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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称职的兽医-第1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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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之路，一个六品文官的俸银只有35两，也许还不够支付家庭开支。真不明白为什么花了这么多的钱我才占了这么点地皮和人口，真是不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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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金融危机
袁崇焕给我带来的应该是好消息，部队的顺利整编和正规化，军人素质的普遍提高，不管怎么说此时的辽东和朝鲜已经自保有余了，不像当初那样苦于兵力不足，曾一度的处于防守态势，只能偶尔像北京战役那样趁机占些便宜。攻略辽东只是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和矿产资源，贵金属白银的收获几乎为零，让人欣慰的是海军一直是处于攻击状态的，并且占据了通往印度洋的重要出海口，增加了不少的收入。
但同时袁崇焕也给我带来了一个大问题，由于陆军长时间的没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使得军饷空耗而无所获，要维持这样一支装备先进部队对朝鲜和辽东来说无疑是越来越困难了，邓希贤的到来就给我带来了更大的麻烦。
明朝末叶中国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关系在我眼中是相当清晰的。对于我这个现代人来说获得这个时代中西方的研究资料简直是轻而易举，这就使我比这个时代的任何人都了解此时的国际贸易体系。
由于国际收支经常出现有利于中国工商业的赤字，白银从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国。中国，自罗马时代以来便是欧洲货币的归宿，17世纪通过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又成了美洲白银的主要吸收者。根据资料显示西属美洲所产白银，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马尼拉，然后运往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转入中国。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中国，加上每年来自日本的15万到18。7万公斤白银，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
这也是朝鲜开销如此之大的一个主要原因，从我到达朝鲜后先后通过和日本的贸易积累了大量的白银，随后因海军势力范围的扩大这种白银积累一度包括了整个东南沿海和东南亚区域，白银大量的流入朝鲜。再加上此时朝鲜贸易最为活跃，政治稳定更成了中原商人投资以及安置自己家产的最好地方，为了能让自己的身家不因乱世而骤然破灭，大量的南方商人选择将白银储备在朝鲜的联合钱庄，大宗交易时则以联合钱庄开具的银票作为凭证，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五六年下来朝鲜官方和民间的白银储量已经十分惊人，可以说朝鲜如同一个黑洞一样吸噬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白银。
正是这种惊人的白银储量，直接导致朝鲜的物价上扬，米贵银贱曾一度困扰朝鲜和辽东，为了平抑物价不得不从中原沿海以及更远的地方运来粮食，这有些像现在社会的韩国和中国一样，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差异，使得此时的朝鲜和中原的生活消费水平明显不在一个档次上。
