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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称职的兽医-第1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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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盘算着怎样让这些黑心的米商倾家荡产。
“捕鱼？对呀，我怎么把这事忘了。”李岩拍着脑袋自责道。
其实不光是李岩忘了，就是我也忘了，我们有强大的海军优势可以在长江上纵横驰骋，但是却忘了船最基本的功能是用来捕鱼的，我也是在巡视江面时偶尔看到渔船才触发灵感的。
于是整个南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捕鱼运动，不管是儿童还是妇女都开始织网捕鱼，与此同时我下达稳定物价令，规定凡是南京城内的商人必须按照占领前的物价水平进行交易，凡违背者一律抄没家产。
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黑心的商人竟然想出限量供应的损招来应付我，每天平价米只卖出几斗，随后就宣布歇业。好啊，你不是跟我对着干么，看我怎么收拾你们，他们这这样做显然是看准了我曾宣布的保护商人法案，逼我不能自圆其说。因为法案中提出不得以任何形式无故侵占个人财产，保证商人的合法利益和地位，我自然是不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了。随着最难挨的7天过去，从朝鲜来的第一批大米终于运抵南京，但是这些粮食我只留了不到五分之一，其他的都通过民间形式以高于东北价格数倍卖给了南方米商，你们不是要囤积么，那么就囤积好了。当然这些米绝对不能让米商察觉是北方政府卖给他们的，所有的交易都是通过黑市买卖，一时间只要朝鲜的粮食一抵岸，就被抢购一空。
众人对我这种举动十分不解，只有随船来的邓希贤微笑不语。
“邓大人，先生此举是为何啊，这不是白白的便宜了那些商人么？”有人不解的问道。
“佛曰：不可说，不可说！”邓希贤笑呵呵的答道，一方面开始清查南方的土地一方面继续鼓动北方商人向南方运粮，并且向他们保证最后一定让他们赚的盆满钵满。
“你们就放心吧，先生何时做过亏本的买卖，跟着先生永远有赚不完的钱，现在国库存银不多所以要依赖各位从北方收购粮食，各位就再辛苦一些，先生一定会有丰厚的回报的。”邓希贤对北方的商人说道。
“是的，是的，莫说挣钱，就是不挣钱我们也一样会支持先生的，没有先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众人纷纷表态。
事实上刨除运费，将粮食运抵南方赚头还是很大的，如此的情形一直维持了近一个月，直到南方的商人将手中的金银全部换成粮食，正在大做发财的美梦时，大股的北方运粮船才抵达南京，这一次运抵南京的不光是谷米，还有玉米和白薯等高产作物，这些作物的价格远比谷米便宜，但是南方的商人已经没有再消化的能力了。此时已经有商人意识到形势不对，从北方来的粮食似乎运之不竭，他们完全低估了北方的生产能力，毕竟他们对北方的粮食产量并不了解，真正知道这个数目的大概只有邓希贤。
当北方粮食开始大规模在南京出现时已经进入初冬，捕鱼受到季节影响产量开始下降，可是北方大量的粮食也开始在这时上市了，所有的粮食远远低于市价，以不可思议的低廉价格一举在南京掀起了购卖狂潮。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粮食管够，每天每人限量发售，任何人不得多领冒领，否则一律从严处理。”负责分发粮食的士兵一边分发粮食一边大声宣传道，此时的南京已经开设了二十余处赈济点，所有接受赈济的难民都被登记造册，按天按量分发粮食，当然这些粮食都是粗粮仅够糊口，家境稍好的市民几乎都涌入由政府所开设的平价粮店，这里的粮食品种多而且价格适中。
“陈老板，这个李开阳如此大规模的赈灾这不是砸我们的饭碗么，我们的粮食现在可是一粒也卖不出去了，再这样下去我恐怕熬不住了。”
“张老板，你别着急，我就不信他李开阳的粮食是大风刮来的，能贱到这个地步，他这是在打压我们，逼我们降价，我们要是现在降了正好随了他的心愿，所以我们一定要挺住，等他李开阳的粮食都吃光了，就该求我们了，哈哈哈！”
