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女皇之路-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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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呈上。”之后每天召集刺史十人入阁，询问当地民生状况及政令执行情况。另外还值得一赞的是李治的勤政，永徽年间日日上朝，想想年复一年天天四五点钟就起床，还真要点毅力和干劲。可是，渐渐地，李治发现，尽管他勤政如故，自己能做出的决定却似乎越来越少——权力已经不知不觉地转移到了长孙无忌的手上。

人们或有这样的疑惑，封建专制制度下不是君主绝对集权吗？怎么还会发生大权旁落这种事？这话也对也不对，诚然名义上所有决定都由皇帝下达，然而拟定各项政策的主要还是大臣，宰相为百僚之首，“总百官，治万事”，其职权范围涵盖甚广。唐代的中央集权，比秦汉又有加强，由独相制变成了群相制，军国政事要全体宰相商议通过后上奏，皇帝要做的往往只剩下是批准与否，倒是和现代西方的议会制颇有相似之处。而首席宰相，唐代称为“秉笔宰相”，辅弼天子，实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单以用人而言，宰相有权升迁黜免三品以下官员（当然要报经皇帝批准），考虑到宰相自己也不过三品官，一、二品官多只示尊荣而无实权，就可以知道宰相的权力有多大了。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何王皇后舅父柳姡О障嘀�后，接下来提拔的仍然是反对废后的韩瑗和来济，因为名单本来就是由宰相提交的，皇帝也就是画圈和不画圈的份儿。如果不同意，宰相又提交另外两个估计皇帝可以接受的人选而已。也有皇帝自己选官的，称为“诏选”，但并不常见。马周白衣入仕的故事之所以出名，也是因为太过稀少的缘故。具体国策基本也是由中书省拟定，集体讨论通过后转交门下省审议复核，再上呈皇帝批准，转交尚书省执行，即所谓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执行。不太强势的君主会感觉十分被动，因经中书门下呈上来的奏章基本已代表全体大臣的意见，如要反对会感到很大压力，犹如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动用最后否决权，使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很尴尬地站在整个官僚机器的对立面。

不仅如此，皇帝的命令也同样需要政事堂宰相商决附署，中书省草拟诏书，门下审议通过后才能生效。唐代政治较为开明，屡屡有皇帝诏令被驳回之事，门下省官员甚至直接在诏令上涂改而奏还，称为“涂归”。敢于封驳的官员被视为“劲节”而广泛受到时人的称赞，唐代颇有些干这种事出名的人物，要升官这也是政绩之一，而不敢封驳的则被视为碌碌无为迎奉阿旨的庸人。后来武后废中宗，软禁睿宗，正一门心思想当皇帝，知道诏旨在中书门下会遇到麻烦，索性绕过去直接下旨，引发大臣不满，宰相刘祎之即道：“不经凤阁鸾台（中书门下），何名为敕？”你这圣旨都没有经过中书门下审阅，算什么圣旨？可见当日之规矩流程，不经中书门下的诏旨极为少见。李治初登大位，经验和信心都不足，还在继续扮演小白兔乖乖的角色，好外甥＋好学生=好皇帝^_^

永徽年间，长孙无忌既为检校中书令，执掌中书省，同时又知门下省事，集两省大权于一身，而他还是天子舅父，顾命大臣，权势之盛，可想而知，用“炙手可热势绝伦”来形容，绝不过分。从上文他做了那么多贡献就可以看出，他揽的事儿着实不少。在贞观时期一直谨言慎行，永徽初年也颇知收敛的长孙无忌，在天子言听计从，政敌束手敛声的情况下，也渐渐抛开了居安思危的顾忌，行事慢慢张扬起来。某日宴会朝贵酒酣耳热之际环顾同僚：“无忌不才；幸遇休明之运；因缘宠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贵；可谓极矣。公视无忌富贵何与越公？（隋越公杨素）”群僚或回答不知，或说超过越公。“自揣诚不羡越公，”无忌听后徐徐道：“所不及越公一而已。越公之贵也老，而无忌之贵也少。”＇2＇　其志满意得、富贵傲人的骄态，跃然纸上，隐隐已有侵凌主上之威。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长孙无忌出身高门贵族，政治嗅觉很高，贞观年间一直以立身谨慎出名，多次辞去高位，从不敢以外戚骄人，对于敏感话题多是侧身回避，因此才能得到太宗的最终信任，称他为“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然而对于年少的新任天子，却难免有轻视之心，仍是难改舅父看待小外甥的心态，就算开始还有些警觉性，也慢慢被仕途上的一帆风顺所磨灭，却没有想到光亮越强，阴影越浓。长幼虽关人伦，君臣自有名分，李治虽是他的晚辈，虽亏欠了他许多人情，但仍然是皇帝，真真正正的天下第一人。永徽三年末，在争位斗争中失败的李泰在郁郁寡欢中死于均州，行事越来越没有顾忌的长孙无忌乘机借高阳公主唆使房遗爱与房遗直争夺爵位一案大做文章，将魏王旧党，不满当权者及自己政敌一网打尽，最后处死两名王爷，两名公主，三位驸马，大批皇亲国戚牵连被贬，结案之惨烈，举世皆惊。这就是初唐轰动一时的高阳公主谋反案。

