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女皇之路-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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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首宓淖诿砻�讳，立下誓言：必将扫平东夷，颁大唐正朔于海表！长风过海，豪情飞扬，刘仁轨严整军纪，辗转作战，所向无敌，杀死百济叛军万余人。这时倭军强力介入，派了二万七千人增援百济，双方在白江口相遇，爆发中日间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唐军四战皆捷，焚烧倭舟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赤。倭军指挥朴市田来津虽“仰天而誓，切齿而衅”，奋勇击杀，直至战死，但亦无力挽回战局。倭海军战败的消息传开，百济境内的倭国陆军也急忙撤回本国，并立即着手增强本国的防务，按日人的话说，“日本从此失去了向东亚大陆扩张的能力”。刘仁轨于是以检校熊津都督的身份与新罗歃血为盟，立誓互不相犯。

如果仅仅是这样，唐人有更多传奇式的胜利。刘仁轨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胜利之时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敏锐地察觉出唐军极盛下存在的危机——初唐时赖以创下无敌武功的府兵制已经开始衰落。刘仁轨在给高宗的上书中尖锐指出，往年朝廷募兵，百姓争着应募，希望能凭借军功取得富贵，甚至请求自备衣粮，随军出征，称为“义征”。然而自显庆五年之后吏治败坏，赏罚不公，政府办事效率低下，死者伤者也不能以前那样得到迅速有效的抚慰和安置，因此百姓争相逃亡，军队士气低落。刘仁轨是第一个指出府兵制和临时募兵制已经不能适应当时军事需要的人物，警告说长此下去，如果突然发生战争，唐朝将是没有兵备的国家，一蹴而倒的危　3ǔωω。ｃōｍ险是存在的。府兵制的衰亡是唐代的一件大事，论者多从均田制的破坏或者蛮族强盛单靠府兵已经不足以应付来谈论，然而从刘仁轨的上书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并非根源之所在，高宗时代土地兼并之风并未大起，民间仍有荒地可授田，武功更是处于鼎盛时期，是内政的败坏而导致了制度的废弛。在花团锦簇之下仍能发出这样的盛世危言，刘仁轨确有过人之处。当时唐军因长期战胜而兵骄将悍，军纪下降，苏定方灭西突厥时还比较检点，到了朝鲜半岛便十分残酷，纵兵劫掠，所过之处尸横遍野，十不存一。百济名将黑齿常之因此降而复叛，割据一方。刘仁轨招降黑齿常之，立桥铺路，抚慰黎民，实现了他的誓言：在海外颁布大唐正朔，修建李唐社稷。然后他训练士卒，以便配合唐军北伐高句丽。他的表现让高宗刮目相看，刘仁轨的官职一口气连升六级，实授带方州刺史（今朝鲜半岛的开城），镇守海东。不过更让刘仁轨高兴的消息可能还是老对头李义府的垮台，这个几次三番欲置自己于死地的权臣已失去了昔日的威风权柄，灰溜溜地离开了京城，朝中再不会有人算计作梗，刘仁轨的前途是可以预料的灿烂如锦。

一脚把李义府踢到偏远的帯�州，又让他的冤家对头青云直上，高宗总算出了一口恶气，心里很是舒坦。值得一提的是，李义府的妻子儿女和女婿都分别流放到不同的地方，存心让他们天各一方不能相见，这样的处置方式，不知道高宗是跟他狠心的太太学的，还是这两口子本来就同样的变态。

眼看着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宠臣落到如此下场，武后很不是滋味。不管怎么说，在天下人对她轻蔑谩骂的时候，李义府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立她为后的人呀。不过她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李义府的张狂和武后对他的纵容也不无关系，高宗不可能对她没有看法，低调处理是十分明智的做法。只有从她登基为帝后对李义府的不断追封和其妻儿加封中，我们才可以约略看出她对这位宠臣的追思之情。在这一心态的驱使下，李义府的儿子李湛得以提升为左羽林将军，掌握禁军。然而世易时移，人心已变，被武皇寄予厚望的李湛却成为李唐复国主义者，张柬之发动神龙宫变，他是主要策划者和参与者之一。女皇退位后被迁居上阳宫，也是由他监守看管。一代女皇最后竟沦为她宠臣之子的阶下囚，可谓一大讽刺。武则天一生精于计算，冷静决绝，凡事利益当头，决不容丝毫怜悯和温情，就是亲身子女当道也决不留情，唯有对于她最需要援手的时刻支持她的六位翊赞功臣还存有那么一点点的眷顾之心，没想到竟然导致了灭顶之灾，情感是政治家的坟墓，诚非虚言。

