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这哥们儿-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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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宗的儿子神宗即位了，年号也随之改为熙宁。

不过老孙一直也没弄明白：为什么皇帝不遵守自己定下的规矩？从没找到过有皇帝停职丁忧的记载，看来圣人的礼法还是要屈从于皇上。

怪不得那么多人都惦念着当皇帝，官大到顶点就是好！

十五、王朝动荡根源久

趁苏氏兄弟送老爸灵枢回乡安葬，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北宋政权发生的一件大事：王安石变法。

误不了叙述东坡正文，东坡此行不比往年赶考被时间催促，需要日夜兼程；现在尽可以趁远行沿途游览，丁忧期要长达两年另三个月，有的是充足的时间。实际上苏氏兄弟光一个单程就走了将近一年。

王安石变法动静之大，事实上摧毁了北宋王朝；影响之久，甚至还影响着我们的今天――新法中可以看到不少国家行业垄断政策的雏形、甚至国有经济实体与国有银行的影子。

所谓变法，也可以称为改革，就是废除当时正在执行的一些法律，实施一些被认为能富国强民的新法律，具体到被后世称为的“王安石变法，即王安石所建议实施的九条主要新法：均输法、市易法、免行法、　青苗法、募役法、将兵法　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本文不是探讨王安石变法，所以也就不详细解释这些几百年来争议不断的新法了，只谈点自己对这些新法的感觉：接近提前实行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吧。

均输法类似国家贸易垄断；市易法即对全国的商贩进行统一管理；保甲法即把老百姓编成十家一组的单位；这是否有些像近代的集体经济雏形？另一证据是：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驱列宁就对王安石极为欣赏，把他誉为“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

但变法的源由却需要交代一下：北宋自960年太祖开国，到仁宗时的百年期间，由于“三冗”（“冗官”“冗兵”“冗费”），　已经混得国家近乎赤贫，但北宋王朝外表却曾是全球最富的政府，首都东京汴梁的繁华绝对当时全球第一！日子怎么会越过越穷呢？

中国自五代残唐纷争杀戮之后，国力尤其是民力其实一直没能真正恢复，大都市的繁华不过是由农民奇高的税赋装饰出来的，尤其是北宋的军事力量，在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指导下，与北方、西方的三大强邻（西夏、契丹（后来称辽）、金）相较总是处于弱势。

短期交战之后虽订约言和，但那些和约却是由中国皇帝按年“赐予”他们金银绸缎换来的，大量财帛的外流虽然得到了花钱买来的暂安，却使政府经费更加捉襟见肘，再加上政府行政队伍的那个““三冗”，大宋皇家实际上处于穷极思变之时刻！

富国强兵谁不盼望？但钱从哪里来？无非一个开源，一个节流，自持为财务奇才的王安石就是借此内外亟需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王安石的主要九项新法其实就是九项生财有道的法门，但具体分析却难冠以“生财有道”四字。真能“生财”的无非仅“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两项，其它逐项应该称为“敛财”更为确切些。

可悲的是：这两项能生财的新法却还不是具体实施的重点，那“方田均税法”自1072年颁布实施不到一年就废止了；“农田水利法”在实施中倒是兴修了一批水利工程，使近万顷的田地得以灌溉，但相较其它新政的弊端来说，老百姓得到的实惠远比不上付出的多。

这样必然出现了现实中的矛盾：王安石认为自己是“以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共天下之费”，新法的反对者甚至大多数老百姓却认为是　“人情咨怨，无不言其害者”由此“民于是益困矣”。

再谈具体点，对后世最熟悉的变法名词有两个：青苗法与免役法，其实这两个新法目的都是一回事：敛财。

青苗法：历史上哪个年代都有青黄不接的季节，这时的贫下中农便免不了向富农、地主们借贷高利粮款，同样也是农民的地主们便趁机以最小的投资取得了最大的高利。王安石在基层工作时便谙熟了这一点，所颁布的“青苗法”其实就是把这个高利肥肉从地主嘴里夺过来，由皇家政府享用。