说起高阳公主，那可真是大名鼎鼎。唐朝公主本有一部分人行为不检，但象她这么五毒俱全的还真不多见，骄横跋扈，淫恶纵欲，欺凌家人，干预朝政，外加其蠢无比，前面四条都不算新鲜，第五条都占到才叫“人间极品”，惹得身边倒霉男子个个沾之即亡，其效率之高，堪比鹤顶红。高阳公主，唐太宗的庶出女儿，下嫁房玄龄次子房遗爱，婚后不久就私通和尚辨机。完全可以理解，一个物质生活丰富，精神生活空虚的贵妇，遇上一个精神需求圆满，生理需求饥渴的高僧，正好天雷勾动地火，损有余以补不足。高阳公主前后赏赐给辨机的财物，据说数以亿计（这数字看起来很吓人，折合一下也就几十万贯，够销金客骑鹤下扬州的干活）。然而这样的露水姻缘，不管有多么热烈，最终也是难有任何结果的。更糟糕的是，最后还被人揭发，太宗大怒，腰斩辨机，也斩断了与高阳的父女之情。这段孽缘经过通俗小说和宫廷肥皂剧的重新改造，变成一段《天龙八部》里叶二娘VS玄慈方丈式的苦恋，这倒也罢了，见识过了小绵羊版武则天和小白兔版李世民，我们已经对任何极端扭曲人物性格的作品免疫，不过居然把高阳塑造成倾国倾城人见人爱的万人迷，连被她迫害攻击的房遗直和莫名其妙陪她掉了脑袋的吴王恪都成为她的裙下之臣，就真是有点让人受不了。正应了一条规律：“恶俗而缺乏想象力的作者，表现女猪脚有魅力的唯一方式，就是为她安排面首若干。”可怜的吴王恪，一早远离长安去了他的封地遥远的安州，最后死得不明不白不说，居然还被编排成甘冒乱伦之名爱上高阳这种女人，实在忍不住让人同情。

太宗嫌有高阳这样的女儿丢了他的脸，高阳也恼恨太宗杀了她的和尚情郎，不过太宗在世的时候，她是拿这个老爹一点办法也没有的，高宗登基之后，她才重新活跃起来，大概是看着高宗好欺负，一心想借着打倒高宗来报复太宗。正巧她老公房遗爱因与魏王李泰交往过密，高宗上台之后也是属于失势的一派，这下两夫妻倒是有了共同语言，常和同样不满现状的皇亲国戚如魏王旧党巴陵公主驸马柴令武，坐事被贬的丹阳公主驸马薛万彻，自认为比李治更有资格做皇位的荆王元景等等开小会，说些大逆不道毁谤朝政的话，玩些“假如大变忽起，我辈当XXXX”之类的架空小说接龙。这样口没遮拦按律已是死罪，在小圈子里几个人议论一下倒也罢了，偏高阳公主还在不断惹事，对象是她一直看不顺眼的大伯房遗直。房遗直以房玄龄长子的身份继承了爵位，什么都要最好的高阳公主于是对他百般刁难攻击，从太宗时代起就开始告恶状，希望把他整倒让自己老公承袭爵位，次次告状，次次落空，反正她是公主，诬告大不了挨顿骂，久而久之，几乎成为这个无聊少妇乐此不疲的游戏。房遗直的一再忍耐不能收到任何效果，在高阳公主再一次诬告他“无礼”的时候（按后果的严重程度，这个“无礼”大致可以翻译成强奸未遂罪），房遗直终于忍无可忍，你可以质疑他的道德观，但不可以质疑他的审美观，高阳还是比较适合没见过市面的出家人，呵呵，说笑了。其实是担心这对无法无天的小夫妻总有一天会捅出什么篓子连累整个房家了，索性把房遗爱和高阳公主聚众谋反一事揭发了出来。高阳告房遗直谋反不过空口白话，房遗直告高阳却是有凭有据，——公主不仅口出怨言，更曾派人占星卜筮窥视宫省。既是谋反大案，犯案的又是金枝玉叶，事情立刻呈报给了长孙无忌。