除了情感上的原因，李义府的去职对于初涉政坛的武后来说也是一重打击。原本她居于深宫之内，朝夕得见天颜，正可就近掌控，一旦李治发病，她还可以带行部分君权。李义府掌握中书出旨权，许敬宗掌握门下封驳权，旨意便可畅通无阻地顺利发布，现在随着李义府的倒台，便缺失了重要一环。可以想象武后沮丧的心情，然而面对这样的不利局面，她性格中的稳和忍占了上风，并没有大吵大闹和李治硬碰硬，而是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脱离是非圈，专心巩固自己的地位，等到李治火气过去，便开始在外朝物色代言人，以代替李义府掌控中书出旨权。

然而武后身居九重深宫，和外朝直接交往的机会并不多，她又没有外戚可以依靠，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代言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看来看去还是一个许敬宗了。许敬宗六十八岁才拜相，对来之不易的富贵珍惜得很，李治还是太子时便与他有师生之谊，对他并不反感，许敬宗得以知西台事（即中书省）掌握出旨权，并以太子少师的身份监控东宫。虽然长孙无忌之后，李治已不再任命同一个人出任中书和门下两省要职，但许敬宗身为两朝老臣，位高权重，说话极具分量，门下不敢轻易封驳，也算差强人意了，总比以前李义府总是到处给她惹事让她帮忙收拾烂摊子强。李义府的去职是武后向政坛发展后受到的第一次挫折，却反而激起了她的斗志，骄傲而不服输的强烈个性让她决心继续走下去，一点一点地重新构筑起自己的城池，然而即使聪明如她，也并没有想到，这一次的危机其实并没有过去，等待她的将是更为严峻的挑战。

龙朔二年，武皇后生下幼子旭伦，即后来的睿宗皇帝，年底即封为殷王。她希望把自己的几个孩子都安排妥当，只因皇子的地位越高，她的后位也就越稳固。孩子也是高宗的，一样疼爱备至，当然不会有什么异议，于是将次子沛王贤封为扬州大都督，周王显为并州大都督，就连襁褓中的殷王旭轮也遥领冀州大都督。麟德元年，又把三岁的旭轮封为单于大都护。年幼的旭轮问道：“孩儿早上去了晚上能回来吗？”高宗道：“去此二千里，回不来的。”旭轮听了便撒娇说：“我不能离开妈妈。”（不能去阿母。）可见武后当时在孩子的心目中甚是可亲，和之后女煞星的形象截然不同了。高宗当然不会让小孩子一个人离开父母前去荒凉无情的大漠，但听见旭轮这样稚气的回答，心是否也会不知不觉地柔软下来呢？武后通过这样的怀柔办法，无形中拉近了她和高宗的距离，这一年她已经41岁了，和高宗也算老夫老妻了。

从23岁她结识为先帝入侍药膳的高宗皇帝算起，10几年就这么过去了。流光逝水，华年不再，昔日任人生杀予夺的卑微的小才人，已经成为大唐帝国最尊贵的皇后，在华丽绝伦却处处浸染着暗红色血迹的后宫里，她一路厮杀过来，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只是女人的青春终是不会再回来了。或者她应该满足，因为她想得到的，都已经得到了。然而心依然会隐隐作痛，成功的代价总是如此高昂，纵然胜利在手，也依然满浸着苦涩。她是4位皇子的母亲，长子是大唐帝国的储君，然而仍然不能让她忘怀，她本来还有一个女儿，小公主——此时距离小公主之死，正好整整十年。

这个出生不久、尚未命名便已夭亡的女婴，是武后心底无法忘记的伤痛。正因为小公主刚刚出生便猝然离世，没有来得及给武后的生命增添任何一点不便，反而助她登上了至高无上的后位，那小小的婴儿，也就在母亲的心里定格为完美，并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粹炼成永恒。死在武后手里的亲人不止这一个，然而只有小公主，才可以独占母亲全部的温柔和悔恨。这年三月，她为小公主举行了隆重的迁葬仪式，由禁中的德业寺迁葬朱雀门东的崇敬寺，——为了照顾高宗的病情，从去年起武后已和高宗一起移居东内，难道留小公主孤零零地一个人留居西内吗？于是正式追封为安定公主，谥为思。按照谥法，追悔前过曰思，这个神秘的谥号，寄托了母亲怎样的情怀，局外人虽无从得知，但从所用礼仪尊贵如亲王之制来看，不难感受到皇后的思女之情。《旧唐书》略略记了一笔：
丁卯，长女追封安定公主，谥曰思，其卤簿鼓吹及供葬所须，并如亲王之制，于德业寺迁于崇敬寺。

