斗姿态的执刑队人员就枪杀这些站着或跪着的人，然后把尸体扔到壕沟里。我不许执刑的人单独枪决人，而是叫他们几个人放排枪，以避免个人直接承担责任。别的支队的领导人要求让被害人平伏在地上，从后颈射进子弹。我不同意这种做法。
“为什么？”阿门问道。
“因为这样做会使被害人和执刑的人心理上的负担过重。”奥仑道夫回答说。
奥仑道夫又详细谈到他在1942年春天接到希姆莱的一项命令，要他们改变处决妇女和儿童的方法。此后，妇女、儿童就被送到两家柏林公司专门为杀人建造的“毒气车”上去。这个党卫队保安处的军官向法庭供述了这种奇特的车辆怎样进行工作的情况。
从外表上看不出这种囚车的实际用途。它们看起来跟密闭的货车差不多，但构造却不一样，车子一开动，就把［排出的＇ 毒气送到车厢里，10分钟到15分钟便使人致命了。
“你们是怎样把被害人引上囚车的？”阿门上校要他说明白。
“我们对他们说，要把他们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奥仑道夫回答。
接着他诉说，埋葬毒气囚车上的死难者是教特别行动队人员“受罪的苦差使”。在纽伦堡法庭上提出的一份文件中，有一个叫贝克尔博士的人证实了这一点。据奥仑道夫证明，贝克尔就是制造毒气囚车的人。他在给总部所写的一封信中，反对由特别行动队人员把毒气熏死的妇孺尸体卸下来，他提请注意：该项工作可能对这些人员身心健康起危害作用，他们向我诉说，每次卸下尸体都要感到头痛。
贝克尔博士还向上级指出毒气的使用方法往往不对头。司机为了想尽快把工作办完了事，把加速器扳到最大限度。被处决的人是被闷死而不是按照我们原来计划昏睡而死的。
贝克尔博士——在他自己的心目中——真是个人道主义者，他下令改进操作技术。
我的指示现在证明，正确调整操纵器，结果死亡来得更快，而且犯人是安安静静地睡着了的。
再也看不到以前常见到的恶形怪状的死相和遗屎遗尿的现象了。
但是据奥仑道夫证明，毒气囚车一次只能处死15到25个人，这完全不能满足希特勒和希姆莱的大规模屠杀的要求。据特别行动队官方报告，仅仅1941年9 月29日、30日这两天中，在乌克兰的首府基辅就“处决”了33771 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毒气囚车是不够的。
英国首席检察官哈特莱·肖克劳斯爵士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宣读过一个德国人的报告，此人曾亲眼看到乌克兰的一次规模较小的集体屠杀。法庭在宣读这份报告时，全场吓得鸦雀无声。报告是赫尔曼·格拉伯经过宣誓画押的供词，他曾任一家德国建筑公司乌克兰分公司的经理兼工程师。1942年10月5 日，他在乌克兰的杜布诺亲眼看到特别行动队的人员在乌克兰民团的配合下，在杀人坑旁杀人的情况。他报告说，这次共杀害了镇上的5000名犹太人。
……我的工头和我直接走向坑那边去。我听到从一个小土堆后面传来一连串的枪声。手中拿着马鞭子或狗鞭子的党卫队人员命令从卡车上下来的男人、妇女和大大小小的儿童脱下衣服。他们被迫把衣服放在指定地点，按鞋子、外衣、内衣分类放着。我看到的一堆鞋子大约有800 到1000双，还有一大堆一大堆内衣和衣服。
这些人脱下衣服，一声也不叫喊，也没有哭泣。他们一家一家地聚在一起，互相吻别，等待着另一个党卫队人员打手势。这个党卫队人员站在离坑不远的地方，手里也拿着一根鞭子。我在近坑处站了15分钟，没有听到一个人叫怨或恳求饶命……
一个银白头发的老太太抱着1 个周岁左右的孩子，唱歌给他听，还逗着他。孩子高兴得咯咯地笑着。孩子的父母噙着眼泪望着他们。父亲拉着一个约10岁的男孩子，温存地向他说话；孩子忍着满眶泪水。父亲又一手指着天空，一手抚着孩子的头，好像在给他解说些什么。
这时，站在坑边上的一个党卫队士兵向他的一个同志叫喊几声，那人便点出20来人，叫他们往土堆后面走去……我清楚地记得一个苗条的乌发姑娘从我身边走过时指着自己说：“23岁。”
我绕过土堆走去，发现前边有一处很大的坟场。尸体紧紧地挨在一起，一个压着一个，只有脑袋露在上边。差不多所有的人头上都有血，淌到肩膀上。有人还在动弹，有人举起膀子，转动着脑袋，表示自己还没有死。坑里已装满2/3 ，我估计里面有1000人了。我探寻放枪的人。那是一个党卫队人员，他坐在狭窄的坑头的边沿上，双脚悬到坑里，手里拿着一支冲锋枪，抽着香烟。
赤身露体的人们住坑里走下几步，从躺在坑里的人头上爬到这个党卫队人员指定的地方。他们躺在死人或受伤者的上边；有人还抚摩一下活着的［962 ］人，轻声跟他们说些什么。一会儿，我就听到一阵连续的枪声。再往坑里一看，有人抽搐着身子；有人把头枕在别人身上，动也不动了。血从他们的脖子上流下来。
又一批人已经走过来了。他们走进坑里，一排排躺在前一批死难者身上被枪杀。
就这样杀了一批又一批。第二天早晨，这个德国工程师又到刑场去看了一下。