具体措施是：在春耕时由官府借款给农民，收获后由农民还本付息，要说这是仁善之举，还不如说是一种类似现代银行的商业行为，而且那利息也不能算低：每季大约在20％到30％之间吧。比方：政府投资百万两白银，年底政府便可赚五十万两，因为一年两收啊，这样就成了年息50％左右的高息――注意：这债主是政府，谁若赖账？不要紧，有牢狱板子等着你。

免役法：实际称募役法，宣布可以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服国家兵役、工役，雇役所需银钱，由各地按户等高下分摊。这样既避免了原来由农民轮换服役组成军队战力难强的弊端，又使政府几乎凭空得了一大笔收入，确属一箭双雕。

国家军队原来由农民工组成的义务兵，现在成了近乎专业化士官生组成的部队，其战力当然能大大提高。所以说，新法也并非一无是处，但总归还是老百姓多出银子，政府增加了收入。

至于其它几种新法，制定者的愿望也是好的，看条文绝对是利国利民，制定时的口号也无不这样宣传：一切为了天下百姓！

事实上从古到今，不论何人做何事，哪怕是发动战争、挑起内斗、排除异己、祸国殃民灭人性，倡导者以及执行者喊的口号大都类似：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历史上多少罪恶不都是假借“人民”的名义而实施的？大家心里哪个没数？

王安石变法最终归于失败，但要追究失败原因就复杂了，新法出台固然有其胎里带的先天疾病，但还是实际执行新法的过程决定了新法的成败，因为不管何法律都需要活人来贯彻执行，而大多数政策从高层到了基层没有不走样的，这就是执行人的原因，唐僧的经文从猪八戒嘴里呱嗒出来，还能不变味？

归根结底，一切在于王安石上台后组建的干部队伍素质如何，若从中央到地方都是由一帮阳奉阴违的官员组成，欺下瞒上成了惯例，工资一般不用动的都成了廉洁样板，那就不管啥好法也成了一纸空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古即有之。

扯苏东坡离不开他从头至尾都涉及其中的变法，谈变法离不开变法领袖王安石，尤其，苏东坡与王安石之间，一生恩怨纠葛甚多，甚至达到故人入土也难释怀！所以，对王安石本人不得不费墨细描一番。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这个堪称北宋当时的火车头王安石，车头质量如何呢？

十六、奇相奇人奇风范

中国有句话，叫作“盖棺定论”，但事实上历史中好多人都不易作定论，有时政府定论了，老百姓却不认账；有时老百姓给树起形象来了，专家们又不干了。王安石便是至今未定论的历史名人之一。

王安石也应该归于出身“干部子弟”之列，其老爸王益乃真宗朝进士，历任县主簿、县令、知州等职，死葬江宁（今南京）。

王安石，字介甫，晚年号“半山”，因被封荆国公，谥“文”，世人皆称其为“王荆公”、“王文公”；又因其家乡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县），而被称“临川先生”。

自北宋以来，对王安石褒之者少，毁之者多，无论是在官方的“正史”，还是在民间的小说、戏曲中，王安石被不断的全方位演绎，最终被塑造成一个与戏剧舞台上曹操类似的“白脸奸臣”，一直到了现代，棺木中的王安石才算稍得出头翻身，梁启超一本《王安石传》，通篇“荆公”为之翻案，尽扫几百年对王安石的指责，缺点也开始闪光――这是国人通病：给历史人要么起名“高大全”，要么被指责尸臭不绝、阴魂不散。

其实对一个已经闭眼入土的人来说，你搽粉也好，毁容也罢，都没多大干系，史实不会由于后人怎么胡说而改变，文人笔下的先人无非是他自己心中的形象；政权树立的死人形象更是把古人们加工成了服务员，为现实政治服务而已。

评价一个人大概无非三条：道德人品、能耐学识、政治树建。至于性格习惯、处事方式等等其实不过末节。

王安石在上述三方面都是个另类，另类的出众拔类！

道德人品：王安石可称两个极端。任情放纵、贪污腐败这些历代官员常见的通病与王安石扯不上干系，就是宋代士子们视为寻常事的纳妾风气王安石也从不感兴趣，居官一生从无明暗二奶，至今罕见。

但他却难得看得起包括古人在内的所有先驱与同僚的施政能力，对于政治信仰，老王的做法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掌权之后竟然发展到把他自己所编著的《三经新义》中论点作为科考的标准答案之一，大家应该熟悉他的有关名言：“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