这里专门提到是长女，大约当时已有次女，就是大名鼎鼎的太平公主。史书上没有明载太平公主的出生年月，她于永隆二年（公元681年）嫁给薛绍，至少已至14、15岁的婚龄。武后龙朔二年生殷王旭伦，那么一两年后的麟德元年生下太平公主是很有可能的。失去一个女儿，又得回一个女儿，事情能这样结束，本来也算圆满。但武后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安葬了安定公主并不能让她得到安定，她开始结交一个叫郭行真的道士，频繁地带他出入禁中，设坛作法，此事被宦官王伏胜告发，罪名恐怖得让人心惊肉跳——厌胜！

厌胜属于十恶不赦的重罪，再硬的后台这顶帽子压下来也必死无疑，王皇后便是因为这个罪名而丢了后位，武后岂能不知！然而就算是别人诬告，把一个道士招进宫内作法也极易受人以柄，武后性格刚强，意志坚毅如铁石，可以想象，如果不是遇到用现实手段无法解决无法排遣的困扰，她绝不会出此下策，乞灵于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以当时武后后位的稳固，有什么事情能让她不堪承受冒此奇险呢？台湾学者雷家骥认为，武后厌胜的对象不可能是高宗，只因当时武后的权柄，全都来自……于高宗，武后绝不会笨到自己撕毁长期饭票，雷先生认为武后可能是出于和王皇后同样的原因，嫉妒自己的情敌，也就是她的姐姐和侄女。

武后的姐姐韩国夫人，一直和高宗有染，本来以武后的雷霆手段，是不可能和任何一个人分享丈夫的，可是姐姐毕竟是姐姐。曾经一起相依为命受过异母兄弟的薄待，情份毕竟有点不同。韩国夫人的丈夫贺兰越石，也算出身“鼎族公门”，初唐时收复江南战功显赫的河间王李孝恭，也把一个女儿嫁到了贺兰家。贺兰越石早死，给俏丽风流的寡妇韩国夫人留下了一对漂亮得出奇的儿女。儿子贺兰敏之成为长安城出名的美少年，女儿贺兰氏也有倾国的容颜，史载“有国色”。风流寡妇经常带着她的女儿出入宫苑私会高宗，次数勤了，高宗的眼睛就自然而然地从母亲身上转到了她身边亭亭玉立的少女。于是胃口很好地一并笑纳，封小侄女兼小情人为魏国夫人。武后不想表现得像一个妒妇，不过韩国夫人不久就消失了，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死的，史书上查不到具体的记载，民间一直流传是被武后毒死的，但很难得到证实。唯一可以知道的是魏国夫人对于武后的确存有敌意。高宗对于这个小情人大概真的动了心，打算将她正式纳为嫔妃，而且直接名列九嫔之一，只是碍于魏国夫人毕竟是皇后的外甥女，高宗还在犹豫如何开口。武后对于这个外甥女甚为内忌，雷先生认为这可能就是她请道士入宫厌胜的原因，

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贺兰氏虽然年轻貌美，但争宠手段跟武后相比简直不是一个级别的，何况武后现在是母仪天下的正宫皇后，要对付魏国夫人还不是小菜一碟，何必冒险行此厌胜之术？需要道士做法才能安心，又是发生在安定公主迁葬后不久，很有可能是王皇后和萧淑妃的鬼魂为厉让她难以心安吧！说来道士郭行真高宗也认识，此人号为“东岳先生”，门生弟子遍天下，颇有名气。显庆年间高宗和武后恩爱正浓的时候，曾经派郭行真代表皇帝皇后赴泰山祭祀，为帝后二人行道祈福，并立了一块双石并立如鸳鸯并栖的异形石碑，便是流传至今的泰山鸳鸯碑了。麟德元年，他还挂着朝散大夫骑都尉的散职，供职于东宫，不时为体弱多病的太子弘合药诊病。因此郭行真出入禁中并非不可原谅，不过此一时，彼一时，高宗新欢在侧，又因李义府等事对武后颇有不满，接到王伏胜的密报之后，勃然大怒，立刻传召宰相上官仪入宫商议，商议的结果，竟是要废后！