此时魏王李泰已幽死于均州，房遗爱本来便是李泰的心腹，为助他夺嫡上下奔走颇为卖力，如今胜负已分，竟然还不知趣地意欲重演夺嫡故事，不由得勾起长孙无忌的新仇旧恨，除坐实这对夫妻的谋反之罪以外，更将此事严重化和扩大化，将所有潜在的危　3ǔωω。ｃōｍ险分子陆续罗织进来，一网打尽。头一波打击对象主要针对魏王旧党和不满李治作皇帝的人，其中当世名将丹阳公主驸马薛万彻，巴陵公主及驸马柴令武夫妇为李泰心腹，荆王元景一直觊觎李治皇位，昔日争位失败的太宗庶子吴王恪也被牵涉进来。此案审理结果，房遗爱、柴令武、薛万彻三位驸马均被处斩，元景、李恪二王及高阳、巴陵二公主赐自尽。纵然是金枝玉叶，一旦得罪长孙，下场竟会如此凄惨！就算不相干的旁人，也感觉不寒而栗。

其中吴王李恪之死，最是引得后人同情，他也确实没有参与房遗爱夫妇愚蠢的密谋，但长孙无忌这样处置，也是事出有因。吴王恪并非没有野心的人，并不见得心甘情愿地奉异母兄弟李治为主。当日承乾谋反、李泰被黜之后，颇受太宗宠爱的他也曾下过功夫希望太宗能立他为太子，终因自己的庶子身份以及长孙无忌的反对而未果。太宗决定立李治为太子之后封他为安州都督，让他远离政治中心的长安，临行之际特地告诫他：“父子虽至亲，及其有罪，则天下之法不可私也。汉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阴图不轨，霍光折简诛之。为人臣子，不可不戒！”以昭帝比李治，以霍光诛燕王旦影射不服君上的后果，这是非常严重的警告了，如果吴王真的安分守己，太宗也不会说出如此重话了。李治以先帝少子身份继承皇位，大把人自负自己英明神武更有资格主宰天下，吴王因太宗曾亲口表示过立储意向，更居司空高位，无形中成为反对力量的代表，所谓“地亲望重，中外所向”，即是指此。这样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身为当权者的长孙无忌自然要将其除掉，以“绝众望”，安天下。吴王既因长孙无忌的反对而夺嫡梦破，复遭陷害横死，怨愤之情可想而知，临死大骂：“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据说李治曾以荆王吴王为他的叔父和兄弟，希望能免其一死，但为臣下劝阻，不得不杀（“荆王，朕之叔父，吴王，朕兄，欲匄其死，可乎”）。其实此二人均为他皇位的实际威胁者，犯事处死李治未必不暗爽在心间，而他希望宽宥的理由也十分牵强，既以亲戚身份为二王求情，那么置高阳、巴陵二公主于何地？以我心里阴暗的揣测，倒像是为求仁君之名而诿过于臣下，颇有作态之嫌。

如果说长孙无忌对这些人的处置还有维护政局稳定的考虑，那之后的进一步株连就纯属为报私怨了：现任宰相侍中宇文节，李唐宗室名将江夏王李道宗，九江公主驸马执失思力，皆坐与房遗爱交通，流放岭南，其家属也没为官奴。之后更废恪母弟蜀王愔为庶人，软禁于巴州；房遗直贬春州铜陵尉，万彻弟万备流交州；罢房玄龄配飨。李唐宗室之中，以江夏王李道宗与河间王李孝恭军功最甚，李道宗为人也很谦和，只因与长孙无忌不和，贞观末期自请改任散官，一意隐退，但还是逃不过被罗织立案的命运，病死于流放途中。无论用什么理由，也不能为长孙无忌的这种做法开拖，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排除异己的范畴，手段不免酷烈毒辣，其专权朋党、滥用刑法之甚，实为大唐开国以来之仅见，被人视为伊尹、霍光一类的权臣，不能为无因。旧史之中对长孙无忌颇多维护，但对其“猜忌大臣，拟皆夷戮”的作为，也有尖锐的指责：“道宗军谋武勇，好学下贤，于群从之中，称一时之杰。无忌、遂良衔不协之素，致千载之冤。永徽中，无忌、遂良忠而获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诬陷刘洎、吴王恪于前，枉害道宗于后，天网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善泳者溺于水，玩火者多自焚。长孙无忌一生精擅权谋，辣手执政，他日后的悲凉结局，又何尝不是今日种下的前因所致呢！