其政治道德也是如此：二十一岁考中进士始，宁愿在一个偏远的省份当一小吏，也坚决谢绝朝廷把他召入中央重用的任命，可见不是什么官迷。

但老王在刚愎自用方面也的确冠绝当时，天下之大，大概王安石只相信他自己，并且在政见上排除异己，顺我者，小人也昌，不从者，君子也亡，古时候朝廷设置的唯一专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御史台”被他彻底改造为实施新政的特务机构，原来的御史们全部被下放边疆劳动改造了。

能耐学识方面同代及后人从无异议，王安石自己也颇为自负：“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答曾子固书》）。

据说逢王安石在政治辩论急眼时，老王就会毫不客气斥责对方“君辈坐不读书”，被噎之人却也无话可说，政敌们也不得不承认他博极群书。

在诗词造诣上，王安石以博观约取、擅长“工巧”的特点在北宋诗坛卓然自成一家，与苏东坡、黄庭坚鼎足而三，构成了宋诗艺术发展的顶峰。

连神宗皇帝都承认王安石“天下文章第一家”，他政治上的死敌司马光也承认：“王安石为人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死后朝廷应以优礼葬之。”

王安石的政治树建不必繁述，不管他的政治理论在实践中碰的如何头破血流，那种不择手段的坚定执着实在令人无语信服，最起码王安石没有担心什么触动贵权，没有明哲保身做领导的传声筒，没有睁只眼闭只眼的姑息养奸，没有声称贪腐是改革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

实际上中国假如没有了敢作敢为的另类，无尽的黑暗怎会看到哪怕一线光明？敢为人先，是中华的希望所在，甘当被忠心牧羊犬圈养的动物才是做人最大的悲哀。

但就是这样一个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的怪人，东坡的老爸却对他嗤之以鼻，而实际上二人接触的并不多，老苏步入北宋官场时王安石并未得势，嘉祐四年（1059）被召用为朝廷的“三司度支判官”，且所上“万言书”仁宗皇帝也就是看看放在了一边，六年被迁知制诰，不到二年便因丁母忧而解官归江宁待业了。

粗看老苏的骂活《辩奸论》，竟像是因为王安石不注意个人仪表及卫生而开火的：“衣臣虏之衣，食犬惫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这老苏也多事，你关注一个与你不相干的人仪表邋遢干吗？

老苏倒不是凭空捉影，王安石不修边幅等恶习是众所周知的。

据说他从来不换长袍，有次朋友们趁他洗澡偷偷换了他的衣服，他竟然没有发觉身上的长袍被更新了，是否那些漂亮MM因此而疏远这极不讲究的另类？以至老王终生与二奶无缘？

看来也不是这样，有一次，　王安石的妻吴氏考虑到老王辛苦国事，疏忽性事，专买了个靓妹进献给丈夫，晚上靓妹上床工作，老王突然发觉换人了，惊问：“怎么回事？”

靓妹回答：“夫人吩咐奴婢伺候老爷。”

王安石纳闷：“你是谁？”

靓妹含羞介绍自己：“奴家的丈夫在军中主管的一船官麦沉船尽失，我们家产卖尽不足以还官债，所以丈夫卖掉奴家好凑足赔款。”

王安石追问：“把你卖了多少钱？”

“九百缗。”

没说得，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妇人随同丈夫回去，连老婆买人的钱也没让她丈夫退还。

看见了吗？老王比大多数官员都有一手：能顶得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轰击。

但这种生活上的不近人情，却被苏洵视作大奸之无比虚伪：“……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镜。”――有后人说：不幸被老苏言中！

但生活上过于另类的确不是什么好事，老王就因此吃了暗亏。

王安石不仅衣着不讲究，吃饭更是马虎的让人难以置信：有朋友们问王安石的夫人：“是否介甫最爱吃鹿肉丝？”

王夫人大感意外：“不会呀，他这人向来不讲究吃什么，怎么会突然爱吃鹿肉丝了呢？你们怎么会这样想？”

朋友解释：“发觉他在吃饭时不吃别的盘子里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

夫人有些明白了：“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

“摆在他正前面。”

太太恍然大悟说：“明天你们把别的菜摆在他前面，看会怎么样？”