（本节未完待续）

＇1＇《临川郡长公主墓志铭》

＇2＇《全唐文*大帝遗诏》

＇3＇《新唐书*窦德玄传》：
德玄始为高祖丞相府千牛，历太宗时不甚显，高宗以旧臣，自殿中少监为御史大夫，岁中迁司元太常伯。时帝又以源直心为奉常正卿，刘祥道为司刑太常伯，上官仪为西台侍极，郝处俊为太子左中护，凡十余人，皆帝自择，以示宰相李勣等，皆顿首谢。

＇4＇　《旧唐书*李义府传》：
帝颇知其罪失，从容诫义府云：「闻卿兒子、女婿皆不谨慎，多作罪过，我亦为卿掩覆，未即公言，卿可诫勖，勿令如此。」义府勃然变色，腮颈俱起，徐曰：「谁向陛下道此？」上曰：「但我言如是，何须问我所从得耶！」义府睆然，殊不引咎，缓步而去。（注：睆然，指微笑的样子。）

＇5＇《资治通鉴》卷201乾封元年：
初，仁轨为给事中，按毕正义事，李义府怨之，出为青州刺史。会讨百济，仁轨当浮海运粮，时未可行，义府督之，遭风失船，丁夫溺死甚众，命监察御史袁异式往鞫之。义府谓异式曰：“君能办事，勿忧无官。”异式至，谓仁轨曰：“君与朝廷何人为仇，宜早自为计。”仁轨曰：“仁轨当官不职，国有常刑，公以法毙之，无所逃命。若使遽自引决以快仇人，窃所未甘！”乃具狱以闻。异式将行，仍自掣其锁。狱上，义府言于上曰：“不斩仁轨，无以谢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风暴起，非人力所及。”上乃命除名，以白衣从军自效。义府又讽刘仁愿使害之，仁愿不忍杀。

麟德元年的废后事件，历来多认为是武后揽权过盛，引发高宗不满之故。“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通鉴）因此产生废后之念，王伏胜的告发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线而已。上官仪按照高宗之意拟旨，不想被武后探知赶过来一闹，高宗为了哄老婆开心便把忠心的臣子卖掉，让上官仪做了替罪羔羊。然而遍查史籍，之前并没有武后专权弄威压制高宗的记载，故近来颇有人质疑此事，认为可能的确是上官仪在弄鬼。《旧唐书》出于一贯为尊者讳的原因不载废后事，只说上官仪被许敬宗构陷杀头。而《新唐书》和通鉴皆明载是上官仪主动请求废后：

上大怒，密召西召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议之。仪因言：“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上意亦以为然，即命仪草诏。

此为通鉴麟德元年条，新唐书记载与之类似，此说当源自于唐人笔记《大唐新语》，普遍被认为可信性极高。但二者均未言及高宗招上官仪入宫时即有废后意，而厌胜之说也颇为蹊跷，如前所述，以武后当时的地位实在没有必要诅咒哪个人，可能只是心理困扰而已，从上官仪的言语中也可以看出高宗不满的真正原因是“皇后专恣”，那么厌胜很可能就是如王皇后被废那种莫须有的罪名了。而告发武后的宦官王伏胜和上官仪也的确是旧识，他们都曾供职于武后的政敌废太子忠。

《武则天评传》的作者赵文润在列出种种疑点之后，认为高宗和武后虽有矛盾，但只属于夫妻之间的不满或者摩擦，真正希望废后的正是宰相上官仪。他自龙朔二年拜相，颇受高宗器重，为人“恃才任势”，当宰相一年多的工夫，就形成了“独持国政”的局面。上官仪如果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势必要搞倒老臣许敬宗，而许敬宗的强硬后台就是武后了。赵文润认为，麟德元年的废后事件正是上官仪机关算尽却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结果。是耶非耶，那就有必要了解一下上官仪的背景和为人了。