永徽四年二月结束的这次大案，让天下人都见识到了长孙的煊赫权势和铁血手段。若干名王贵人生命的消逝铸就了他名字的霸气与威严。在鲜血和白骨的映衬下，长孙无忌的声势，赫然已如日中天。然而月满则亏，水满则溢，高阳公主一案，标志着长孙的权势达到了极盛，却也让一直对他言听计从的李治，第一次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来自……舅父的震主之威。时过境迁之后，他或许会后悔今日的张扬，政敌们在惶惧之下越发的抱拢成团，更引起了李治的疑忌之心。踌躇满志的长孙无忌再也想不到，一向温顺听话的小外甥，心头的阴云正在越聚越浓，只待一个女子的纤纤素手挑动，便将化为惊雷密雨，泼天富贵，顷刻被雨打风吹尽。盈亏之间，祸福一发，又岂是凡夫俗子能够勘破的呢？

注：＇1＇通鉴永徽三年事

＇2＇　旧唐书载承乾“好声色”“漫游无度”，甚至把他学父亲纳谏也说成是做样子，黄永年先生认为这是李治继位后史官给他泼的污水，借此说明李治继位的合理性。贞观十年，太宗特命李泰置文学馆，听自招引学士，胡三省以为这是太宗有意为李泰图东宫张本，已有易储之心。

＇3＇《隋唐嘉话》

第六章　正位中宫

初唐政坛人才济济，群星璀璨，素来为人所称道，然而长孙无忌作为凌烟阁第一功臣，所得评价一向不高。对他的指责主要有他身为人臣，两度干预君王立储，且都主张废长立幼；贞观时期建树不多，排挤大臣，又不敢向太宗进谏；永徽时专权用事，诛杀异己等等。有人甚至说他毫无才华，只是靠裙带关系才位居凌烟阁首位，一旦掌权又视君上为傀儡，如果不是出了个武则天，他很可能篡权夺位。加之现代影视文学作品的推波助澜，这位凌烟阁第一功臣，几乎给妖魔化成了白脸奸臣。

平心而论，长孙无忌确有好弄权有私心的一面，但怎么也不至于如此不堪。无论是玄武门事变还是太宗立储，主要还是太宗自己在决定，说来立储事之所以会闹出如此大的风波，也是太宗偏爱李泰而引起。各种明里暗里的支持，滋长了泰的野心，也让他对一些元老大臣不放在眼中，彼此有过多次冲突。魏征就对李泰很不感冒，虽说和魏征自己立嫡以长的政见有关，但泰和不少极受太宗看重的贞观重臣的关系不睦是不争的事实，太宗不能不考虑这些。李治虽不理想，但已是当时条件下最为合适的继承人了。长孙无忌拥戴李治自然是因为李治性格柔顺，跟他更为亲近，不似李泰那么傲慢疏远，但李泰的这种做法本来也就是缺乏政治智慧的体现。

至于长孙无忌在贞观时的作为，更有必要一辨。长孙无忌的确很少向太宗进谏，但也要看到，凡是参与过玄武门事变的核心人物，几乎没有向太宗犯颜直谏的，比如房玄龄宇文士及，而以直谏出名的大多是原东宫人马，如魏征王珪等。长孙无忌是太宗心腹，参知机密甚多，自不敢再象魏征等人那么直言无隐，犯主逆鳞。但不劝谏并不等于就没有建树，不过彼此分工不同而已。现在有些人把贞观之治的光环聚焦于魏征之上，甚至以是否接受魏征的谏言作为人君是否失德的标准，以是否向君王进谏判断大臣是否有建树，着实有点奇怪。宰相的三个职权：议政，执行政事，监督执行情况，魏征做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个人以为长孙无忌、房杜，乃至李靖李勣起到的实际作用，恐怕比魏征还要大一些。就长孙无忌而言，仅仅一部《唐律》就足以震古烁今了。他并不是那种名誉编撰者，而是从头至尾都参与了法律的修订，以及各种庭议和辩驳，如《贞观律》、《永徽留司格》、《散颁格》的修订。此外，贞观之治的成功不仅在于法律的完备，也在于礼仪的修明，即所谓“礼”“刑”兼备。长孙无忌在这方面也很有优势，《大唐礼仪》就是他编纂的，其实中国法律（指古代）礼占了很重要的位置，所谓“以礼率律”。唐律在礼法结合方面是历代最为完美的，这和长孙无忌的努力和学识分不开，所以他对贞观之治的贡献绝对是不容抹杀的。长孙无忌的才华，还可以从永徽之治的繁荣局面中体现出来，绝非只靠攀龙附凤即能获享高位之辈。