朋友们依夫人言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把鹿肉丝放的远远的，发现王安石也是吃靠近的那盘菜，竟然没注意桌子上照常摆了鹿肉。

据说此趣事被仁宗皇帝听说了，在宫中搞了次现场测验：一次宫中赐宴联欢，在用膳之前让大家钓鱼娱乐，把做成小球状的鱼饵，摆在了桌子上王安石前面的金盘子里。王安石大概不是垂钓迷，没等大家的垂钓战果摆上桌自己便开吃了，竟将金盘子里的鱼饵全吞入肚内。

谁知第二天皇帝对宰相说：“王安石是个伪君子。人也许误食一粒鱼饵，哪会有人在心不在焉之下把那些鱼饵吃完的？”

由此竟造成仁宗皇帝再也不喜欢王安石了，这就叫“自食其果”？

宋时人们一般把宰相尊敬的称呼为“相公”，　宋代的一个短篇小说集中有篇故事《拗相公》，就是说王安石的。一个“拗”字，的确以最简捷的汉字概括了王安石的性格，甚至一生。

神宗熙宁六年（一0　六九）苏氏兄弟回到京师，王安石其时被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两个天才之地位虽悬殊，却不可避免的开始碰撞了。

十七、七品中丞斗宰相

苏东坡与王安石，两人在诗词上的文风极像盛唐时的李白与杜甫，一个大刀阔斧，飘逸灵动；一个精工韵律，雅丽奇绝，唐时的李杜以“仙”、“圣”并称，其实把仙圣两字套用在苏王头上亦无不可。

文学方面，大家一般对东坡词较为熟悉，而对王安石则熟悉在小诗精绝，小学课本里大概就读过他的《泊船瓜洲》绝句：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据南宋洪迈《容斋随笔》中记载：王安石数易其稿，为了“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先后用了“到”、“过”、“入”、“满”等十多个字，最后才选定这个“绿”字，诗人精工不苟、刻意出新可见一斑。

王安石选字的故事，影响之广久，远超小诗本身。实际上王安石的另一首绝句影响更大，荣登过中共中央文件，国人几乎无人不晓！

这要感谢当时的“狗头军师张”春桥副总理了，张副总理在他的日记里全文照录了王安石的《元日》绝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苏东坡开始卷入朝廷圣旨漩涡，是否像他故去的老父一般，对准锐意“把新桃换旧符”的王安石本人来的？不是那样，苏东坡上书反新法，属标准的对事不对人，公正的说，苏东坡就是想对王横眉，当时也没有那个资格。

两人那时还不是同一重量级，没资格一较长短包括各个方面。

王安石出生于1021年，比苏东坡大了十六岁，两人事实上不是同辈人，十六年的代沟决定了双方在政治拳坛的选手地位。

在苏东坡苦读寒窗追求朝廷施舍的一官半职时，王安石却不屑朝廷的数次召用提拔；苏东坡初露锋芒时，王安石文采已经名满天下；宰相韩琦有资格历练后辈苏轼，王安石却在私人日记中轻视的评价韩琦：“韩琦别无长处，惟面目姣好耳”。

王安石在京师接受朝廷的参知政事（副宰相）高位那一年，正好韩琦被罢相，也正是这年，苏东坡兄弟永久的离开了故乡眉山，也就是说，此时苏氏兄弟再干什么活路要看王安石的心情如何了。

简述一下东坡的这次回乡葬父。

苏氏兄弟运送灵枢回川，不惜多费时日，满足了沿途畅游之愿，次年四月才安全抵达故里。老爸的墓倒是不用现修，有先见之明的苏老泉早就自己修筑了死后的安乐窝，墓穴当然与故妻程氏紧挨，入住肯定要靠儿子们了，不过东坡并未潦草送父亲入土，做了两件大事。

他在父亲安息的山上种了三千棵松树――绿化标兵！

修了一座专为纪念父亲的庙宇，庙内悬有父亲遗像，另挂上在凤翔任上收罗到的四件“国宝”――吴道子画的四张佛像。据说仅造庙的建筑一半费用便耗去了家资白银五百余两，另一半还是由日后在此礼佛的和尚们筹募完工的。