我看到大约30个赤身露体的人躺在离坑不远的地方。有些人还活着……过后，这些还活着的犹太人被勒令把尸体拖到坑里。然后，他们自己也得躺到坑里，以便子弹从他们脖子上射进去……我在上帝面前起誓，说的全是实情。
在红军把德军逐出苏联领土以前，特别行动队到底屠杀了多少犹太人和俄国共产党干部（前者数字远远超过后者）？纽伦堡法庭一直没有统计出确实数字，但是我们从希姆莱的记载（虽然不完全对得起来）中可以得到一个粗略的概念。
奥仑道夫的Ｄ支队杀害了90000 人，还不如其他一些支队。例如在北方的Ａ支队于1942年1 月31日报告，它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白俄罗斯“处决了”229052名犹太人。Ａ支队队长弗朗兹·施塔勒克向希姆莱报告说，他在白俄罗斯遇到一些困难，因为“动手很晚，已是霜冻季节，使大规模行刑更加困难得多。但是，”他报告说，“到目前为止，已［在白俄罗斯］枪杀了41000 名犹太人。”施塔勒克后来在同年被苏联游击队杀死。他在报告中附了一纸相当详细的地图，上面标出在他指挥之下各地处死的人数——用棺材作为标志。地图表明，仅在立陶宛便屠杀了136421名犹太人；另有34000 人“因为需要他们劳动”，暂时不杀。报告宣布，犹太人较少的爱沙尼亚已“没有犹太人”了。
特别行动队的刽子手们在严冬暂停活动一段时候以后，到1942年夏天又忙得不可开交。到7 月1 日，在白俄罗斯已杀死55000 多犹太人。10月间，明斯克犹太人隔离区剩下来的16200 人在一天之内全被杀光。到了11月，希姆莱已经可以向希特勒报告，从8 月到10月底在俄国已杀死363211名犹太人，虽然为了博得嗜杀的元首的欢心，这个数字不免有些夸大。［963 ］据秘密警察的犹太处处长卡尔·艾克曼统计，特别行动队在东欧各国总共屠杀了200 万人，差不多全部是犹太人。但是这个数字几乎肯定是浮夸的；党卫队的头目对他们的屠杀成就总是十分得意，他们往往填报加了码的数字，以博得希姆莱和希特勒的欢心。这事说来有点奇怪，但事实确是如此。1943年3 月23日，希姆莱手下的统计专家理查德·科勒尔博士向他报告，住在俄国的633300名犹太人已经“重新安置”——这是对特别行动队的屠杀的一种委婉说法。令人惊异的是，这个数字与一些专家后来煞费苦心调查所得的结果正相吻合。加上战争最后两年中杀害的100000人，这个数字大概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准确数字。
以上这个数字虽然已经够大了，但是若与希姆莱的灭绝营在贯彻“最后解决”政策时杀害的人数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哩。
“最后解决”
1946年6 月晴朗的一天，纽伦堡的3 个美国检察官在提审时盘问党卫队大队长奥斯瓦德·波尔，被告曾担任的工作之一是负责纳粹集中营中的囚犯所从事劳动的工程。他在参加党卫队以前是海军军官，德国崩溃以后隐藏了一阵，直到一年以后，在1946年5 月才被逮捕归案，当时发现他乔装成雇工，在一个农场劳动。
波尔在回答一个问题时用了一个名词。纽伦堡的检察官们当时已忙碌了好几个月，研究几百万字的缴获文件，所以这个名词对他们已很熟悉。波尔当时说，有一个叫霍斯的同事被希姆莱派去搞“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
“那是个什么问题？”检察官问波尔。
“灭绝犹太人。”他回答道。
随着战事的进展，纳粹高级领导人的辞汇里和文件中日益频繁地使用这个名词。因为从表面上看这个名词好像并没有什么伤［964 ］天害理的意思，显然可以使他们免得彼此提醒对方真实含意而感到内疚，而且他们也许认为，如果犯罪的文件一旦泄露出去，这个名词多少可以掩饰一下他们的罪行。
绝大多数纳粹头子果然在纽伦堡受审时不承认他们了解这个名词的意思。戈林还争辩说，他从没有用过这个词儿。但是谎言不久就被揭穿了。法庭在审问这个肥胖的帝国元帅时，摆出他在1941年7 月31日给党卫队保安处处长海德里希的一项指令。他发布这项指令正是特别行动队在俄国兴致勃勃地执行灭绝任务的时候。
［戈林指示海德里希］现在我委任你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以便全面解决德国统治下的欧洲各地的犹太人问题……
我还责成你尽快给我草拟一份文件，说明……为了贯彻我们打算进行的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工作，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
