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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女皇之路-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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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
第九章 天后临朝
后为坤德，统率六宫，母仪天下，是世间女子的典范，也是李氏大家族的主妇。李唐皇族人丁兴旺，在中国大一统王朝中都是比较突出的，二十一帝中没有一个儿皇帝，也没有一个皇帝绝嗣。就连中风偏瘫的唐顺宗，依靠做太子时的辛勤播种耕耘，也有23个儿子的骄人战绩。除了性取向正确之外，大约应归功于高祖李渊的遗传基因优良吧。老当益壮的李渊，入长安后短短五六年就增添了20多位小王子和小公主，可见身体素质之佳。李世民在生儿子方面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赶不上老爸，但也有14位皇子和21位公主。相比之下李治就很可怜了，只有8子3女，从2位数缩减到了1位数，最小的孩子是武后所出的太平公主。看来武后不能生育之后，高宗便失去了增添子女的机会，不知道武后的《内训》是不是专门写给她老公看的？笑。以下介绍一下高宗子女的情况：
1、 长子燕王忠，后宫刘氏所生，被王皇后收为养子，一度立为太子，因上官仪事件被控谋反诛杀。
2、 次子原王孝，后宫郑氏所生，麟德元年病逝。
3、 泽王上金，高宗第三子，生母为后宫杨氏。
4、 义阳公主，萧淑妃长女。
5、 郇王素节，高宗第四子，萧淑妃所出。
6、 宣城公主，萧淑妃次女。
7、 太子弘，武后长子。
8、 安定公主，武后长女，出生不久暴亡。
9、 沛王贤，武后次子，即后来的章怀太子。
10、 周王显，武后第三子，即后来的中宗皇帝。
11、 殷王旭伦，武后第四子，即后来的睿宗旦。
12、 太平公主，武后次女。
这样至乾封元年泰山封禅之际，高宗的庶出子女只剩下上金、素节两位皇子和萧淑妃的两个女儿。其中义阳、宣城两位公主，因为母亲获罪的缘故，一直幽禁在掖庭。上金和素节也离开京师，外放为刺史，相当于一种变相的贬黜。如素节在武后未进宫前本是最为受宠的皇子，被封为雍州牧，京畿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易后易储之后，以他的敏感身份不适合再担任这样的职务，雍州牧由武后次子李贤接任，素节外放为刺史。二圣封禅之后，皇帝突然下诏，说素节身体有病，今后不必进京朝见。素节其实没病，当然知道事出有因，但也无可奈何，父子之间渐行渐远，已成必然之势。相比之下，武后的长子弘被立为太子，贤为雍州牧，遥领扬州大都督，显为并州大都督，殷王旭轮刚出生几个月都被封为冀州大都督，单于大都护。两位庶出皇子的处境也就相形见绌了。唐代的中央集权比汉代又有加强，藩王没有什么政治地位可言，武后把他们排挤出京，只是不希望他们接近高宗，施加影响。除此之外，二圣期间的武后基本上仍然维持着嫡母的风范，并没有明显的迫害举动，还曾以慈母的姿态，在燕王忠被废为庶人时挽救过他的性命。最让武后头疼的反而是她的亲身儿子——太子弘。
太子弘应该是个面色苍白的近乎病态的少年，身体孱弱颇似多病的父皇，性格却倔强刚毅自信甚至自负，似足他的母亲。作为大唐帝国的储君，弘8岁便离开父母，单独住进东宫，由专门的老臣名儒教导辅佐。高宗对他寄望甚殷，急于培养他尽快接班，曾特赐《政典》交太子阅读，又多次令他监国听政，以积累治国经验，提高他的威望。刚开始太子年幼，又有许敬宗出任太子少师，对于武后还没有多大妨碍。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太子弘渐渐长大，越来越有主见，他和母亲的分歧也渐渐显露出来。说来武后当日不择手段地争取后位，也有为弘谋夺太子之位，不至于像庶子那般受人欺凌之意。