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我们不得不通过投资军队，生产更多地武器来消耗大量的白银，扩大内需，这就是我所面临的怪圈了，军队不打仗却消耗如此巨大，大量的资本聚集在朝鲜却找不到更好的投资环境和更多的消费者，如此下去朝鲜的经济将受到致命的打击，邓希贤虽然是理财的好手再加上李复觉擅长内政，两人配合默契才能保持这种势头不继续恶化，但是任由白银都流入朝鲜这将给朝鲜的经济带来更大的压力。光是支付巨额的钱庄利息就已经成为朝鲜的一个大的负担。
邓希贤的到来不但让我明白了朝鲜经济所面临的困境，也让我知道了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国际贸易体系的变化。1620年至1660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
中国尽管与欧洲相距遥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到1629年便降为6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这些都是我所知道的，所以才在这个时候派邓希晨攻占东南亚的各个群岛希望以此打开缺口，人为的增长这种贸易，一开始我的这种策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随着福建沿海的彻底肃清，这种贸易有了重新抬头的趋势，自1630年白银又开始大量流入中国。西属新大陆的白银又从海上源源运至马尼拉，大量日本白银被澳门人带到了广州，而更多的白银则从印度的果阿经马六甲海峡流入澳门。
但随后不久，菲力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日本也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并且约束商人在日本贸易，一场瘟疫将日本搞得经济衰败，这也使日本人对生丝，茶叶等这些奢侈消费品的需求大量减少，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这使得物价已经上扬的朝鲜感到了紧迫的压力。而此刻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之时，白银外逃至朝鲜也使得南方的经济面临危机，眼见着一场经济危机即将席卷而来。
南方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本地资本外逃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那些主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衰落与此同时，天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
罕见的自然灾害此时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瘟疫，导致人口大量死亡。再加上兵祸，人口总数正在大幅度下降。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尽管我不愿意面对，但是还不得不承认我所改变的历史只是一小部分，最后终究没有办法和整个世界历史的大趋势相抗衡，中国已经不可避免的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当中。
“元度，在这样下去，朝鲜撑不下去了，移民的速度必须放慢，否则财力将无法支撑，还有那些在钱庄的钱也必须想办法处理，在这样下去我们没有办法支付高额的利息了。”邓希贤一扫从前常挂在脸上的笑容，严肃的对我说道。
我有什么办法，这种经济危机是全世界普遍的，我能扭转世界历史前进的车轮么，不可能，就是中国我现在也不过是割据一方的军阀，改变不了整个大气候。
投资！必须让商人投资，让他们向朝鲜借债，缓解朝鲜的压力，扩大市场。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我虽然是兽医，但是毕竟也学过一些粗浅的政治金融知识，这点道理还是懂的，可是新的投资突破口在哪里呢，如何让商人们将钱庄里的钱提出来呢，这可就不是我这个兽医能轻易想得出来的了。
战争，转嫁金融危机最好的办法是战争，尽管我不愿意往这上面想，可是事情已经将我逼到了这个地步上，一切看来似乎由不得我了。