“但愿是这样吧，不过我也挺不了多久了，当初好多卖粮食的钱都是借来的，钱庄正催我还钱呢！”
其实很多商人都是这样，由于朝鲜粮食便宜他们都起了囤积居奇的心思，一起瓜分到岸的粮食，造成市场粮食短缺，但是毕竟财力有限，到后来为了维持这种垄断局面不得不借贷。
邓希贤在这方面绝对是行家，他将朝鲜粮食到岸的数量控制的刚刚好，除自留一部分外都以朝鲜本地粮食价格的三到五倍卖出，同时暗地操控地下钱庄借钱给这些想趁机取利的商人。
结果时间还没有到一个月，北方粮食大规模抵岸造成粮食价格大幅下跌，随着这个时间的不断延长，南京的粮价已经基本和北方持平，这可苦了那些投机商。粮食并没有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用竭，结果却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便宜，很多人都后悔应该一早把粮食放掉，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逼债的开始纷纷上门。
应该说整个江南的钱庄都受邓家的影响和控制，在朝鲜的白银储备远远超出政府所能承担的范围后，我开始鼓励民间创建融资机构，就是将民间的散钱集中起来利用北方的白银优势在南方进行大规模的商业行为，钱庄就是获利最丰的行业之一。这也是一度导致南明政权的银根紧张，军费不足的原因之一，在经济上不断打压南明政权。
随着还债日期的日益临近，粮商们不得不变卖手中的粮食，可是他们却遇到了我的价格攻势，粮食往往是一日三价，早上粮商们为了招揽顾客将粮食价格规定在政府价之下，到了中午政府价格也跟着下跌，总是保持低价优势，这样一天下来粮商手里几乎一粒米都没卖出去。
“陈老板当初就是因为听你的话我才没有将粮食放出去，现在倒好了，想放都放不出去了，这可如何是好，再有三天催债的就上门了，我现在就是倾家荡产也还不清这些钱啊！”
“张老板，我又何尝不是，李开阳这不是把我们往绝路里逼么！”整个南京的粮商大多都是负债经营，随着粮价的下跌这些人的财产不断缩水。
“来，我们庆祝一下这次粮食战役的全面获胜！”说着我举起酒杯，在场的都是北方最大的粮食批发商人，他们在这次粮食战役里占据头功。
“众位，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次粮食战役的意义绝不亚于攻陷南京，第一我们在百姓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从而获得了群众的支持；第二我们严厉的打击了那些借机发国难财投机倒把的奸商；至于第三，我提前预祝各位这次所获得的丰收。”说着我一饮而尽。
底下的商人们都纷纷谦虚道：“先生过谦了，还不是靠先生我们才有这样的机会，这些粮食在北方就是再卖五年也挣不到如此多的钱，托先生的福，托先生的福，我们早就知道跟着先生不会有亏吃的。”
确实，我已经在北方商人的心目中树立了崇高的威信，这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正因为历次投资和发行债卷我都没有让他们吃过任何的亏，他们这一次才如此的信任我，以最大的限度像南方运粮。
对于我的支持者我永远是给以高额回报的，就好像这次一样，北方的批发商将粮食以高于北方数倍的价格卖给南方的粮商，以平价卖给政府，最后再联合钱庄一起打压南方米商将价格压到成本价，相信过不了多久南方的米商就撑不住了，倒时再以低廉的价格回收这些粮食，这一导手他们获得的利润已经十分惊人了。
“以后再有这样的事还请先生想着我们，我们一定尽心竭力为先生办好。”北方粮食商会的会长张济向我说道。
“没问题，我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你们，帮助你们在南方建立稳固的市场，估计等江浙稳定之后南方的粮食价格还会有所下降，到时就可以从南方收购粮食再贩运到北方了。”我信心十足的说道。
“可是先生，如此一来，北方的粮农岂不受损？”张济问道，其他人也都围拢过来，这是他们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长期以来他们已经和北方的粮农建立了稳固的关系，冲击北方粮食市场的事他们是不愿意做的。