这样母鸡护雏般的为弘营造出一个没有风雨侵袭没有任何阴暗面的温室，却让弘走上了和母亲完全相反的道路。在象牙塔中长大的少年的弘，深受儒家经典的熏陶，有很强的正义感和正统观，感情纤细敏感，富于理想和梦幻。一件事情颇可说明太子弘的性格：他童年时读《春秋》，读到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大为吃惊：“圣人垂训，怎么会把这样的事情写上去？”老师耐心地说：“孔子作《春秋》，善恶必书，正是为了褒扬善行，贬斥恶行呀。”然而弘仍然不能接受，“纵然如此，这种事情我总不乐意听，换一本书吧。”世界在弘的眼里，就是这样清晰纯粹得近乎透明。武后对这个儿子，原本也极为宠溺，她编写的武则天系列丛书，也都要赐一本给太子阅读，教导他怎么做个孝子仁君。然而弘真的向这条路上走去，按照书中教育的价值观去判断，却又不能容忍母亲牡鸡司晨的举动和略显霸道的作风了。
弘24岁便已去世，史书上记载他的政见并不多，大致有以下几条：其一是废太子忠因谋反罪被杀，弘不忍心见大哥暴尸，奏请为其收葬。其二是奏请高宗废除将逃兵妻子没官为奴的法令。咸亨年间关中饥馑，弘见到士卒的粮食里有草籽，立刻吩咐人把自己仓库里的米分给士卒，又奏请以同州沙苑分给贫民耕种。从各方面看，弘的一举一动都注意符合儒家伦理中的仁君形象，受到时人的一致称赞。高宗对这位接班人也极为满意，称弘仁孝睿智，宾礼大臣，未尝有过。但完全以儒家伦理培养出来的弘，对于母亲垂帘听政这样公然挑战儒家三纲五常伦理秩序的举动，当然是大有意见了。弘早习政治，极有主见，自幼年起就确定的储君身份，也让他赢得了大批支持者。高宗的身体虽然没有起色，但对于权力转移仍然敏感，一方面又是声誉日隆、羽翼渐丰的太子，武后向权力中枢渗透的过程，漫长而又痛苦。
（本节未完待续）
辅政之初，武后仍然事事以高宗为重，实行紧跟政策。高宗倡导以孝治天下，武后便提议僧尼道士都得参拜父母，给足高宗面子。李唐崇道，抓了老子来做先祖，武后便手抄《道德经》以示虔诚，还经常组织《道德经》理论学习研讨班之类的，给丈夫抬轿子吹喇叭很下了些功夫，摆弄得高宗很是舒坦，觉得老婆大人真是深明事理，有这么一个帮手还真不错。顺便说一下，曾有人说武后信仰佛教，还真没看出来。大抵是让和尚念经，请道士捉鬼，怎么有用怎么来。要说武后真有什么虔诚的信仰，那就是实用主义吧！宗教在中国向来都处于为现实服务的位置上。高宗后期，世风渐趋奢靡，特别是女服，花样日日翻新，崇尚靡丽，风气豪纵，女裙至少得用六幅布，所谓“裙拖六幅湘江水”，华丽的则要七幅到八幅。惹得男士们很是不满，觉得这些女人真是太过分了，一条裙子费时费布，下摆拖那么长那么宽，当扫把呀。皇帝亲自下诏，提倡节俭，武后立刻响应，特地着七破间裙以示人。破是指褶皱，褶皱越多越费布。皇后的裙子一般是１３个褶，武后为了表示支持高宗还淳返朴的提议，便自己带头只穿7个褶的裙子。这道诏书在《唐大诏令》中有收录：
朕思还淳返朴，示天下以质素。如闻游手堕业，此类极多。时稍不丰，便致饥馑。其异色绫锦，并花闲裙衣等，靡费既广，俱害女工。天后我之匹敌，常著七破间裙，岂不知更有靡丽服饰，务遵节俭也。其紫服赤衣，闾阎公然服用，兼商贾富人，厚葬越礼，卿可严加捉搦，勿使更然。——《唐大诏令*令雍州长史李义元禁僣侈诏》
其中“天后我之匹敌，常著七破间裙，岂不知更有靡丽服饰，务遵节俭也。”等句，很有点“大海航行靠舵手，葵花跟着太阳走”的意思，显示出高宗对武后的带头支持之举，深感满意。不过，武后并不满足于只做一个讨好献媚的高级秘书和办事员，而是抓紧一切机会扩充自己的影响，培植私人势力。这一过程，既与高宗的身体健康有直接关系，又受制于政局的演变程度。
经过大唐三代领导人的努力，唐帝国律令完善，社会稳定，疆域空前辽阔。继苏定方灭亡百济、刘仁轨大败倭人之后，八十岁的老将李绩于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攻克平壤，高句丽完全灭亡，唐代的疆域至此达到了极盛。高句丽倔强异常，屡次挑衅中原，终于在高宗手中荡平，自然不免又歌舞升平、庆贺一番。然而表面上的盛极一时下潜伏着种种危机，未能引起在上者的警觉，导致不久后国势出现逆转。
1、 府兵制的崩溃。