长孙无忌的确有弄权专断，诛杀异己的一面，不过这也是政治家的本性决定的，而且大部分也是为了李治的统治稳定着想。说他会成为王莽第二，夺取李唐江山，那是太过了。他从来没有试图掌控军队威胁幼主的举动，提拔的人物虽然有偏私之嫌，大多与自己政见相似，但也都算得上德才兼备口碑颇好，说他是权臣不错，但权臣却不一定都是奸臣了，西汉之霍光，晚唐之李德裕，明朝之张居正，均属这类并非十全十美却力能回天的能臣＋权臣。不过，高阳公主一案中他对于李道宗等的迫害，反映出他的确有心胸狭窄不能容人的一面，日后他即将为此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只因狠辣太过，势必万众瞩目。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长孙无忌的光芒，已经刺疼了年轻君主的眼睛。一个微妙的信息是，就在此案结束的同月，李勣接受了皇帝的任命，官拜司空。

太宗晚年，曾评点过当世三大名将，称李勣、李道宗作战，不会大胜也不会大败，而薛万彻作战，不是大胜就是大败。然而道宗和万彻，无论是谨慎小心还是轻率鲁莽，都死于这场大狱。当世三大名将，已仅仅剩下李勣一人。他会否有物伤其类之心？会否因与长孙关系疏远而担心过己身的安危？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值得注意的不仅是皇帝的授职，更有李勣的接受，这与永徽初年他为了避免和长孙无忌冲突而坚决推迟左仆射的官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君上的恩宠犹不只此，之后又特命再度为他画像，并亲自作序，先追忆一番李勣为东宫旧属时的往事，重提太宗提拔他的本意，提醒他记得自己的责任，“朕以绮纨之岁，先朝特以委公，故知知哲之明，所寄斯重！”最后又对他大加褒奖，“茂德旧臣，惟公而已，用旌厥美，永饰丹青！”昔日凌烟阁画像的二十四功臣之中，已只剩下长孙无忌和李勣仍在用事，称李勣为“茂德旧臣，惟公而已”，置长孙无忌这位国舅兼托孤大臣于何地？如果无忌还能保持他在贞观时期的洞察力，应该会留意到这个危　3ǔωω。ｃōｍ险的讯号，然而他没有。仍然沉浸在政敌人头落地胜利喜悦中的他，不曾留意到流年已暗偷换。

李治对于政事的不满越来越多了，永徽五年九月一次会议上他抱怨官员们不给他意见，“顷在先帝左右，见五品以上论事，或仗下面陈，或退上封事，终日不绝；岂今日独无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十月，长安城外郭修葺，一个小官雍州参军薛景宣进言道：“汉惠帝修长安城，没过几天就死了，现在又修城墙，一定大不吉利。”这人真是很会说话，不是红口白牙地咒皇帝死么？几个大臣都上书要求惩办他大不敬之罪，按律当诛。李治认为：“景宣虽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绝言路。”于是赦免了他。其实薛景宣的话本无道理可言，李治执意饶恕这只大嘴乌鸦也不愿意断绝言路的心态倒是可以探究一下^_^

按照中国古代政治体制，臣下提意见建议往往有两条路子，一是向宰相反映，由宰相斟酌之后或者直接处理掉或者作为提案向皇帝提出，另一种则是向皇帝反映。大抵相权相对较重而君权相对较轻时，臣下跟宰相接触多而和皇帝接触少，国家大事很少在上朝时处理，而多由宰相独对时向皇帝提出提议，此时缺乏参考意见的皇帝是很难对这些提案提出反驳意见的，所以以照准为绝大多数，一些试图垄断朝政的权臣，甚至是很不愿意臣下接触皇帝向皇帝提意见的，比如玄宗时代的李林甫。而相权轻而君权重时，臣下就是直接找皇帝的多些，汉武帝时九卿“受事宫中”就是比较显著的例子（这里的“事”是文书之意，南朝有中书通事舍人，就是负责传递诏书的，“受事宫中”意即九卿直接接受皇帝从宫中下达的诏书指令，而不是按正常状态诏书拟就后下给宰相，由宰相指挥相关部门，这种情况也称“事从中下”），至于明清一切政事都待皇帝坐朝或者臣下向皇帝上奏章解决，这就是相权极轻的表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