“不要紧，今后政府将会调解南北粮食作物的品种，北方将会以粗饲粮食生产为主，发展畜牧业，将粮食变为肉，而南方以稻米为主，兼作烟草……”
一说起农业来我可头头是道，相信当世没有人比我再懂农业了，尤其是畜牧业，我早就规划了宏伟的蓝图，让南北进行有益的互补。
“先生所说的烟草业？”一听到我说烟草业，众人眼睛都红了，现在北方烟草行业方兴未艾，已经崭露头角，机敏的北方商人都看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今后烟草业的限制将会逐渐放宽，尤其是种植和采购，政府会尽量减少干预，相信到时大家都会有所回报的，这是我王重阳给你们的承诺，只要你们一如既往地支持我，那么利润会源源不断地进入你们的口袋。”一说到钱大家都眉开眼笑，大概世上没有不爱钱的，在这一点上我充分的把握了商人们的思想，总是牵着他们走，不断地给他们指明发财的路子，自然受到商人的爱戴。
应该说这些商人很多都是南方人，但是他们现在都以北方人自居，他们是最早的一批到朝鲜淘金的人，如今一个个已经腰缠万贯，加之对南方市场的了解才会配合我打了这样一场漂亮的粮食战。
一转眼，严冬将至，南方米商的寒冬也到来了，各大米商因负债纷纷破产，粮食市场也终于稳定下来，江浙一带的土地丈量也接近尾声，结果却是触目惊心。仅太湖流域，就有十分之九的农民失去土地，明朝以与后金作战、镇压农民起义为借口，先后加派“辽饷”、“剿饷”和“练饷”，三饷加派的总额超过明朝正赋的一倍以上。农民很多都是倾家荡产，也交不完这些“皇粮国税”，在这种情况下，使更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或沦为佃户、奴仆，或成为流民、饥民，导致天下大乱。
还是那句话，土地的问题不解决天下就没有办法从大乱走向大治，而土地问题也是一直困扰中国近千年的问题，不采取灵活有效的政策就很难稳定局势，更难建立庞大的商业资本市场，为此我不得不研究历朝历代的立法和后世作比较，找到一个最佳的途径来解决问题。
可以说明王朝兴于开国之初的地权均平，但又灭于积重难返的地权困境，明代地权困境的实质是整个专制主义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困境，回避这一要害问题，无论是土地的定期性调配还是财政赋税层面的改革都不过扬汤止沸而已，专制主义不除，地权困境就永远是一柄按在中华民族咽喉上的利剑。
第二十章 土地革命（上）
取财于地，取法于天。
——《礼记&；#8226；郊特牲》
春节前，由于粮食补给不畅，以及洪承筹、马士英、左良玉之流的同流合污，抵死顽抗，我军在各条战线暂时停止了攻击，以做修整。因此，我的敌人们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但这对于他们来说只是苟延残喘，现在统一整个中国只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然而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更难的是进行一场彻彻底底的改革，所以我需要集思广益，来一起商讨今后的政策和方针，因此我特意请来了我的智囊们。
“先贤有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在最终确定土地政策之前，我招集各位来就是为了能找到一个真正适用的办法解决土地问题，使其不再成为国家动乱的源头。”我开诚布公的说道，参加会议的都是各方大员，在会议前我让他们都拟订自己的议案，最后大家一起讨论，充分发挥集体智慧。
“先生说的是，纵观明朝的土地政策可用官田和民田来概括。初，官田皆宋、元时入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壖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其余谓民田。”李岩侃侃而谈，显然他做了充分的准备，事实上是这次赈灾让他触动很深，所以在我的授意下开始从法律的层面上研究土地政策。
正像李岩所说明朝所谓的官田和民田不完全等同于公有土地和私有土地。官田，从产生依据看，包括皇帝的个别赐予、依法令设立。这一点倒是表明了古代中国“官”与“公”之间的一种无法区分的暧昧关系。民田，指官田以外的可买卖的土地，经过元末战争，大批土地荒芜，战乱又导致大量流民，明王朝为恢复社会经济秩序，保证国家财政收入，采取了鼓励垦荒，扶植自耕农的政策，因而地权趋于分散，自耕农所有占相当大比例，这部分土地属于民田。