海德里希十分清楚戈林所说最后解决一词的含意，因为早在快一年以前、占领波兰之后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他自己就曾用过这个名词。在那次会议上，他概述了“最后解决的第一步”，其中包括把犹太人全部集中到大城市里的犹太人隔离区，这样最后处理他们的命运就不费事了。
就其实际执行情况来看，“最后解决”是阿道夫·希特勒老早就盘算过并且在战争爆发以前公开谈论过的。1939年1 月30日，他在国会讲话时就说过：如果国际犹太金融家……再一次把各国推进世界大战的深渊，结果将是……整个欧洲各地的犹太民族全被消灭。
他说，这是一个预言，他后来在其他公开讲话中又一字不易地把这句话重复了5次。其实，把欧洲推进武装冲突深渊的并不是“国际犹太金融家”，而正是他自己，不过这个问题对希特勒来说，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现在已经爆发了世界大战，在这场战争中，他已征服了绝大多数欧洲犹太人居住的东欧广大地区，从而使他有机会执行他的“消灭”计划。到进攻俄国的战争开始时，他已经发布了必要的命令了。
纳粹高级领导人物所熟知的“元首关于最后解决的命令”，显然一直没有写成明文——至少在缴获的纳粹文件中没有找到一份［965 ］成文的东西。
种种迹象表明，这项命令很可能是希特勒口头上告诉戈林、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再由他们在1941年夏秋时候往下传达的。不少证人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说，他们“听到过”这个命令，但是谁都说未见过文件。后来，德国总理府长官、顽固不化的汉斯·拉麦斯出庭作证时，在被追问之下回答说：我知道元首有一项命令由戈林传达给海德里希……这项命令叫做“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
但是拉麦斯跟许多被告一样声称，他在纽伦堡听到盟国律师向他说明这个情况以前，真的不了解这项命令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1942年初，据海德里希的意见，应该是对“最后解决”的“各项根本问题”加以澄清的时候了，以便这项工作可以最后得到贯彻和结束。为此，海德里希于1942年1 月20日在柏林郊区风景美丽的汪西湖召集政府各部和党卫队保安处各机构的代表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的记录对后来纽伦堡的一些审判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尽管当时德军在俄国正受到挫折，纳粹官员仍然认为胜利已经在望，德国眼看就要统治包括英格兰、爱尔兰在内的整个欧洲了。因此，海德里希对参加会议的15名高级官员说，“在最后解决欧洲犹太人的问题的过程中，牵涉到的犹太人近1100万”。然后他就谈了各国犹太人的数字。在德国旧有版图上，只剩下131800名犹太人（1939年有25万人）。
他说，但是在俄国还有500 万犹太人，在乌克兰还有300 万，在波兰总督辖区还有225 万，在法国还有75万，在英国还有30多万。言外之意显然是要全部消灭这1100万犹太人。然后他又说明了如何来完成这项重大任务。
现在，在“最后解决”的过程中，必须把犹太人送往东方……作为劳动［966 ］力使用。把有劳动力的犹太人按性别分开，编队送到这些地区去筑路。许多人在这样的劳动中肯定会受到自然淘汰。
剩下来终于能活下来的人，由于无疑是具有最坚强的抵抗力的部分，必须受到相应处理。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应该认为这些经过自然淘汰而剩下来的人是犹太人可能东山再起的祸根。
换句话说，欧洲的犹太人首先将被送到被征服的东方，然后劳动到死，活下来的少数体格特别健强的人则干脆处死。至于原来就住在东方、已在德国统治之下的几百万犹太人，又该怎样处理呢？代表波兰总督辖区的国务秘书约瑟夫·贝勒博士提出了一项现成的处理方案。他说，波兰的犹太人将近250 万，这些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他们是“疾病的传染者，黑市的经营者，而且不适宜于劳动”。这250万人不产生送走的问题，他们原来就住在那里。
［贝勒博士最后说＇ 我只有一个要求：必须尽快解决我的领土上的犹太人问题。
这个老实的国务秘书，情不自禁地道出了上自希特勒的纳粹高级领导人的急躁心情。在这个时候，他们谁也不懂得几百万犹太人对德国将是多么有价值的奴隶劳工。实际上，直到1942年快到年底的时候，他们才明白过来，但为时已太晚了。早先他们只懂得一点：在修筑向东通往俄国的道路的工程中，使几百万犹太人劳累致死，得费不少时间。因此，早在这些不幸的人们累死之前——大多数人还根本没有被叫去参加劳动——希特勒和希姆莱便决定采用更迅速的办法来处置他们。