上官仪是唐代宰相中颇值得一提的人物，不在于他的政绩，而在于他的典型性。从上官仪开始，唐代宰相温文风雅的士大夫气质开始成形，贞观时期只重实效的实干性人才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唐代步入仕途可以通过门荫和科举，经过初唐几位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科举出士已然成为举世所重的潮流，未有科举功名纵然得以拜相终为不美。上官仪便是科举初立时选拔出来的精英人物，善属文工书，文采比起许敬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五言诗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一席之地，其词绮错婉媚，号称“上官体”。唐代取士颇重视品貌风度，并非单指相貌，而是指举止的优雅和处世的风范。上官仪的风度，据说是可以用清逸如鹤，飘然若仙来形容的。时天下承平，上官仪贵为当朝宰相，百官之首，曾凌晨入朝，巡洛水堤，即兴朗吟一首《入朝洛堤步月》：“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诗风雍容雅淡，音韵清朗，以洛水脉脉暗示皇帝对自己的信任，以鹊飞报喜见出天下太平景象，流露出自己承恩得意的神气和执政治世的气魄。熹微的晨光中但见上官仪衣袂飘飘，眉目疏朗，直如天上谪仙，正欲乘风归去。一众同僚都看得呆了，“望之如神仙焉”。＇6＇　从日后倾倒朝野的才女上官婉儿身上，依稀可以想见上官仪当年的风姿。可以称为文学青年的李治（现在应该是文学中年），对于这样的人物没有丝毫的抵抗力，亲自将他提拔为西台侍极，一路青云直上而拜相，更特许他可以随意出入宫禁，专掌诰命，这是继许敬宗之后唯一一位享此殊荣的大臣。从履历上看，上官仪可谓高宗的心腹大臣，从性格上看，也是典型的文人性格，颇恃才任势，为当代所嫉，并不像是心机深沉的老江湖。为相仅一年多时间，说他竟会大胆到设局陷害武后，有些不可思议。高宗的性格，本有冲动的一面，前番欲亲征高句丽便是明证，他和武后老夫老妻多年，已经失去新鲜感，武后自己恐怕也觉得地位稳固，对他不象以前那么恭敬，有时候醉心政事，插手太多，难免让高宗感觉不快。天长日久，积怨渐深，突然爆发出来，便有废后之意。上官仪当然求之不得，当即附和上意，“皇后专恣”云云，乘机反映舆论，批评武后。高宗心意于是越发坚定，便令上官仪草诏。不过按照唐律，就算庶民出妻，也需身犯“七出”之条，何况皇后的废立。武后当时并没有犯嫉妒、无子等过失，至少没有被人抓住把柄的过失，所以就把招道士入宫算成厌胜，以此作为废后的借口吧。

这样的关键时刻，武后组织的后宫情报网再一次救了她的命。她曾经收买王皇后和萧淑妃身边的人，为夺后大计收集信息，看来在高宗身边也没少安排人手，《新唐书》用“左右奔告后”来说明告密者的高效迅捷。武后果然不是寻常女流，面对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她没有浪费太多的时间犹豫考虑便作出了最正确的选择，立刻亲自去见高宗。废后的诏书还在书桌上，还没有送到中书省，后面是那个男人呆若木鸡的脸。

如果武后遇到的是另外一种性格的男人，事情可能完全不是这样的结局，就算本来没有下定决心的都有可能为了维护帝王尊严而废后，但她遇到的是高宗。满腔的怒火在皇后的涕泣申诉面前烟消云散，毕竟是为他生儿育女的女人，太子的生母，小儿女还在呀呀学语，于心何忍？何况，到底又有什么大不了的理由呢？就算她曾经纵容过李义府让自己难堪了，但毕竟也没有二话的贬黜了这位宠臣。为了一点点小事和若干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就要废皇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太子之位不保，国本动摇，牵涉实在太大了。

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仪教我。」后由是深恶仪。——《新唐书*上官仪传》

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却抛出了上官仪作为平息娇妻怒气的替罪羊。当场被天子出卖的上官仪失魂落魄地走出宫门的时候，已经预料到厄运正向自己悄然迫临。所谓的君恩如海，圣眷正浓，原来不过是笑话一场。料峭春风吹酒醒，只剩彻心彻骨的寒。

武后的报复很快来临，不久，许敬宗希旨上表，以上官仪、王伏胜曾事废太子忠为由，指三人暗中勾结谋逆作乱，按律处斩。废太子忠原为王皇后的养子，被废时只有14岁，改封梁王，渐渐长大，知道的事情越多，恐惧越深入骨髓。常常换上女人的衣服，睡觉经常换地方，以防备刺客，有做梦必定占卜测试吉凶，让法师做法驱吉避凶等等。这样因恐惧心理而表现出来的异常行为，很容易落人口实，光是私交妖人，已是死罪。显庆五年高宗和武后游山玩水回来后不久，便有一位服侍李忠的妇人阿刘，专程前来告密，调查后属实，于是被废为庶人，监禁于黔州。这里是贞观朝废太子承乾病故的地方，也是长孙无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