随着各路重要官员的抵达，一次史无前例的大会在登州举行，在上我宣布了我就不愿意宣布的命令，从今年开始在保证百姓的财产不被侵吞和侵害的前提下朝鲜和辽东进入军事化管制阶段，所有工商业必须开始为战争服务，所有物资由朝鲜政府统一调配，对市场上的主要生产和生活物资进行固定价格体系，不允许其随市场波动而出现浮动，对于那些囤积居奇的人将会给以严厉的打击。至于银庄里的白银商人不能任意挤提，朝鲜政府将通过官方和民间合作的模式消化这些白银，在新的占领区建立一套完整的工商体系，用于恢复该地的生活秩序。
这些决定的作出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参加会议的只有李复觉和邓希贤两个人和经济贸易相关，对于目前的经济危机他们比其他人更清晰，这或许是解决问题的最直接快速的办法，他不一定很好，但是会很有效。至于其他人大多都是军人，一听有仗打纷纷要求参战，于是初步定义了以陆军为主，海军为辅的作战原则，整个战争的序幕选择在距离山东最近的海州。
海州就是现在的连云港，位于江苏北部与山东交界处，东滨黄海的海州湾，相南和相西南临江苏淮安，向西临近徐州，向北临山东日照，向西北临临沂。其战略位置自然不用多说，之所以选则这里就是有利于我军第一次演练水陆配合作战，舰队将在这里让五千人的一个作战单位登陆，而另一万人的甲种作战兵团会从陆路沿临沂、临沐、沙河方向进攻。两只部队三月初三开始集结，三月初五正式出发，预计三月初八开始发起总攻，如果进展顺利，将在海州建立补给基地，向西配合另外一支甲种兵团进攻徐州，从而切断从陆路通往京城的通道，彻底截断曹银的运输。
没有办法为了缓解经济危机我只能向最富裕的长江流域插手，至于北方，目下的情况除了大量向山东投资以外，我不准备有其他的动作，毕竟这里的经济基础实在是太薄弱了。捞就捞大头。
很多人认为明末的经济衰退，是由于制度的破坏导致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
按明朝旧制，田赋由里甲乡官征收，军饷由自给自足的世袭军户承担，丁役则通过征发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袭匠户提供。这种制度的运转，依赖于中央政府维持有效的户口登记和赋役分派程序的能力。
然而，经济的货币化，都城迁至远离长江三角洲主要产粮区的北京，以及中央官僚机构缺乏合理程序以维持理想的、自治的社会组织单位，全都促使这一制度日趋瓦解。例如，官僚和贵族靠朝廷俸禄为生。明初建都南京时，俸禄按稻米若干斗计算；都城北迁后，原来的实物俸禄改以货币支付。起初是纸币，后来是布帛，最后是白银。兑换比率以当时谷价为准。此后两个世纪，谷价不断上涨，而以银两计算的俸禄则保持着相对的稳定。那点儿俸禄当然少得可怜，所以，各级官吏不得不通这就导致了官员不得不通过贪污受贿等非法途径获取额外收入，以维持生活。
更可笑的是崇祯刚一继位的时候，还作了一项测试旨在检查一下军队供给系统的可靠性。
崇祯遣人暗中查核拨给兵部的4万两军饷究竟有多少发到了驻守辽东的士兵手中。结果他得到的报告是：全部军饷均未
到达目的地，都在下发过程中无影无踪了。由此可见明朝的吏治已经到了何种程度，更可怕的是就在这时北京皇宫中还豢养了3000名宫女和近两万名宦官。这些宦官要照料后妃的生活，但这只是其全部职责中的一小部分。作为皇帝的私人奴仆，他们支配着由12监组成的庞大机构，控制朝廷的税收与国库，管理由国家垄断经营的盐业和铜业，征收皇庄土地的田租。
尽管崇祯以铲除魏忠贤阉党而曾经备受官员们的尊崇，但是随后由于他的狭隘和多疑，使得手下的官员和自己离心离德，这让崇祯不得不重新依靠宫廷里那些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严重残缺不全的宦官，并以他们为左膀右臂，致使宦官数量遽增，逐渐超出了朝廷的供养能力。
可以说这些宦官在宫内贪污受贿的机会无穷无尽，所以尽管崇祯皇帝多次试图通过加税来增加朝廷的收入维持的计划都纷纷落空，但百姓的压力却越来越大，大量饥民涌进城市，以乞讨或偷盗为生，中原农村一片荒凉。
此时流传的一首民谣就这样生动地唱道：
老天爷，
你年纪大，
耳又聋来眼又花。
你看不见人，也听不见话。
吃斋念佛的活活饿死，
杀人放火的享受荣华。
老天爷，
你不会做天，
你塌了吧！。
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大军出征前我再三告诫，绝对不允许一人扰民，更不许欺凌百姓，所过之处要迅速收容难民，就地安置，调查当地的富户和官绅，对于那些口碑不好，政绩不佳的人都要严肃处理，抄没家产，分发给百姓，更从朝鲜调拨来一批粮食和种子，组织农民趁着春耕恢复生产，以期在秋天能有所获。