办法主要有两种。一种办法，我们在前边已经谈过，是在1941年夏天入侵俄国之初采用的。这就是特别行动队的执刑队大规模枪杀波兰和俄国的犹太人，死在他们手里的有75万人。
希姆莱于1943年10月4 日在波森对党卫队将领们作报告。当时他心中盘算的就是这个实现“最后解决”的方法。
……我要很坦率地跟你们谈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自己人中间必须谈得非常坦率，但是绝不要向别人公开……
我说的是……灭绝犹太民族……你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一定了解，当100 具、500具或1000具死尸躺在一起的时候，这事情意味着什么。一方面要坚持这样做，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自己成为正派人（除了由于人性弱点所造成的某些例外情况），这就是我们的艰苦所在。这是我国历史上从未写过、将来也不会再写的光荣的一页……
这个戴眼镜的党卫队领袖为了寻欢作乐，曾经要人枪杀包括妇女在内的100 名东方的犹太人给他看，当场却几乎晕倒过去；因此，他在看到党卫队军官们在灭绝营的毒气室中有效率地工作时，想必把这种杀人法看作德国历史上更加光荣的一页。因为正是在这些死亡营中，“最后解决”获得了最骇人听闻的成就。
灭绝营
纳粹设立的30多个主要集中营全都是死亡营，几百万囚徒挨饿受刑，死在这些集中营里。虽然集中营当局都有记录，每个集中营都有正式的死亡登记簿，但并不完整，而且在胜利的盟军逼近时，许多登记簿都被销毁了。毛特豪森集中营有一本死亡登记簿保存下来一部分，那上面记载着从1939年1 月到1945年4 月死亡了35318人。1942年底，对奴隶劳工的需要感到特别迫切时，希姆莱下令“务必降低”集中营中的死亡率。由于缺乏劳动力，他在办公室里接到下面这项报告时大不高兴：从1942年6 月到11月，收容在集中营里的136700名囚徒中，死亡者约70610 人，处决者9267人，“转移”
者27846 人。所谓“转移”就是送到毒气室的别名。这样，剩下来可以当劳工的人就没有多少了。
但是在实现“最后解决”方面，取得进展最大的正是在灭绝营中。最大的也是最出名的灭绝营是奥斯威辛，它有4 个大毒气室和附设的火葬场，处死和焚化的能力远比特莱勃林卡、贝尔赛克、锡比堡和切尔诺等其他集中营为高。它们都是在波兰境内。在里加、维尔纳、明斯克、考那斯和利沃夫附近，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灭绝营，它们与大的几个营有一点不同，就是用枪杀而不用毒气。
有一个时期，用何种毒气处死犹太人效率最高，在党卫队领导人之间曾有过不少竞争。速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在奥斯威辛。这个灭绝营在快要完蛋的时候，曾创造一天毒死6000人的新纪录。一度担任过该营长官的鲁道夫·霍斯本来是一个曾犯谋杀罪的罪犯。他在纽伦堡法庭上供述了他所使用的毒气是优越的。
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意味着彻底灭绝欧洲的全部犹太人。1941年6 月，我奉命在奥斯威辛建立灭绝设备。当时在波兰总督辖区已经有了其他3 个灭绝营：贝尔赛克、特莱勃林卡、瓦尔西克……
我访问特莱勃林卡，以便了解他们是怎样进行灭绝工作的。特莱勃林卡营长官告诉我，他在半年之中已经消灭了80000 人。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来自……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全部犹太人。
他用的是一氧化物的毒气，我认为他的办法效率并不十分高。因此，我在奥斯威辛建立灭绝营时，用的是一种结晶的氢氰酸叫“齐克隆Ｂ”。我们把这种药品从一个小洞投到死亡室里去，这样杀死死亡室里的人，约需3 分钟到15分钟，视天气情况而定。
我们知道里面的人是什么时候死的，因为他们一死就不再叫唤了。我们一般等待半个小时再把门打开，把尸体搬走。尸体搬走以后，我们的特别队人员就从尸体上取下戒指，挖出假牙上的金子。
我们还有一个地方也是比特莱勃林卡有改进的：我们建造的毒气室同时可容2000人，而特莱勃林卡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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