这苏家当时的经济状况到底如何？史载不详，但反正当时的苏东坡没拿金钱当回事，苏洵病逝时，还没驾崩的英宗皇帝出于对东坡的欣赏，特旨赐给苏东坡白银一百两、绢一百批，被苏东坡坚决的辞掉了。

这倒不是东坡不接受皇帝的恩宠，而是儿子有意替老爸实现未竟之宏愿：当回上得台面的官。苏东坡豁上不要钱，也要替老爸讨要个名义上的官职。

这帐皇帝算的更清，马上以实际行动答复了东坡的申请，颁旨赠死去的从八品小官苏洵“光禄丞”荣耀职务，苏洵盼官一生，终于在断气后如愿以偿。

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　居丧期满后的苏东坡在回京之前还做了件大事：再娶新娘。

接王弗的班的就是前文提到过的王弗的堂妹王闰之，乳名二十七娘，以前见过堂姐夫苏东坡的润之当时才是个十岁的女娃，对于这么年轻就夺魁天下的姐夫，小女孩当然唯有惊奇，估计连赞赏倾慕也谈不上。

但现在她已二十岁了，对才名已经传遍天下的姐夫早已佩服得五体投地，堂姐撇下东坡早去，闰之芳心暗许也是极为正常的，但不管正史还是逸事都没有给东坡留下什么绯闻，这可以肯定：青年东坡生活作风方面的行为也是端庄的。

现在东坡父母双亡，自然可以自己择偶了，而续弦成功应该是由于与东坡同住的润之哥哥之撮合，小东坡十一岁的闰之就正是作了第二任苏夫人，从此她将在苏东坡宦海浮沉的生活里，扮演着甚为重要的角色：一个宁静温馨的港湾！

苏家兄弟回到京师之时，正值王安石就职朝廷参知政事，并奉准“越级进言”，不受朝仪限制。时年新皇帝神宗年方二十，年轻气傲，自然想有番作为，中兴国力日弱的大宋王朝，对名满天下的王安石，年轻皇帝早就心仪，已经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而对才名远播的苏东坡，新皇帝虽然也不会陌生，但此时的皇帝选才的标准是“政治第一”，所以，就看刚入京的苏氏兄弟政治态度如何了，是左派？还是右派？

苏氏兄弟欲避开朝廷已经刮起来的政治风暴是不可能的，对正在实施的新法必须表态，这里没有“逍遥派”的位置，或左或右必选其一，东坡官瘾若重，极为简单：支持新政就是了。

而且此时的王安石对苏东坡的才气也是颇为欣赏的，王安石自负宰相之才，又兼宰相之量，既然不屑理睬苏洵的痛骂，怎会对苏洵的儿子们心怀其它？

刚回京的苏东坡被委“殿中丞”，还是在国史馆上班，论说与事实上的“国务院总理”级别的王安石发生不了矛盾，其时的宰相富弼也就是在替王安石顶名过渡，朝中的一切权力都在宰相副手“知政事”王安石手里，只要苏氏兄弟安分守己，做个稳当小官还是有可能的。

假如东坡如此，那也就不是苏东坡了，仅过了不足二年的安稳日子，苏东坡直接上书皇帝摆明了自己的观点：反对变法！

就这样，与王安石之间的炸药包便由地位不起眼的苏东坡主动点燃了导火索。

十八、变法之初多创痛

王安石能得以执政其实也是不易的，对于留在京师做官，他一直谢绝任命了二十五年之久，但事情就是这么奇怪，你越不愿高升，声誉反而就会越高，到了仁宗嘉佑五年（1060年）之时，王安石除了以文章出名之外，他不贪高位的声誉也同时名震京师。

王安石位居太守之政绩也是有口皆碑，堪称能吏，同时在他的辖区也深得百姓爱戴。就任三司度支判官后，所上建议改革的“万言书”不被仁宗重视后又萌生退意，恰母亲去世，他便借机辞官守丧，但是在守丧期满被召入朝之时，又谢绝在京为官，宁愿留在金陵。

若说他是在坐以待时，还不如说王安石不愿甘居人下，这就像一些从不愿打杂当副手的强人脾气一样，不管身居何处，哪怕在偏远的小县做个县令，也算独辖山头，这就是所谓“宁为鸡头，不为凤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