而明代土地的权属格局是在官府主导下构建起来的。朝廷有权宣布任何一片土地为官田，明初为财政目的抄没江南民田即为一例，发展屯田和鼓励垦荒扶植自耕农的政策也反映了官府对土地的直接分配，所以，官府行为是土地资源配置的重要渠道之一。其次是民事流转，明代法律明确规定，官田“不许私自典卖”，民田得以典卖、继承、赠予等方式流转，明中叶以后，土地流转频繁，有“田宅无分界，人人得以自买自卖”之说，民间典卖土地，自行立契，按则纳税。但是，土地的民事流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民间惯例的限制，主要是在典卖田宅时，本族、本宗、本姓的人享有优先购买权，民田的卖方不得自由选择买方，而买方如不具有与卖方同族、同宗或同姓的身份，则无权购买。这便是明朝的土地政策了。
因该说朱元璋擘画下的明朝带着不少乌托邦的色彩，他要把一个地跨数百万英亩土地的国家整肃成一个严密而又均匀的体制。在我看来，维持广泛的小自耕农经济，辅以黄册里甲制度的严密管制，通过征派赋役养活国家机器，可能就是朱氏乌托邦的实质内容。但是，这个乌托邦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积重难返的地权困境。一方面，开国之初广泛的小自耕农经济在中叶以后便被不可遏止的地权集中浪潮所吞噬，土地集中导致了越来越多的流民，产生大量佃农，地主凭借土地垄断对佃农进行过度盘剥。另一方面，明初按地权分散状态设计的赋役制度日益失效，官府不断膨胀的财政需求和无法遏制的非法征敛成为民间社会的不堪承受的重负，晚明的财税改革已经无力医治这一深入制度骨髓的恶疾，国家机器的败坏已无法挽回。农民的赤贫和财税制度以及国力的衰微是互为因果的，于是，我们便看到中国传统社会自我矫正机制的自然启动——农民暴动和外族入侵导致朝代更迭。然而，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并没有带来任何政治和法律制度上的实质进步，每一次大动荡都回到原来的起点，历史呈现出原地踏步式的恶性循环，没有哪个专制王朝能够走出地权的困境。
“显然这种制度是存在弊端的，尤其是官府行为，它无法保证个人的私有财产，即土地的合理分配，直接导致了皇室成员、勋威、贵族借助政治特权大肆侵夺官田和民田，皇庄和贵族地产迅猛扩张；官僚地主利用职权强占民田；军官、豪强、内监瓜分屯田，化公为私，甚至役使屯丁。当然所谓的私田制度也存在很多弊端，贵族、官僚地主以接受“投靠”的方式兼并土地；地主利用高利贷兼并自耕农土地；人民为躲避苛重的赋役不得不贱售土地。而上述凭借政治特权进行的掠夺，动辄几百顷，几千顷，其规模和速度都远远超过一般地主以购买方式进行的土地兼并，所以这种制度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李岩继续说道，作为开场白，他说的十分精彩，显然是在这上面是没少下功夫。
“元度，要解决目前的民生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解决土地兼并问题，而土地兼并的根源就是土地私有和土地可以买卖，因而我认为反兼并的根本对策应是土地国有化，即由政府直接分配土地，土地禁止买卖。”徐光启轻易是不离开朝鲜的，但是这事关整个中国今后的民生，他还是拖着老弱的身躯乘船来到了南京，这里有他太多没有实现的理想，而今天由于我奇迹般的崛起，而使得这一切都成为可能，他能不重视么，所以在决定今后的土地政策上，他最先发表自己的意见。
“老师说的是，土地兼并和地权集中的最主要原因是：特权阶层凭借法外特权进行掠夺；以及，身份性赋役制度和沉重且无法预见的赋役负担导致自耕农破产，以致他们被迫携产投靠或贱售土地。因此，地权集中的根源并不是土地私有以及土地可以买卖，正相反，不公正的地权集中恰恰是因为自耕农对土地“私有”得不够。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赋役上的不公正待遇使官绅阶层对自耕农的剥夺合法化；二是官府有权任意征用农民的劳动时间和私有财产；三是农民无力对抗来自官府和特权阶层的侵害。正是这三个因素导致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残缺而且脆弱，起初保有土地的农民很容易横遭掠夺而不得司法救济，也很容易破产卖地继而陷入赤贫。因此，自耕农失去土地和土地资源不公正集中的真正根源是自耕农的私有财产不受法律同等保护。”我总结道，众人纷纷点头称是，这里面或许没有人比我看得更透彻，毕竟我可是总结了中国数千年的土地政策，和后世的经典学说才有这番论断的。