因府兵待遇下降，士兵逃亡不断，军队士气低落。在刘仁轨带兵经略百济之时便已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惜乎未能引起高宗的重视。之后府兵逃亡现象更加普遍，朝廷被迫颁布严令，逃往军士的家眷将作为罪犯没入宫中，可见情况的严重性。仁孝的太子弘曾以该规定太过严苛为由表请皇帝废除。
2、 军纪涣散，吏治松弛。
太宗时代很重视对于军纪的维护和对被征服民族的怀柔，侯君集立下灭高昌这样的大功，也曾因为纵兵劫掠而入狱。及至高宗时代，唐军被对外征服中的长胜战绩冲昏头脑，朝廷也重才胜过重德，只要打了胜仗，一切好商量。在这样风气的影响下，原本持身甚正的苏定方到了辽东战场上也象换了个人，百济破时，白骨盈野，十不存一，令刘仁轨对他颇有不满。
3、 重征服而轻治理，对占领区经营不够。
高宗时主要继承了太宗时代的对外政策，绝少派兵长期在外戍边，只是依靠强大的国力威慑四夷。太宗鉴于初唐时人丁凋零、国力未复，不愿在边事上花费太多，但对于高昌这样地理位置重要的降国仍然采用置为州县直接管理的方式。高宗朝大多采取羁縻的方式，高宗大约存了与父亲一较长短的形式，一味开疆拓土，边将神勇，却不在乎挑选持重老成的边官，帝国疆域在短时间内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大，相应的治理和经营并未跟上，加之没有军队长期驻扎，一旦事变很容易导致当地民族的反叛。
苏定方、李绩等名将的相继谢世，军队也面临新老换届的情况。为唐军长胜不败战绩所遮掩的这种种危机，并未得到妥善解决，终于在大非川唐蕃之战后浮出台面，动摇了不可一世的唐帝国。
吐蕃位于唐帝国的西陲，几乎与大唐同时进入强盛期，在唐帝国东征西讨建立起东亚霸权的时候，吐蕃也征象雄，定南疆，在青藏高原上建立起统一而强盛的吐蕃王朝。太宗时代唐蕃以友好为主，有文成公主入藏，及藏王派兵助唐使王玄策平中天竺等事。然藏王松赞干布去世后，大相禄东赞独揽大权，颇思以对外征服的辉煌战绩来巩固该家族在吐蕃的地位。大唐袭灭西突厥时，有意染指西域的吐蕃就截击过大唐军队，不料被苏定方一千破八万，吃了个大亏，从此老实了好几年。＇1＇ 之后唐致力于经营东北，辽东成为主战场，吐蕃便于吐谷浑争夺青海地区的霸权，双方都遣使向唐求援，指责对方的不是。因当时吐蕃和吐谷浑都算唐的盟国，对吐蕃的实力认识不清，高宗采取了两不相帮的政策，导致吐谷浑迅速被吐蕃攻灭，尽有其土地人口，吐蕃的实力得到极大增长，进一步挥师西域。吐谷浑这个缓冲地带既不存在，唐蕃的矛盾立刻尖锐起来。咸亨元年（公元670年），高宗诏令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郭待封为副，率众十余万讨伐吐蕃，助吐谷浑复国，另一方面也是以围魏救赵的战略，迫使吐蕃撤回了在西域的主力部队。唐军由海拔2300米左右的位于河湟谷地的鄯州出发，深入吐蕃腹地青藏高原已觉气息不畅，薛仁贵决定在大非川分兵，自己率领主力部队，副将郭待封率领辎重部队。原作战计划是辎重部队在大非岭上设栅固守，主力部队倍道疾进。薛仁贵到达河口时击破吐蕃，然后回撤到乌海城，然而郭待封在主力部队出发后并没有在大非岭建立阵地，而是继续前进，刚到乌海地区就被伏击的吐蕃军队击溃，辎重军粮全部损失，薛仁贵只好撤退，在大非川遭到吐蕃军队毁灭性打击。此战虽然名为“大非川战役”，实际上胜败决于乌海。乌海（托索湖）为青藏高原上的交通要道，海拔在4000米左右。大非川一战的失败长期认为是郭侍封自恃为名将之后，不服薛仁贵的调遣所致，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唐军真正的失利原因是青藏高原的高峻地势带来的的高原反应。薛仁贵率领的主力部队由海拔2300米的鄯州快速上升至海拔4000米以上的乌海，仍然进行急行军“轻锐倍道”； 及至辎重全失，遭遇吐蕃大军，本已身处死地，不得不拼力一击的关头，部队却被高原反应折磨得疲惫不堪，丧失战斗力，无力出击。高宗事后责备薛仁贵说：“有人云卿乌海城下自不击贼，致使失利，朕所恨者，唯此事耳。（注：《旧唐书》卷83《薛仁贵传》）”，即是指此了。