由于军队的士兵都有丰厚的军饷，并且纪律严明，所以士兵们没有将主意打在这些贫苦的农民身上，事实上在出征前所作的一系列政治教育工作让这些士兵对贫苦的农民充满了同情。大军所过之处秋毫无伤，如同一股洪流迅速席卷江苏北部和山东接壤的地方。
事实上这些地方早就受到山东的影响，饥民们除了大量涌入山东境内寻求移民外，最急切盼望的就是山东的这位孙青天能拯救万民于水火。“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三月十一，几乎没费吹灰之力登陆部队率先占领海州，整个海州城的守卫部队不足一千人，在大军登陆后早就被瓦解了作战意志，海州县令率众投诚。而从山东出发的陆军一路上虽然没有遇到任何像样的阻击但是进程倒是很慢，这些军队被绊在救济灾民的繁重的事务上。
“笨蛋！我派他们是让他们打仗的，不是让他们救济灾民，兵贵神速，如此拖拖拉拉的还如何攻克徐州。”要知道徐州的战略位置至关重要，一旦让明朝有了准备，那么攻打起来可就要费时费力了。
“可是元度，是你命令他们收容难民的，也是你命令他们组织生产的。”袁崇焕在一旁喝着茶，不紧不慢的说道。
“有么，我有这样的命令么！”袁崇焕不说我还行不起来呢，好像真有这么回事，当着那么多的部将下属，这家伙弄得我有些下不来台，于是狡辩道：
“我那是下给随后跟进的乙种兵团的，这种事还用甲种兵团么，他们的任务就是作战，不断的作战，瓦解一切敢于顽抗的敌人。”
众人不禁莞尔，我都这样说了，别人还好说什么呢。
第十一章 香烟魅力
海州被攻陷以及徐州被围的消息崇祯是在将近半个月后才知道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传递缓慢，另一方面也由于明朝的公用事业几乎彻底崩溃了。
1629年，明朝为缩减开支，将驿递系统砍去了30％，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各官府不得不自己出钱雇人传递文书。由于驿站大量空缺，王朝的“血脉”严重阻塞，1630年以后，地方官府甚至不能肯定他们的奏章最后能否送达京师。
打仗打的就是速度和时间，在这两个方面崇祯都慢了不止一步，在他宣布招募兵将增援徐州的时候，徐州已经岌岌可危了。炮轰整整维持了两天，终于在第三天年久失修的东城墙不出意外的坍塌了，随着缺口的扩大，一队骑兵率先发起冲锋，伴随着激烈而嘹亮的号叫声，在春日阳光的照耀下，无数匹战马载着身穿铠甲的骑士，反射着森冷的寒光以优美的逾越跨过满地的碎石青砖如同旋风一样冲进城内。
就是这在半空中留下的矫健的身影，给徐州的守兵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多年以后曾经留守徐州的老兵还不断的回忆说：
“朝鲜联军，几乎是不可战胜的，我们的战马在他们面前就像驴子一样，更何况那时整个徐州加在一起也没有一千匹，你们不知道上万匹战马一起攻击时是多么可怕，排山倒海一样，当时我根本无法形容那是怎样一种情景，直到后来我看到钱塘江的大潮，想来也就不过如此吧！”
事实上从东城坍塌的那一刻起，明军就已经彻底崩溃了，两天的连续炮击，几乎已经摧垮了守军的心理防线，伴随着城墙的坍塌这种防线彻底不存在了。
崇祯在得到海州、徐州丢失的消息后，颓然的坐在他的龙椅上，如果说从前还有人窥伺这个位置，那么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人敢于在这时想入非非了，一切都变得那么惨淡，夺回徐州也不过是他想想罢了，他最担心的是要勒紧裤腰带准备挨饿了。
淮北平原上，无数的战马在奔腾驰骋，他们越过丘陵，跨过小溪，不停的向前奔驰，鲜明的盔甲和旗号显示他们绝对不属于明军，更不可能是义军。没有多久各地的百姓都知道了这些部队属于一个毁誉参半的人——我，李开阳，那个靠卖春药发家的在朝鲜作威作福的家伙。
时间进入30年代以后，全国各地由私人经营的公用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包括消防、公共工程、水利、慈善、赈济等，甚至还包括公共法律与社会秩序的维护。这些都是缘于明朝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已经衰弱到极限，一些谨慎的地方官甚至开始出钱雇人组建私人武装，许多乡绅也纷纷训练他们自己的“乡兵”，用以自保。因为门外的敌人可能是造反的农民，也可能是朝廷的兵将。