“元度真是一针见血，看来我是老了，看问题远没有元度你透彻啊！”徐光启感叹道。
“老师说的哪里话，学生这也不是受老师的启发么，我说的这些都是现象，真正解决问题，找出好的办法还得依靠大家群策群力，应该说只有保证土地的合理、公正使用，天下才能纷争止息，否则再有大灾大疫很难控制局面。”我这倒不是谦虚，因为我知道，在未来的十多年来中国的气象条件还会不断恶化，这既不利于农作物的生产，也不利于政局的稳定。
“我建议应该将天下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统一分配真正的让耕者有其田，至于那些地主可以给他们保留一部分土地，要么他们自己租种，要么变卖，鼓励他们从商，我个人认为经商远远要比耕种有前途，只不过从前明朝他抑制商业了，现在有先生的政策加上鼓励，天下大定之期指日可待。”说话的是孙元化，不能说他说的没有道理，只是或许是从内心中还是保护了地主的利益，毕竟他就是地主家庭出身。
“先生，我能否说说我的看法。”一旁的孙福亮突然说道，他从前可是只知道尽职尽责的保护我，从来不关心这些事的。
“说，说，说，今天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畅所欲言，谈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供大家参考。”我鼓励道，孙福两清了清嗓子，一开始还有些紧张，但随后顺利了起来。
“我是个粗人，我不懂什么，但是在每根先生之前，我是在乡下种田的，百姓实在是太苦了，自成祖之后，无地的农民越来越多，他们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每年收成以后，不得不拿出收成的五成甚至还有达到成和八成以上的交给地主，除了剩些粗粮糊口外，再没有什么了，这还是年头好，要是赶上念头差那根本就没有活路了，你们说农民能不造反么，还保留地主什么权力啊，我说天下的地主都该杀，这些人简直就是吃人不吐骨头。”一提起这些来孙福亮就激动。
“地主都该杀，这样说有些太武断了，我看农民无地，而地主有地，这样很容易形成雇佣关系，就好像商人和雇工一样，问题是这个尺度太难把握了，过分的强调土地归国有，这只会激化政府和地主的矛盾，与我们目下的形势十分不利，当前的政策应该是尽可能的维持稳定，等天下大定的时候再仔细研究到底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孙元化是个固执的人，尽管他接受了不少新思想，但这些东西毕竟没有形成体系，孙元化对于自己在山东的业绩很是自诩，所以经常拿出来作为典例，毕竟他曾经主理山东，在土地政策上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并且稳定了山东的形势。
“要我看还是应该从税制上进行改革，自张居正去世后，一条鞭法逐渐名存实亡，以一条鞭法为大成的整个国家税制改革完全失败了。太祖皇帝朱元璋曾说过，“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赋役是百姓应当尽的，此乃王法也，但问题是王法禁不住王公勋戚对农民土地的掠夺，也管不住各级官府在“一条鞭”外大量加征派款，这才是挑动天下大乱的原因，遇有大灾和兵祸，国家制定的税制得不到彻底的贯彻和执行，国库没钱赈灾，百姓税负加重，忍无可忍才造反。以我在山东的经验来开，只要税收合理，稳定一方是不成问题，推而广之，则天下太平。”邓希贤总是关心这方面的事。
“我觉得孙福亮说的有道理，如今的地主简直就是在吃人，他们甚至能以毁约换佃为借口强行提高地租，农民辛苦一年到头来一无所有，既然我们总是说要为天下百姓着想，那么就不应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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