大非川一战，破除了唐军天下无敌不可战胜的神话，吐蕃由此信心爆棚，多次与唐在西域和剑南道展开争夺，由此揭开了长达百年的唐蕃战争的帷幕。虽然终高宗之世，有娄师德、黑齿常之在剑南道屯田镇守，西域又受制于裴行俭和王方翼，吐蕃并未占到半点便宜，然而由此引发的全局震荡却是不可估量的。首先是东、西突厥密谋复国，高宗时代在西域并未长期驻军，在突厥贵族的煽动下，安西四镇屡屡陷落，先后有裴行俭三定西域之事。东北由于唐军在辽东战场杀戮颇重，新罗王乘势挑拨高句丽和百济民众叛乱，驱逐唐军，安东都护府被迫迁往辽东。高宗大怒，命刘仁轨率军出击新罗，新罗大败，急忙遣使谢罪，但并不因此放弃收复高句丽和百济故地的企图。基本上唐军一到新罗便谢罪，唐军一退又开始蚕食辽东，颇有点敌进我退、敌疲我打的不屈不挠，原本和大唐之间隔了新罗、属于飞地的百济故地，终于被新罗完全吞并。但最麻烦的还是吐蕃，大非川之战后，唐廷还是没有放弃在青藏高原上与吐蕃角逐的努力，结果仪凤三年再败于青海湖。此战之后，唐终于意识到吐蕃是无法消灭的，在剑南和西域等低海拔地区的胜利，并不能让唐军越过乌海、河源威胁吐蕃腹地，从而决定了唐蕃战争中唐只能采取守势，而吐蕃却可以纵横驰骋在青藏高原之上。乌海至河源海拔均在4200米以上，背后便是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的巴颜喀拉山脉，堪称吐蕃中部的“安全门”，这是严酷的大自然设置在唐军面前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唐朝君臣对此十分无奈，青海战役结束后，高宗曾经问策于群臣，普遍的看法是“攻之则兵威未足，镇之则国力有余，宜抚养士卒，守御边境。”＇2＇ 而在此献策高宗的魏元忠、以及唐蕃战争中表现出色的娄师德和黑齿常之等人，日后成为了武周的名臣骁将。
边疆告急促使高宗把主要注意力放到了对外事务上，裴行俭、刘仁轨等人纷纷受诏出征，武后抓紧这个好机会大肆揽权，实力又有增长。她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朝中无人的困乏，许敬宗已经年老，除他之外众宰相无一是武后心腹。如无高官支持，武后空有“二圣”之名和参政议政之权也难以全盘掌控政局。急于用人的武后遂打破官员须凭考试进阶的制度，“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阶”＇3＇，开创了泛阶的局面。按照大唐制度，由六品跳升五品是仕途的一道重要关口，由四品跳升三品又是另一道关口。入三品都是以恩旧特拜，入五品则需经过考试，按成绩叙进。就连升散阶从五品也要奏报皇帝，取其进止。泛阶一开，五品、三品高官再也没有从前那么尊贵了，整个官僚队伍中补充进来大批的“寒门”之士，改变着先前的高门勋贵结构。此举对唐帝国来说有利也有弊，一方面大批寒士的上位促进了士庶合流，扩大了统治基础，可算广聚贤才，另一方面官僚队伍的急剧扩充，也不免有选官过滥的弊端。昔日太宗皇帝为纠正隋末弊政，大规模精简官吏，淘汰庸员，定制官品文武共643员，规定数额之外“超编”官员一名者，主管官员要杖刑一百，超出十名要受两年徒刑。严格的选官制度现被打破，及至高宗晚年，朝廷穿绯服的四品官几乎满朝都是，可见其泛滥。不过此举对于武后个人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成百上千的人因这一政策而受惠，得以享受高官厚禄，自然对武后感恩戴德。在收买人心方面，武后赢了漂亮的一仗。
只是这些力量还没有转化为助力之前，许敬宗已经因年老而退休了，武后顿时面临唱独角戏的尴尬局面。咸亨元年，天下大旱，关中饥馑，朝廷不得不下诏任由百姓往各州逐食，并宣布政府班子东幸洛阳，解决吃饭问题。陪随同行的武后之母杨氏已有92岁高龄，病逝于途中。久旱失雨，黎民受困，原本不满武后参政的各政治势力乘机发难，直指在上者失德，致遭天谴。武后权衡利弊，遂上书高宗，引咎在己，主动要求高宗废除自己的后位。这是心灰意懒，还是以退为进？在进退维谷的矛盾和内心的隐隐作痛中，武后把抉择的权力交给了高宗。