占领徐州之后，很多问题接二连三的出现以至于进攻的步伐暂时停止了，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这些地方武装，他们不同于明军，军纪涣散，装备残缺，南方的乡绅在出钱保户自己私产方面从不吝啬，这也直接导致我的被占领区并不稳定，政策的推行受到了阻碍。如果继续扩大占领区这种问题会更加凸现，早晚会出现乱子，在没有彻底解除这些地方武装之前，甲种兵团将不会离开淮北的。淮北是个很特殊的地方，属于中原文化和北方语系地带，不同于淮南，“吴韵汉风”之说，所谓汉风指得正是淮北，这一地区的民情也十分复杂，各种势力盘根交错，所以说稍不小心都会对我下一步的行动带来不利的影响。
而上述百姓所见到的正是被派往各处宣传政策的小分队，恩威并施，这个主意是袁崇焕想出来的，对待那些地主恶霸绝对不能手软，凭借强大的军力彻底将他们瓦解。而那些开明的士绅则要团结，依靠他们的威信巩固我们在淮北的政权。
这些天来我也接见了不少来自各地的乡绅富户，这些人最主要的意图就是要求我保户他们的财产，并且要求保留自己的私人武装。
“不行，绝对不行，为了保证真正的太平，你们的那些乡兵不能继续下去，我们完全有实力来保护你们，这点我想你们不用担心。至于你们的财产，凡是正当渠道所来的，我不会碰一丝一毫，但是若是巧取豪夺，欺压良善，我也绝对不会手软。新沂的张家怎么样，还不是一夜之间被我铲平，所以我奉劝各位不要在这上面和我做文章，乖乖的回去清算资产丈量土地。凡是超出我规定限制的土地，朝鲜将会通过赎买的渠道从你们手中购买，价格也会很公道，但是若是有人瞒报土地，或者是虚报，一旦被发现我会毫不留情的抄没家产，这点没有商量。”
大厅里坐了很多各地乡绅的代表，据说他们是为民请愿的，我看还不如说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私产。我真是不明白明明是有更好赚钱的机会，他们非要守着那些土地有什么用，在这点上我不会妥协，也不会让步，中国最严峻的问题就是农民的土地问题，我所采取的手段已经是很温和了，通过赎买政策来缓解这一矛盾。
大量的流民需要安置，没有土地这些人将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中国历朝历代政治清明，民生安定的时期都是土地问题矛盾不大的前提下产生的。为了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我决定采取土地由国家所有这一政策，但是为了照顾那些地主的情绪，不使矛盾过分激化，赎买政策是必要的，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变通了一下，根据地主富户的人口成员划定每户最多能够拥有的土地量，其余的必须在一个月内彻底交付给联合政府。
说朝鲜政府已经不恰当了，这也是我进入江苏后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名不正则言不顺，老是叫朝鲜政府显然是不恰当的，这让人有被异族侵略的感觉。所以暂时正名为东北自治联合政府，简称联合政府这个新名词，人们对这个名字还很陌生，包括从朝鲜来的那些将领，但是在我的坚持下还是接受了。
新的土地政策其实在山东已经施行了很久，并且比较顺利，这大多是因为当年山东连遭各种自然灾害，土地荒芜的现象很严重，正是趁着这个有利因素我才动员孙元化以山东政府救灾的名义收买了大量地主手中的土地，并且从新划分给农民。农民只要向山东政府每年交纳一定的土地税就不用再承担任何赋税，尤其是头两年是减免的，这都极大的促进了山东的发展，将本地的农民留在自家的土地上。这时从山东移民辽东的难民多是河南以及河北的灾民，也有山西陕西的农民。他们一部分被就地安置在山东，另一部分则搭乘帆船出海到达辽东，正是有了这些经验，我才敢在淮北推行这些政策，看看这些年山东的发展就知道，控制土地兼并，缓解阶级矛盾是很重要的。
所以不论有什么阻力，我都坚持在淮北率先开始土地改革。当然，淮北和山东的情况还不一样，淮北几乎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所以地主阶级异常顽固，赎买政策也进行的不是很顺利，至此才有我和这些乡绅们的对话。
我话音一落，底下的这些人便开始议论纷纷，对于我的这种强硬态度，他们事先没有预料到，毕竟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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