（本节未完待续）
＇1＇ 敦煌出土的吐蕃文《编年史》第十条：至羊年（高宗显庆四年，659年），赞普驻于乍之鹿园。大论东赞驻吐谷浑。达延莽布支于乌海东如与唐廷苏定方交战，达延战死，且以八万败于一千。
＇2＇ 于赓哲：疾病与唐蕃战争，《历史研究》2004年/05。
＇3＇《资治通鉴》第二百零一卷：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阶。先是阶无泛加，皆以劳考叙进，至五品三品，仍奏取进止，至是始有泛阶；比及末年，服绯者满朝矣。
古中国向来有天象以应人事的说法，“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一旦有地震、蝗灾等天灾，负责辅佐天子、总领百官的宰相常会引咎辞职，永徽年间长孙无忌便曾经以久旱提出避位以禳灾。不过这种辞职一般都会被驳回，皇帝还往往主动承担责任，说：“此朕之寡德，非宰相之咎”、“阴阳乖爽，事属在予”等等，以示负责。武后此番主动要求避位，一则说明她的权势确有增长，没有人会要求一位无权无势的后妃为国事负责。二则也反映出她当时的地位并不稳固，当武后升位太后大权在手之后，不要说是私下议论，就算不识趣的儒生上书直谏要求太后还政皇帝，那也是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绝不会有迫于压力归政之说。说来武后雄飞既久，岂甘雌伏？此举确有不得已之处。她虽有“二圣”的尊号，但一直未能建立起自己的私人领导班子。昔日六位翊赞功臣，许敬宗老病退休，李义府、崔义玄等亡故，依靠构陷裴行俭、逼杀长孙无忌上台的袁公瑜给一贬再贬，现在冤家对头裴行俭手下当差，真是十年风水轮流转。平心而论，和历代弄权的后妃比起来，武后参政之初行动内敛小心得多，单是做了二十年多年的皇后，还没有一名外戚掌握朝中实权便少有人能及。这固然让她获得了高宗的信任，能够走得更为长远，但始终势单力孤，一切权力均来自……于皇帝。高宗的身体已经相当衰弱，需要借助武后来处理朝政，但对武后权势的增长仍存戒心，既要用她，又要防她，关系微妙，态度暧昧。如今太子羽翼已成，事事自有主张，不再需要这个母亲来指手画脚，如果高宗再不明确表态，她作为皇后又有什么理由继续参与朝政？又有什么资本继续停留在竞技场上？
此外，母亲杨氏的死也给了她不小的打击。武后一生受杨氏影响甚大，爱好文史不喜针线的习惯，睚眦必报心狠手辣的性格，都来自……于杨氏的遗传。在武后夺嫡争宠的关键时刻，杨氏忙内忙外，收集信息，监视政敌，笼络支持者，为女儿很是操劳了一番。裴行俭和长孙无忌等的密谈就是通过杨氏转告给武后，导致裴行俭被贬的。如果说武后的奋斗历程上曾经有得到过家人的助力而不是阻力，那就是来自……于杨氏了。所以武后虽然淡漠亲情，但跟杨氏的关系一直很好。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份本不该受俗务影响的母女之情也渐渐变了质。魏国夫人之死虽然瞒过了高宗，却瞒不过和她一母同胞的哥哥贺兰敏之，深知武后性格的杨氏也不可能没有怀疑，只是无可奈何罢了。唯一能做的，也就是保护好外孙贺兰敏之而已。然而贺兰敏之轻佻叛逆，屡屡挑衅武后，如果依照武后的性子，敏之早该死了几十次，只是碍于杨氏的面子，不得不隐忍。天长日久，积怨在心，母女亲情也就降到了冰点。直到杨氏去世，武后才发现世间除了杨氏，竟再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不计私利地帮到她，天地之大，她竟孤独得如此彻底。既无外戚之助，又无重臣支持，内外交困的武后索性赌上一赌，如果高宗存心收回他交给武后的一切，现在正是机会。
高宗的身体是越来越差了，除了久病不愈的风疾和肺病，又新近染上了疟疾。在病患的折磨下，一向现实的高宗也起了乞灵于丹药延年益寿的心思，幸为宰相郝处俊所谏止。以高宗的身体状况，已经无法单独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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